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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月二十日
天气好极了,很热,不记得在上海是否有这样的天气。十一月穿着汗衫还会太热,走着走着还出汗了,后悔没带一条短裤。十点多,到了Z的家。
Z看到我很开心,我了解到,这一次Z是大面积脑梗,但这一个月来恢复得很好,已经能依靠拐杖自己慢慢走去厕所了,吃东西胃口也有了,只是说话还是很困难,很模糊,一个字一个字的,所以主要还是和他太太聊,他太太也是我们一个中学的,所以也相识一辈子了,本想坐一两个小时就走,不想多打扰Z,但是他们两夫妇坚持要留我吃饭,他们在网上订了几个菜,我留了下来,一边吃,一边继续聊,两点了,知道Z今天午睡都被我打扰了,所以我坚持要走了,离开的时候,Z哭了,这是既开心又难过的眼泪,是的,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是否还会有下一次的见面?这大概就是他此刻的想法?
走出他的家门,我对自己说,小时候的点点滴滴似乎还历历在目,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Z,我还会来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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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里,我们有一个大学群,有十几个大学同班同学,有些在中国,有些在美国,常聊天,虽然意识形态很不同,但因为没有契机,很少聊到政治,几十年来也相安无事,在上海也常会见面聚会,也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聚会,就是在国外的人说好一起回去聚会。本来早就开始讨论2023年搞一次大的同学聚会,因为我们是83年毕业的,打算搞一次毕业四十周年的同学聚会,我还提议过搞大点,去日本聚,但疫情把它毁了。
不是封控使得我们不能聚会,而是那一段时间对疫情的争论把一个好好的群打散了。过去几年,群里对疫情管控争论充满了火药味,在上海的同学说“中国政府才是真正关心老百姓,愿意花钱让老百姓每天做核酸,而西方国家政府不舍得花钱,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在美国的同学说,“这种无人性的政府是会被天灭的”,这样的争论是会引起战争的,所以,这个群散了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澳洲,订了机票以后,我在群里发了一条短信,说,我20号,21号在上海呆两天,谁是否有空,我想和你们聚一聚。一个在美国的同学回了,说他刚好准备去上海讲学(他是教授),本打算19号离开上海去安徽老家,他说他就在上海再多住一天,和我见一面,喝一杯,我问他,是否再多联系几个人一起聊?,他说算了,和我单聊,我说我能理解。
出了Z的家,回旅馆,拿了钥匙,进了房,洗个澡,换一件汗衫,坐出租车,去了普陀区的Hyatt Regency Shanghai Global Harbor,一个很fancy 的旅馆,很符合教授住的,见了面。他订的是行政房,有免费的晚饭,可以一边聊,一边吃,但我不饿,只是喝了两瓶啤酒,聊得还可以,当然,避开了政治同学等话题,只是聊了聊各自的爱好和生活,六点半,我和他告别了,我已经约好七点和另一个大学同学见面,但我没告诉这个教授同学和谁见面,只是说去见另一个朋友。
我去见的这个大学同学是个房地产开发商,乘出租车到了他的家,就在我老家隔壁,他住在淡水路上的锦麟天地,他知道我的口味,特地煮了几个家常菜,一个红烧萝卜,一个炒茭白(我的最爱),一个豆腐木耳,还有一个凉菜,醉螃蟹,很大很肥,好吃,还喝了很多酒,聊得很开心,我离开澳洲时,他跟我说,他愿意只和我单独见面,当然,我也没说我刚才和谁见了面。
十点,离开了这个开发商同学的家,回到旅馆,洗刷了一下,上床,还在想和大学同学见面的事。过去很多年,我们这个群里同学的聊天,内容都是基于读书时代的回忆,因为毕业以后,大家各奔东西,都有了自己的人生,我们聊天时能共享的就是大学时代。那个时代,不仅大家都年轻,更是因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时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世界彻底变了,我们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了,这是何等令人兴奋!
同学聚会时,大家都仿佛回到了当年,聊天的最大特点就是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如今,那种good old days 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聊天的话题基本局限在健身养生那些极其无聊的话题,最大的争论就是“一天应该走八千步还是走一万步”的低智商题目。
以前觉得,是否有必要让我们的三观来影响友谊,突然发现,你是选择相同的三观做朋友或者还是不顾一切只讲友谊,这本身就是价值观的体现,有幸我知道自己会选择什么。
真的很累了,要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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