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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H长篇:“这将会变得非常激烈”:家庭遗产之争为何即将从2026年开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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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重组家庭成为常态,再加上未来十年预计将出现高达3.5万亿澳元的代际财富转移,那些像电视剧一样的继承纷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也越来越激烈。
第一次见到苏珊娜(Suzanne,化名)时,这位墨尔本的中年母亲看起来沉稳又满足,像个受过良好教育. 出身优渥的女士。她回忆自己小时候很幸福。父母很有钱,也爱讲排场,丝绒沙发. 貂皮大衣. 水晶高脚杯。但苏珊娜对这些并不太在意。“我只记得父母在一起的样子,”她笑着说,眼角起了细纹,“他们会在走廊里边走边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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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父亲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随后上演了熟悉的剧情:丧偶的母亲再婚。继父很刻薄。“他会贬低人,”
苏珊娜低声说,“还会霸凌。”
十多年前,她母亲病重时,家族资产池仍有数百万澳元,只是被塞在各种信托,退休金和墨尔本东区绿荫社区及海边度假区的房产里,结构很复杂。好在这位临终的母亲似乎把遗嘱想得很清楚:
大部分给孩子,继父也会被照顾到。继承计划透明而正式。
苏珊娜记得母亲去世前不久发来短信:都安排好了,别担心。
“看着我妈走,真的太可怕了。但后面发生的事。。。”苏珊娜停顿了一下,“更毁人。”
后面发生的是:遗嘱大战。发起的人不是苏珊娜,而是继父。他想把一切都拿走。
这种官司通常拖好几年,苏珊娜也没逃过。律师费按分钟累积,她为了守住继承权,欠下超过25万澳元的债。
官司压着她生活的每一块:工作. 假期. 孩子的运动比赛。“
我会对孩子说,‘勇敢点,六个月后我就能重新当你们的妈妈。’可六个月又变成下一个六个月。”
她原本以为法庭会听她讲道理,“就像电影里那样”,结果她只记得自己被反复盘问:为什么读那么贵的私校。“后来法官就认定我很娇惯,”苏珊娜说,“她的意思是:‘你没资格觉得自己该得到这些。’”
那继父呢?“法官觉得我们得照顾这个‘可怜的小老头’,让他继续住在海边的大房子里,因为他知道刀叉放哪,”她说着说着结巴起来,“可他是个怪物。”
解释这些时,苏珊娜(她不是真名,因为这类纠纷常有保密协议)不停在平板上滑动,翻着一堆证据和怨气的档案。她说话时会吞咽,像到现在也咽不下那个结果。她轻声说,母亲的意愿没有被尊重,继父拿到的遗产份额远远超过遗嘱里写给他的。
最扎心的其实不是钱。苏珊娜想亲手整理母亲的遗物,结果却被挡在门外。家传纪念物被扣着不给,甚至被送人。
那种怨. 恨. 撕裂,就是人们一想到遗产大战就会想到的那种。
苏珊娜急着解释:“官司一开始就有人劝我:‘快退出,快退出’,好像是我主动找事。但我什么都没做啊,是我被告了!”
“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样,更强. 更理想主义。现在呢?现在不是了。”
如果苏珊娜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很快就不会了。接下来十年甚至更久,类似的家庭大战会大量出现,原因一大堆。从统计上说,最早那批婴儿潮一代大概还剩五年左右寿命。
澳洲生产力委员会说,澳洲这一代人未来十年将传下约3.5万亿澳元,这会是史上最大的代际财富转移。
如果大家准备充分,这当然没问题。但现实是,很多人完全没准备。
澳洲长者组织委托的2024年报告显示,50岁以上人群中有三分之一没有遗嘱;即便有遗嘱,也有一半超过五年没更新。
更新很重要,因为家庭关系和生活状况会变。2021年人口普查发现,有孩子的澳洲家庭里,超过12%来自二婚家庭,重组家庭,变数本来就多。(苏珊娜就是例子。)
我们也活得更久,过去半个世纪,死亡年龄中位数从69岁升到82岁。
初步数据还显示,澳洲很可能很快会以痴呆症成为头号死因,在这种情况下做涉及巨额钱财的关键决定,显然不理想。不仅如此,如今孩子在父母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已经是55岁,他们往往背着巨额房贷,于是出现所谓“ inheritance impatience (盼丧/急着分家产/惦记家产/迫不及待想提前继承家产)”:
成年子女逼父母提前把资产转出来,很多时候还损害父母自己的利益。
