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大农经济”下的本山传媒》

忽然一周

每年春晚前后，人们都会关注赵本山与春晚之间的是是非非，在今年的春晚之前，赵本山就称：“从今以后不再表演小品，我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而自己未来中心是放在推广二人转和影视剧上面”，赵本山与小品以及春晚之间的故事，因此估计要终结了。事实上，春晚对于赵本山来说，也正日益成为了鸡肋，仅剩下推广他徒弟的用途了，甚至春晚本身也就是鸡肋了。不过，尽管如此，春晚与赵本山本身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春晚代表着中国盛世下的文化平庸，盛世的平庸在春晚的浮华、毫无创新与批评力缺失的整晚节目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对于赵本山来说，其庞大的文化资本帝国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尽管现在有近一两年的《后厨》、《一代宗师》、《河东狮吼2》、《乡村爱情变奏曲》（系列6）、《樱桃红》（《樱桃》第二部）、《第22条婚规》等维持着其文化持续的出镜度，但以赵本山、小沈阳等参与或投资的影视剧，严重的类型平庸化、同质化，甚至可以说是烂俗化（《三枪拍案惊奇》《大笑江湖》等已经成为烂片的代名词），难以走出粗放型发展的文化模式，就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
本山传媒集团，诞生于2003年，是以辽宁民间艺术团为核心组建而成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担任集团董事长。本山传媒的目前产业主要分成四大块：演出业、影视制作业、电视栏目业和艺术教育业，还涉及餐饮业。其中商演和影视是支柱产业，其旗下著名的文化品牌剧场“刘老根大舞台”已经有10个分店了。
本山传媒集团在商业运行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已经到达了一个现代良性的文化组织运转形式，从起家的民间二人转艺术，到盘踞春晚舞台，再到影视传媒领域，从演出舞台的布局与推进，到完整的创作、演出、公关体系，再到善于争取各种政策与优待，商业路径上的扩张思路，与商业历史上无数传奇案例，并无二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另一个传奇。
但是在这种商业成功的传奇之下，是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潜在危机，甚至一些危机已经开始暴露了出来。而对这样的危机思考，不仅是对于本山集团的关注，更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固有模式转型的借鉴，因为本山集团的发展模式，从宏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商业标本，而非仅仅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个案，它背后的商业结构与文化伦理，决定着其文化发展模式，以及决定着其在文化领域有着怎样的未来。
乡土结构下的本山传媒集团
笔者以为，在小农经济之后，结合当下的现实发展模式，应该还有是一种经济形式的，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大农经济”。
小农经济在形式上和性质上，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
但是，在赵本山的这个传媒集团中，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一种小农经济关系，这种经济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形式，他们的产品是用于公众消费的，对外出售，而且结合体也不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组合，而是具备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并不零散分散。公司有总裁、副总裁，有书记、还有监事会、工会等设置，而且确实是彻底地市场化，靠受观众喜欢的产品获得收益，其“刘老根大舞台”的各地布点扩张，外在上已经是一个完备的连锁制企业了。不过如果从内在上看，这个“现代”，却是要加上引号的，因为它在各种形式上，与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还存在着很大差异，特别是其内部的公司结构，它还依然有着小农经济的某些明显特征，要求有着血缘关系一般的实质，向小农的性质看齐，如形成上下是严明的师徒关系（目前为止弟子总数已有66对徒弟，他称“收徒就是我走过的路，同时也是一个产业”）、工作上搭档成夫妻，这就注定了他们不是现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商业关系，而是农业经济下的乡土关系组合。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本山传媒集团构成了一种依托于乡土结构的“大农经济”模式，处于现代公司制与小农经济的中间，是一个现代经济组织和商业模式的半成品。
