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时光 各路杂家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7:48
想到的是周莲英同学，她是我小学和高中的同学，高中同学已经聚会过几次，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她时，她也 ...

第一次的聚会大家虽然有些久别后的陌生，一群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大家执手相望，努力寻找五十年前的印象，但很快就一见如故。每位同学都袒露别后的情怀，讲述了自己小学毕业后的人生历程：有成功的喜悦，有痛苦的磨难，有曲折和坎坷，也有平平凡凡中的闪亮。

马以海同学高中毕业后当了兵，复员后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直做到厂总经济师。他还讲述了在厂门口的一次车祸的磨难，听得我们惊心动魄，我虽住在附近也是第一次听闻。

周莲英同学在建设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航道工程局工作，清理河道中的淤泥，搬运黄沙石子，这样的重体力劳动真不知她柔弱的双肩是如何承担下来的？其后她有机会到食堂和物资仓库管理账目，凭借她老高中的底子，加上她的努力和勤奋，居然把账目做得井井有条。1988年是改革开放如日中天的日子，一次她去银行办理业务和人闲谈时得到一个机会，最终进入交通银行工作。历尽磨难终成正果，偶然中有必然，机会总是让给有准备的人。

孟剑英同学在建设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外语学院德语系，是我们同学中少有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后适逢六六年文革，分配在杭州制氧机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曾多次陪同代表团去德国慕尼黑林德公司考察谈判，也是事业有成，退休返沪后又在大众汽车公司任德语翻译。

朱敏迅同学在初中二年级时因家庭搬迁离开了杨浦区，转学至黄浦区浦光中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著名画家陈逸飞曾一起参加过学校的兴趣班美术组，陈逸飞高他一届，他们一起画画，当时陈逸飞的手稿是随手可得，可惜当年的敏迅兄没有这个意识，没有预见到陈逸飞日后在绘画上会有如此大的成就，否则倒可留下一笔研究陈逸飞的宝贵资料。高中毕业后敏迅参了军，在部队他充分发挥了绘画的才能，画壁画出黑板报。即使复员到了工厂，他还是一如既往发挥他的美术才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在读小学时在心中种下的热爱美术的种子。他1968年复员到了仪表局上无二十八厂工作，从基层工人干起直到晋升为领导干部，为基层的厂长经理上过课。改革开放后又到深圳宝通电子公司当了三年的总经理，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我在一九六四年进了手工业局的海燕厂，后并入仪表局，我另有文章详述，在此不表。八十年代我曾到过上无二十八厂，有过业务上的联系，敏迅也曾到过图们路的海燕厂，我们虽近在咫尺有过交集，可惜缘分未到未曾相见。

聚会中，汤永根同学也畅叙了别后的情况，他考上树人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中国纺织机械厂技工学校，分配在中机厂检验科工作，最后调到上海矽钢片厂工作，也算是顺风顺水吧。金城的叙述则让同学们唏嘘不已，最终砚刻没有学成却被分配到长江刻字厂工作，直至退休，他再也没有拿起过他心爱的油画笔。爽快的敏迅抢着为聚会买了单，发小们的叙述是坦诚的，不管过去的岁月是一帆风顺还是坎坎坷坷，大家都是畅叙心怀一吐为快，没有伪装没有掩盖，有的只是真情的告白，还一个童年的自我，这是何等自在！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7:59
第一次的聚会大家虽然有些久别后的陌生，一群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大家执手相望，努力寻找五十年 ...

