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

伊达政宗

马伯庸_汗青 ，天涯社区

序章 一五九二年，命运的十字路口

公元一五九二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五年，干支纪年壬辰。这一年恰好位于中国两个小冰河期之间的间歇期，辽东的气候还算差强人意，春夏雨水尚称丰足。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一支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支军队是从距离鸭绿江不远的九连城出发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辽东骑兵。最高指挥官是一员普通参将，名字叫做戴朝弁，副指挥官是一名游击，叫做史儒。 他们只携带了很少的辎重，指挥官的表情很轻松，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任务。
　　
　　他们穿过辽东、朝鲜边境的宽奠堡，一天之内便抵达了鸭绿江畔的渡口。士兵们约束着自己的坐骑，分波次踏上渡船。鸭绿江正处于丰水期，水流湍急，满载着明军士兵的渡船顺流而下，船速颇快。从清晨开始渡江，到下午一时许，这支军队便全部踏上了朝鲜的平安道，稍事休整后，向着义州方向开去。
　　
　　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是一场宏大叙述的开幕前奏。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冰山会逐渐显露出它庞大的身躯，牵引出一连串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引发几个庞然大物之间火星四溅的冲撞。
　　
　　对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明军士兵来说，渡过鸭绿江只是个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而整个东亚历史却因此而结结实实地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步，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几年后，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因这次战争惨败、嫡系精兵强将损失严重而气病身亡，留下了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年轻继承人，还有个完全没有政治手腕却无比宠溺儿子的遗孀。日本史上最擅长隐忍的政治家德川家康乘虚而入，经过两场大战最终夺取了丰臣氏的统治权，日本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幕府时代。
　　
　　德川从壬辰之战后的丰臣氏结局知道，西边庞大的明帝国是日本现在招惹不起的强邻，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和教士们，则让他感觉到了还有来自海洋的威胁，所以此后日本足足三百年时间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免得不小心让大明这位强邻不爽了而对日本横眉冷目。
　　
　　这一步，让朝鲜李朝在明帝国的庇护下，从国土尽失、政府流亡转而全面收复失土，幸运地得以复国并继续保全了李朝的王室地位。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再次亡于日本。
　　
　　这一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亚洲此后足足三百年的战略格局。
　　
　　然而在中国，这却是被很多人都遗忘了的一步，也几乎是充满了负面评价的一步，同时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一步。这点，从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就可以知道。也因此，后人对此次战争了解不多，到了今天，这差不多真成了一场被各种迷雾掩盖了面目的战争。而万历皇帝和大明皇朝，更为这次战争背上了不少骂名。这场由万历皇帝支持和主导的抗日援朝之战，历史评价一直毁誉参半，后世无数文人政客都指其是导致大明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之一。
　　
　　只是，真得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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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把时间暂停，调整一下历史望远镜的焦距，以这支小部队为圆心，在地图划上三个同心圆。
　　
　　第一个圆的范围，半径大约是五百里。
　　
　　在圆心的东南定州方向，朝鲜国王李昖和他的臣僚们正面色苍白地朝着义州赶路。过去几个月来，皇室从汉城跑到了平壤，从平壤又撤到了定州，几乎跑丢了所有的领土、军队和脸面。李昖失魂落魄，一心只想渡过辽水，内附大明。朝鲜他不要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做大明朝的官，好让大明朝来对付这次危机。他知道，三千里江山虽然辽阔，但他和这个落魄的朝廷都已经无处可去。
　　
　　东北方向。日军侵朝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正统帅着两万余名精锐在咸镜道一路狂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着这个极北苦寒之地，他甚至开始盘算渡过图们江，杀入大明领土。在距离他不远的吉州，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面色阴沉地集结了六镇精兵，等候与日军的决战。他们是朝鲜目前唯一还成建制的军团，也是李朝最后的力量。
　　
　　西北方向的大明辽东境内，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正带着他的女真骑兵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穿行，关于女真部队请战入朝的奏章已经递到了北京，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他愿意拿出自己部落的全部力量去打击日寇，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大明王朝无懈可击的忠诚。
　　
　　而在渡江部队的大后方九连城，辽东总兵杨绍勋已经移文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敦促他尽快率军出征，追上先遣部队。
　　
　　在这个圆里，整个朝鲜西部失去了遮护辽东的功能，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沿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面临来自于东方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大明关宁军团，即将面对同样身经百战的日本军团——而这两股军事力量，无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都对敌手的底细懵懂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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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同心圆的半径，大约是三千里。
　　
　　在整个朝鲜半岛，李朝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十几万日军宛如一只巨大而贪婪的蜘蛛，伸出八条毛茸茸的长腿，盘踞在朝鲜的全部八道。其中小西行长守在平壤城数着自己的存粮，忧心忡忡地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加藤清正兴致勃勃地在咸镜道玩着闪电战；在这两位前锋之后，宇喜多秀家坐镇京畿道，与其他几位军团长控制着朝鲜几乎全部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
　　
　　在这些城市与大道之外，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诸道蜂起，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军首领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酝酿着对侵略者的复仇。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义军唯一的慰藉，是一个远在丽水港的人。在这个六月，全罗道水军左使李舜臣站在丽水港码头上，操练着龟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小舰队——至少在海上是这样。
　　
　　在北京，万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托着下巴，正在为如何说服群臣立朱常询为太子而苦苦思索。为了这件事，已经先后有申时行、王家屏两位首辅去职，罢官庭杖者不计其数，几乎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在为由皇帝家的哪个儿子继承家产，也就是“立嗣”而大吵大闹。万历只有在疲惫的时候，才会偶尔抬起头，略微扫一眼各地来的奏章，看看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臣僚们都在为如何说服皇帝立他们想要立的嗣而绞尽脑汁，只有兵部尚书石星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呼吁朝廷尽快重视在朝鲜爆发的战争。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日本的朝鲜攻略几乎已经达成了全部目标，但之前的狂飙式突进所带来的隐患也正在逐渐发酵。而北京的巨人此刻才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东北。确实，它的决策和反应速度是迟钝的，但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震动四方。六月十五日那一千多人的渡江行动，就是这位巨人向日本侵略军伸出的一根中指，动作虽然细微，却意味着巨人的铁拳很快就要挥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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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同心圆，半径是六千里，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
　　
　　在日本名护屋，丰臣秀吉捧着心爱的茶具，开心得忘乎所以。整个日本四州六十六国已然俯首听命，朝鲜八道业已廓清，他的野心和自信已经膨胀到了最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三位心腹恭顺地等候着主君的指示，他们即将前往朝鲜，身负着“八道国割”的重任，要将朝鲜领土按照日本石高的标准进行重新检地，然后分封给各位有功之臣。朝鲜将会被日本第一次彻底吞并，并以此为基地攻向大明，铸就万世伟业。
　　
　　而辽阔的中华帝国，尚且未从诸多繁杂的事务中抽调出足够的力量。没办法，帝国实在是太大了。
　　
　　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西北，哱拜战战兢兢地从宁夏镇的城墙里探出头来，一面巴望着蒙古人的援军能尽快过来，一面抵御明军越来越犀利的进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李如松和麻贵的辽东大军、宣大的精锐步兵，以及远道而来的浙兵正风驰电掣地赶在征剿路上。他们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宁夏平叛的经略上，还不曾预见到未来自己在另外一处战场上的命运。
　　
　　在更为遥远的西南播州，桀骜不驯的杨应龙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重庆的路上。在那里，黔蜀两省巡抚将会决定他的罪名，究竟是聚众闹事，还是谋叛。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局小小地干涉一下，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大明王朝。
　　
　　尽管事务如此繁杂，明帝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在山东，整饬兵道的工作已经在悄然进行，江南来的漕粮被截留以充军资；在天津，保定总兵倪尚忠所部已经开始移驻津门，以备策应；在浙江与福建，一条条的新锐战舰从船坞滑入大海。
　　
　　这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帝国有意、也有能力一战。
　　
　　而在大明帝国之外的广袤海上，琉球中山王尚宁一脸为难地拿着两封书信。一封是日本要求朝贡的国书，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一封是宗主国明朝的上谕，辞藻华丽，居高临下，要求琉球出兵打击倭人，配合***在朝鲜的部署。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琉球国的士兵数，再看看这两封书信，摇摇头，回到宫殿里继续睡觉去了。
　　
　　在澳门、长崎和菲律宾，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传教士们尽可能保持着冷漠的中立，他们知道，接下去显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国际战争，因此他们小声谈论着东亚局势，并商量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国家战略的意义已然凸显。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倾国之征；对朝鲜来说，这是一次亡国和复国之战。而对于大明帝国，此刻这只是一次宣威于海外、为了证明***凛然不可侵犯的体面之战，一次在域外的局部战役，而已。先期渡江的千人部队，代表的是帝国坚定的态度，还没有太多其他实际意义。
　　
　　这三个同心圆环环相扣，共享同一个轴心。整个辽东与朝鲜半岛、整个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围绕着这一次小小的渡江行动而开始加速转动起来。地缘政治震荡出层层涟漪，埋下各种各样的因果，促使旧的政治板块应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以这个节点为标志，剧烈地碰撞，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与此同时，新的历史张力也在变动中悄然酝酿，为下一个百年蓄积力量。
　　
　　总之，在一五九二年的六月，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就象是一个十字路口。各方势力之前微妙的动态平衡，被明军一次渡江行动小小地扰动了一下，旋即这种震荡很快被传递、放大，最后化作一股巨大的洪流，把所有参与者都裹入其中，向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方向一起奔流而去。
　　
　　壬辰年六月十七日，大明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明军参将戴朝弁、游击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进赴义州。这是三个同心圆彼此碰撞而迸发出的第一朵火花。
　　
　　调完焦距之后，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回拨到前一年，才能明白这其中代表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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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潜伏和暗战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保仪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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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 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保仪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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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绝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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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 日夜并杀。斯时也, 倭不及饱食, 丽不及为应, 途分主客, 后无援兵, 不习水战, 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 合如契卷内中所云” 。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 ，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万历两朝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永历之后、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伊达政宗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 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 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吧，有失属国义责，***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吧，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 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几个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

