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往事之难忘一课 (转)

mileswei2006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20]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21]

mileswei2006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mileswei2006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22]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23] 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24]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第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25] 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26] 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27] 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

mileswei2006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28]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6月27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29] 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30]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战争的泥淖越陷越深。

mileswei2006

[1]详见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227—229、233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1卷，华盛顿特区1977年版，第237、292页；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据1983年英文版译)，第679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99页。

[2]时间表以美国东部时间为准(引文仍是汉城时间)，华盛顿与汉城的时差约14个小时。对这一过程描述的主要根据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125～269页；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联书店，1974年(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393～413页；《艾奇逊回忆录》，第261～278页；格莱姆·佩奇：《关于朝鲜的决策：1950年6月24～30日》（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纽约1968年版，第90～241页；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4～11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据1991年英文版译)，第21～56页。由于对上述材料做了综合处理，经核查后有所取舍和调整，故除专门引文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3] 《杜鲁门回忆录》，第395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25～126页。

[4]有的著作说这两位军界主要领导人这时已回到美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参与当天晚上的商讨和决策。

[5] 《杜鲁门回忆录》，第399～400页。

[6] 《艾奇逊回忆录》，第269～270页。

[7] 《关于朝鲜的决策》，第240～241页。

[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263页。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0页。

[1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0页。

[11]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据1967年英文版译)，第3、20页。

[12]约翰·托兰前引书，第19页。

[13] 《杜鲁门回忆录》，第403页。

[14] 《艾奇逊回忆录》，第266页。

[1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9页。

[16]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55页。

[17] 《艾奇逊回忆录》，第265页。

[18] 《杜鲁门回忆录》，第398页。

[19] 《杜鲁门回忆录》，第400页。

[20]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693页。

[21]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及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纽约1965年版，第31～32页。

[22] 《艾奇逊回忆录》，第268页。

[23]顾维钧前引书，第649页。

[24]约翰·托兰前引书，第39页。

[25]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55页。

[2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1卷，第329页。

[27]斯潘尼尔前引书，第33页。

[28]据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回忆，6月25日晨他曾与联合国秘书长及助手商议，如果苏联代表下午返回安理会并使用否决权，他们一致认为可在48小时内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解决这一问题。见弗兰希斯·赫尔勒编：《朝鲜战争：25年以后的观察》（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劳伦斯1977年版，第22页。

[29]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86页。

[30]罗斯玛丽·福特：“解开朝鲜战争之谜：十年来对朝鲜冲突的政治分析”（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t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载《外交史》，1991年第15卷，第4期，第416页。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61页。不清楚斯大林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或许他认为无需如此，北朝鲜也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许他想避免苏联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以致引起舆论的猜疑和指责。但无论如何不是葛罗米柯认为的那样，斯大林的决定是“一时感情激动而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