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讲座：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

江上往来人

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房价和股市的上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际热钱的推动，目前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外资已经达到70%，这么高比例的外资都有自己的资金渠道，你想再用过去传统的财政和金融手段去控制，是根本不可能控制住的。不仅外资控制不住，内资同样控制不住，采用加息等金融手段控制房地产的前提是借贷者遵守“欠债还钱”的规则，现在一是借贷者根本就没打算还钱，二是相对于房地产的巨额暴利，银行利息的变化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深圳今年上半年房价就暴涨了一半，银行那点儿加息根本就不会影响成本。所以宏观调控失败就是自然的了。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清楚，国际热钱的推动，只是房地产价格暴涨的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暗中炒作。地方政府在官员个人腐败动因的推动下，暗中疯狂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一是疯狂抬高土地价格，迫使房价水涨船高地一路上涨；二是采用各种政策打击供给。比如规定老百姓房子买卖差价归政府所有，导致市场上谁卖房子谁吃亏，结果是谁也不愿意卖房子，越来越大量的房子沉淀在居民手中，把住房强迫变成了居民投资，造成市场上房屋供给越来越小，必然推动房价暴涨。结果形成一方面城镇居民手里房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有2到3套房子，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几乎超过日本一倍，日本人均15平米，我们人均28平米多；另一方面又是房价暴涨的“市场需求”假象。有一个指标最能说明目前房子是短缺还是过剩，就是房租的变化。目前中国是房价暴涨，但是房租价格并没有相应上涨，如果真的是房子短缺，就应该是房租上涨，目前房价暴涨房租不涨的原因，就在于居民手中房子太多，出租的多，租房的少，房租自然不会上涨。

可见，控制中国房价很简单，就是征收房产税，这也是世界各国十分成功的经验，日本那么发达人均住房面积才15平米，就是征收房产税的结果。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方法实行不了？一是管房子的腐败官员不答应，房地产是腐败官员的聚宝盆，降低房价等于断绝财路，绝对不答应；二是住房子的廉洁官员不答应，那些廉洁官员唯一的利益就是有套大房子，征收房产税比断骨割肉都痛苦，肯定不答应；三是房地产商不答应，会失去暴利；四是银行不答应，没有了房地产的暴利，也就没有了银行的巨额信贷和金融官员的“寻租收入”，所有这些利益集团哪个都比老百姓力量大，加在一起更加威力无穷，老百姓除了蹲在家里骂娘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在此也可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所有制度建设和社会构造都以权贵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社会结构的富人化是目前中国最为可怕的发展趋势，它能把中央政府所有的亲民路线和亲民政策自发地化解掉，把越来越多的穷人逼上死路，彻底堵塞和谐社会的发展道路。

天堂和地狱之间的距离最短，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大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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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大因素决定了中国股市未来巨大的上涨空间，可以说，21世纪初世界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中国股市波澜壮阔的空前上涨和山摇地动的惨烈崩盘。从自有证券市场以来世界所有股市崩盘的资料可以看出，无论人们对股市崩盘的背景有多少种解释，但是导致股市崩盘的直接因素永远都是一条：非法投机的泛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证券发展史最猖獗的非法投机，和眼下中国股市相比，都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以往世界各国的非法投机都是自发形成的，是早期监管制度缺陷造成的；而中国眼下的非法投机是制度和法律设计的结果，是人为设计的。不仅股市如此，整个经济生活都是如此，中央电视台刚刚报道了，消费者投诉劣质商品需要垫付的检测费用超过商品价格十几倍，在消费者维权的诸多门槛中，仅这一道门槛就能形成对维权者的沉重打击和对侵权者的严格保护。这个问题的股市上反映的最为明显，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杭萧钢构事件，杭萧钢构董事长违规获利28亿，罚款只有20万，不到违规获利的万分之一，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中国证监会的最高权限就是罚款20万。如果没有这20万罚款，那28亿还是非法收入；有了这20万罚款，就等于是对那28亿收入进行了法律确认，那28亿就变成了合法收入。这种专门保护非法投机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设计，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18世纪导致英国股市崩盘的南海股票案，到造成1929年世界大危机的美国股灾，再到大陆股市产生之前被认为投机性最强的台湾股市，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采用法律手段去鼓励和保护非法投机的现象。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放出资本这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肯定会导致人类社会横尸千里、血流成河，所以从资本来到世间，世界各国人们就一直在设法约束资本为所欲为的血腥魔力，从看着资本诞生世间的莎士比亚，到欧洲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再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直到今天的好莱坞电影，一代一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呵德，在同资本进行着拼死搏杀，至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如玄天利剑，几乎彻底斩杀掉这头资本怪兽。可以说，欧洲历史上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并不仅仅是反对权力统治的运动，同时也是反对金钱统治的运动，正是人类数百年的奋斗，才相对制住了资本这头怪兽的无边血腥，守住了人类道德底线。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资本怪兽的无边血腥却得到了全面复活，不仅资本成为了社会的最高主宰，甚至资本的要求成为了社会最高道德信条，一切都以资本为宗旨，一切都无条件服从于资本：资本最怕工人罢工，我们便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条款；资本最怕集体谈判工资，我们便禁止工人建立各种组织；资本最怕税收，我们便规定外资免税；资本最怕行政限制，我们便设计各种法律严禁政府对资本的限制等；逐步把中国变成了资本最理想的天堂，全世界的资本争先恐后地奔赴中国，全世界跨国公司无一遗漏地聚集中国，欢呼有史以来资本的最高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辉煌现实。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主动充当资本奴才的种群，他们对资本的孝顺超过了亲爹亲娘，谁要批判资本就像谁操了他们亲娘一样的火冒三丈，他们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制度设计，所有的立法，都只是为了资本能够为所欲为开辟道路。