伊达政宗

　第二章 秀吉的烦恼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动机。
　　
　　许保仪、陈申、苏八等人的报告中，对于日本即将开战的事实描述很多，对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恪于时代限制与身份，他们只能把秀吉的征韩大计，模模糊糊地总结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秀吉。
　　
　　秀吉发动战争的理由有很多，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也有个人心理上的，但归根到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烦恼。
　　
　　丰臣秀吉的烦恼，相当得多。
　　
　　从秀吉初仕织田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往那些系出名门眼高于顶的大名、公卿们，一个个跪拜在他脚下，予取予求。丰臣氏已成为日本列岛的“天下人”，在整个日本说一不二，权柄要比当年室町幕府还要大。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家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巅峰，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按道理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按照美国超级英雄漫画的规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责任越大，烦恼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下来的。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来做主；谈下来的地方，就得卖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几家大名，尽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实力雄厚，秀吉见了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举个小小的例证，就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日本铜钱质量太差不经使唤，没人爱用。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所以在大明隆庆朝以前，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从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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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这两个其实算是一家）岛津等。
　　
　　向海外开疆拓土犒赏功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果然，当秀吉把入侵朝鲜和大明作为解决方案公布之后，乐坏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亲信纷纷响应，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美好的未来。加藤清正腆着肚子，说打下明朝以后，要至少分二十个县城给他；龟井兹炬是海贼出身，一直很向往浙江台州，说自己做个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锅岛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国大陆，哪里都不错。
　　
　　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这几位个个都如狼似虎，都是被这个美妙前景给刺激的。
　　
　　秀吉看着这一群猴崽子兴高采烈，老心大慰。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选择对朝鲜、大明开战，除了开疆拓土以外，还有一个难以宣诸于口的原因。
　　
　　这个才是他最深层次的战争动机。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门第观念，有甚于中国魏晋。尽管经历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旧有秩序趋于崩溃。可有些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绝的武力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象秀吉这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却没法随心所欲——比如混入贵族阶层。在日本史上，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传统贵族和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护大名或多或少都是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织田信长，就是平氏之后；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谦信则是藤原族胤。两边来往，必得先对一遍家谱，比一比祖上的风光。
　　
　　象一些重要职位，比如象征武家最高权柄的征夷大将军，必须要源氏之后才能担任，别家再有能耐也不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许多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无人能去撼动。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屡次被人鄙视。为此他削尖了脑袋，拼命也要挤进这四大姓的系谱里。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编出一整套说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后裔，在中国和朝鲜的史书里，提到秀吉时会称其为“平秀吉”，其实是上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农民的大当——可惜在日本，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秀吉又认了属于藤原系的近卫前久为干爹，勉强挤进藤原氏，这才有资格被授予关白之位。
　　
　　可这样还不够，秀吉又说自己母亲曾经得到过天皇的临幸，血统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创一个姓氏，这就是“丰臣”姓氏的由来。
　　
　　这种种行为，无不昭示秀吉潜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羡慕，他渴望得到别人真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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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秀吉苦心孤诣为自己帖了这么多金，没人敢公开反对，但也没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那些贵胄表面上对这个乡下人恭敬有加，转过身去便会厌恶地抽动鼻子，低声骂上一句猴子。茶人们和公卿们也会在日记里偷偷地嘲笑他的种种粗鄙，说他附庸风雅——事实上这位太阁大人也确实有那么点不风雅，譬如现在日本的国宝，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锻造的太刀，就是因为落入他手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茎来了个“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优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伦不类。
　　
　　秀吉对这个问题，一直相当烦恼。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 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就象是阿瑟王的那把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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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 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 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保仪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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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岛-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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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做了一种对中文的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的成就，李朝君臣是很自得的，全国上下均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COPY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伊达政宗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伊达政宗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 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
　　