聚会归后我思绪难平，又填了一首江城子词赠发小同学，词曰：少小启蒙在学堂，朝学文，暮断章，小小无猜，六载共同窗。为展才华再上榜，挥手别，各一方。忽有一日执手望，家已成，业又创，垂垂老矣，鬓发俱已霜。人生自古多离别，短相聚，又何妨？

第一次的聚会，大家搜肠刮肚回忆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老校长陈听伯，班主任林默宣，林洁莲，周今觉，音乐老师董育生，还有那位像华侨的美术老师黄世杰，老班长怀丽君，赵安明，还有同学李水泉，李家麟，丁元龙，楼志斌，王乐渝，霍玉林，丁正林，费龙根，徐凤娣，马庆章，丁国沛等等，你们都在哪里？

还是在和金城的联系中，他告诉我有关周今觉老师的一些信息，我通过百度的搜索，也不知道转了多少电话，这些细节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当电话那头传来周老师确切的声音，我真的为我的执着而庆幸，差点想放弃了，现在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周老师还不满二十吧，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了。

费龙根同学也是在中机厂技校毕业的，后在浦江电表厂工作，我曾两次去了仪表局的退管会，都没能找到他的下落。我也曾去派出所查找过徐凤娣的去向，也是无功而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也许只能成为永远的谜了。

我的初中同学张锡生是位热心肠的人，他在华铝钢精厂工会工作，他告诉我，他们厂的李家麟是我小学的同学，我很快就勾画出他儿时的模样，也就有了随后我和张锡生，李家麟的会面。家麟兄是华铝钢精厂的车间主任，，管理着车间生产，工作繁忙，但喜爱戏曲，曾在东宫的戏曲创作班学习过。他还告诉我，小学同学丁元龙和他在凤城中学是高中同学，现在在他们厂的设备科工作。我想起儿时曾去过眉州路他的家，儿时的印象中有一扇柴扉的门，有些像庄园。他喜欢扛枪弄棒练习武术，和同在一中心小学的杨阿林是武林好友。曾在东宫舞蹈班学习过，后来又参加杨浦区少年宫的舞蹈队，他曾送我一把竹弓，是我儿时经常耍玩的爱物，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家麟还告诉我同学陈可喜的情况，他高中只读了一年就去了盐城淮剧团，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下放到农村当小学老师了。闲谈中，张锡生还告诉我霍玉林是他高中同学，住在临青路47弄，于是很快就联系上了霍玉林，他是位不善言语，沉默寡言的人，他家在周家牌路和临青路口开了一家木行，我们都称之为霍小木行。一次聚会就联系上三位同学，也算是大丰收吧。

同学名单中有位李水泉，住在周家牌路口的弄内，一日，抱着试试看心情前去探访，弄中空荡无人，我正彷徨间，忽见一位六十左右的老者走来，我赶忙上前打听，不料此人竟是李水泉的弟弟，我真是大喜过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错过了一次偶然，也就终身不再相见。在读书期间，他曾向我借过两本书，精装本的斯大林传略和窃国大盗袁世凯，可见他对读书的喜爱。

我还想起了住在宁国路雷锋里的周家俊，他母亲唐青娥曾是海燕厂的副厂长，通过这层关系我轻易找到了周家俊。原来他和张锡生，李家麟也是同学，我们在张锡生的住处有过一次碰面，他在建设中学高中毕业后参了军，复员后在铁路杨浦站工作。在闲谈中得知他善中医岐黄术，又擅长相面看风水，说得头头是道，我向来不谙此道，对此也无兴趣，也就是听他说说，没有领教过其中的奥秘。

到了年底，从孟剑英同学处得知已经和董育生老师联系上了，原来她妹妹和董老师还有联系。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十二位同学和两位老师在北京饭店有了第二次的聚会。周老师在送我们小学毕业后不久就去大学进修，在中心小学期间，陈听伯校长慧眼识英雄，对周老师格外青睐和苛护。董育生老师是音乐老师兼大队辅导员，后来调到眉州中学任教，席间董老师为大家演唱了我们熟悉的歌曲，风采仍不减当年。
…

john-2204

寻找发小同学的行动仍在进行中，马以海同学找到了王乐渝，王乐渝同学原来是住在周家牌路顺成里隔壁的，她家对面有个理发店，小时候我每次去剃头总能看到她那圆圆的脸，后来搬离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这次终于又可见面了。