特别是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完全是按照资本坐庄量身打造的，其典型代表就是人类司法领域永恒耻辱的《证券法》。当初证券法反复起草48稿，就是不付诸人大讨论，为什么？就是老子起草《证券法》，老婆儿子做庄炒股票，起草过程中既要保护非法投机，又不想流露任何痕迹，这种连鬼都感到恶心的肮脏勾当一拖再拖，直到最后股市的暴涨暴跌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都逼到了前台，才不得不勉强出台，《证券法》全文一公布，全国人民都笑了，当然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它把全世界《证券法》都具有的民事赔偿条款取消了，没有赔偿的法律等于是把法官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小丑，为了避免法官的尴尬，法院干脆拒绝所有股票诉讼。后来虽然恢复了受理股票诉讼，但是又通过巨额诉讼费把投资者挡在法院门外，上市公司济南轻骑的大股东从公司掏走36个亿，河南一个亏损投资者咽不下这口气，要打官司追诉那36亿，可按照标的物2%的诉讼费标准，需要缴纳的诉讼费就超过7千万，你说资本在中国统治到了什么程度！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的风险释放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通过证券市场释放的，并且主要释放到了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股市非法投机的泛滥正在把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风险向中国集中，一旦爆发其猛烈程度肯定会超过1929年美国大危机，现在的权贵富豪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亲属，就是在进行毁灭中国的沉船准备，真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又会做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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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世事沧桑，曾几何时，中国这个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地方，竟然成为古往今来富人最理想的天堂，无拘无束到了神仙都嫉妒的程度。古今中外任何社会富人对穷人的剥削都是仅限于生产领域，但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一般都是把富人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给穷人，也就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功能，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反向转移支付，即把穷人的钱聚集起来给富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分配现象。比如这次国务院宣布的削减退税的近3千种商品名单，能搞外贸的都是些有钱有地位的富人，为什么要对他们免税，而穷苦百姓做点儿小买卖都需要缴税，许多百姓就是为了逃避这点儿税收而被打被抓，甚至送掉了性命。再看一眼这份退税名单，更是让人冒出一身冷汗，第一项免除退税名单就是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商品，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捕杀砍伐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出口，还能获得国家退税的优惠和支持，一次性木制品就在退税名单之中，中国的树木几乎都要砍光了，财政还在补贴富人砍树，若非是国务院正式公告，任何人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从这份名单中也可看出，中国的富人已经为所欲为到了何等程度。

有人总是说中国是专制国家，我说要看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来看，如果是站在富人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富人不仅像以往那样“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能够颠倒过来“有钱能使磨推鬼”，金钱魔力不知道比以往增大了多少倍！如果中国真的具有专制力量，无论权贵还是资本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如不准建立豪华楼堂馆所的禁令中央喊了那么多年，地方政府根本不加理会，结果中国随便一个县政府的豪华办公楼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大楼，最近南方洪灾冲毁了近3千间校舍，却没有听说冲毁一座政府大楼，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任何专制力量。当初四川军阀刘文辉，也就是大地主刘文财的哥哥，宣布四川境内任何县政府的房子如果好于当地中小学校舍，县长立刻拉出去枪毙。就这么简单一条，全省都管住了，直到全国解放，当地校舍都比县政府好。如果中国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这种专制力量，不可能连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都管不住。所以我经常讲，不要总是抽象地谈论专制自由问题，而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分析是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自由，是哪个层面上的自由。就拿人们经常使用的中美两国来比较，许多人总是人云亦云地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加自由，其实要看对谁而言，对于权贵富豪来讲，中国比美国自由多了：美国的权贵富豪子弟不可能考大学额外加分；美国的富豪不可能享受免税待遇；美国的富豪不可能嫖娼享受政府法规保护，甚至连堂堂美国总统婚外恋都差点儿被送上法庭；美国的老板绝不敢欠薪还组织流氓殴打讨薪工人；富士康在美国的公司也不敢强迫工人每天工作15小时，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到9美分；更不用说像砖窑黑奴那样被随便打死一埋了事。粗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对于富人而言，中国不仅比美国自由得多，甚至超过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自由的地方，甚至是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时期；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的最高梦想，在当今中国全都实现了。所以中国的富人包括那些富人豢养的学者才一起欢呼；“目前是中国五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盛世”。

另外，从不同层面上比较，也可看出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比如在信仰这个层面上，中国人就是最自由的，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自由。相对于中国来讲，无论美国、欧洲、日本，还是中亚西亚国家，都是最专制的国家。美国人敢于喊打倒总统，但是没有人敢喊打倒耶稣；美国人敢于向任何力量挑战，却不敢挑战《圣经》；美国人敢于把国旗做成裤衩套在屁股上，却不敢亵渎神圣的经文；美国人敢于把任何法律踩在脚下，却不敢冒犯圣经信条，无论总统就职宣誓、男女婚姻宣誓，还是法庭作证，手扶的永远都只是《圣经》。可以说，在信仰这个层面上，美国的国家精神绝对不容挑战，和中国文革时期完全一样，你可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是唯独不能亵渎和反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毛泽东思想。中国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美国是谁反对耶稣就砸烂谁的狗头，在信仰问题上绝对没有丝毫讨论余地。但是在知识这个层面上美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又同样具有无限的自由，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你爱批判谁就批判谁，对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理论，你都有怀疑和批判的自由，都有拒绝其束缚的自由，包括学生对待考试也是一样，你感觉考试方法或者考试内容不合理，你就可以拒绝接受，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真诚无私的。像当年张铁生因为忙于为全村百姓服务没有时间复习，就直接把意见写在了考试卷上；当年一个小学生黄帅对强迫学习英语有意见，也是把意见写在了试卷上。

文革结束后天天咒骂这两个人是“白卷英雄”，中国知识分子的疯狂咒骂，把中国信仰和知识两个不同层面的自由完全颠倒过来了，在信仰这个层面上完全退化到“有奶就是娘”的低等动物时代，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自由时代。在精神这个层面上谁都敢骂，什么三皇五帝、释迦摩尼、真主安拉、耶稣、毛泽东等，没有不敢骂没有不能骂的，并且怎么骂都没人管，像毛泽东是载入宪法的人民领袖，30年来一帮流氓恶棍烂婊子，一边喊着建设法制一边咒骂载入宪法的人民领袖。信仰是道德大厦的精神支柱，随着信仰的倒塌，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便全面崩溃，中国进入了兽性化时代：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在信仰这个层面恢复到动物时代高度自由的同时，在知识这个层面上，却一反毛泽东时代中国和现代美国的自由传统，越来越走向专制集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敢于喊打倒国家主席，现代美国人敢于喊打倒国家总统，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连打倒校长都不敢喊，不仅不敢喊打倒，甚至在上司面前，男性学者越来越没有脊梁骨，女性学者越来越没有裤腰带。信仰和知识层面自由的颠倒，形成了我们民族的双重悲剧：信仰层面的自由造成道德崩溃一盘散沙；知识层面的专制又丧失了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结果使中华民族的道德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丧失了。那些改革精英挟西方经济学乘虚而入，开始了对中国人近30年市场经济的兽性化训练，所有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人都公开宣称，市场经济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就是野兽相处的兽性法则，丛林法则训练的结果就是把人性训练为兽性，用兽性取代人性，所以才出现了如窑奴、鬼妻、残童等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野蛮残暴现象，突破了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把人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甚至称为野兽都是对野兽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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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制度设计不能只反映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