伊达政宗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且说金应南得了李昖面授机宜，一路兼程，进入辽东。按照计划，金应南打算在辽东搜集一下情报，看看大明到底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事。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他脸都绿了。
　　
　　原来从今年开始，辽东一带开始有奇怪的流言四处传播，都说日本鬼子要入侵大明，高丽人要给鬼子当伪军。对这些流言，官员们和读书人一笑置之，可普通老百姓不懂，流言说什么就信什么，越传就越玄乎。
　　
　　有一次朝鲜王子访华，一共带了十顶轿子，高高兴兴过了鸭绿江。也不知谁扯了一嗓子朝鲜军入侵，吓得鸭绿江附近的八站百姓一夕数惊，四散奔逃，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好几天才敢出来。
　　
　　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民间传说，一位朝鲜使臣赴京朝贡，回程时寄宿在金石山一家姓河的人家。朝鲜使臣的翻译官对主人说：“你要有三年五年的陈酿好酒，赶紧拿出来喝吧。”主人问为什么，翻译官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过一阵朝鲜大军就要杀过来，到时候，你就算有命收藏也没命喝。” （后来这个故事传回了朝鲜，朝鲜国王一听，当即大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翻译官，真是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极具煽动性，不由得人不信。类似这样的流言，在辽东传得满天飞。这些流言的发端已不可考。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为了战争所做的一连串大动作，不可能瞒得密不透风。路过的海商、来往的驿使、逃亡的工匠，太多人有机会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阴云。
　　
　　这些人没有许仪后那么高的觉悟，可能不会上报朝廷，但他们总会把心中疑惧说给身边的人知道。这种八卦极具传播价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当时辽东传成什么样呢？“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 已经闹得快炸开了锅，让当地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光是辽东，连北京都开始对朝鲜起了疑心。
　　
　　自从陈申和苏八两份倭寇入侵的报告打到北京以后（当时许保仪报告还在路上），内阁很快拿出了应对之策，指示让从天津到江浙、福建等处边境镇守督抚整顿兵事，严备海防——因为根据以往倭寇袭击的经验，大明官员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会从沿海直接登陆。
　　
　　安排完国内的事情，大明官员们忽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陈申和苏八的报告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日本的侵略构想——驱高丽以为先锋。
　　
　　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如果它叛变投日一起进攻辽东，那可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朝鲜的举动，也确实让大明不太放心。日本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连当地华侨和琉球国都上书通报，怎么一贯事大最为忠勤的朝鲜，这次却一声不吭，没有立刻向***汇报敌情呢？
　　
　　大明官员们有点犯嘀咕了，难道朝鲜人和倭人真有勾结不成。
　　
　　对于这个疑问，大学士许国站出来，说不可能，朝鲜我很了解，一贯对华亲善，不会做这种蠢事，还是先问清楚的好。于是兵部便发了一道咨文给辽东都司，让他们问问朝鲜人到底怎么回事。
　　
　　辽东都司的官员接到公文以后，不惊反喜，狠狠一拍大腿，可算他娘的找到谣言的根儿了！ 他们立刻移文汉城，发出质询，语气严厉。
　　
　　金应南抵达辽东的时候，正好赶上辽东都司的信使揣着公文奔汉城而去。
　　
　　金应南一看，这大明从上到下都对朝鲜充满了敌意，心中无比恐惧。他想起李昖出发前的叮嘱，说如果大明已经知道日本入侵的事，就赶紧打起奏报倭情的旗号，心想主上真是料事如神，连忙把朝鲜使旗扬起来，光明正大沿着驿道前进。
　　
　　这一路的艰辛呐，就别提了……李朝开国二百年，圣使节从来没遭遇过这种非人的待遇。无论车仗走到哪里，只要被人发现是朝鲜使节，要么遭人白眼，要么就是一通蔬菜瓜果乱砸，有如丧家之犬。
　　
　　金应南一路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了山海关，结果差点没进去。关下的老百姓一看是朝鲜人，都指着鼻子骂：“你们不是投了鬼子当皇协军吗？还有脸跑这里来？”
　　
　　金应南一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辽东人已经如此敌视，等使团到了北京，怕不是直接就被推出去斩喽？他找来了翻译官洪纯彦商量，洪纯彦说我跟当今内阁大学士许国的舍人俞深很熟，要不我先快马加鞭赶到北京，设法搭上许阁老这条线，朝里有人，咱们才好说话嘛。
　　
　　这个建议真是雪中送炭，金应南大喜过望，赶紧准备了一份书信，让洪纯彦快马先赶去京城。等到金应南走到通州的时候，俞深已经亲自出来迎候。俞深说现在福建、浙江都有人举报尔等通倭，许阁老一力坚持朝鲜无叛，一直等着你们派使者过来呢。你们现在总算是来了，可千万别装成什么事都没有，不然就把我家许大人给卖啦。
　　
　　金应南当时那眼泪就快流下来了，出使这么久，终于碰到好人了。
　　
　　八月十日，金应南终于见到了万历皇帝，把一肚子的辛酸与委屈都吐露出来，把朝鲜这两年如何坚持气节，如何力拒倭寇威逼利诱的事迹大大地敷演了一番。听完以后，万历皇帝挺高兴，大臣们也松了一口气，嫌疑冰释，朝堂之上其乐融融。
　　

