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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 我的大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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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学青年
据我所知,和我同年代的人,只要稍有些艺术气息的都热爱过文学,写过诗歌。当初和我一起购书、观看凡•高画展的同学,96年我们再来到书店时,他只是远远地站到一边。他告诉我毕业后他把那些书统统捆扎在一起,塞进略显拥挤的单身宿舍的床脚下。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也不应该去读了。
十年前文学是高尚和崇敬的,高晓松说过,“那时写一首诗比现在唱一首好歌更受欢迎。”7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还没有被什么琼瑶、三毛、卡拉OK、中国原创音乐所毒害,他们大多参加过毛主席追悼大会,老师讲的也都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垂而不朽、腐而不烂,实现“四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没有太多青梅竹马的童年、风花雪月的少年,他们的青春期就这样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在一夜之间来得迟缓而又汹涌。
我最早的思想启蒙是从文学开始的。或许当时并没有文学这一说法,人们告诉我说这都是些有碍学业和前途的“课外书”。可正是这些课外书,在那个学业枯燥、思想抑制的年代里成为每个青年共同的精神食粮。我上大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模仿徐志摩的风月之作,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根本无法分清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我们的感伤仍然是乌托邦社会理想在个人情感世界地延伸,是意气风发的革命豪情与多愁善感的少年梦呓的畸形混合体。
上大学前,我的文学知识仅有一些五四的白话诗和改革之初的几首朦胧诗,是大学改变了这一切,很快我就开始大量阅读当时激进青年间私下流传甚广的西方作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册),《麦田里的守望者》,《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恶之花》,《罪与罚》、《喧嚣与骚动》、《局外人》、《伊豆的舞女》等;尼采,萨特,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里尔克,海明威,加缪,卡夫卡,乔伊斯,川端康成、福克纳、博尔赫斯成为新经典作家;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迷惘的一代这些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文学运动被奉为时代强音。西方一百年来的文学精粹就这样以燎原之势传遍神州大地,我的创作也迅速超越玩赏风月、多愁善感的起步阶段。我以现代派反传统的诗人面目横空出世,连衣着和发型都咄咄逼人。
一位台湾富商思慕舒婷的才艺,与她结婚并为她在美丽的鼓浪屿上置业隐居。结婚后商人重利轻别离,舒婷自己也似乎十分满意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1990年炎热的夏天里,我与四位好友数次探访她在鼓浪屿中华路14号的家居,均无缘相见,只能在留言表达崇敬和遗憾之情后悻悻而归。半年后意外地收到舒婷的来信,她在信中客气而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只是一介平凡女子,不值得世人这样追逐寻觅。那一天我在鼓浪屿书店又买了一本《双桅船》,尽管我曾强烈批叛过这本书。当时的我已把自己看作《凡•高传》中烈烈燃烧的向日葵了:“他不能没有这种比他生命更伟大的东西──创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Irving Stone,1945,《Lust For Life》)
那是一个才华横溢、白衣飘飘的年代,我就是这样结识毕生的好友福建漳州人韩志斌的。我们在大学最后的几个月里热烈地交谈,不分白天黑夜,他是位善良的文学爱好者和理智的诗评人,直到毕业后他的来信仍然充满挚诚和热情。他说要在生活中把自己一分为二,象上帝一样思考,象市民一样生活,白天黯淡夜晚激昂。他最终没能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
“文学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谎言、最美丽的错误吗?”许多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最终都没能摆脱噩运。海子卧轨,骆一禾暴毙,顾城自缢,舒婷归隐,北岛、杨炼留洋,刘小波变节,胡河清坠楼,崔健罢演……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被淹没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成为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互惠互利的绊脚石;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一位曾受人尊敬的评论家撰文鼓吹卡拉OK包厢里的歌曲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诗歌,英雄无用武之地;我1989年的暑假漫长而孤独。