中国股市的最终崩盘，不会是源自于社会投机性过强，而将是源自于恶意欺诈。中国的监管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监管制度设计和监管立场问题。先就监管制度来说，中国监管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它不是约束和打击恶意欺诈，而是约束和打击那些敢于反抗恶意欺诈的人，通俗地说，它不是约束和打击流氓，而是约束和打击受害妇女。那些改革精英总是用什么经验不足做借口，其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抓不住流氓可以说是个经验问题，按住妇女大腿帮助流氓强奸就绝不会是经验问题，而只能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监管制度就会发现，中国的监管制度完全是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设计的，其典型特点就是它彻底清除了现代监管制度的核心：社会监管和民主监管。他们把现代监管制度的所有优点，统统归结为是文革浩劫的现象，到现在人们才明白，30年来妖魔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统统打上文革的烙印而拒之于国门之外。就拿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来比较，美国市场监管的成功经验举世瞩目，其基本经验就是把大众民主的管理法则引入监管制度，形成了一系列大众民主的管理制度，主要是四大制度：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监管的独立董事制度；实行公司内部民主监管的员工持股制度；让违规者倾家荡产、真正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反映大众民主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其中，前两项是内部约束制度，后两项是外部强制制度。随着对这些制度的考察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正在告别集团政治时代、开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毛泽东反动文革所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和基础。在大众政治的冲击下，连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美国都会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巨大变化，如果中国继承发展到现在，一个无比强大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将会何等辉煌！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过二三十年或者三五十年，肯定将有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会为这一代中国人的愚昧堕落而扼腕叹息。大家看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监管制度的政治专利，是不是属于中国的文革。

第一，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也称外部董事，是指由和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外部人士担任董事职务，参与公司决策。目前美国一般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二，大公司如跨国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甚至超过85%，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意味着资本家正在从微观层面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董事会决策时将不仅要考虑公司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社会的利益，一旦公司损害了社会利益，独立董事就会遭受社会讨伐，形成巨大利益损失，所以无论独立董事是否具有良好品质，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也绝不允许公司损害社会利益，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虽然最初设置独立董事是为了保护分散股东的权益，但是现代独立董事越来越成为社会利益的代言人，为了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美国法律规定：独立董事不得和公司具有任何利益关系，既不能领取报酬也不能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无权解聘或者聘任独立董事，一旦独立董事出现空缺，由现任独立董事提名补缺人选，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力量始终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外资公司不敢向本国河里哗哗排放污水，只敢向中国河里哗哗排放污水，在公司决策者的不同身份决定的。

可是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中国以后，立刻被打上了中国特色的标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董事制度，特色在什么地方？就在于独立董事不再独立，变成了商人、学者和官员三家瓜分公司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律规定，独立董事由公司聘任，并且报酬由公司确定。结果是一方面公司像选狗一样地选择独立董事，谁听话就选择谁，用一位公司老板的话说，权当是养了几条德国黑背（狼狗），所以目前中国稍有良知和独立人格的学者没有一个担任独立董事的；另一方面，高达10多万的所谓“车马费”，又形成了无数学者竞折腰的壮观奴才场面，为了能一年白拿10多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资本走狗，完全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编造理论，老板需要什么就编造什么，只要老板扬着大把的票子一声呼哨，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立刻就会像狗一样摇着尾巴从四面跑来，争抢资本分发的狗食，有的经济学家一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就超过30家，每年仅“车马费”收入就达数百万，就这样还不知足，联合起来要求应该进一步深化独立董事改革，为独立董事分发公司股票，否则就是停滞不前、否定改革。公司豢养独立董事的成功经验，也启发了地方政府，山西省政府就把北大教授请去做决策顾问，结果搞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黑砖窑事件。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卖论求荣、卖论求官、卖论求财，非要从狗洞子里爬进爬出不可，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们也懒得去理会这些学术奴才，可他们偏偏要向整个社会叫板，有个被称为什么“京城四少”的理论痞子，居然恬不知耻地公开叫嚣“有本事你们也去获得天文数字的巨额收入，把现在主流经济学家替代掉”，真不敢相信人能够无耻到这个程度，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太监敢于当街脱掉裤子高喊：“有本事你们也把自己那玩艺儿煽掉，进宫来替代我们”，可今天这些主流学者就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学者再加主流都无耻到这个程度，你说社会伦理道德焉能不崩溃！

独立董事制度功能的被扭曲被颠倒，再次说明改革精英在制度设计方面，完全是打着中国特色的幌子满足利益集团的目的，他们在引进国外市场经济制度时，不是吸收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而是完全相反，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统统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给过滤掉了，剩下来的都是人类文明已经抛弃的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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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就是由公司全体员工共同持有公司股份，不过不像中国员工股那样是强迫职工掏钱购买公司股份，而是由公司贷款购买本公司股票按照贡献大小分配给职工，由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如同独立董事制度形成了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一样，员工持股制度形成了职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统一，每个员工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载明的公民双重身份，既是所有者股东又是劳动者职工，既参加利润分红又领取劳动工资，甚至越来越多公司的利润分红远远超过了劳动工资。双重身份不仅改变了劳资关系，而且员工持股会代表可以直接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这样工人便拥有了对资本的双重制约，外部工会的制约和内部员工持股会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工人民主管理引入了公司制度，与中国农民伟大创举的股份合作制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可惜中国农民创造的股份合作制，在地方官僚集体下山摘桃子的产权运动中夭折了，而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却取得了很大成功。

可以说，员工持股制度是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一场公有化运动，还是马克思那个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高度社会化，特别是借助现代股份制形式，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已称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历史特征，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的判断，就是对这一历史发展大潮的高度概括。可是在此之前，与财产公有化和资本社会化的世界大潮完全相反，中国的改革精英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彻底推倒2800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公有制，掀起了一场十分惨烈的私有化运动，不仅生产资料私有化了，甚至连中亚先后两次“革命”都不敢触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都取消了，把这部分公共财产变成了极少数私人的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产领域的变革最终决定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其结果就是，美国监管制度在客观上越来越具有大众政治性质，越来越把少数违规者作为监管对象；中国监管制度则越来越具有集团政治性质，少数违规者越来越把广大投资者作为监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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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信息披露制度。比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更可以看出在制度设计上对恶意欺诈者的刻意保护，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世界的信息披露制度都包括三个部分：投资者依法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当事人依法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以及当事人违背相关义务必须承担的法律和民事责任。而中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恰恰把最关键的第三部分删掉了，没有第三部分的处罚和赔偿，前两个部分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客观上信息披露制度变成了保护恶意欺诈者的制度。比如前面多次提到的杭萧钢构案，大股东信息违规赚了28亿，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亏损得血流成河，可是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违规者大赚特赚而无可奈何，因为中国信息披露制度没有规定，违规者有任何赔偿责任。最典型的就是当初的红光实业案，成都红光公司上市前已经停产多年，厂区内长满了野草，可是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却声称具有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成都市政府所有部门都盖章认可、推荐上市，结果发行股票的数亿元资金一到手，即刻宣布公司资产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每股净资产还负3元多。有几个投资者咽不下这口气和公司打官司，结果形成了世界司法史上最经典的判决：投资者的亏损和公司造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投资者无法证明在没有公司造假的情况下能够赚钱。这也就是说，只要你不能证明一辈子都不丢钱包，偷你钱包的小偷就没有责任；妇女只要不能证明一辈子是处女，流氓强暴就没有责任。你说这种法制荒唐到了何等程度！