伊达政宗

　　礼部不失时机凑上来，说朝鲜和琉球一样主动通报倭情，理应勉力加赏。万历一挥手：“重赏！”
　　
　　金应南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不辱使命，准备跪下来领赏。这位可怜的朝鲜使节万万没有想，这个赏赐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万历皇帝先赏了白金紵絲彩段，这些属于常例。金应南因为奏报有功，还额外多了赏格。都是好事。
　　
　　然后皇帝笑眯眯地对金应南说：“日本人可恶呀，要好好惩罚一下。你回去告诉你家国王，说朕给他准备了两位盟友，你们三家合兵抄击，把倭国灭了算。”
　　
　　金应南听了顿时一哆嗦，差点没直接趴地上。朝鲜军力虚实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可清楚得很——看家护院勉强够用，真要渡海去跟倭寇拼命，那纯粹是白给。他一寻思，大明皇帝说还有两家盟友呢，说不定能指望上，于是连忙洗耳恭听。
　　
　　万历皇帝微微一笑，揭开了谜底。
　　
　　这两家盟军，一个是琉球国，一个是暹罗国。
　　
　　金应南好一口血没喷出来，这个惊喜未免太大了吧！
　　
　　琉球巴掌点儿大的国土，又孤悬海外，根本不能指望；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国家还算大，军队怎么样不知道，单知道他们单挑打架很不错，可那也实在太远了……指望靠这俩弟兄一起反击日本，不如洗洗早点睡了。
　　
　　金应南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主意。
　　
　　好在万历没硬逼着金应南找暹罗去借兵，这道谕旨的口气是打商量的，只是建议朝鲜“要结琉球、暹罗”，不是硬性规定。于是金应南只得先叩谢天恩，然后赶紧写信汇报给汉城，让他们赶快再派个人来，横竖把这事结了，免得节外生枝。
　　
　　关于万历为何突然冒出让朝鲜合兵暹罗、琉球的念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万历对暹罗一向态度很好，在万历四年的时候，琉球国王入贡，万历特意把琉球、暹罗和朝鲜使臣叫到一起，额外给了许多赏赐。这是别家使臣都享受不到的殊荣。
　　
　　万历皇帝大概是想起了那时候三国使臣齐聚的场景，才有这么一个离奇的想法吧。
　　
　　公平来说，暹罗虽是小国，技术能力却不低，他们很擅长制造火器——因为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以后，首先驻留暹罗，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到了那里。暹罗造枪的时间，比大明仿制佛朗机铳还早，甚至连日本，都要从暹罗进口大型火器。而且暹罗的航海技术也不差，暹罗海盗的凶名在两广地区相当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伊达政宗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 ；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 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 ，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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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政宗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 ——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踪迹来的战略方针。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伊达政宗

　　只不过最奇怪的是，连朝鲜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华之名”。
　　
　　朝鲜诸位使节辩诬成功，还被大明天子嘉勉了一番，陆续得意洋洋地返回汉城，升官封爵，君臣从上到下其乐融融。一直到开战前，李朝唯一做的准备，就是派了三位大臣去庆尚道巡视了一圈，打的是整饬军备、修造堡垒的旗号，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天晓得。
　　
　　这种身踞火炉而不自觉的心态，迟早要出大事。
　　
　　结果大事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还不迟，是非常早。

伊达政宗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朝鲜李朝的釜山镇佥使郑拨刚刚从宿醉中清醒过来，他昨天带着麾下三艘战舰去釜山港附近的绝影岛打猎，收获颇丰，于是晚上就喝多了点。这时有部下向他报告，说远处海域出现了奇怪的船只，不过现在海雾很大，只能看清一团黑影，无法辨别身份。
　　
　　郑拨算算日子，以为是日本的岁遣船来晚了，也不以为意，依旧不急不忙地洗漱、用早餐。突然，对面的船传来一阵轰鸣声。郑拨脑子一激灵，酒立刻醒了大半。
　　
　　他也算是一员老将，立刻分辨出这是火铳射击的声音。尽管从这样的距离，火铳对自己的坐舰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但它代表的意义却十分可怕——老百姓显然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火力。莫名惊骇的郑拨不顾危险，登舷远望，然后他就呆住了。
　　
　　逐渐从海雾里出来的，不是一条船，也不是两条船，而是无数的战船。 所有的史书谈及这一段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句话：“蔽海而来。”
　　
　　很快，位于釜山附近的加德岛鹰峰烽燧台燃烧起了狼烟，表明瞭望台也观测到了敌情。 一瞬间，整个釜山附近都狼烟四起，惊慌失措地传递着倭寇来袭的消息。
　　
　　郑拨所目睹到的日军舰队，准确数字是四百艘，差不多是日本海军二分之一强的战力。 这些船上运载的，是小西行长的侵朝第一军团，总计一万八千人。
　　
　　当写到“蔽海而来”“七百艘”“一万八千人”这些词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黄山伐》。里面有个情节，是两名朝鲜士兵向国王报告唐军来伐，两人先说唐军一共有多少多少只船，每只船有多少多少名士兵，然后说：一共是……是……接下去两人开始伸出四只手，经过二十个指头轮指N遍计算，算完又互相对视数眼，最后同时大喊道：“那是不计其数啊！”
　　
　　我当时非常奇怪这一情节的设计，里边还有很多类似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搞笑。因为，这一部很正经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电影。
　　
　　在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电影里，夹杂了这么多无厘头搞笑的小情节，这让我觉得极其怪异。只不过当我发现在这场被朝鲜称为护国战争的过程中，也一样出现过无数给我这种感觉的事件后，我因此揣测这也许是他们某种传统吧。
　　
　　侵朝日军第一军总指挥小西行长，现在就带着“不计其数”的精英战士，正站在船头。他望着远处郑拨的坐舰以及更远处的釜山港，心里充满了兴奋。小西本是堺港商人之后，按说这辈子是没什么出头机会的。幸亏他碰到了秀吉，蒙其赏识，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一路青云直上，出征前已是肥后国二十四万石土地的藩主。
　　
　　对一个药商之子来说，二十四万石土地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但对于伟大太阁的心腹来说，却太过狭窄。小西行长认为凭自己的功勋和才干，理应拥有更多土地。现在这一片丰腴的大陆徐徐向自己敞开了胸怀，只消轻轻一跨便可将其掌握在手中，小西行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站在小西行长身旁是他的女婿、对马岛的岛主宗义智。这一对翁婿在秀吉麾下，常年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工作，对朝鲜情况十分熟稔，麾下兵将也多出自是九州籍贯，称得上是对朝鲜知根知底。所以秀吉派遣了他们作为先锋军团，承担最艰巨的登陆任务，以及试探朝鲜军的虚实。
　　
　　小西行长根本不在乎先锋即将面临的种种困难。作为商人，他明白高风险会带来高回报。如果这一次他作为先锋顺利地打开朝鲜国门，将会获得极为丰厚的好处。眼前的小小釜山，不过是他成功的第一块踏脚石。
　　
　　想到这里，小西行长挥动军扇，下达了前进的号令。
　　
　　郑拨看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日本战舰，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朝廷一直在讨论的倭寇入侵，是真的。他顾不上埋怨朝中那些颟顸大臣，立刻下令转舵回城。他知道，日本人筹谋已久，凭借自己的三条船是绝无胜算的，回到釜山城内据守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在前一天的釜山城里，已经出现了战争的征兆。平时釜山倭馆里有许多日本商人，可昨天却离奇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四个人留守。 现在郑拨回想起来，那应该就是大军来袭之兆。可惜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看到朝鲜人已经被彻底震慑，小西行长这才下令全队转向，开始寻找合适的登陆场。釜山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岸多为沙滩，平均潮差不超越一米三，适合登陆的地点很多。小西舰队在下午五点左右，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的登陆场，距离釜山城不到四公里。
　　
　　大批的士兵从关船和安宅船上攀下来，转乘小早船，如同飞蝗一般冲向海岸线。第一名战士在快接近海滩时，迫不及待地跳下小船，趟着水花，大叫着登上朝鲜的陆地。
　　
　　就这样，日军终于迈出了踏上朝鲜的第一步。要等到七年后，他们最后一名战士才会离开这片土地。