严明师徒关系，我们可以看这则新闻（2010年02月25日《天府早报》报道）：赵本山虎年春晚小品《捐助》“笑”果差强人意，再加上植入广告太多，一直备受诟病。结果几天之后，就有人在微博里爆料赵本山在春晚后台掌掴小沈阳。爆料人赵雷先是在博客中写道：“赵本山、小沈阳演完小品《捐助》后在后台，赵本山给小沈阳两个巴掌，因为小沈阳有两个包袱没抖出来。平时小沈阳只拿1/9（意指和公司以1：9分成）的劳务费，名义师徒，却惨不忍睹！”正是这样的财务分配，才快速地造就了赵本山雄厚的资本力量与资产（拥有私人飞机，外界号称其身家50亿）。同样，这种师徒关系，也像是一种严厉的家长制，正如赵本山自己透露的“对学生的教育，这是我很迷茫的一件事，操的心比任何事务都要多，因为无形中他们会出现家庭的、社会的各种问题。一个家庭，过去很好，出名后两人闹矛盾，我就会和他们说明道理。”《新京报》2013年3月28日的报道就称“（赵本山）徒弟买房缺钱可以向师傅要，家里有什么难处可以跟师傅讲，就连夫妻间打架都会找师傅去调解。赵本山不仅是公司董事长，也是66对徒弟的“爹”。可见他对徒弟的事务管理，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家庭，远不是现代企业制中的契约关系了。
搭档成夫妻的特殊关系，则也是众所周知（括号内为扮演的角色），有王小利（刘能）-李琳（谢兰）、王小宝（长贵）-孙丽荣（《捐款》中寡妇）、闫光明（刘一水）-赵海燕（谢永强他妈）、小沈阳-沈春阳、毛毛（丫蛋）-王金龙、胖丫-杨冰，在宣传策略上，他们甚至都以这种关系为话题中心，津津乐道地渲染，也成为众多媒体刻意放大的细节。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因为二人转独特的艺术形式决定，但是也就更加从反面来证明，二人转艺术发展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浓厚的民间乡土气息，离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还有很长一段路。
而一则“不用外人”的新闻，也把这种关系结构的乡土原始性，暴露了出来（2009年08月16日《重庆商报》报道）：在2009年08月16日赵本山的《乡村爱情3》开机仪式上，当有记者表示很多人期待赵本山能与宋丹丹再度合作时，赵本山当众表示，《乡村爱情3》与宋丹丹无关，因为他们公司的戏“没有必要用外人”。赵本山说：“我们公司有四五十人的团队可以用，拍戏没有必要用外人。”赵本山话一出口，在场记者顿时哗然。有记者追问：“她是外人吗？”赵本山很肯定地回答：“是，她是外人。”
从“不差钱”到“不差人”，正是这种“大农经济”的关系结构绝佳反映。
卡利斯玛型的商业结构
在本山商业帝国的框架中，形成了绝对的“寡头”：以赵本山为绝对核心的寡头形式，正如一个“本山帝国”，而他就是寡头国王，其公司治理就具有很强的“卡利斯玛”（Charisma）色彩。
在“科层制”理论的阐述者马克斯•韦伯那里，“卡利斯玛”意为一种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在学术界有时也叫“人格魅力型”。韦伯在谈到关于统治类型时，他将统治类型分为三种，一种是传统型统治，一种是卡里斯玛型统治，另一种是法理型统治。“Charisma”原指某人由于神的赋予而具有的某种非凡的能力和感人的光彩。韦伯借用这一词，主要是指某种“特殊的人格品质，就这方面来讲，被看作天资上具有超自然的、超人的或至少是极不寻常的、不是任何人都能获得的力量和特质”。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正是建立在这种对具有出色感召力的领袖任务的拥戴和信仰的基础上的。然而，由于卡里斯玛型的统治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卡里斯玛领袖一旦被神遗弃而丧失了他的领袖品质，这种统御随时就会崩溃。而且这种类型的领袖，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与自我膨胀。因而，卡里斯玛型的统治便因其对于领袖的绝对依赖而变的脆弱，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整个团体的巨变与转向。
