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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H超长篇报道:管太多、税太高又太复杂:澳洲是怎样被“搞到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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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澳洲三级政府的税收将创下一万亿澳元的新高,但整个联邦体制却在走下坡路。
当本财年结束、账本合上时,澳洲的三级政府将创造一个纪录。
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六个州、两个领地、以及538个地方议会,从全国居民和企业那里收取的各种税费、收费,加起来将超过一万亿澳元。
这一万亿澳元,再加上数百亿澳元的借款,会重新被投放回全国各个角落。从每周清运垃圾,到运营全国医院,再到为军人提供制服,这些资金就是澳洲运转的“血液”。
推动这股“血液”循环的,是一个东拼西凑的法律和制度网络,它从1901年以来一直在管理这个国家。
如今,越来越多高级政客和政策制定者认为,联邦体制本身,已经是导致澳洲经济增长停滞、生活水平下滑的原因之一。
从失灵的住房市场,到你骑电动自行车跨过州界时,它的法律身份会突然改变,再到几十亿、甚至上千亿澳元被白白浪费,联邦体制正在失效。
每一级政府、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澳洲,都在跟一个已经“不合用”的系统挣扎。
财长查尔默斯说,这个体制就像给经济装上了手刹。还有人干脆用脏话来形容它对国家造成的伤害。
什么是联邦体制?它有多庞大?
从任何角度看,澳洲都是个大国。国土面积77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六大国家。能排在前面的,就只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少数几个。
而在这些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只有一个中国不是联邦制。其它大国,都依赖一个中央政府,再由州或省负责部分职能,下方则有一层地方政府,例如澳洲的各级议会。
在19世纪90年代,澳洲各殖民地开始讨论如何建立全国性政府时,他们选择了联邦制。
当时,全球采用联邦制的国家也只有另外七个。
宪法为这个新联邦政府划定了职责范围。第51条列出了39个具体领域,包括国际贸易、税收、邮政、检疫、货币、老人养老金、对外关系,甚至还包括“为联邦海军和军队运输之目的,对铁路运输的管制权”。
当年联邦政府的职权被限制得很小,以至于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组建的首届内阁只有九名成员,其中一人,埃利奥特·刘易斯(Elliott Lewis),甚至是“无部门部长”。
如今,在阿尔巴尼斯的内阁中,有42名成员,而且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管领域。
一些人认为,联邦体制的种种问题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各州一步步把自己的权力和财政自主权,拱手交给了这个新成立的中央政府。
卡瓦略(David de Carvalho)是高级公务员,2014年至2015年期间负责艾伯特总理的联邦白皮书工作小组。他用两部文学作品,乔治·R·R·马丁(George R.R. Martin)的《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来解释一直困扰澳洲联邦体制的问题。
他在回顾自己参与联邦改革的经历时写道:“我毫不怀疑,乔治·马丁在写《权力的游戏》时,脑子里装的就是联邦制的各种麻烦,当然,可能还没到莎士比亚写《理查三世》(Richard III)、《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和《麦克白》(Macbeth)时那么强烈地想着‘暴政’的问题。”
阿尔巴尼斯和以往的总理一样,只能从构成联邦议会的226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中挑选内阁成员。
在他们之上,还有全国范围内各州和领地议会的599名议员。再往下,是大约538个地方议会,由4755名地方议员组成的网络。
‘我们只有2700万人口,却拥有庞大的政府机构。’
别的国家也有很多民选代表。比如美国Georgia州,面积大约相当于维州的三分之二,人口约1120万。除了向华盛顿派出16名代表外,Georgia本身还有236名州议会议员,以及1046个不同形式的地方政府,包括郡和市政府。
维州则有38名联邦众议员和12名参议员,但它的州议会规模几乎只有Georgia的一半,全州只有79个地方议会。
Grattan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萨萨纳帕利(Aruna Sathanapally)说,澳洲一点也不缺民选代表。