根据李水泉提供的线索，我在上海化工厂找到了在教育科当老师的楼志斌同学。文革中海燕厂有些人曾想并入化工厂，享受国营厂待遇，这些他当然是不知道的。1970年代，同学赵安明曾到海燕厂来联系业务，我们见过一面，他是在保密厂工作的。他妹妹赵安妹就在海燕厂工作，由于赵安明经常在外旅游，经过很长时间才联系上他，我们还没有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听班长怀丽君的下落，并提供了一条信息：她在佳木斯路附近的一所医院工作。就凭这条信息，我打了无数电话，，班长怀丽君居然也在安图医院找到了。

这里要特别提到周莲英同学，她为人热心，记忆力又特别强，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她向我提供了住在杭州路的王安康和住在双阳路的丁正林，这次没有找李水泉时的幸运，找了两次都没有找到王安康的下落。

找丁正林同学倒是一帆风顺，他在上海铸钢厂销售科长位置退休后又负责管理一家停车场，直到最近才退了下来。不久从马以海，周莲英同学处传来好消息，我们班的“运动健将”王安康，支疆回沪的沃国宁和周美珍同学都已经联系上了。

这样，屈指数来，至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我们杨浦区第一中心小学56届六（5）班的发小同学聚齐了二十位同学和两位老师。又在二〇一六年建立了发小同学的微信群，这中间的路走了六十年！

如今，我们发小的同学群，最小的也已七十多岁了，年长的已近八旬，仍孜孜不倦地坚持每年的聚会活动，复兴公园唱卡拉OK，新世界的紫澜门，金浦轩，好伦奇，杭城酒家，顺风饭店都留下我们的足迹。

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已经有同学掉队了，李水泉，霍玉林同学因病去世了，董育生老师也在一次去青岛的旅游途中遭遇车祸罹难。也有的同学家庭也发生了变故，生活中的另一半也已离去，人生的变故如月之阴晴圆缺，虽然有时力不从心，但仍需蹒跚前行，我们还要慢慢走下去，因为这世上总有一群发小在关心着你。

今年四月间，发小同学一十七众，相约东宫共聚一堂，是日也，雨霁日朗，东宫花园合影，圆桌台前酣畅。敏迅携美酒助兴，众学友共享佳酿，发小持旧照觅影，照中人鬓发已霜。发小情，无利益之流俗，多真情之徜徉。忆儿时之纯情意浓浓，叹往昔如云烟苍茫茫。五世修得同窗读，半世过后再续缘，再续缘，聚一堂。大家相约在夕阳路上携手并进，争取八十岁一个不少，九十岁越多越好！发小们，加油！ （戊戌仲夏阎式松记）

john-2204

转载

幼年往事(外一篇)

2017年05月25日07:56 来源：文汇报 杨绛





杨绛先生在102岁高龄写完 《忆孩时》 (五篇，刊于2013年10月31日 《文汇报·笔会》) 后，又曾乘兴写下两篇
回忆童年的短文———《幼年往事》 及 《猢狲精》。杨绛先生遗物清理小组的同志发现后，特地交由笔会刊出。
———编者

我三四岁的时候，家住 (北京) 东城，房主是很阔气的旗人，我常跟着妈妈去看看那家的大奶奶、二奶奶。她们家就像 《红楼梦》 里的景象，只是 《红楼梦》 里没有满地的哈叭狗。我怕狗，挨着妈妈坐在炕上，不敢下地。不过她们家的哈叭狗不咬人。

后来我爸爸当了北京京师检察厅长，检察厅在西城，我家就搬到东斜街25号，房东是程璧。房子不小，前后两个宽畅的四合院。
门房是臧明，他和一个小厮同住门口一间屋里，里面是一只大炕，可以睡不止两个人呢。

我爸爸上班坐马车。我家有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一匹马，两个马夫。大马夫赶车，小马夫是大马夫的下手，只管洗马、刷马、喂马、遛马。两个马夫同住后门口一间小小的屋里，旁边就是马房。前面院子里晾着四个匾：两匾干草。两匾黑豆。我看马吃草吃豆吃得很香，偷偷儿抓了一把黑豆尝尝，不料黑豆是苦的，忙又偷偷儿放还原处。

