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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为什么印度从全球中产阶层版图上“淡出”了?
1980年时,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中产阶层”里几乎都没什么存在感。
这里说的全球中产,是指收入既不在本国收入分布的后50%,也不属于全球最高10%的人。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两国都变了,但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
如今中国在较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占了不小份额,而印度在相对意义上却像是慢慢“淡出”。
这个结论藏在《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的年度报告里,乍看很让人困惑。毕竟,全球只有两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都被认为在苏联解体后通过拥抱资本主义、开放经济而获得了发展: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印度成了“世界后台”。那为什么两国普通人的结果会差这么多?
要解开这个谜,先从不在中产的印度人说起。金字塔顶端是孟买的马塞勒斯投资管理公司(Marcellus Investment Managers)称为“章鱼阶层”(Octopus Class)的一群人:大约100万超级富豪,他们的富裕程度和可支配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个小圈子靠金融市场高回报赚得盆满钵满,也通过当企业高管、银行家、律师等顶级专业人士,为彼此以及全球富裕客户服务而变得更富。
但金字塔底部则拥挤不堪,尤其是疫情之后,有8亿人靠政府免费发放的粮食维生,而且至今仍然如此。
在中国和印度,农业里的富余劳动力都按“教科书式的发展路径”流向工业化、城市化,并推动中产形成。但不同在于:中国年轻人不分男女大量进城;而在印度,主要是男性进城,许多无地农户家庭的女性只在砖窑和工地做季节性工作,其它人多留在乡村。这让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里女性劳动参与率最差的国家之一。
疫情后这一比例开始上升,但更多来自务农和自雇的增加,而这些工作收入不高。
与此同时,进城男性的机会还受到“种姓”限制。种姓是一种按出生决定的社会身份,是南亚特有现象。近年来底层向上流动有所改善,但仍被严重束缚。过去歧视群体还能在政府岗位中通过“平权措施”获得机会,但如今体制内工作越来越少。于是很多男性工人像父辈一样,仍困在低效率、低收入的工作里,比如保安、司机、园丁和杂工。
这些结论多来自班加罗尔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巴索莱(Amit Basole)团队的《印度劳动状况2023》(State of Working India 2023)报告(新版预计2026年发布)。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印度错过了本应出现的劳动力转移:
从自给式职业转向更有利润、更有效率的活动。结果是,四分之三的非农就业仍被困在非正规部门。
中产发育不良,很可能就是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直接后果。印度处在顶端的人并不把庞大底层当成有意义的消费市场,除了水电等公共服务、肥皂、短视频和个人贷款。处在底部的人又缺乏教育和技能,无法为国内外富裕群体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经济快速数字化后,需要年轻的内部流动人口去做零工,比如“10分钟送达”的快送配送。这并不是通往中产的跳板,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几乎就是全部机会。
《世界不平等报告》还指出,多读一年书带来的回报,在印度不仅低于中国,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社会顶层的流动性在全球范围都有限。今天中国精英中不少人,是1949年革命时期显赫人物的后代。印度的商业大亨,则多是1947年前英国殖民统治下繁荣的商人利益集团的延续。他们更看重短期回报。
相比中国同类人群更激进地投资科技,印度精英最“拿得出手”的制造业扩张思路,竟是游说放松劳工法,好让他们能压榨出12小时工作制。
印度最富的1%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40%。但Z世代的亿万富翁对做生意兴趣不大,更愿意把财富放进家族办公室,而不是创办新企业。在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的“苏式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祖辈为牌照奔走;如今,他们的父辈更多是在争抢有利政策,并与私人信贷机构讨价还价做再融资。
归根结底:印度被金融收益“宠坏”、缺乏雄心的精英阶层,加上受教育不足、又被种姓与性别不平等拖住的工人阶层,一起卡住了印度出现更大规模“全球中产”的道路。
而能填补这个缺口的社会变革,短期内也看不到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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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 ... ?srnd=homepage-asia
December 19, 2025 at 7:00 AM GMT+11
By Andy Mukherj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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