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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为什么全球核能行业正在繁荣和复兴? 
 
“让美国再度核能”(Make America nuclear again)。这正是得州前州长、曾在特朗普首任总统期内担任能源部长的里克·佩里(Rick Perry)的目标。 
 
7月4日,他为这句口号加上了实操背书:创立了Fermi America,一家希望打造全球最大能源与数据中心综合体的公司。在得州潘汉德尔地区的牛镇阿马里洛(Amarillo)之外,推土机正翻动红土,建设一处设施,先用天然气与太阳能发电,随后再建常规核反应堆和若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合计将产出11吉瓦(GW)电力。 
 
过去20年美国的政策对核能并不友好。尽管核电在一些国家的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份额,但这期间欧洲或北美没有任何一座电站能按时按预算建成。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滑,美国、英国和芬兰本已昂贵的核电项目又遭遇延期与巨额超支。 
 
不过,8月25日,Fermi与核技术公司西屋(Westinghouse)宣布结成伙伴关系,寻求批准在阿马里洛建设其四座大型AP1000反应堆,这是核能热情升温的最新迹象。漫长的“核能寒冬”是否正显露早春的嫩芽? 
 
核能乐观情绪升温,源于三大发展。 
 
其一,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愈发渴望安全且独立的电力来源。 
 
其二,科技巨头对可靠电力的渴求与对排放的顾虑,为核能带来了“富有的绿色金主”。 
 
其三,新型运营与金融模式,或可改良核能高风险的经济性。 
 
世界核能协会负责人莱昂(Sama Bilbao y Leon)坚称:“这一次确实不一样”。 
 
态度变化最明显的,当属美国。特朗普总统呼吁到2050年将国内核电装机翻两番至400吉瓦。尽管该目标不切实际,但已调动了政治体系。7月通过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向行业大撒税收抵免。得州等共和党州铺开“欢迎地毯”,部分“蓝州”亦然。纽约官员,该州在2021年关闭了一座大型核电站,如今希望州属公用事业公司新建一座。 
 
大西洋彼岸,欧盟委员会6月发布路线图,预测核电装机到2050年将自100吉瓦增至最高145吉瓦。德国已撤回反对在欧盟立法中将核能归为“绿色”的立场,使法国更易推进新建6座电站。英国政府7月做出最终决定,推动“Sizewell C”项目落地,两座巨型机组,造价或逾380亿英镑。 
 
与此同时,瑞典近日确认计划建设多座SMR,这类微型发电机组可在工厂批量制造,再运至合适场址。尽管技术尚未商业可行,但其较大堆更小的前期资本开支与更快规模化,颇具吸引力,已让逾120家公司投入SMR研发。巴克莱银行(Barclays)预测,2030—2050年间,中国与俄罗斯以外地区的净核电装机将较当前增加逾五成,达450吉瓦以上,其中SMR占比将达40%—60%,对应1万亿美元的市场。另有数十家初创公司追逐核聚变,风险更高,但有望带来近乎无限的清洁能源。 
 
宏图大志(Big Ambitions) 
 
科技巨头正为上述两类技术提供资金。自2024年初以来,SMR初创公司已融资逾20亿美元。6月,奥克洛(Oklo,在OpenAI的CEO奥特曼〔Sam Altman〕支持下)融资4.6亿美元;由盖茨(Bill Gates)创立的TerraPower融资6.5亿美元。谷歌已与Kairos Power签约,协助其到2035年部署一支SMR机组队列。聚变初创也在吸金。 
 
由盖茨亦参投的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于8月26日公布新增8.63亿美元融资。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截至7月)聚变初创共融资26亿美元。 
 
谷歌的特雷尔(Michael Terrell)表示,其行业需要用核能提供“清洁、可调度电力”,以补足可再生能源。他认为,谷歌对核能的支持涵盖“短、中、长期”。短期,延寿、重启与“功率上调”(upratings)最见成效;其后是采用成熟设计的大堆与SMR;再往后,才可能轮到聚变。 
 