她说:“在一个只有27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却拥有这么多层级的政府,除了联邦政府外,还有八个州和领地政府,这样的政府数量真的不少。”
所有这些民选代表,都会决定今年这一万亿澳元税费该怎么花。
联邦体制的经济代价
这一万亿澳元的税费,会流向方方面面:从公路、铁路,到网络安全防御,再到医院和足球场,全都离不开这笔钱。
新州政府是全澳最大的单一公共部门雇主。它有超过38.1万个全职等效岗位,其中包括2万多名警察、13.3万名负责运营州内医院的员工,以及7.2万名教师。
联邦公共服务系统里登记在册的有19.8万人,其中3.52万人在Services Australia工作,2.14万人在澳洲税局,1.6万人在内政部。国防部还有2.05万名公务员,以及近5.8万名身穿制服的军人(他们不算在公务员人数里)。
此外,从堪培拉到各地议会,还有一大批政客在“监管”这些人和他们花的钱。全国有数百万条法律与规章,很多在不同州之间还不一样。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常常在同一领域各自立法,造成昂贵的重复和混乱。
一间在全国范围经营的企业,可能要同时应付多达36种不同版本的工资税制度。
澳洲总商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Bran Black)说:“光是要搞清楚全国各地不同的工资税税率和门槛,在我看来都比登月还难。”
参加过最近那场以抱怨联邦体制为主的经济圆桌会议后,布莱克认为,我们复杂的政府体系,正在伤害企业,也在伤害普通人。
他说:“很多人其实完全没意识到,或不愿面对我们生活质量正在下降这一事实,如果不改变方向,这个趋势只会继续下去。要扭转局面,联邦改革绝对是关键。”
当被问到联邦体制的现状是否在伤害经济时,新州州长柯民思非常直白。
他说:“我认为,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是’。”
“而且直到两年半前我们赢得选举,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有多大。我并不觉得是人的问题,因为政党换了,人换了,领袖换了,性格也变了,意识形态也换了。”
“但我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僵局,同样的问题。”
昆州LNP领袖克里萨富利(David Crisafulli)说,他相信所谓的‘竞争性联邦制’,也就是把各州视为一个个天然的经济实验室,各自推出不同政策,好的会脱颖而出。
但克里萨富利也表示,毫无疑问,目前联邦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正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
铁路之路并不平顺
联邦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是新州和维州终于用统一轨距(也就是铁路轨道的宽度)把铁路连在一起。那是在1962年,结束了在Albury火车站长达80年的“全员下车换车”的尴尬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州。
“如果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至少能省下数亿、甚至数十亿澳元。”
但在这个本该让货运和客运在全国顺畅流动的铁路网络上,各家铁路运营商仍然问题重重。
澳大拉西亚铁路协会(Australasian Railway Association)供应链总经理柯里(Natalie Currey)说,从机车车辆到信号箱,所有设备都必须分别向各州主管部门逐一审批。
因为公营和私营运营商用的不是同一套通信网络,一台机车往往要装上五六种不同的通信系统。
在Albury干活的铁路员工,身上穿的是背后有大叉图案的高可视背心。你一走过边界到了Wodonga,就得换成背后两条平行线的背心。
柯里说:“任何新东西要接入这个网络,都得先做测试和试运行。但因为各州和各系统差异太大,就得在每个地方都重测一遍。这既耗时间又烧钱。”
为协会做的去年研究估算,如果花1.04亿澳元把这堆纠缠不清的网络做成统一标准,可以换来约18亿澳元的经济收益。
骑车的烦恼
火车支撑着国家经济运转。动力小得多但更灵活的电动自行车,则帮人们日常出行。
不过,联邦政府在2021年修改电动自行车定义的那次决定,如今却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Bicycle Industries 澳洲总经理彼得·伯克(Peter Bourke)说,2021年取消电动自行车强制标准的决定,与电动自行车电池起火和伤亡事故的增加有直接关系。
在新州,电池和其他电器设备由Office of Fair Trading监管,它采用的是美国标准来管理电动自行车的电力系统和电池。
但这类车辆要合法上公共道路,用的却是欧洲标准。现在新州在电动自行车标准上,已经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致。