毕业前一个炎热的夏夜午时,几位同学从小酒馆里大醉而归,又意犹未尽地回来叫上我。我们一行人倒提啤酒,勾肩搭背,沿着芙蓉湖边走边喝,吆喝谩骂。其间不知是谁朗诵起我诗歌的片断,众人高声齐和,一路月光如水。那是我大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夜晚,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4、电影和歌
电影和流行歌曲是大学生课外生活的主要内容,厦大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天气晴朗的日子,你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到中广流行网的立体声广播,许多人定期抄录那里的排行榜曲目;有门路的学生摆摊供应台湾最新流行歌曲的母带,拷一盘2元钱;学校录像室常常播放从台湾电视频道翻录下来的电影和音乐节目,一部片5角钱。所有这些信息在周末时都在学校三家村的公告栏上发布,给我们这些囊中羞涩但精神欲求极高的大学生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电影在那个年代里是我们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唯一渠道。凡放映外国片,特别是奥斯卡获奖影片一定爆棚,必须提前数小时赶去售票点排队。我总是和一位同学约好,一个人买票,另一个人就得去霸占座位,大学生们把录像室的过道挤得水泄不通是那个精神洪荒年代的有力见证。我的同龄人大多有过每个周未提着小板凳或拿报纸满世界寻找电视机,一集不漏地看完《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前十四集)的经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幕,但对我们一代人而言却是永恒、酸楚的成长历程,是无法与其它人共同分享的童年记忆。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教育体制僵化、信息闭塞的年代,电影电视取代了父母和老师教给我们世界、社会、人生、恋爱的最初知识,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我从一本书上摘抄下历届奥斯卡获奖影片名单,按图索骥,四处出击,几年来收益颇丰。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象《草原小屋》、《青山翠谷》、《孤星血泪》、《日瓦戈医生》、《欲望号街车》、《猎鹿人》、《巴黎最后一班地铁》这样的影片只是极少数,与我想当一名导演的理想相去甚远。我原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为苦难深重的人们带去理想和希望之光。
流行歌曲是当时大学生们炫耀自我、渲泻情感的最外向的表达方式,正是那些平日害羞、拘谨的男生往往成为走廊上、澡堂里最红的歌星。厦大女生要回宿舍或去食堂一定得穿过男生宿舍,许多男生就端着饭盒,赤膊光膀地靠在走廊栏杆上,等待漂亮女生从楼下经过。他们冲衣裳单簿的女生唱“你冷不冷,要不要我给你一个温暖的天”;对神态傲慢的女生唱“她以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他们向心仪的女生表白“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只要你说出口,我统统都接受”;他们肆无忌惮地歌唱、诙谐的暗喻总能引起一片喝彩甚至追随。我就属于那种把歌词背得烂熟以随时引经据典的奇人,而且不乏知音。
一天傍晚我在澡堂洗澡,听见前面不远的浴室有人在哼罗大佑的歌。我高声唱响,两个人终于越唱越高,其后来洗澡的人也陆继加入。我们唱《光阴的故事》,唱《未来的主人翁》、《现象七十二变》,唱《亚细亚的孤儿》和《爱人同志》,声音响震层楼。那个澡洗得我血脉贲张,酣畅淋漓。
崔健是当时大学生们无一例外崇拜的摇滚英雄,视为反叛与自由的象征。1992年他到厦门举办巡回演唱会,最便宜的票价也要二十元一张。我们在演唱会开始不久就潮水般地涌向前排,随着震聋发聩的音乐尽情欢呼、摇摆,有人还点燃衣衫挥舞过头顶,把音乐厅搅扰成一个狂热喧嚣的大舞台。传统卫道士们纷纷提前退场,整装待发的警卫戒备森严,可此刻什么都无法再与自我一旦觉醒所迸发出来的亢奋和激情相抗衡了。一位女生从台下跳起,把自己印有崔健头像的T恤披到崔健肩上,崔健不失时机地冲着话筒喊:“我说厦大的女生最善良!”台下又是一阵沸腾的声浪。崔健是比我们要痞。
许多那个时代的名字和歌曲后来都成为我们记忆深处快乐与忧伤的源泉。他们是叶佳修、李寿全、齐秦、黄舒骏、张雨生、郑智化、苏芮、齐豫、赵传、西蒙和加朋克、披头士、《会有那么一天》、《张三的歌》、《马不停蹄的忧伤》、《归去来兮》、《最后的温柔》、《别哭,我最爱的人》、《毕业生》、《沉默的母亲》、《Yesterday》……我常常惊讶地发现现实是怎样在生活中一一印证那些歌曲的预言,就象我总能在上下班的路上体会到李寿全“塞车的黄昏,城市无人的雨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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