在本山超媒体中，赵本山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万人之上，说一不二，有着绝对的权威，不容质疑与挑战。在这样的寡头管理下，才有可能如徒弟程野说的，这些年其师兄弟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律意识：不做对不起师傅的任何一件事。也才能让其手下的徒弟——大舞台演员私自走穴现象已基本绝迹。早些年为了赚点小钱私自走穴的徒弟杨冰，被赵本山找去谈话后“肠子都悔青了，就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么对师傅呢？”于是他坦诚的说：“这里就是二人转的国家大剧院，金山银山给我都不会走。”由此可见，本山传媒中，几乎可以说所有人都是依附在一个人的荫庇与权威之下，下面的人对其也是无限的服从与崇拜。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深刻反映出是赵本山作为一个“卡利斯玛”寡头作风的。2010年4月12日的北京，在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作为出品人兼导演的赵本山开宗明义便说：“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我们本山传媒集团如何做大，前方的路如何走，很希望专家提出意见，同时给出批评和提醒，多批评、少夸奖！我这个人抵抗力很强，非常能接受批评。”不成想，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真说出“坏话”时，赵本山竟“冲冠一怒”，座谈现场气氛异常尴尬。
事后，几乎所有批评都指向了赵本山，因为不仅他自己先说了“非常能接受批评”，同时曾庆瑞所说的都是关于他的作品的一些问题，而且根本没有设计到所谓“雅”、“俗”之类的批评，但是赵本山或许没有听懂还是根本没听进去，然后怒了，说出“质疑很正常，有些人不质疑别人就不会干别的了”“有些人是以质疑为职业的，你不让他质疑他没饭吃”如此刻薄的话，将一个“寡头”或“土皇帝”的气场表现无遗。
另外，在本山集团中，现在在寡头之下，也呈现了“诸侯纷争”格局。在最近的3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是赵本山说到“他们之间会排顺序。我就是要求大的不要欺负小的，因为不是两辈人，都是平辈的。”但事实上，小沈阳、宋小宝作为年龄上的小师弟，却在知名度与商业价值上，超越了年长的，但是，他本身又不具备一种足够的权威在其中，因此，仅仅来自师父的“大的不要欺负小的”，远不能解决内在机制产生的问题。我们设想，假如2009年在上海病倒的赵本山真的出了些状况，那么随后，将会是怎样一种继续运行模式呢？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问：寄托在这种“寡头”制上的商业帝国，如何转型成具有现代理念是科层制模式，在组织上能够脱离“卡利斯玛”而平稳地实现契约型商业组织呢？这一点，连本山传媒的副总裁刘流都承认“目前本山传媒里没有人能继承他”。
如果他能够正如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一样，有着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就万事大吉了，连他外公天鹰教的白眉鹰王和他舅舅也都臣服于他。可是他没有，他的大红大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性的。而在实力上，本山的那些徒弟，真可谓各个身怀绝技、难分高下，因此，也就连武当派的结构都没有，在张三丰隐居与生后，如同宋天桥稳定的接班人物，我们现在始终没有看出来谁这个苗头与潜力。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看到，赵本山在事业的安排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大农经济”自生结构，使其产生了笔者前面指出的危机。这一点同样在《新京报》的那个专访中可见，赵本山及其徒弟们都明白，（赵本山说：有时候师兄弟谁犯点毛病，他们也着急，说“别让师傅上火了，这么大岁数了，他多活两天，就有咱们的饭吃，你把他气没了，咱们都没了。”他们都很清楚。）因为在传统的“大农经济”，它还是有这自身严格权威形式，师兄弟的辈分排序严格，形成有效的权威格局。
虽然这种格局的形成，偶然成份也是重要因素，因为谁也不会预料到小沈阳会爆红。但是这种格局，假如在没有赵本山以后，他的徒弟们的个性效应以及固化的形象又会走得多远，谁也不能保证，群龙无首之后，分崩离析的危险性很大。而且他们身上赵本山的烙印太深（即赵本山自己称之为的“赵氏风格”），同时在小沈阳、宋小宝、王小利、刘流、王小虎、于月仙（谢大脚）这些人身上，他们的价值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模式，观众很容易形成视觉疲劳。同时二人转文化，区域性太强，这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假如日后进入南方或者大陆之外（前些年有传闻欲进军台湾），是否会因为南北的巨大文化差异，遭遇“水土不服”，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至少以笔者这个福建人来说，实在是无法欣赏那种二人转的“精彩”和“妙处”。而韩寒的关于《三枪拍案惊奇》的评论《拍一拍身上的土》，无疑也是代表了一个观众的典型了评价：“看完我发现，是真的很土。而且，我认为，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奔着时尚去的，也许他们认为，这就是现阶段的时尚”。这些问题，相信随着公众的欣赏口味的提升，将会面临很多问题。
