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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个美丽的地方,有干净整齐的房子,有准确的时间,早晨六点,他们就起床了,他们给自己的花园割草,机器隆隆轰响。
在德国,朋友为我们设了一个精密的旅行方案,那上面写着:最后,二个月后的某一天日期,周二下午十七点二十三分,你们乘坐的列车将停靠慕尼黑火车站,教授将在那那里与你们会合,一起返回波恩。
根据那个计划,我们转悠了二半月。
最初,我们住在一个乡间,那里的农舍小屋也干净得一尘不染,我真奇怪,好象那里风吹动麦子的响声都是整齐的,田野里洁净而安宁。
也许,你就是从那儿来的,小木耳。每一次当我听见你熟睡中的呼吸,便会想起那个地方,想起那儿生活的白天和夜晚。
那个乡间的谷地里,还有着一群野马,他们好象是一个很大的母系家族,所有刚出生的小马,都跟着他们的姐妹和母亲的姐妹,晃晃悠悠地从草地上站起来,往前走。他们在草地上踏出一些坑坑洼洼来,吃地上晒足了阳光的草。然后,撒开四条腿在天地之间奔跑一会儿。
我亲爱的小木耳,在那样的乡间生活,决不会像现在想这么多的事情,我只是奇怪地面对自己,新鲜地过完一个又一个日子。
自从有了你,我所有的时间都浸透了你的期望你的快乐和你的小小的悲哀,甚至你早早地懂事也会教我心疼,我愿意你像这样永远靠着我,听我讲故事,讲那个遥远的地方。
到了最后,我们是坐着一辆白色的汽车离开那个乡野的,我们经过好多城市,去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又回到了德国,也许在威茨堡逗留了两天,最后坐火车到达慕尼黑。
从我们离开那个美丽的乡野二个多月以后,这一天周二下午十七点,我们走进三号站台,搭上开往波恩方向的列车,离开车还差五分钟的时间。一列由西向北,中途路过慕尼黑的火车,准点停在慕尼黑车站的二号站台上,站台的另一边,我们果然看见教授冲我们招了招手,大踏步地跳下来,换上我们坐的列车。
十七点二十三分,火车缓缓地离开慕尼黑车站,我们和教授一起奔波恩去了。就是那年,你还没有出生,你的心开始跳了,我们去了德国。
我做过一个梦
这个夜晚是在你离开了我以后,我独自度过的。我的夜很沉,心陷进一种不能自拔的恐惧之中。你叫小木耳,有时我也叫你珊,你已经学会说很多话了,如果我在晚上给你洗澡,对你说:“晚安,珊。”你也会轻轻对我说:“我爱你,妈妈。”然后慢慢地送开你的小手,合上眼睛。
这样,夜才是甜静的,然而我离开你了,我独自陷入这沉重的夜里去了。
那间教室倒没什么,我找了个位置坐下。好象是最后一排,前头坐着男孩子,他们很注意听我说话,可是我没说,我知道自己很笨,不会说话。
燕群也坐在我旁边,挑这个地方就是想让她坐在我边上。
我想起那个女孩,刚才正在路口过马路,穿一身绿色的套服。就是那种短裙,我说:“走得很帅。”
燕群想知道怎么走得很帅,我不会,不过好象有人教过我,我站起来学了一会儿,似乎又看见了她,神态安然,步伐自如,和在学校见她时完全不同。过去她可不这样,动作很粗,就是出了风头,那也一定是无意的。我又想起刚才看见她,背后还是那条老街,昏昏暗暗,店铺黑色的门洞开着,一间连着另一间,很多人走来走去,蒋茹跟着她有点仓促的样子,她的手放在绿色的套服上,显得很平稳。
我想起那个女孩一直在过马路,我想起了她的表情和一切,只是忘了她叫什么。在另一个班里,她真的不象现在这么镇定。
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一个从没有见过的人。她把黑板写满了,之后从讲台里拿出一个教鞭,金属的,我下课时看过,有一个开夹,打开之后可以伸长一节,还有另外一根,弯弯的,乳白色,她没用。我只有两片小纸,不够写笔记,想找一张大点的,别人又都在忙,我的书包里放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没有本子,我还是想尽量找个什么东西,把黑板上的字记下来,回去以后再买一个厚厚的黑本子,得要一寸厚的那种,分几个不同的部分,在每一个不同的部分上贴一个小条,写上字,用来作不同部分的笔记,这样一定很好。
燕群和男孩子们都有笔记,一样薄的那种,够了,可我想要厚的硬封面的那种。既然她已经作了笔记,等我买来,把她的写上就行了。
之后是一种照片,幻灯,关于地质,老师远远地站着。
教室在一间豪华大厦的底层,一面墙整个是玻璃,打开门另一面是宽敞的走道,两边有柱子和一些可以站着而不被雨淋的地方。