这意味着,在新州,你的电动自行车配置在Office of Fair Trading看来是合法的,却又在本州道路法规下被视为违法。
伯克说:“澳洲本身没有电动自行车制造业,对全球厂商来说也只是个小市场,而新州等于把自己从这个市场里孤立了出来。很多国际主流电动自行车品牌已经退出新州市场。”
说到自行车头盔,伯克更是牢骚满腹。
经过多年的研究,ACCC去年批准修改自行车头盔标准。不再要求头盔,几乎都是在海外生产的,必须符合那套专门的澳洲/新西兰标准。
现在,澳洲骑行者可以佩戴符合美国或欧洲标准的头盔。ACCC认为,这项改变每年大约能节省1400万澳元。
七个州和领地已经同意采用新标准。但塔州仍紧抓旧标准不放,这可能会让这座“苹果之岛”的骑行者面临头盔短缺,因为已经不会再有人专门为澳洲/新西兰标准单独生产头盔。
踢皮球的联邦游戏
联邦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到处都是重复。
南澳州长马利瑙斯卡斯(Peter Malinauskas)把这种现象比作一场游戏。
他说:“在我看来,问题就在于两级政府都想在同一个领域里插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医疗。”
每周末,Malinauskas都会收到一个数字,在南澳公立医院里,本应住在aged care机构里的病人有多少。
在南澳,一名病人每天占用一张公立医院病床的成本超过1800澳元;而住在residential care的费用还不到这个的一半。
州政府要为公立医院负责。但联邦政府负责的是全科医疗(general practice),也就是最初处理健康问题的地方,以及aged care。
Malinauskas说,联邦议员不会直接承受公立医院爆满、财政吃紧带来的政治压力,而州议员则不用为全科诊所和aged care机构暴露出来的问题背锅。
全国的“婴儿潮”这一代,从2011年开始陆续退休,现在正步入80多岁的年纪。对aged care和医院专科服务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医疗服务
各州威胁卡联邦医疗拨款协议,aged care病人只能滞留医院
Malinauskas说:“整个问题只会越来越糟。”
目前,各州与堪培拉在新一轮拨款协议上剑拔弩张,抱怨联邦政府在分担飞涨的医疗成本方面远远不够给力。
医疗是整个联邦体系里最大的“共同支出”项目。堪培拉将直接向医疗系统注入910亿澳元,各州则会再花1360亿澳元。
其中一些来自堪培拉的“健康资金”,包括为刚在悉尼举办完的Canoe Slalom World Championships提供的120万澳元,以及为Torres Strait地区灭蚊项目提供的360万澳元。
西澳财长Rita Saffioti说,医疗与aged care之间的职责划分,是一个显眼的大问题。
她说:“对普通人来说,谁负责、谁掏钱并不重要。他们要的是一个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
Crisafulli指出,目前在昆州,大约有1100名本应待在aged care机构里的老人,却躺在州立医院里,他说这不只是花钱多少的问题。
他说:“今晚,有些人本该在合适的aged care机构里得到照顾,却还是得躺在医院病床上睡觉。”
住房,一场三层楼的灾难
如果说医疗的问题在于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责分割,那么住房政策就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因为它又把国家治理的下一层,地方议会,一起拖了进来。
接受本系列采访的多位民选官员都说,一讲到住房问题,“情况已经烂到不行(原话用粗口)”。
联邦政府并没有直接权力要求各州多建房(虽然它可以出钱帮忙建房,这在战后几十年曾经很常见)。从上世纪70年代起,住房就逐渐淡出联邦政策焦点,直到最近三届大选,它又突然变成政治焦点。
不管按哪种标准衡量,现任联邦政府在住房上的砸钱力度,都是几十年来最大的,从5%首付政策,到为首置房买家建房项目大量投钱,几乎无一不是联邦层面的“大手笔”。财长查尔默斯把住房当成自己第一份预算案的“核心工程”。
但各州后来发现,虽然联邦口头承诺的是几百亿的资金计划,很多情况下实际上还得由各州掏出同等资金“对赌”,才能把堪培拉的承诺兑现出来。
前财政部秘书Ken Henry今年早些时候在National Press Club表示,如果不改革全国的环保法律,就算有地建房,这些住房目标也只会停留在“幻想”层面。
他说:“直白点讲,如果没有一套真正高质量的国家法律,为重大项目设定清晰的环保标准,再配上一个被各方尊重的强有力国家监管机构,同时不仅要大幅改善联邦层面的环保制度,也要提升各州和领地的环保体系,那澳洲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定下的净零、可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开发、住房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