中美两国信息披露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关于有效信息的判定。美国法律规定，信息的有效性以理性投资者的判断为准，也就是说只要投资者没有神经病，就以投资者的理解为准，投资者说由于你的信息发生了亏损，你就必须赔钱，除非你能证明你发布的信息和投资者的亏损没有关系。而中国信息披露制度字里行间却规定以当事人自己理解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骗你的公司告上法庭，并且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只要当事人承认自己是傻瓜是白痴，自己语文水平差，发布信息的语句弄错了，无论多么高明的法官都没有办法，受害者就只能自忍倒霉。上届政府之所以规定法院不准受理股票诉讼案，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法院没办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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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共同诉讼制度。这是现代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变革，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能够达到的大众政治的极限。其主要标志就是彻底消除资本对法律制度的束缚，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由于现行法律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必然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法院设置了很高的资本门槛，没有钱根本进不去，如同毛泽东时代的小学课本中讲到的那样“万恶的旧社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彻底拆除了法院资本门槛的国家。现在的美国，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后，也开始了拆除法院的资本门槛，以往那种有钱就不怕打官司的富人时代正在结束。与目前中国的法律相比，共同诉讼制度主要有这样几个革命性特点。

一是诉讼主体不同。美国共同诉讼制度规定，无论多少人起诉，所有投资者都是天然的诉讼主体。就这一条便把违规者推到了破产边缘，因为股票价格远远高于净资产，赔偿全体投资者就等于是破产。并且把投资者的维权成本降低到了零，许多投资者不用打官司照样能够得到赔偿。让富人违规成本无穷大，让穷人维权成本等于零，这不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吗！可惜中国把这个遗产丢掉了，美国现在拿了过去，用它实现了美国社会的空前团结。而目前中国这种一对一的诉讼主体完全是在保护富人打击穷人，因为现在打官司就是打钱，一对一的诉讼游戏，穷人根本玩不起，这无疑是一开始就判了穷人死刑。

二是诉讼费用不同。美国法律规定，股票诉讼案，穷人打官司不花钱，官司打赢后才花钱，由律师从赔偿金额中扣除，仍然不是自己出钱。并且也不需要自己请律师，由法院指定律师，律师费也是从赔偿额中扣除。这一条彻底改变了律师对富人和穷人的态度：有律师都愿意替穷人打官司，无论是想发财还是想成名，都只有千方百计替穷人打赢官司才能达到目的；相反，谁都不愿意替富人打官司，即便官司打赢从穷人那里也得不到什么。如果替穷人打赢了富人看就发大了。1998年通用汽车案就是典型，律师代表一家三口和通用公司打官司，加洲法院判决通用公司赔偿43亿美元，其中仅律师费就高达21亿美元，律师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富豪。

毛主席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类似通用案件的影响下，最优秀的律师都站到了穷人一边，天天都想甚至做梦都想替穷人找个富豪打官司。再加上人民陪审团制度的推动，美国社会的律师逐渐成为了一支捍卫公平正义的力量。为什么人民陪审团制度具有这个作用？因为陪审团成员是临时抽签产生的，大家不懂得法律，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案，律师要说服陪审团，便不能单纯运用法律的力量，而必须运用道德的力量，前面那个打赢通用汽车案的律师，就是运用道德感化手段，把当时陪审团成员感动得都哭了，赢得官司也就是自然的了。由于律师天天研究如何提高道德水平，天天在高尚情感中熏陶自己，久而久之，假作真时真亦假，不高尚的也真的高尚起来了，律师便真的逐渐成为了捍卫公平正义的道德卫士。所以在西方国家，律师都比较受人尊敬，比较受社会信任，美国60%的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律师成为了公众信任的一个品牌。而中国律师则相反，好的律师在天天研究如何钻法律的空子，糟糕的律师在天天研究如何钻法官的空子，即收买法官。这样下去，律师形象怎么能好起来，司法环境又如何净化！前些天，有个律师协会的领导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国外政治家中律师比例比较大，中国也应该加大律师比例，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弱智的白痴还是刻意的流氓，中国律师的作用能和外国比吗？过去中国有句话，叫作“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里的“衙”就包括律师，证券市场上有哪桩恶意欺诈没有律师的参与？全国数百万公有制企业被瓜分，又有哪一个没有律师的参与？当然，问题根源在于精英集团搞的一套司法制度，责任不在律师个人。如果中国也实行美国那样的律师分成制度，我想中国的律师也会马上转到穷人立场上来的。

