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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anis Varoufak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Athens
November 12, 2016 4.44 am AEDT, The Conversation
唐纳德•特朗普的获选象征着一个卓越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我们见证了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不同寻常的经历，它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造就了而非阻碍了它的崛起。这个卓越的时代也见证了来自中国和东欧的20亿工人突然涌入了资本主义的国际供应链。这种组合给全球资本主义带来了历史性的推动，同时抑制了西方劳动力在收入和经济前景中的获益份额。
特朗普的成功归结于这个时代活力机制的失败。他的获选代表着世界各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一场失败，但它也给进步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教训与希望。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8年，美国的经济使全球资本主义处于一种虽不稳定却保持着微妙平衡的状态。它的经济吸引了全球一些净出口经济体，例如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参与其中，并为这些世界上最高效的工厂们提供了必要的需求。然而，它是如何支付这般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依靠的是通过外国企业将其所获利润的70%重新注回华尔街，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
为了保持这种回收机制的不断运行，华尔街不得不摆脱其所面临的所有限制;包括在不断解体中的旨在规范金融市场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剩余规范。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官员如此热衷于放松金融管制：华尔街提供了一个渠道，这个渠道让来自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不断地流入美国，从而量平衡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其反过来又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总体需求，稳定了的全球化进程。如此这般，此过程不断循环进行。
出现了什么样的后果？
可悲的是，但也是非常可预测的，华尔街不断的在流入的资本之上构建着高深莫測的私人货币金字塔（也称为结构化衍生品）。2008年所发生的情况正如那些试图建造一个无限高沙塔的小孩们所熟知的后果：华尔街的金字塔被它自己的重量而压垮。
这是我们这一代的1929时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Ben Bernanke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教训，为了防止大萧条历史的重演， 他带领中央银行以易于获得的公共信贷资金弥补了市场消失的私人资金，匆忙救市。 他们的行动确实避免了第二次经济大萧条的发生（除了较为脆弱的环节，如希腊和葡萄牙），却没有能力解决这场危机。救市之后，银行重振，美国贸易赤字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 但是，美国经济平衡世界资本主义的能力却已殆尽。
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以超低或负利率为标志的西方世界通货大紧缩，到处出现了价格下跌和劳动力贬值的现象。 以全球收入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那个时期的全球的总储蓄量高达世界纪录水平，而全球总投资却处于其最低水平。
当这么多的闲置储蓄在增加，货币的价格（如利率），事实上所相关的一切，都呈现着下滑趋势。 这就抑制了投资，世界最终进入一种低投资，低需求，低回报平衡状态。 就如同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环境导致了仇外心理，种族歧视的民粹主义以及产生了撕毁那些曾经是国际当权机构所达成的为之骄傲和喜悦的成果的离心势力。看看欧盟或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如今的境地。
糟糕的交易
在2008年之前，美国，英国和欧洲周边地区的工人们被 “资本收益”的许诺与宽松的信贷所安抚。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房子，只会增值，以其来代替工资收入的增长。 与此同时，他们的消费可以通过二次按揭，信用卡和其他手段来满足。 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同意逐渐退出民主进程，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官僚”忠实而又毫无顾忌的为社会顶层1％的人的利益所服务。2008年后八年的如今，这些人愤怒，他们寻求着报复。
特朗普的胜利给这个时代在2008年所遭受的致命伤补全了最后一刀。但是，由英国脱欧(Brexit)所预兆的，特朗普总统任期正在开始的这个新时代，并不是我们全然陌生的时代。事实上，这个时代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后现代变体，充满了通货紧缩，仇外心理和分而治之的政治主张。特朗普的胜利不是孤立的。毫无疑问，这将加强由英国脱欧所开启的毒性政治，例如法国右翼政治家Nicolas Sarkozy和Marine Le Pen赤裸裸的偏见，德国右翼政党新选择党 （th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崛起，东欧的“非自由民主制”的出现，以及希腊极右翼政党的人民协会－金色黎明的兴起。
幸运的是，特朗普并不是希特勒，历史从不忠实地重复它自己。谢天谢地的是，现代的大财阀们并没有如同历史上的大财阀资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般资助特朗普和他的欧洲伙伴们。但特朗普和他的欧洲同行们代表了国际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国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正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由债务驱动而获得的庞氏骗局般经济增长的时代，其错误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化引起了银行危机，最终导致了通货紧缩之势力。这些情况滋生了种族歧视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就像20世纪30年代初一样，现在那些毫无所知的全球当权机构们把它们的枪头指向了进步主义者，例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2015年我们的第一届希腊左翼联盟 Syriza政府，但最终却被那些好战的种族歧视的民族主义者而获利。
全球的反应
全球当权机构们能够吸纳或击败这个国际民族主义的幽灵吗？鉴于这些当权机构们竭力的否认和持续性的协调失败，我们需要极大的信心认为它们能够。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我认为有：那就是国际进步主义。国际进步主义抵制国际孤立主义的主张，促进具有包容性的人道国际主义，以其来取代捍卫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当权机构们。
在欧洲，这种运动已经存在。欧洲民主运动组织（DiEM25）于去年2月在柏林成立，其试图实现前一代欧洲人在1930年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希望能接触跨国民主人士和政党阵线，要求他们团结起来开放边界和心灵，同时规划明智的经济政策，以允许西方重新拥抱共同繁荣的概念，抛弃过去的破坏性“增长”。
但这种运动仅在欧洲是显然不够。 DiEM25鼓励美国那些支持Bernie Sanders和加拿大那些支持Jill Stein的进步者们以及拉丁美洲的进步者们共同融入美洲民主运动。我们也在中东寻求进步者，特别是那些敢于流血牺牲与ISIS抗争，反对暴政，反对西方傀儡政权志于在中东运动建立民主的进步人士们。
特朗普的胜利伴随着希望。它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不仅仅是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但是，为了确保这种变革不重蹈人类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受之苦，我们需要发起运动并建立一个国际进步主义联盟，将热情和理智重新推回为人道主义的服务宗旨上。
Source: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rum ... -progressives-68523
Disclosure statement
Yanis Varoufakis served as Greece’s Finance Minister (January to July 2015) and is co-founder of DiE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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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评分BOC 在2016-11-16 09:54 +40分 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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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雪中行--尼泊尔徒步 (2013-2-28) autrant 
发表于 2016-11-16 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