公共事务研究所副执行董事怀尔德(Daniel Wild)表示,各州正被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说:“目前最大的单一问题,就是移民、住房和基础设施,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牵连的。这三件事就充分说明,这个联邦体制已经完全坏掉了。”
在郊区,反对在家门口开发的居民(NIMBY)和支持增加住房供应的人(YIMBY),几乎为每一栋列入保护名录的老房子打“巷战”。
Business Council的布莱克(Bran Black)说,住房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各种问题已经全面恶化到危机程度。
他说:“如果你看税制改革、减少繁文缛节,或者我们的劳资关系制度,这些都是很难推动的议题,因为大家不觉得这些问题需要立刻处理。”
“这就是这些议题和住房问题的差别,因为在住房上,人们现在已经切身感受到了问题。”
“我们干所有活,他们拿走所有钱”
谈联邦体制时,有两个问题最突出:
一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职责不清,
二是支撑这些职责运转的“血液”,钱。
联邦政府不断伸手进入医疗等领域,本身就说明1901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最初,堪培拉只能靠关税和消费税来筹钱。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巨大财政之后,堪培拉开始和各州一起征收入税。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柯廷(Curtin)政府干脆把各州的所得税权收走,彻底改写了联邦与各州之间的财政关系。
随后在1946年,本·奇夫利(Ben Chifley)通过公投,打开了联邦政府介入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大门,还加上多种福利职能,例如失业救济和寡妇养老金。
从各州的角度看,之后就一路“每况愈下”。它们的收入来源不断被削弱(1997年,高等法院推翻了各州对烟草、酒精和汽油征收的各种费用),同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却愈来愈大。
在不少专家看来,这已经演变成所谓的“纵向财政失衡”(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柯民思州长这样总结:“长话短说,就是活都是我们干,钱都是他们收。”
今年将征收的一万亿澳元税费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各州自己收的。其余都来自堪培拉,通过拨款、直接补助或GST的形式,再分给各州。
但在所有政府支出里,各州要直接负责的部分却超过一半。
尽管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流向各级政府,再被花回社区里,还是不够用。除了西澳(这一点后文会提到)以外,所有州和领地政府今年都会赤字,联邦政府同样入不敷出。
自2019年以来,各州政府债务暴涨了150%,达到6610亿澳元;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债务“只”增加了78%。
就在上个月,联邦政府依然被评级机构S&P Global确认维持三A级信用评级。在这个评级下,金融市场普遍假设,就算像维州这种评级较低的州政府陷入财务麻烦,联邦也会出手兜底。
这意味着,总额逼近一万亿澳元的州和领地政府债务,在利率上几乎等同于联邦政府债务。
独立经济学家埃斯莱克(Saul Eslake)说:“各州和领地的财政‘冲动’是威胁联邦政府三A级信用评级的最大风险。”
长期研究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S&P总监马丁·傅(Martin Foo)表示,州与联邦之间的失衡,早就成了这个联邦体制的“标配”。
他说:“这是一个已经存在100年的问题。各州要承担卫生医疗,教育、司法等庞大又昂贵的职能,但它们的税基根本跟不上支出需求。”
“这种纵向财政失衡,在过去100年里只会越来越严重。”
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之一,是联邦与各州税基规模的差异;另一个原因,则是堪培拉在分权问题上越来越喜欢“强势主导”。
前维州卫生与人类服务厅厅长、经济学家菲利普(Pradeep Philip)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预算困局,尤其在联邦层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角色与职责已经严重错位。”
他说:“联邦政府越来越管不住自己,总要伸手插入那些本该由州政府制定政策的领域,而这些事情联邦本来就不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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