“现在别出去了。”老师在课间告诉大家,天开始暗下来。
我看见珊进来了,在那间大厅似的教室里。
我们打开门往外看,天空像电视屏幕一样受了干扰,一排一排的飞机飞过,是黑色的,还有枪声。
我们躲到没有玻璃的墙那边,可是珊就站在门边上,他什么也不知道,子弹在外边对着他,只是没有飞到里边来。等他们从外头和大厅里面同时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已经紧紧地抱住他了。他的大脑袋太显眼,我觉得所有的枪都会对准他,只要短短的一刹那,他的眼睛就会奇怪、惊讶地闭上。
我紧紧地抱住珊在一根漂亮的大理石柱子后面,旁边还有一张小桌,矮矮的放着几本书。
好象只有抱得紧一点,珊才不会被打死,也许一起被击中,不疼。
我紧紧地抱着珊。
所有人都已经被消灭了,我们活着,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男孩子们都活着,他们好象不在被杀之列。
我们和拿枪的人说话,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科学也许是可信的,我们没有说谎,他们认为。于是拿着枪让我把名字写在黑板上。
有一个人站起来在我耳边用中文说:“不要写真的。”他回头看了珊一眼,又说了一遍,“不要写真的。”拿枪的人大声让他走开,他还想告诉我别写真名。
我略略犹豫了一下在黑板上写:Julie Orenson。
拿枪的人指了指珊,就把我的名字擦去了,我看了一眼最后的字母,知道姓氏应该是一样的,我想写Muker Ovenson,却写了Muker Ovensen。写完了就回到珊那儿去。
我问这么要呆多久,拿枪的人说不会很久。“we will kill you,straight way。”
我和珊在一起,珊只是我越来越重的一份担忧。
男孩子得到一把刀,在矮桌上直着切一块蛋糕。
我等着被杀掉,不能去想珊是在我之前,还是在我之后。我也想起刚才的枪声,略略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躲?
我不习惯英文姓,还是把ovenson写成了ovwnsen,我不能那么快地记清楚,还要给珊起一个名字,而珊应该和我同姓的,为什么不用一个中国姓?也许张什么的,那样就简单多了,我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我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唤醒,从这样的夜里。
星期六上午
十二月,夏季的太阳早早地就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小岛首先被阳光照耀,于是就慢慢地醒来。山湾里的水面上有帆,沙滩的弧线和树影构成的画面透着清秀。
我喜欢这里的海吗?我喜欢这些山吗?我的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的不愿再出来的幻想,我根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它日日夜夜一步也离不开我。
我可从来也不愿意醒得太早,太阳出来之前我是不能醒的,前一日的疲惫连同夜,合谋一气死死地拖住我,在梦中都显得很累。
我作梦,梦就跟真的一样,我在危险中而你在我身边,因为我的原因,你就要被人开枪打死。我已经选择过了,错误使死成为注定。我在梦里延续这种恐惧,但我也不愿醒来,那种恐怖真实得让我难以忍受。白天都会那么若无其事地过去。
我亲爱的小木耳,只有在那些疲惫的夜,我的思想才毫无顾忌地,直接地环绕你,清楚而且真切。我越来越柔弱了,不知怎么想起你来就想哭。
我常常在那样的夜,听见你对我说,妈妈,没有人照顾我。在那样的夜里我用不着这样告诉你,别这么说,不是有好多人照顾你吗?你也不用坚持说,不没有,我知道真实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还是会醒的,每天早晨,而且星期六我要拨上闹钟,是繁忙的。是我到这里以后找到的两次机会之一。有半年之久,每个周末星期六上午,我都会在这个集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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