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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在墨尔本留学第三年的冬夜,凌晨三点的Swanston Street被雨水浸成一片模糊的镜面。我刚从唐人街的KTV结束兼职,背包里还装着同事托我带回家的"茶叶罐"——直到红蓝警灯刺破雨幕,我的人生从此裂成两半。
"知道为什么拦你吗?"警官的手电照亮背包夹层里密封的透明袋,"125克冰毒,够你在监狱认识所有帮派成员了。"那一刻我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突然想起母亲送我登机时说的话:"澳洲法治严明,千万别碰底线。"
拘留室的48小时像场荒诞剧。隔壁隔间醉汉用头撞墙,狱警用俚语记录我的"story"。当公派律师暗示我可能面临25年刑期时,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留学生圈流传着那句话:"在澳洲,毒品指控不是犯错,是灭顶之灾。"
转折发生在律师递来的纸条上写着"联系悉尼毒品律师徐女士"。这位梳着中式发髻的女士在会面室一针见血:"警方取证程序有瑕疵,尿检报告没印原住民翻译文本。但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纠结对错,是向法庭证明你的人生值得第二次机会。"
她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七年来的银行流水。那些显示我同时打三份工的记录,每月雷打不动给合肥老家汇款的凭证,甚至便利店凌晨排班的打卡记录,最终成为量刑听证会上最有力的证词——我不是瘾君子,只是个被利用的穷学生。
更关键的是药店出具的慢性胃炎处方。律师团队成功论证了案发前两周我持续服用奥美拉唑,这种药物与尿检中的违禁成分可能产生交叉反应。虽然法官未完全采信,但合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
十八个月的治疗令期间,我戴着电子脚镣在社区戒毒中心做义工。某天给流浪汉分发热可可时,曾经的"客户"认出我:"嘿!你不是那个总穿AJ送外卖的中国小子吗?"他嬉笑着比划吸毒手势,我晃了晃腕上的监控器:"现在改行拯救像你这样的傻瓜了。"
这种黑色幽默贯穿整个康复过程。在戒毒课程里我遇见把大麻当止痛药的乳腺癌患者,也见过因代收包裹被判贩毒的新加坡留学生。当心理医生要求我们写下"犯罪带来的积极改变"时,我写道:"终于看懂《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说的'地质时间'是什么意思了。"
最近一次出庭时,检察官突然用中文说:"你让我想起我女儿,她也总在图书馆熬夜。"这句与案件毫无关联的话,却让我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原来在冰冷法条背后,始终存在着理解人性的缝隙。
现在我的护照页仍盖着"毒品犯罪记录"钢印,但电子工程系的毕业证书终于安静地躺在抽屉底层。偶尔路过联邦法院的青铜大门,还会想起律师最后说的话:"幸运不会眷顾傻瓜,但法律永远会给真诚悔改留扇窗。"
那些曾在拘留所交换联系方式的狱友,大多永远消失在系统深处。而每个月的15号,我都会收到戒毒中心发来的随机尿检通知——这枚钉在人生里的图钉,时刻提醒着我:在澳洲,毒品从来不是酷炫的冒险,而是永远无法擦除的刺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