伊达政宗

　看到日军阵容如此庞大，郑拨被吓坏了。面对日军在眼皮底下的登陆，他没有做出任何袭扰，只是把城门紧闭，准备守城器具。小西行长登陆之后，并未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建起了一个营盘，忙着把大船上的物资都卸载下来。在忙碌的间隙，朝鲜人民的老熟人宗义智与玄苏和尚联袂送了一封信给郑拨。这次他们两个不再像以前一样陪着笑脸，而是声色俱厉地要求他立刻开城投降。
　　
　　郑拨拒绝了。他虽是个有气节的人，投降倭寇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也作不出来的。
　　
　　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日本人没有继续勉强郑拨，开始在登陆场附近专心致志地通宵卸货。而郑拨为了不让城内居民发生骚乱，封锁了倭寇来袭的消息，还命令乐队吹萧弹唱，以安定军心。
　　
　　于是在双方都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次日清晨，大股大股的日军开始朝着釜山浦城进攻。主攻将领是宗义智，他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为日、朝联盟奔走，屡遭朝鲜人的白眼，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发泄一下了。
　　
　　郑拨是位值得尊敬的大将。他亲冒矢石，身披黑甲，在第一线指挥守城。他的行动激励了守城的所有士兵。在一开始的攻城战中，日军毫无进展，在朝鲜人犀利的弓箭下伤亡惨重。
　　
　　但优势很快就转换了。
　　
　　一支军队万万不能没有士气，但有时候士气不是万能的。决定战局的，还有经验和技术装备。
　　
　　日本刚刚经历了战国时代，对于如何笼城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这不是承平已久的朝鲜军队所能比拟的。
　　
　　从装备来看，守城的朝鲜军队身覆皮铠，头顶铁盔，主要的武器除了传统冷兵器以外，只有一千多挺自家生产的胜字铜火铳。这种旧式火铳操作很不灵便，射速慢，而且容易炸膛，只能作为步兵的辅助。
　　
　　而在日军的战斗序列里，最核心的部队是铁炮队。他们手中的新式火绳枪传自葡萄牙人，经过多年不懈的改良，已经超越了老师，操作简易，射程远、杀伤力大，跟朝鲜人手里的旧货形成了绝对的代差。这次远征朝鲜，秀吉几乎把日本国内的铁炮搜刮一空。小西行长作为先锋第一军团，得到了最优先的关照，在军团里配备了数量庞大、经验丰富的铁炮部队，成为他手中无比犀利的一把武士刀。
　　
　　日本的城堡尚且无法抵御这种威力无穷的武器，遑论一个小小的釜山浦城？
　　
　　除了这些东西，小西行长还携带了一批大筒与石火矢。从一开始攻城起，这些热兵器被设置在了釜山浦城西侧的高地，居高临下不停轰击咆哮。为此，郑拨不得不亲自前往西门镇守。
　　
　　朝鲜人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弓箭。虽然弓箭威力有限，但釜山浦的城墙和射手良好的技术弥补了这一缺陷。日军为了攻城，必须要抵近攻击，而一接近城下就会被密集的箭雨击退。
　　
　　可惜这种优势很快不复存在，因为箭矢射光了。
　　
　　日军意识到了朝鲜守军的窘境，攻击更加猛烈。尤其是釜山西侧的炮兵阵地，给城内造成了极大的杀伤。朝鲜守军本来就兵微将寡，此时弓矢又尽，更是雪上加霜。攻城战持续到中午，数处城门都已经岌岌可危。
　　
　　郑拨情急之下，登上城头，试图再度把士气鼓舞起来。他的黑甲引起了日军射手的注意，很快就有数十挺铁炮朝这个方向开火。郑拨身中数弹而死，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
　　
　　主帅既死，守军群龙无首，士气立时崩溃。釜山成在坚持了半日之后，终于被敲开了大门。
　　
　　釜山是朝鲜的门户，拿下它以后，就等于在朝鲜站稳了脚步。宗义智攻取釜山，立下侵朝头功，心头大畅，以胜利者的心态称赞了几句郑拨殉城的武勇，却纵容麾下士兵大肆屠城。一时间釜山城内血流成河，妇孺皆死，死者近三万人，几近空城。有侥幸未死的百姓，都被日本人掳到了船上。
　　
　　就在釜山陷落几乎同时，釜山附近的西平、多大浦两镇也遭遇了日军分队的急袭。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多大守将尹兴信战死，两处俱陷敌手。整个釜山防线的高级将领里，只有左李使李珏见机早，一路跑进了东莱城。
　　
　　西平、多大两镇的陷落，等若是护住了釜山的双翼。小西行长在欣慰之余，忽然想到一件事。当时朝鲜在釜山附近的巨济岛上驻有一支水军和数座水军营寨，大约有一百多艘战舰。与釜山成犄角之势。釜山闹出这么大动静，那些水军去哪里了？
　　
　　这些后患不除，大军断不能轻进。小西行长有点不放心，派人去打听。这一打听，打听出整个壬辰战争史上第二大的笑话。
　　