本山传媒的文化伦理
本山传媒集团的文化伦理，有一点被越来越多人指责的，就是没有现代价值观。这里价值观，并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而且还包含着现代社会下的平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等观念。
几乎在本山传媒的所有作品中，都很难发现有任何现代价值理念的存在。它的商业伦理，是建立在绝对的儒家专制体系上。这也导致了它的产品，不可能会有摆脱这种伦理思维的基础。有的只是将小农意识的精明与刻薄淋漓尽致地展示，如生硬的植入广告方式就将赵本山身上那种小农精明的特性毕露无遗（有钱都可以赚），然后作品还是建立在嘲笑弱者（如残障人士、丧偶者）、老者（塑造的东北黑土、白云形象）、放大人的缺陷（如结巴）、游走在恶俗的边缘（荤笑话居多）的基础之上，“讽刺到乡长为止”，甚至现在其各个电视剧，剧中一旦有涉及到哪怕是村干部的，都几乎是正面形象，乡镇干部更是形象光辉，全然没有农村中司空见惯的强拆、征地纠纷、上访、基层腐败等问题，充满浓厚的犬儒主义色彩。
最为典型的是《卖拐》系列，这个作品在美国被嘘声一片遭到强烈抵制与谴责，正是由于缺乏起码的对于弱者群体的关爱和人道主义，原因就是这个小品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人本价值缺失。而2010年的《捐款》，更是在知识分子层面引发口诛笔伐，在网上被评为最烂，他本人并被网友投票评选为“最烂王”。虽然凭着经验，而且事后的央视春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也验证了赵本山这个小品的民间受众率（当然我们这里不去探讨央视投票本身的问题），而这也更加放大了本山传媒刻意迎合中国当下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小农意识。
此外，作品中扩张和明显的政治讨巧，更是让赵本山成为很多指责对象的原因，如《昨天、今天、明天》中的台词：“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难道他真没明白，这种乱套，其实是民主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和深刻反映啊！而整个《火炬手》更是一个主旋律的奥运官方宣传片。这样的做法，与央视春晚，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在琐碎选题上（赵本山的作品，特别是其后期的作品，如《乡村爱情故事》系列、《樱桃》系列，无一不是从琐碎的日常冲突中开始延展的，夸张甚至过分展示农村中普通农民的劣根性，有权势者却几乎都是正面的），却惯常地生硬地植入歌颂性质的宏观叙事，缺乏了他赖以成名的小品中那种针砭批评锋芒，这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是极其有利的政治讨好，但是在观众至少是有批判精神的部分观众看来，这比生硬地植入广告，还令人无法忍受。正如朋友单士兵所言：“一边是‘忽悠调侃嘲讽’社会底层，一边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权力投机，这一切，都让赵本山拥有强大的文化权力，赵本山能够长期独享“小品免检，直通春晚”的权力，从根本上讲，其实都是背离文化应该保持独立精神与市场应该形成自由竞争的原则。”
在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主导的价值观的时候，这种不附带任何价值观取向，甚至是负价值观取向的作品，只要能够带来欢笑，也就毫无争议地拥有广大市场，这一点上，不是赵本山与他的集团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宏观背景的结构性病症。犬儒主义盛行，文化从政治话语中彻底剥离，成为毫无价值内核的初级娱乐产品，顶多就是提供一些不用过脑子的包袱与笑料，以及用来愚乐的娱乐调料，所以越来越缺少令人记忆犹新的文化精品。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国际的文化鸿沟与逆差，也日渐增大，中国的软实力也会越来越疲软，所谓的“文化入侵”也必将更加猛烈。
因此，以本山传媒的为例，如何在巨大的传统束缚中，嫁接进一种现代的企业结构与商业伦理，从传统的泥潭中走出，走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价值伦理文明，这不仅仅是赵本山一个人或者本山集团的问题，而且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必须拥有这种价值观与理念，将文化从粗放型转型到集约型的发展轨道上来。
刊于《社会学家茶座》2013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