前门不大，后门是马车出进的门，是很大的一扇红门，门上又开一个小门，下人出入都走这小门，不走前门。我平时也只在前院玩，很少到后面去。
前院有五间北屋，五间南屋。北屋、南屋完全是对称的。北屋东头是两间卧房，西头又是一间卧房，中间是一间很大的客厅。我黑地里不敢过那间大客厅，害怕。

妈妈很忙，成天前前后后、忙这忙那。有一晚，她特地到我和三姐同睡的卧房来看看我们。三姐和我不睡一头。我睡在她脚头。我们要好的时候，彼此拉拉直裤脚；不要好的时候，我就故意把她的脚露在外边。我人短，我的脚总归是安全的。姐姐也难得和我吵架。有一次妈妈睡前来看看我，妈妈掀开被子，只见我裤脚扎得紧紧的，裤腿扎在袜筒里，裤子紧紧地扎在衣服外。衣服上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里塞着一个鼓鼓的皮球；另一个口袋里是满满一口袋碎玻璃，红的、绿的、黄的……各色的都有。

妈妈解开衣服，发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妈妈问三姐，碎玻璃有什么好玩。三姐说：“照着看天的，红玻璃里看红天，绿玻璃里看绿天。”妈妈把皮球放在我床头，碎玻璃全给扔了。吩咐三姐告诉我，以后别再把皮球、碎玻璃装在口袋里。我很听话，以后不再把衣服那么紧的结成一串，也不把玩意儿都装在口袋里了。

北屋有一间厢房，是我们的吃饭间，有电话，我爬上凳子，可以给同学打电话，讲讲私房话。例如“我跟你好，不跟谁谁谁好”(什么人不记得了)。靠门口，有一张两抽屉桌子，臧明戴着一副铜边眼镜记账。我非常羡慕臧明戴着眼镜记账，心中暗想，我长大了，也要戴着眼镜，坐在书桌前，记事。

我现在写作，总想到小时候羡慕臧明写账，觉得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我家搬到东斜街，开始只住一家，南屋没人住，我家也天天打扫，我和姐姐常到空屋里去玩。

不久，我堂姐的姨父姨母也到北京来了，就住了那五间南屋。姨父是教育部次长袁观澜　(字希涛)。我家门口有两个门牌：一边是无锡杨寓，一边是宝山袁寓。我爸爸因为姨父姨母不是亲的，姨母称袁大阿姨。姨父称袁老伯。

我大弟弟出生上海，现在的淮海路曾称霞飞路，以前又称宝昌路，所以取名宝昌。小弟弟杭州出生，家住保俶塔附近，所以取名保俶。保俶断奶后奶妈走了。他自己会走路了。一天他跑到袁家去，对袁老伯说：“袁老伯，你也姓老虎，我也姓老虎，爸爸也姓老虎，妈妈也姓老虎。”袁老伯莫名奇妙，过来问我爸爸。爸爸想了一想，明白了，他对袁老伯说：“你和我同庚吧？　我们夫妻都属虎，这孩子也属虎。”袁老伯听了大笑。我们两家很亲密。

袁大阿姨能推拿，这是她的传家本领，传女不传男。我家孩子病了，袁大阿姨过来推拿一下，就没事了。我妈妈也学会了几招，如“提背筋”，孩子肚子痛，背筋必涨粗，提几下，通了大便，病就好了。

我和三姐姐常到袁家去玩。袁大阿姨卧房里，近门口处，挂一张照相，我知道那是袁世庄姐姐的相片，她在外国读书，要三年后才能回来。我总觉得三年好长啊，常代袁大阿姨想女儿。世庄姐姐的妹妹是世芳姐姐，她身体不好，不上学。三姐学校回家，总和她同出同进。我老跟在背后，世芳姐姐吃了糖或陈皮梅，包糖或陈皮梅的纸随手一扔，我常偷偷捡了舔舔，知道她吃了什么。她有时也给三姐姐吃。我只远远跟着，她们不屑理我这小东西。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22:35
转载