与美国老百姓相反，中国投资者包括所有消费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诉讼费用问题。老百姓要打官司，诉讼费、举证费、律师费，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败费用，立刻就把老百姓打垮了。并且中国法学精英制度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无论大小官司老百姓都打不起：如果是小官司，各种费用加起来，即便官司打赢仍然是输，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果是大官司，巨额诉讼费用老百姓更是打不起。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都没有过的荒唐司法现象，封建社会衙门的“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指要打赢官司需要幕后交易台底花钱，但是至少在制度上有没有钱都可以击鼓告状打官司的，像现在这样没有钱就不能打官司的现象从来没有过。主席生前大家一直担心的也只不过是复辟资本主义，谁会料到一下子能把封建社会都变成奋斗目标，至少封建社会的击鼓告状不花钱，已经成为老百姓望眼欲穿的改革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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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举证责任不同。“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现代政治文明在司法领域的最高成果。“无罪推定”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它是资本抗拒行政权利、维护资本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但是随着虚拟经济这一大众经济形式的发展，以往的“无罪推定”原则，越来越成为保护富人犯罪的司法工具，穷人永远也拿不到富人犯罪的证据，并且虚拟经济运行的特点，决定了即便是国家警务部门也很难拿到证据。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犯罪主体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受害者，即便想犯罪也没有“犯罪资格”，所以便启动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富人原罪说”，由富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富人作为剥削者天生就有罪，如果要证明你清白就拿出证据来，只要能证明你无罪就和穷人享受一样的司法待遇。这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表现”的原则完全一样。美国这一搞有罪推定，由违规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穷人打官司不仅不用花钱，甚至不用拿证据，看哪个富人有问题，一纸状子告上法庭就可以回家睡大觉，这等于是建立了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制度，区别只在于以往中国人是把大字报贴在墙上，而现在美国人则是把大字报贴到法庭上。这完全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群众运动，有了这种群众运动，美国证券市场一下子成为全世界最干净的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随意宰杀散户的金融屠宰场，由散户承担举证责任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不是历史沿袭下来的，而是作为法制建设的改革成果后来形成的。中国正好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形成了一条相反的发展路线，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富人司法原则，开始走向穷人司法原则，中国恰好相反，由毛泽东时代的穷人司法原则走向了富人司法原则。并且把保护富人犯罪推向了历史极端，富人犯罪不仅不受法律追究，甚至连公众舆论指责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自从被美国新桥集团收购后，一年利润增加十几倍，股价火箭般一飞冲天，在中国的银行又没有衍生品业务，怎么可能一年利润增加十几倍？如果放在美国，这家银行就必须向法院证明自己的利润是哪里来的，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欺诈，就会像安达信一样灰飞烟灭。2000年美国证券委员会主席主动代表美国投资者状告美国三百家券商，指责由于他们作弊导致许多投资者亏损，三百家证券公司要证明投资者的亏损和自己没关系，简直比登天还难，最后只能甘愿服输，主动拿出30亿美元赔偿投资者了事。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专门写文章，分析官司之所以能够打赢，主要是归功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制度。可是在中国，有些媒体仅仅因为质疑深圳发展银行利润操纵，就被深圳发展银行以司法起诉相要挟，被迫向这家已经成为美国银行的深圳发展银行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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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判罚标准不同。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在两个方面对对违规者的判罚很重，结果往往是轻则伤筋动骨，重则破产清算。一方面，判决赔偿时不考虑所谓投资者个人投机因素，由违规者赔偿全部损失。中国采用的是上个世纪日本的诉讼方式，在赔偿时要考虑投资者个人投机因素，容易使诉讼结果陷入一种对投资者极其不利的无谓纠缠，导致判罚结果经常不了了之。这种判罚标准是十分荒唐的，如同你在家抓住了入室盗窃的小偷，还要和小偷按责任比例分摊财产，把你粗心大意应该损失的那部分财产送给小偷，你说这种法律是何等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法律，竟然在中国普及开来，包括人命关天的交通法规都实行按比例分摊责任，也就是老百姓讲的“撞死白撞法”，当时上海地方法律规定，只要行人违规，撞死就白撞，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有个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被判对事故负全责，应该赔偿数千元肇事汽车的维修费，人被撞死了还要承担汽车的维修费，稍微残存哪怕是一丝一毫人性的人都不会制订如此的法律，当初兽性十足的日本鬼子都没有在大屠杀后向死者索要武器修理费，你说中国的法学精英堕落到了何等程度！

另一方面，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根据是否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决定不同的赔偿方式。如果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属于事故性赔偿，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则启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就一条：破产赔光。这和毛泽东时代中国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一样的，属于品质问题从重处罚，属于工作失误从轻处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把维护人类道德伦理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理想主义高扬的国家。美国人不放过尼克松，不是因为他窃听，而是因为他说谎；美国人不放过克林顿，不是因为他玩女人，也是因为他说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巨大道德伦理优势，正在被美国人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过去。而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道德伦理看的一文不值，中国知识分子最常挂在嘴边的神圣教条就是“法律不讲道德”，最习惯的做法就是非道德手段来维护法律，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文灾难。记得有份报纸曾经批评警察利用天理人伦进行破案：押着逃犯的母亲，漫山遍野呼喊逃犯名字。可以说，无论警察的动机多么正确，单纯就这个行为对伦理道德的损害来讲，远远超过任何最严重的犯罪。以电视剧《黑冰》为代表的一大批影视剧，最能反映目前中国人对天理人伦的极端蔑视，剧中女警之所以能够破案，就是因为罪犯对爱情忠贞不逾，而那位女警则视爱情如玩物；最后之所以能抓住罪犯，是因为罪犯把孝顺报答父母看得高于生命。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社会中所有美好品质都集中在罪犯身上，如果人类所有最神圣的情感最基本的天理人伦，都成为法律打击对象，那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些人会变成什么样子！记得八十年代朋友在一起就曾说过，如果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跟着美国人学习毛泽东，跟着欧洲人学习《易经》。不幸的是让我们言中了，现在我们的确开始跟着美国人学习毛泽东了：动机和目的相统一，同样的违法犯罪，根据不同动机确定不同性质和不同处罚，是毛泽东留给司法领域的一笔重要政治遗产，可惜接受这份遗产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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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一个上市资格审查制度。这是知识精英最惬意最成功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最能满足知识精英金钱权利双丰收的一种制度设计。正确证券发展史上有三种审查制度：一是由证监会少数官员决定资格的审批制；二是今天这种由专家学者决定资格的审核制；三是全世界都在实行的注册制，像高考一样，标准公开，达到标准就上市，不存在由谁来批准的问题。比较这三种制度，其中注册制是最好的制度，一是标准公开，没有腐败，电灯是最好的警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二是政府只管资料的真实性，能够管好，只要资料是真实的，投资者就是安全的，投资者的重大亏损无一不是资料造假的结果。

相反，审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度，一是它具有审批制的所有缺陷，并且在腐败方面远远超过审批制，数十倍上百倍地放大了公司的公关成本，一度使上市公司资格的买卖价格达到了5千万。二是投资者越来越不安全，以往是几个公开固定的官员审查公司资格，在整个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即便纯粹处于个人利益的考虑，那些官员也要多少考虑些投资者的利益。可是后来由72个专家学者组成发审委无记名投票表决，并且规定72个人的身份严格保密。这样一来，世界证券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开始了：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地乱透，谁给钱多就投给谁；由于是无记名投票，甚至收了钱也不投，“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古往今来连贪官污吏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现在被这些社会崇敬的专家学者突破了，在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把文人当人看了，他们干的事情的确连贪官污吏都不耻；由于发审委的专家学者身份保密，买卖发审委名单便成为一个新型产业，一份名单价格20万，中国证监会一个副处长由此被抓。组成发审委的那些专家学者到底放了多大财无从统计，但是1400多家上市公司每家公关费用5千万，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历届发审委中的那个北大教授，现在身家就超过了10个亿，就是这位叫喊“要顶住互联网，改革要不惜牺牲一到二代人”的北大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个身家超过10亿元的大学教师，当初北大学生打出的那条“××你好”的标语，终于为北大教师结出了丰硕果实，可见北大就是北大，投机能力也堪称一流。