伊达政宗

　　原来早在日军渡海之时，在巨济岛的庆尚道左水使元均就已经觉察。可他稍微一探头，就被遮天蔽日的日军战舰吓了回去。元均知道，日军肯定会先攻釜山。釜山一破，日军随后势必会横扫附近的水军营寨，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
　　
　　元均想到这里，遍体冷汗。他一不通知釜山，二不通知麾下舰队备战，只让手底下的虞侯守住巨济岛营盘，自己前往靠釜山侧海的白川寺勘察敌情。
　　
　　按说他这一举动，并无大错。可此时的元均，尚未接敌，便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当他抵达白川寺的时候，远远地看到海中有数帆一划而过，似乎徐徐逼近巨济，整个人立刻傻眼了。
　　
　　前一天日军渡海的阵容，给元均刺激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想象如此规模的军队包围巨济的话，自己该怎么办。
　　
　　面对这种局面，如果元均是一员忠将，大概会和郑拨一样，选择死守殉国；如果他是一员智将或勇将，会积极思考策略如何扭转劣势；如果他是一员庸将， 至少该知道拔锚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舰队主力尚在，总有报仇的一天。
　　
　　元均是打算跑路没错，可他在跑之前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下令把自己麾下一百多条战舰凿沉，连通船上装载的火器一同沉入大海
　　
　　这是一个令中、朝、日历史学家都为之迷惑的决定。
　　
　　虽然在危机情况下，指挥官可以就地销毁战略物资，以防止敌人得到。但这不是粮食，不是辎重，而是船，自己会走的船。打不过，你开船逃跑总没问题吧？
　　
　　可元均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自沉。大敌当前，一战未发，这么急匆匆的自废武功，实在不知出自什么动机。元均不是朝奸，但他亲手毁掉了朝鲜将近三分之一的舰队，对日军的贡献比一百个朝奸还多。
　　
　　元均凿沉了所有的船只以后，只留下四条船和两员副将。这两员副将名字起得好：一个叫李英男，蜀山女剑侠；还有一个人叫李云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可惜同名不同人。
　　
　　他们三个连夜遁逃到了露梁海，元均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在海上堵住他，决定要在昆阳海口处登陆。这个决定遭到了李云龙的反对。 李云龙认为如今陆上情况未明，比海上更加危险。他自告奋勇，带着一条小船前往全罗道的丽水港，去投奔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请求他前来接应。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釜山城内的庆尚道左使朴泓，也弃城而走。这一左一右两个水使，真是堪称“逃命双璧”。
　　
　　元均沉舰弃岛之后，惶恐就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巨济岛，日军登陆巨济的传言满天乱飞。留守营寨的虞侯无法安守，便把岛上的年女老少全都赶出镇子，驱赶着朝大陆逃去。虞侯为了夺取道路，甚至放箭乱射，当场射死了两名孕妇。
　　
　　这一路上的凄惨就不必提了。老百姓们一时间哭爹喊娘，无比混乱。这场大混乱甚至波及到了巨济岛以西的南海岛，县令奇孝谨听说日军袭来，手忙脚乱地把仓库付之一炬，转身撒腿就跑。
　　
　　不光是朝鲜人陷入混乱，就连日本人也都迷惑不解。当时日本水军全力以赴，跨海运输军队与辎重到釜山附近，尚无余力对付巨济岛。怎么一枪没放，对面就跑光啦？
　　
　　后来才知道，导致整个巨济水师自凿沉没、主帅远遁露梁的罪魁祸首，不是日本人，而是附近的朝鲜渔船。 这些渔船尚不知战事已起，仍旧在巨济与釜山之间的海域打渔。可怜元均当时好似惊弓之鸟，兼之视力不好，错把冯京当成马凉，以致酿成了壬辰战争第二大笑话。
　　
　　荒唐到了这个程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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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杉武田毛利织田楼主等人加入的话，没准还有那么一点点胜算。小西那种商人都拿军扇了，真是山中无老虎，小猫称大王了，这仗没法打。还是乌龟有眼光，两百多万的石高，就出了5000人打酱油。
ps，个人一直觉得，其实杨镐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应该没有历史中说得这么差。