好消息是,超过90%的遗产纠纷会在调解(mediation)中解决。但少数真正进法庭的案件,情绪往往极端到足以登上新闻。
我们爱看热闹,也就更容易把这种争吵当成“正常”。遗嘱法题材天生就适合戏剧化,从舞台上的《李尔王》(King Lear),到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再到屏幕:真人秀《Inheritance Wars》. 喜剧《Fisk》,以及正剧《继承之战》(Succession)。
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戏剧。
律师见惯人性最糟糕的一面,但昆州大律师布鲁尔(Caite Brewer)说,悲伤和贪婪混在一起,会制造一种特别丑陋的局面。她忘不了一个案子:一位年轻父亲在海外服役时牺牲,留下一个还不到一岁的儿子,却也留下了一份过时的遗嘱,那是孩子出生前写的,把所有财产留给兄弟姐妹。“这个小孩不到一岁就没了爸爸,”
布鲁尔说,“可叔叔阿姨们拼了命也不肯给他一分钱。”
墨尔本Pitcher Partners律所的律师哈克(Anna Hacker)努力给这份工作找点轻松的角度。她还是ABC喜剧《Fisk》的顾问之一,主角是弗拉纳根(Kitty Flanagan)演的“倒霉遗嘱律师”。哈克甚至提供过一些剧情,比如“办公室被塞进一台又热又吵的复印机”(她真遇过),还有一集:一位住在老人“后院小屋”的男性租客声称和一位老太太有性关系,还威胁说不给遗产份额就把“床上细节”说出去。“这其实是经典款,”
哈克说,“几乎每个遗产诉讼律师都遇过。”
但挑战遗嘱的情绪代价,把整个家族关系烧成灰,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哈克每接一个新客户,第一件事就是讲一段“严肃开场”,强调尽量解决而不是开战,因为争遗嘱不仅压力巨大,还可能留下不可逆的创伤。“会很快变得很难看,而且越来越难看,”她会警告对方。“之后不会再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圣诞节。你能接受吗?”
她记得多年前有个客户听完后回来说:她宁愿保住关系,也不想打官司,哪怕这意味着放弃几十万澳元。“那是我见过客户做过最厉害的选择之一,”哈克说,“但她也是唯一一个。”
更常见的,是人们愿意,甚至很兴奋地,把共同的过去撕碎。我采访了布里斯班的多莉(Dolly,化名),她回忆婆婆遗产纠纷如何一步步升级:起初是钱,后来丈夫被排除在纪念安排外,最后连骨灰撒在哪里都被排除。多莉说:“这把他击垮了。到今天他都不跟两个姐妹说话。这类事会留下很长的后果。”
贪婪当然是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有时,人们挑战遗嘱是因为遗嘱明显不公平,这就涉及“遗嘱自由”这个概念。
你可能以为:钱是我辛苦赚的,我想留给谁就留给谁,对吧?
“但法律不是这么写的,”Nevett Ford律所的遗产法专家安德鲁·梅利乌纳斯(Andrew Meiliunas)说。“有些人在遗嘱里被亏得很惨,他们需要被保护。”
比如宗教观念很强的母亲,因为女儿离开教会就断绝继承;父亲无法接受儿子的性取向,就取消继承。
梅利乌纳斯说:“我脑子里有个案子。一个女人没去她爸70岁生日,因为孩子不舒服。第二天,父亲就把她从遗嘱里删了。”
这种遗嘱并不一定经得起法律挑战。律师辛普森(Andrew Simpson)还写过一本书谈这个话题(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他说,任性遗嘱是个大难题。“有个父亲会来跟我说,‘我想写一份铁板钉钉的遗嘱,我要把大儿子踢出去。’”辛普森说,“我能尽力,但我做不到‘绝对铁板钉钉’。”
父亲可能说自己跟儿子疏远几十年,也可能说儿子很敌对。表面看理由很充分。“但每场矛盾都有两面,”
辛普森说,“如果儿子看法不同,比如‘我爸就是个混蛋’,法院通常不愿去判谁对谁错。”
而法律也必须承认“家庭供养”(family provision)的需要。
这个制度可以追溯到1890年代:当时女性不能拥有财产,男人把遗产留给孩子甚至邻居,妻子可能被抛下. 没钱活,引发公愤。调解员格里戈里乌(Georgina Grigoriou)说,于是法律做了一种“社会工程”:
被遗嘱冷落的家属,只要能证明自己“确实需要”,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修改遗嘱。格里戈里乌在当地遗产律师圈里很有名,被称作法律界的“罗宾汉”。
我们见面的那天早上,她刚跟一个客户解释这个概念。那位客户气炸了:母亲给她一分钱都没留,却给妹妹留了250万澳元。但这位客户自己身家900万澳元,显然谈不上“需要”。
格里戈里乌说:“我跟她说:别打了。你证明不了需要,你会输。”。
遗嘱也可能因为立遗嘱的人没有做到“明智且公正”而被挑战。但这不等于必须平均,必须公平。“也不等于要平衡,”格里戈里乌补充,“但只要存在道德上的供养义务,我们就有责任做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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