可以说，上市资格审查制度是中国整个市场监管制度设计的反面典型，在知识精英的误导下，用牺牲数千万投资者的利益满足极少数专家学者的个人利益，是审核制的最大弊端。对审核制的选择，同时反映了知识精英对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审批制具有集权政治的特点，审核制具有集团政治的特点，注册制具有大众政治的特点，如同审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种审查方式一样，集团政治同样是三种政治模式中最糟糕的一种政治模式，由于集团政治和审核制一样能够满足少数知识精英的私利，所以整个人文领域的知识界一起高喊要建立集团政治的小民主，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用集团政治的小民主，把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排斥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已成为除新兴左翼力量之外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流派的共识，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自由主义野狗，最近也停止了对左派右派的同时狂吠，欢快地摇着尾巴投入了主要由买办汉奸力量组成的右派怀抱，最近由国际垄断资本豢养的那几家极端右翼媒体上，天天都是自由主义野狗对穷人的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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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立场要反映私有化的现实状况

中国证券市场除了监管制度设计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监管立场的转变问题。就是市场监管，监管立场要由保护公司利益转变到保护投资者利益上来；公司监管，监管立场要由保护资方利益转变到保护劳工利益上来。目前中国一个十分反常的矛盾现象，就是公司已经私有化外资化了，可是仍然当作公有制企业进行监管，用整个国家力量捍卫公司利益。 这种状况最初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一公有制企业形成的，后来被精英集团钻了空子，有意识地维持这一矛盾现象，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为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服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单一公有制企业，企业利益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当工人和企业发生矛盾时，政府管理部门为维护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站在企业立场上进行管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就是在这一公有制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建立证券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当时不仅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包括证券公司、金融机构等庄家，也都是国有企业，都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唯有公众投资者是个人，所以当公众投资者遭受到其它几个方面的损害时，按照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自然是牺牲投资者利益以维护公司利益，这在当时虽然对投资者有些残酷，但在客观上和主观动机上，确实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市场上国家和各类公司的关系，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搞证券市场是为让儿子迅速脱贫解困，自然形成了一个单向资金抽血机制，把老百姓的钱拿给企业发展生产，被称为是企业改革的第二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拨改贷”，把企业的负担由财政转嫁给银行，第二次就是发行股票，上市圈钱。可见，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老百姓多余的分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发展国有企业，等国有企业发展了，国家经济强大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老百姓生活自然就提高了，并没有考虑到当前投资者的利益。

但是在高度私有化和外资化的今天，公司利益不仅不再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甚至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至少和投资者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政府就必须转变到保护投资者立场上来，实行公正监管和公正裁决。可是那些天天叫喊改革的改革精英们偏偏在这个最需要改革的环节上，绝口不提改革，反倒要求强化监管，也就是要求把老百姓捆得更结实一些，以方便庄家的任意宰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正在成为外资公司，如果继续牺牲投资者利益以维护公司利益，就不再是维护国家利益了，而是用中国的国家政权在维护外国公司的利益。我们反对过早地全面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也是基于这个考虑，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的市场机制，仍然是单向的资金抽血机制，这个时候全面开放把外资放进来，等于帮助外资抽取本国老百姓的财富。

转变监管立场的第二个方面，公正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实行风险和收益相适应的原则，不能把风险和收益剥离开来，全部风险都转嫁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身上。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公司和庄家，基本上没有任何风险：上市公司信息造假，抓不住就大赚一把，如果被抓住，也只是发一个致歉公告了事，曾经一度中国股市上致歉公告满天飞，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致歉板块；庄家同样没有风险，中国公众股的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高于国家股、法人股和外资股，如兴业银行的外资股，只要不跌破目前市价的95%，外资公司就不会赔钱。而中小投资者一入市就注定了要亏损，为什么？自有中国股市以来，每年上市公司创造的全部利润要远远小于投资者交纳的佣金和印花税，也就是说，即使上市公司把全部利润都分给投资者，也不够投资者缴纳的手续费，一个连手续费都创造不出来的市场，至少在宏观上决定了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投资者只应该承担市场风险，不应该承担制度风险，中国股市著名的报表风险就是典型的制度风险，中国公司报表造假是几乎所有投资者都遭遇过的经常性风险，投资者的重大亏损几乎无一不是和公司报表造假有关，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公司因为报表造假而破产，没有一个人单纯因为报表造假被送进监狱。而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证券市场上造假不仅空间上要破产，时间上还要承担永久责任，当初英国搞垮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六年出狱后，法律规定每个月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后全部用来还债，从而永远失去了东山再起重新富起来的机会，并且还有不准进入高档饭店、不准乘坐高档轿车等一系列严酷规定，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属于道德品质的污点要背一辈子。

正是严酷的惩罚和无从规避的道德风险，使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愿意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只要还有一点儿募集资金的办法就不会选择发行股票，发行股票是公司资金绝望中的最后选择，连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说股票是成本最高的筹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交易所跑到中国来拉客户的背景和原因。与此相反，中国的公司却在拼命争抢上市，把发行股票看作是不用偿还的贷款，为什么？就是因为公司发行股票只有收益没有风险。上司公司只有收益没有风险，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真实现状。吴敬链只是温和地批评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上至少不能看着对方的牌出牌，而中国股市就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就招来了几个主流经济学家一片恶骂，其实吴敬链远远没有概括出中国股市的欺诈本质，中国股市不仅不如赌场，简直就是一个宰杀散户的资金屠宰场。

崛起还是解体：决定民族命运的金融战争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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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监管制度监管立场，已经不仅仅是或者不再是追求公平了，而首先是考虑国家安全，对于中美这样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讲，军事冲突可能意味着同归于尽，未来决战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并且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许多事件表明，通过金融市场席卷他国财富比之军事掠夺更加有效。而在虚拟经济条件下，金融决战的最终胜负完全是由国民精神国民信心决定的，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的性质和内容，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内容，财富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和信心，特别是后者构成社会财富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说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内容，不是说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而是说如同工业社会中土地是基础财富一样，在虚拟经济中资源和劳动也成为基础财富。虚拟经济的这个特点决定了金融战争的较量，主要是争夺和掌控国民信心的较量。在这方面，战争已经开始并且我们正在陷入被动。