伊达政宗

　　我们在分析秀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历史人物经常会做出一些无法理喻的荒唐举动，这些荒唐有时候无法从客观因素去寻求解释，只能从心理上去分析。
　　
　　元均其实有他自己的逻辑。这个人怯懦，胆小，极端怕死，但是又深谙官场之道，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他知道，如果就这么带着一支舰队撤退到丽水与李舜臣合兵，从军事上毫无疑问是最优的选择，但从政治上却是最糟的结果。尤其是当郑拔力战殉国，人们会很自然地拿他与郑拔作比较，那些无聊的官员便会不停地弹劾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们汲取官声的肥料。
　　
　　力战一场再跑也是行不通的。日本水军的规模太庞大了，元均不仅对胜利毫无信心，甚至对自己能够顺利逃脱也毫无信心。万一双方舰队绞杀在一处，自己被擒被杀的几率实在太高。
　　
　　对元均来说，最高的目标不是保家卫国，而是生存，所以他选择了貌似愚蠢其实最安全的道路。
　　
　　舰队自沉之后，元均对日军不再有了威胁，日军便对他失去了兴趣；而对于朝廷的质询，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解，说我这是为了不让日军虏获我们的舰只。
　　
　　他投往李舜臣，更是一招妙棋。若是他惶然登陆回返京城，势必会被当做釜山大败的替罪羊，但去投奔李舜臣，给朝廷的印象则是这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
　　
　　从元均后来的仕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举动对他个人而言是英明的。他自沉以后，名正言顺地率领“残军”与李舜臣“合兵”一处，继续“抗战”，朝廷对他没有任何惩罚。
　　
　　相比之下，另外一位左水使朴泓仓皇登陆，一路逃窜，到了临津江的时候，被督战的都元帅金命元砍掉了脑袋。两下对比，就知道元均有多英明神武了。
　　
　　从那以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狡黠，一直安全地躲在李舜臣身后，不断利用后者的功勋装点自己，官位一路青云，甚至盖过了李舜臣，一度取代了他在朝鲜水军中的地位——没错，这是凌驾于元均自沉舰船这个笑话之上的、整个壬辰战争中第一大笑话。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初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兴奋异常，他在攻破釜山、西平与多大浦的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将兵锋指向了釜山东北不远的东莱。
　　
　　日军挟胜战之威，杀到东莱城前，宗义智写了一块木牌送进城里，上面大剌剌地写着九个字：“战则战矣，不战则假道。”气焰嚣张，大概是想学习成吉思汗“你要战，便来战”的风范。
　　
　　当时东莱城内，除了府使宋象贤以外，还有左水使朴泓、左兵使李珏两位逃入城内的高级官员。可这两个人惶惶不可终日，根本不敢做主。府使宋象贤是个硬气人，拿过笔来，照样写了一块木牌送回去，上面写着：“战死易，假道难。”气势更胜。
　　
　　朴泓、李珏知道他是打算死守了，心想老子好不容易从釜山逃出来，不能白白死在这里。俩人便对宋象贤说守城不能孤守，他们愿意领兵在外互为犄角。宋象贤想劝他们留下，可惜这两位已经铁了心，率领部众离城而去，头都不回一下。
　　
　　两位出城以后，连一副犄角的姿态都懒得摆，二话不说就往西逃。李珏还有点羞耻心，躲进了附近的苏山之中，朴泓干脆跑到了后方的庆州。
　　
　　四月十五日早七时，日军主力从釜山正式开拔，九点多便抵达东莱，从城后山开始攻城。在攻城之前，不知谁出的主意，还做了一个人偶，身披红衣，头戴青巾，背后插一面红旗，腰着绑了把佩剑。日本人把人偶架在竹竿上挑着，围城转了一圈，就把城里老百姓吓得不行，哭声震天。
　　
　　这是一次惨烈而迅速的攻城。东莱太小了，不及釜山城高垣厚，挤满了逃难的百姓；宋象贤空有一腔热血，却缺少军事才能；加上朴泓、李珏带走了大批士兵，留守的部队人心涣散。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让东莱城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很快便被攻陷了。前后坚持的时间，连一个时辰都不到……
　　
　　日军杀入城内的时候，发现宋象贤身着朝服，穿戴整齐，端坐在胡床之上，从容就义。他临死前留下了十六个字的遗言：“孤城月晕，列郡瓦解，君臣义重，父子恩轻”他的镇定，让宗义智也为之动容，亲自找出杀害宋象贤的日军士兵，杀而祭之 ——这个历史真实性有待存疑，因为日军惯于惺惺作态，而朝鲜人又喜欢无限美化殉城而死的官员，类似这样的传说以后还有许多。
　　
　　郑拔和宋象贤，元均和朴泓、李珏，这两组官员恰好代表了朝鲜军政官员们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两种典型结局：要么壮烈战死，要么一溃千里。
　　
　　但无论这些官员的个人品行是忠勇还是怯懦，都已无法改变朝鲜在这一时期的悲惨命运。釜山之役的胜利血腥，激起了日本这头战争猛犬的狂暴兽性，很快闪电霹雳就要落在三千里江山了。