幼年往事(外一篇)

那时我在甘石桥大酱坊胡同、小酱坊胡同拐弯处的“第一蒙养院”上学，上学前班。三姐姐上小学。我学前班毕业，得了我生平第一张文凭。我很得意，交妈妈收藏。三姐姐也初小毕业了。我们姐妹都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袁大阿姨称“附属里”。

不久后，袁家要娶新嫂嫂了。我从不知道袁家还有个儿子，没有儿子，娶什么嫂嫂呢。这是三姐姐告诉我的。我的好朋友孙燕华和我两个陪新娘子。新娘子左等右等没等到，大家就先吃喜酒了。吃完喜酒，孙燕华就和她家带她弟弟的臧妈回孙家了。

我吃完喜酒，大发胃病。我的胃病是一个粗心的中医大夫失误造成的。他把“厘”写成“分”。他开的药是黄柏。我妈妈请他为我开点清火的药，因为爱生疖，嘴角爱生“热疮”。这中医把六厘黄柏写成六分黄柏。我记得妈妈用糖汤拌成桂圆核儿大小的丸子，吞一个团子，喝一勺糖汤。我因为是妈妈亲自喂，乖极了，虽然很苦，我吞下一个又一个很苦的小团子，没嫌苦。但从此得了胃病，我的胃至今还是我全身的薄弱环节。

吃完酒席，大家散了，我大发胃病，厨房里为我炒了很烫的盐，让我渥在心口。大家睡了，我因为胃痛还没睡着。忽听得各、各、各的皮鞋声，是新郎新娘回来了，我听见臧明特地进来，一口苏北口音告诉爸爸 (臧明称“老爷”)：“新娘子穿的是白的洋鞋子。”洋鞋子已够洋，又是白的，新娘该穿红鞋啊，却是白的，真“洋”得出奇了!

第二天早上，我胃也不痛了，我学着臧明的腔调告诉了三姐姐，我们俩立即到袁家去看新嫂嫂。新嫂嫂玉立亭亭，面貌美极了，我和三姐姐都迷上了。我妈妈怕我们去打扰，不许我们老去看新嫂嫂。新嫂嫂却很会做人，哄我们一起造一条一尺宽的小路通到月洞门。月洞门外是程璧家的荒园，我和姐姐常去玩的。

一尺宽的小路刚造完，我家“回南”了，袁家也同路回南，但是我们两家在火车上不在一处。
到了天津的旅馆里，我们只知道袁家也住这旅馆，我家住的是便宜的房间，袁家却不知在哪里。新嫂嫂就此不见了。

我妈妈的家具，随着我们家搬迁。妈妈衣橱里，我的第一张文凭已扔掉了，但是新嫂嫂和新郎的照相，有一本书那么大小，贴在硬纸上的，仍在原处。我常常开了妈妈衣橱的门，拿出新嫂嫂和新郎的照片，看了又看，因为我老想念我的“新嫂嫂”。我闭上眼，还能看见她。她是我幼年往事里的一颗明星。

我父亲年轻时曾任上海申报馆记者，同事有张仲仁、包天笑等。包天笑曾写过 《人间地狱》，在 《申报》 上连载。包天笑是苏州人，口才敏捷，“猢狲精”是他给一位记者同事的绰号。这一群记者，晚饭后不得睡觉，需等候各地发来的消息。半夜十二点后，各地消息一一发来，他们编成新闻，登报发行。
我妹妹阿必，听门房送进名片，我父亲说，“‘猢狲精’来了。

”我们姊妹从不出见父亲的客人，但阿必还小，她就独自跑到长廊尽头、爸爸接见来客的“书房”门外看看“猢狲精”。她看了很失望，我们问她看见“猢狲精”了吗？她很失望，来的不是什么精妖，他只是一位客人，连尾巴都没有。

这一群记者，自然而然成了密友。有一次，他们同游动物园 (当时叫“万牲院”)，他们从“禽鸟馆”出来，被一群鸟儿的叫声叫得心烦，一人忽然发现“猢狲精”不见了。“猢狲精”走在最前面，忙说“在这儿呢!”他自己承认他是“猢狲精”，因为他双目也炯炯，特别神气。