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刚刚批给美国投资基金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的入市额度，财政部就调高印花税，把许多股票连砸五个跌停板，让美国人拣了一个低价买入的绝佳机会。就中国方面来说，两个事件凑到一起肯定是偶然的；但是就美国方面来说，肯定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一方面，由美国政府出面压中国批准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股市买卖股票，另一方面又暗中操纵中国官员打压股市，破坏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为未来制造市场恐慌创造条件。类似事件的逐渐增多，将会逐渐破坏民众对政府道德力量和控制能力的信心，这是目前大家最不注意也是最危险的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却是步步占优，最近中国突然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就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大绝杀。

与以往历次通货膨胀不同的是，这次通货膨胀是人为因素的结果，其中，进出中国的“美元旅游”是主要罪魁祸首。提起目前的通货膨胀，从金融部门的官员到主流经济学家，都说什么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说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如同说住院是因为患病一样的同意反复，没有任何意义。流动性过剩又不是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它是怎么过剩的？就是美国勾结国内买办力量制造“美元旅游”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美元旅游”，是指美元通过投资和外贸等渠道进入中国，诱使中国增发大量人民币后，再以购买美国国债和投资美国金融的形式流回美国。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是“美元旅游”。为什么说“美元旅游”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每一美元进入中国，中国就要相应发行8元左右人民币（以前是8元多，现在不足8元），当这一美元流回美国后，由这一美元发行的8元人民币仍然在市场上流通，这样一来，流入流出中国的美元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就越多，必然形成所谓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现象。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超过3千亿，也就是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仅外汇占款这一项，就增发货币2万多亿，突然爆发通货膨胀也就是自然的了。“美元旅游”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诱使中国增发货币，造成中国通货膨胀，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又在填补美国财政赤字，平抑美国物价。可见，“美元旅游”的实质，是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货膨胀。为了保证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货膨胀畅行无阻，美国便把“美元旅游”和中国改革开放捆绑在一起，谁反对“美元旅游”便指责谁否定改革开放，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它所豢养的学术精英和媒体精英实现的。

目前中国除党报党刊之外的那些比较活跃的报刊以及网站，基本上已经被准备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争的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谁揭露美国或者国际垄断资本的阴谋，他们就咒骂谁否定改革开放，并且全面封杀捍卫民族利益的呼声。而中国许多青年学生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又几乎被这些汉奸媒体营造的舆论所控制，大家去街头报摊看一下就会发现，那些销量比较大的报刊几乎都是汉奸媒体。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劫难或许真的不可避免了，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就冒出这么多汉奸，一旦真的发生国家冲突会出现什么情况，简直不敢想象，可以说，和平时期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汉奸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过去大家都把舆论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民营媒体上，可谁曾想到真正的民营媒体还没有出现，只是刚刚出现了几家半吊子民营媒体，就立刻变成了由美国掌控的汉奸媒体。中国未来金融战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奸媒体，媒体决定社会情绪，社会情绪决定战争输赢。中国历史上数次危亡都不是败与外敌，而是败与汉奸，岳飞不是死在金兀术手上，而是死在秦烩手上，所以我说岳飞那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应该改一下，应改为“壮志饥餐汉奸肉，笑谈渴饮买办血”，因为汉奸买办不除，你不仅不可能吃到“胡虏肉”，喝到“匈奴血”，相反，最终自身反倒也可能成为胡虏盘中肉、匈奴杯中血。

前些年遭受金融打击后的韩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6年韩国出版了《韩奸大词典》，把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韩奸及其后代情况公布于众，第二年也就是今年，政府就根据《韩奸大词典》的名单开始没收韩奸及其后代的财产，对韩奸的打击程度完全超过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当时的红卫兵只是对汉奸进行思想改造，根本没有触及财产和子女，就这样还被汉奸及其后代咒骂了30年。可以说，中国遭受汉奸之害远远超过韩国，汉奸势力之猖獗也远远超过日本侵华时期，所以目前中国最需要两部法律：《反分裂法》和《反汉奸法》。反对国家分裂的《统一法》已经有了，目前急需尽快制订的是《反汉奸法》，如何制住目前甚嚣尘上的汉奸力量，是未来金融战决胜的关键。

看一下最近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布局，就会切身感觉到汉奸买办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每次中美对话都好像是老师检查学生作业并且布置下次必须完成的作业，从谈判WTO到今天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所有中美谈判的内容，始终都是美国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只是汇报和解释这些任务和要求的执行情况和困难，中国从来未敢对美国提出过一个要求。就拿最近这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来说，美国对中国开列了一系列不尊重主权的要求：包括人民币大幅升值，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自由进入中国股市，自由进入中国年金市场，自由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等，并且要求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再全面开放电讯市场和农业市场。大家可以想想，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液系统，电讯是一个国家的神经系统，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所有这些都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还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美国为什么敢对中国如此咄咄逼人，就是因为有那些汉奸媒体的支持，它们组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专家学者以及专业部门的官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用改革开放的语言，大肆宣传美国这些侵略性要求，致使中央政府误认为这是社会民意，社会民众又误认为这是中央主张，把中国一步一步地逼向陷阱。由于目前中国左翼学者没有自己的报刊，党报党刊又只坚持正面引导不参与争论，这就在客观上造就了汉奸媒体独霸天下的危险局面，这是中国面临金融战的致命死穴。

比如马上就要推出的股价指数期货，就是汉奸媒体掌控舆论的结果。党报党刊内部一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编辑，坚持不懈地以各种形式上书中央，力陈目前推出股指期货的利害弊端，本来已胜利在望，只要没有股指期货这最后一个环节，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打击就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可是中国的汉奸媒体组织所谓专家学者，配合有关部门的买办力量，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巨大压力，结果是推出股指期货的原计划不变，美国终于松了一口气，如同占领阿富汗是完成对中国战略包围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样，推出股指期货也是完成对中国进行全面金融打击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汉奸媒体和买办官僚的配合下，中国金融布局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要求，在未来数年内就会爆发的金融战中，至少在开始阶段中国已是败局铁定。姑且按照股价指数万点计算，每个点300元，一张仓单就是300万，也就是说，只要一千万张仓单就能从中国卷走30万亿，中国目前生产总值才20万亿，我反复讲，虚拟经济财富流失的可怕就在这里，如同光速一样瞬间就可以全部被劫走。并且大国和小国还不同，小国危机过后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大国栽倒后重新站起来相当困难，不久前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根据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指出：美国搞垮一个国家先是让其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大量资本进入这个国家，大幅拉高房市股市汇市价格，用通货膨胀激化这个国家的矛盾，制造危机和动荡，迫使资本四散而逃，让这个国家资产价格跌的一文不值，然后返回头再廉价买进其核心资产，在经济上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告诫中国，国际垄断资本正准备在中国上演这一悲剧，要把中国变成现代金融悲剧的最大舞台。