伊利诺伊州的克林顿核电站(Clinton Power Station)展示了科企可能带来的影响。该站由全球最大私营核电运营商,康思特雷欣能源(Constellation Energy)运行,曾因页岩气压低电价而亏损,本拟在州补贴于2027年到期后退役。但今年6月,拥有Facebook的Meta签下为期20年的协议,出资延寿,以换取核发电附带的碳信用。去年,微软也签署了类似协议,推动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一座退役机组重启。 
 
克林顿电站还带来另一课题。康思特雷欣正投资设备、软件与流程,以扩大发电量。首席执行官多明格斯(Joe Dominguez)估算,通过此类渐进改造,美国核电机组群可新增7—10吉瓦产能。总体看,他认为,科企的支持将使原本不会出现的30吉瓦电力供给“进入市场”。 
 
不过,投钱的不止科企。核电开发商与供应链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融资数亿美元;自特朗普颁布支持该行业的行政令以来,核电相关上市公司股价飙升(见图表2)。奥克洛(Oklo)负责人雅各布·德维特(Jacob DeWitte)指出:“不再是‘只能仰赖政府资金’的稀缺心态了,我们可以多线出击。” 
 
上述因素共同促成第三个乐观理由:新型金融模式与运营实践,正直面核电站建设“糟糕的经济学”。正如巴克莱所言,无论常规核电还是SMR,“今天的度电成本都高于市场电价”。然而,中国与韩国已证明,有可能在五年内、按预算建成大型反应堆。两国通过标准化设计、单址多堆、项目无缝衔接以保持人员与供应链“热机运转”,从而压低成本。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卡门(Daniel Kammen)等在《自然》(Nature)新论文中强调:中国“庞大且持续扩张的电力市场”为需求确定性与供应链投资提供了基础。或许可以在截然不同的西方语境下,部分重塑这类需求。古根海姆证券(Guggenheim Securities)的谢弗(Jim Schaefer)主张:通过把行业内的重度用电者(如科企)打包,构建风险共担的联盟与长期高于市价的购电合同(PPA),为核电机组群融资,换取可靠用电。“普通公用事业公司及其用户,承担不起‘首台套/先行机组’项目的资金负担,”他解释道。 
 
到了“制度/工艺打磨”的时候(Time to tinker) 
 
金融创新固然重要,但运营进步同样必要。公益组织“清洁空气特别工作组”(Clean Air Task Force)的科恩(Armond Cohen)说:“不能只做一两台,需要十台……需要国家级计划,而非一串零散项目”。西屋似乎同意这一点:其目标是在2030年前在美国开建10座AP1000。初创公司“The Nuclear Company”也谋求“统一设计、批量建造”的路径。其董事长马洛尼(Patrick Maloney)称,计划联合一批客户建造6座同型机组。 
 
阻碍“核能复兴”的因素仍不少。尽管有新创新,经济账依旧棘手。监管过度依然是障碍,贸然砍红带可能引发公众反弹。 
 
供应链尚未充分发展;技能劳动力短缺。正如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士所深知:政府补贴与私人投资都可能转瞬即逝。 
 
即便如此,先行者并不气馁。SMR初创公司X-energy的掌舵人塞尔(Clay Sell)直言:“我们没有靠在政府资金那张‘舒适吊床’上去做规模化与商业化。” 
 
该公司正准备在得州一家道达尔化工设施内建设首批4座机组。亚马逊已投资其扩张,并承诺协助部署数十台。 
 
在他看来,“如今核能创新者所拥有的机遇,比上世纪60年代商用核能黎明时更大。”这番话反映的是行业高涨的雄心,虽尚未成为现实。 
 
 
  
 
  
 
  
 
  
 
 
来源: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 ... -a-booming-industry 
 
 
Sep 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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