我在上海“狗耕田”般的做校长时，我说：“我要去看‘猢狲精’，他是苏州振华女校的校董。”钱瑗说：“我也要看看‘猢狲精’!”我去看了“猢狲精”，我也很失望；他非但没有尾巴，他双目也不复炯炯有神了。

伊何人？伊何人？袁世凯机要秘书张一麐之胞弟，张可之父，王元化之丈人张一鹏也。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22:35
转载

幼年往事(外一篇)

威尔斯利学院（英语：Wellesley College，又译卫斯理学院）[5]，美国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875年。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西的小镇威尔斯利，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大学排名，威尔斯利学院是全美排名最高的文理学院之一，稳定位列前五名。



袁世庄女士1921年Wellesley毕业照

袁世庄女士是楊绛的表姐，其时在美国读大学。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4-12-30 15:33
　　
　⋯　江苏学政，是要巡行江苏全省，替皇帝选拔多士，在清朝这个官制，算是钦派在一省的钦差大臣。 ...

转载
．．

2.中国学生的早期莎剧演出

1896年7月1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公开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选段，这是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的最早演出。在20世纪初中国学生的莎剧演出中，《威尼斯商人》的搬演最多。

1902年7月18日，圣约翰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再度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1913年1月7日至2月5日，上海城东女学社在寒假期间举行的游艺会演上，女学生吴传绚等人有声有色地演出了新剧《女律师》，成为迄今留有记录的中国人用国语演出的第一部莎翁戏剧。”⑥该剧由包天笑根据《威尼斯商人》改编而来，演员全部由女学生担任。

1921年12月，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女校青年会组织学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连续两天演出《第十二夜》，演员全部由女学生担任。著名话剧家、爱美剧的倡导者陈大悲称赞该剧“段段有精彩，幕幕有神韵……演作底美，音乐底美，剧情底美，都能使我忘却生在这个世界中”⑦。据《燕京大学女校课程补充报告》记载，“燕大女校在1920—1924年间曾先后排演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无风兴浪》《驯悍记》;1926年3月还排演过莎士比亚的喜剧《有情眷属》”⑧。这些演出角色全部由女生扮演。192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生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22:35
转载

幼年往事(外一篇)

读楊绛先生幼年往事（外一篇）后，感觉楊先生真是中国了不起的人物．．

这么有名人物，写小时童年生活，仍然是真真实实的描述．．

如今大红人物，这些跟在姐姐后面，添他们扔了糖果纸之类的童年生活肯定是遗忘了．．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22:59
威尔斯利学院（英语：Wellesley College，又译卫斯理学院）[5]，美国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875年。学院 ...

转载

楊绛在往事回忆外一篇中所叙的姐姐袁世庄，曾在上海城东女校读过书，黄炎培的夫人及黄的妹妹也在班级中。黄炎培、包天笑都在该校上过课…

袁世庄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他父亲看中的学生汪懋祖…

汪 懋 祖 先 生

1891年3月4日出生 1904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 1905年考中秀才 1905年9月入苏州府中学堂学习 1910年毕业于江苏省高等学堂 1912年天津北洋大学工矿科学习 1914年去陕中三秦公学执教 1916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


1919年受聘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 1920年回国，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4年） 1925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哲教系主任（1年左右） 1926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江苏省督学（2年多） 。


1927年7月回家乡苏州，创办苏州中学，至1931年任校长4年 1931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教育系主任（6年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家内迁昆明 1938年—1941年创办大理师范学校，主持校务4年 1942年筹设丽江师范学校（1年左右） 1942年底－1945年西南联大任教（3年） 1944年兼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1年） 1946年初返乡苏州，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编著、养病 1949年1月9日病逝，享年58岁。