现代金融动荡往往有三种结果：第一，像中国港台那样把灾难局限于金融领域，虽然对整个社会经济有冲击，但是没有摧毁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中国大陆存在的汉奸买办力量，以及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大陆做不到。第二，像东南亚那样把灾难局限于经济领域，不会改变政治制度和更迭政权。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东南亚的政治制度原本就适合美国口味，而中国政治制度一直是美国要改变的，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像当年日本人那样，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政权那样的傀儡政府，满足美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肯定是第三种结果：社会大动荡、国家大分裂，民族大浩劫！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两种极端命运：要么解体为许多松散的政治实体，大中华和前苏联一样变成历史；要么崛起于世界巅峰，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绝不可能有第三种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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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众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条件

未来的金融战争，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人民战争，谁能满足人民的预期，谁就能取得战争胜利。胡温新政以人为本的政治路线，反映了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在通过一系列现实政策，把已经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撕裂的中国，重新聚合起来。只要能够成功，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中国将会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国内买办汉奸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内外配合，用金钱美色等腐败手段把党和人民群众逐渐隔离开来，使中央现行政治路线面临着随时夭折的危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采取重大措施，恢复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控制力量的信任，其中最紧迫的就是惩处一批对国家有重大危害的买办和汉奸，否则无论抓再多的贪官污吏也不起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了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立刻结束了俄罗斯寡头独占发展成果的经济路线，从此经济增长的70%归全体俄罗斯人民共同享有，莫斯科大街小巷都在唱“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我们去年抓了陈良宇今年枪毙了郑晓萸，打击力度不亚与俄罗斯，却没有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普京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不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个人进行清算，而是清算霍多尔科夫斯基代表的发展方式，所以逮捕一个人就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而我们逮捕陈良宇却只是清算陈良宇的个人行为，对陈良宇在上海推行的一整套买办汉奸路线却没有丝毫触动，并且谁批判陈良宇的买办汉奸路线，陈良宇的党羽就指责谁否定改革开放。这就在客观上给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陈良宇郑晓萸的垮台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个人倒霉，为了避免个人倒霉，贪官污吏便纷纷去烧香拜佛，结果反腐败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和尚道士开辟了创收财源。可以说，胡温新政在反腐败和亲民路线两方面的步子越来越大，为什么腐败越来越严重，买办汉奸势力越来越猖獗，人民群众越来越冷却，就是因为不敢触动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的错误路线。大家回想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年前，“胡哥你好”“总理辛苦了”等人民群众自发的问候，如潮水般覆盖网络各个角落。可是现在，俄罗斯那边要嫁普京的歌声依然在唱，中国这边“胡哥你好”的问候正在逐渐冷却。如果再不清算产生陈良宇郑晓萸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线，那么胡温新政本身就会成为买办汉奸势力的清算对象，从一年前的“西山会议”到最近南方及财经类报刊，都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这个苗头。

目前中国腐败严重买办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欺负胡温新政不敢发动群众。最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反共反华反人民势力最成功的两大杰作，就是对改革的神圣化和对群众运动的妖魔化。这已经成为他们阻挡历史前进的两把利剑。特别是对群众运动的妖魔化，正在彻底堵塞中国走向强大国家的历史道路。回顾现代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还是普京时代小规模的发动群众，群众运动始终是落后国家对抗外来势力颠覆，形成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最有效手段。本世纪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成功策划了一系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后，2003年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试图采用同样手段推翻普京政府，普京总统面对街头的学生运动，既没有动用警察，更没有动用军队，而是学习毛泽东一声令下，数万名俄罗斯青年学生冲上街头，高唱保卫祖国的歌曲，如同当年中国红卫兵一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再看那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街头学生，面对数百倍超过自己的爱国青年，立刻土崩瓦解，鸟兽般四散而去，事后许多参与闹事的学生见到同学朋友都不敢抬头，为自己被人利用来损害国家而感到羞愧。这个事件再次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无论是解决国内腐败问题，还是赢得未来金融战的胜利，都只有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才有希望。国内外反动势力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妖魔化群众运动，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起来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

江上往来人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群众运动，绝不是指盲目无序的街头混乱，而是指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力量展示，这种力量展示要达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达到能够取代整个地方官僚队伍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对现在的贪官污吏和买办官僚形成真正压力，就不可能真正落实胡温新政的现行政治路线。中国是到了该发动群众的时候了，美国正在从两个方面把中国逼向死角，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买办问题。中国必须要向美国说不。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说不，需要用军事手段，代价很大；在买办问题上向美国说不，只需要用政治手段，代价比较小。并且，中国发动群众解决了买办汉奸问题，清除了国内腐败，展示了强大国家力量，美国就会考虑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台湾立场上去，没有了美国的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就会真的实现和平统一。

所以我还是要说，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仍然需要党的领导和发动群众，领导加群众，就是大众政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依靠的是“尊王攘夷”，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团结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打败外来势力的殖民化入侵。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也借用一下“尊王攘夷”这张牌，先保住中华民族的完整和统一，然后大家坐下来再商量如何搞好国家内部管理的问题，一党制也好，两党制也好，还是什么三党四党，甚至是七党八党等都可以谈。但是现在不能谈，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目前能够实现国家完整统一的唯一力量，目前失去这个力量，中华民族立刻就会被肢解，中国老百姓马上就会血流成河。大家看看现在要打倒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目前要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和当初打倒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完全是性质不同的政治集团。当代中国绝不能重演几乎亡国灭种的晚清悲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再次形成统一强大的民族力量，战胜即将到来的各种劫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完——

江上往来人

本文来自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ew=2&id=3172076

江上往来人

谢谢老黑，都加大拇指了。好开心啊

铁枪

果然长，贴的估计满辛苦的，加分鼓励一下~

西红四

这么长的文章.....
...........啊.............楼主辛苦了.......

谢谢

江上往来人

谢谢铁枪，谢谢西红四

江上往来人

也谢谢villa加分。

把那么长的帖子全部转过来，是怕时间一长，网上就没有了。国内的好帖子经常是半夜里贴出来，第二天就被删掉的。

好文，希望大家分享。

黑山老妖

谢谢LZ啊。真是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