伊达政宗

　第六章 闪击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复习一下朝鲜的地理状况。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整个半岛百分之八十都被崇山峻岭所覆盖，平原很少。在群山局限之下，能够通行的道路只有固定的几条，且是依山势而修，很少是通衢大道，不适宜大兵团大范围作战，给进攻方的战略选择很少。
　　
　　朝鲜行政区分为八道，自东向西为平安、咸镜、黄海、江原、京畿、忠清、庆尚、全罗。其中庆尚道位于朝鲜最西边，是距离日本对马岛最近的一道。
　　从庆尚道到位于京畿道的首都汉城一共有三条道路。最北边的一条是从釜山、东莱走北部海岸，沿蔚山、庆州，最后抵达尚州。路途较远，但优点是道路宽阔，且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庆尚道的官方驿道，就是设在这条路线上。
　　
　　中间的一条路，是从东莱向西南方向直插密阳，再到大邱，再到尚州。这条路线是直线记录最短的，只是道路狭窄，沿途山高水深，不仅关隘较多，而且部分地方还要走栈道。庆尚道的烽火台路线，便是设置在这一条路的沿线。
　　
　　这两条路起于东莱，汇于尚州。尚州是整个庆尚道的治所，也是重要的锁钥关卡，因为它的西方是忠清道的鸟岭天险。只要逾越了这个天堑，汉城便近在眼前。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韩国这一地区的铁道线路，仍旧是按照这两条古道的走势来修建的——可见整个庆尚道的地理环境对通道限制之大。
　　
　　除了这两条路以外，还有一条靠南的山路，走金海，昌宁和星州，与中路路线几乎平行向西。不过这条线路比中间更难走，基本上全是翻山越岭，不适宜大兵团行军。
　　
　　朝鲜的山地实在太多，把城镇体系切割得支离破碎，许多城邑根本不在交通大道附近。徐徐蚕食这些城镇，对占领军来说是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但日本人无法等那么久，为了尽快征服朝鲜，日军在战前制定的战略，是要打一场快速战争，直接沿大道扑向朝鲜的几个枢纽大城，希望靠摧毁敌人的中枢城市来压制抵抗。
　　
　　这个战略成就了日军在初期的华丽进击，也为后来的穷途末路打下一个深深的伏笔。
　　
　　按照日军在开展前制定的方略。小西行长拿下釜山之后，要立刻抢占釜山、东莱，彻底控制三条重要通道的起点。等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抵达之后，三个军团沿着前述道路齐头并进，三路并发，异道会于尚州。三支拳头同时用一招“黑虎掏心”，一举捏住李朝的心脏——汉城。
　　
　　在釜山和东莱顺利陷落之后，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宇喜多秀家在对马岛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秀家当过秀吉的养子，身份高贵，但本人年纪并不大，资历尚浅。所以他名义上虽是最高统帅，实际上都是跟其他军团长商量着来。
　　
　　在会上，秀家把除了小西行长以外的军团长召集起来，问他们是等太阁大人亲自到了咱们再打，还是先自顾打了再说？
　　
　　秀家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他十分了解秀吉好大喜功的性子，釜山的辉煌胜利一定会让秀吉冒出亲征朝鲜的念头，必须早作准备。他想跟几位军团长商议一下，接下来该采取何种方略为上。
　　
　　诸将众说纷纭，其中有两个人声音最大，一个是加藤清正，一个是福岛正则。这两个人都是秀吉的老婆北政所从小养大的，能征善战，同以“贱岳七本枪”闻名天下。可这时候两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反，清正主张速进，正则主张持重，俩人越说越气，最后竟撕破脸皮吵了起来，差点没白刃相见。
　　
　　这时候，第六军团的头号勇将立花宗茂站出来，冲秀家说了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们现在是跨海远征，如果什么都等太阁拿主意，黄花菜都凉了。以我之见，应该趁朝鲜还未彻底警觉的时候，来场速战，直接攻下汉城。”
　　
　　六军团团长小早川隆景问他你怎么知道。立花宗茂不屑道：“釜山和东莱咱们全是半天就拿下来了。这种坚城若搁到日本国内，非笼城数月不能下。可见朝鲜人警备荒废。咱们要是不快打，等他们反应过来，从明朝借兵，那就没戏唱了。”
　　
　　这一番话说得几位军团长个个点头称是。秀家最后拍了板，说赶紧把这个决议告诉小西行长，让他做好速攻准备。
　　
　　没过一天，信使回来了，一脸无奈地告诉秀家：“您甭催他了，他比您还着急，第一军团早就开拔跑了！”

伊达政宗

　　原来小西行长一看釜山、东莱打得这么顺手，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他是商人出身，自己有小算盘。如果等到加藤、黑田两个军团一起登陆，到了汉城，这功劳就被平白分走了三分之二。现在朝鲜人如此孱弱，我的第一军团还不如趁他们还没渡海，先直扑汉城，独享一份大功劳。
　　
　　他这种心思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在三个军团之中小西行长与黑田长政关系还不错，但对那个一脸骚胡子的加藤清，却是说不出的厌恶。两个人一个是外交官出身，一个是军人出身，背后还牵扯着秀吉手下文治、武断两派的争斗，彼此的关系就象是三国时期的魏延、杨仪，有着近乎天生的厌恶感。
　　
　　偏偏分封的时候，不知秀吉出于什么动机，把两个人一起封到了肥后，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烦都烦透了，关系变得更加恶劣。
　　
　　现在小西行长好不容易登陆了朝鲜，一想到要和加藤那头粗俗的东西分享胜利果实，便如坐针毡。所以他等不及宇喜多秀家的命令下达，留下一点点守军看护釜山，独率大军朝着庆尚道的中路重镇密阳疾驰而去。
　　
　　庆尚道此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密阳府使朴晋接到釜山陷落的战报，亲自率军赶到苏山，意图救援东莱城。他与在苏山的李珏合兵一处，叮嘱后者说一定要坚守，苏山一失，整个庆尚南部就全完蛋了。
　　
　　小西行长气势汹汹地杀到苏山脚下，朴晋领兵出战。可等到朴晋与日军一接战，李珏立刻掉头就跑，动作无比熟练。这个举动让朝鲜军阵脚大乱，朴晋无法控制局势，只得率领亲兵撤退。
　　
　　李珏的一路逃窜导致苏山、梁山等险要山隘相继失陷。仅在四月十六日一天时间里，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就推进了一百多里，抵达了鹊桥。在这里他们又一次遭遇了朴晋。
　　
　　鹊桥位于密阳东四十一里，这里没有大道，只有一条黄山栈道相联，地形十分险要。朴晋比李珏有责任感得多，虽然之前败了一阵，但士气未消。他决心在这里依仗天险固守，以拒敌军。
　　
　　四月十七日，日、朝两军在鹊桥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者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未经过战阵的朝鲜军人战战兢兢，根本不是如狼似虎的日军对手。几番较量下来，朝军一败涂地，两员偏将当场阵亡。朴晋纵有通天之能，也是无能为力，只得撤回密阳。
　　
　　小西行长占领鹊桥以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庆尚中路的密阳城，还发了一支偏师进攻北方的蔚城，以确保自己侧翼的安全。
　　
　　朴晋撤回密阳城后，本打算集结人手死守，结果他惊愕地发现，城里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一打听，原来这锉事又是李珏干的！这位逃跑将军从苏山撤离以后，投奔密阳而来，进城以后又散布了一通恐慌言论，裹挟了一大批人随他继续朝后方逃窜，把烂摊子扔给了朴晋。
　　
　　朴晋连骂他的时间都没有，只顾得上把密阳城内的武器粮草一把火烧赶紧，自己带着残存士兵躲入附近山中。随后赶至的宗义智一枪都没放，舒舒服服地占领了密阳城。
　　
　　庆尚巡查使金晬这时候正在晋州，他听到东莱城陷落的时候，本打算来救援，走到一半发现密阳都失陷了，知道事不可为，长叹一声，遣散了手下军队。他临撤走前，给庆尚各城镇都发出了命令，让他们立刻疏散群众。
　　
　　这个命令在庆尚道造成了极端的恐慌。以往朝鲜人因为无知而对日本自大，现在也因为这种无知而变得恐惧。一时间各条道路都有逃难民众，许多城池不攻自破，让日军的进袭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