我家的故事

汪安琳

我家的很多往事是我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讲给我听的。这里将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叙述出来，让后代也能知道一些前辈的苦与乐。
　　
　　一．父母结婚前后的一些往事
　　我的父亲汪懋祖出生于苏州，从小品学皆优，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我的外祖父袁希涛曾在那里教过书，他很赞赏这个少年的才智和人品。虽然我父亲早年丧父，母亲体弱多病，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四个弟弟，都需要他关心照顾。但是外祖父非常开明，认为择婿的条件主要是人品好、有志气。他毅然把我父亲带回上海家中，与我母亲和外祖母见面。外祖母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我的父母就开始了婚前的通信交往。

1916年，我母亲袁世庄考取了清华学校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名额。过去清华不招女学生，从1914年开始每年招10名女生送到美国上学。我的母亲以第三届第四名录取。1916年夏赴美，入著名的威尔斯莱女子大学历史系学习。1920年毕业后，即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不幸的是当年冬天在雪地里行走，不慎滑到，腿骨脱节，西医误诊，行动不便，只得辍学。于1921年9月回国找中医治疗，同时受聘于北京女高师（女师大前身）任教。

父亲于1916年秋考取江苏省官费，起初为赴英国留学的名额，后因欧洲局势较乱，改派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父亲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秀，深得导师杜威和孟禄博士的赏识。他在国内北洋大学已上过两年学，因此于1919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后由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专门研究西洋教育史。1920年冬，因母病，十分挂念，决定回国。先到苏州探视我祖母，安排妥当后，即到北京任教于北师大，直至1924年夏。

说来真巧，我的父母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相近。母亲在威尔斯莱，父亲在哥伦比亚，两校相距不远。每逢假日父亲由同窗好友孟宪承、郑晓沧、陈寅恪、吴宓等陪同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吴宓文章中提到）。有时，我母亲也请她的同学杨保康、胡卓等陪伴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游玩，并探望我的父亲。偶尔，他们还一起去野餐。在异国他乡交往，倍感亲切。

1920年上半年，外祖父组织欧美教育参观团出国考察欧美教育。在美国考察期间由我父亲当翻译，他非常敬业，使外祖父很满意。事实上，这次考察也给了我父亲参观美国各校的机会，得益不少。

我的父母于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结婚。正巧，那时我的外祖父母也在北京居住。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以糖果茶点招待亲朋好友，然而也很隆重。父亲北师大的同事都来贺喜，外祖父的不少好友也前来祝贺。当时李四光是北大教授，夫人许琳是女高师的钢琴教员，他俩是我父母的好朋友，在那里，许琳弹钢琴，李四光演奏小提琴，高雅的音乐，使我父母的婚礼更加热闹、精彩。

据我母亲回忆，在女高师任教的时期是她生平最愉快的三年。她教英文和西洋史两门课，由于讲课生动，课堂效果很好。后来遇到她过去的学生告诉我：她们最喜欢听袁先生讲课，同时有点怕袁先生，因为随时有小测验和课堂提问，很紧张的。不过平时对学生严格，真有好处，听课思想集中，记得牢，考试复习不费劲。父亲在北师大工作做得也很好，起初他只是一个普通教授，后来任教务长、代理校长。

1922年10月5日我大姐安琦出生了，她给父母带来了更多的欢乐。那时，虽然外祖父母已迁回上海居住，但因母亲是第一次分娩，所以外祖母还是赶到北京来照顾母亲做月子。由于我母亲工作认真负责，一直到临产前还在忙于备课、批改作业，用脑较多，导致产后奶水很少；只得为大女儿找了个奶妈，由我外祖母培训，一切都较顺利。外祖母回沪后，我大姐白天由奶妈带，晚上由父母轮流带，所以她跟父母也很亲。听母亲说：大姐幼时非常可爱，对人总是笑嘻嘻，所以人见人爱。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8 17:34
转载

楊绛在往事回忆外一篇中所叙的姐姐袁世庄，曾在上海城东女校读过书，黄炎培的夫人及黄的妹妹也在班 ...

1924年打破了我父母的幸福生活。由于正值直奉战争，北京高校欠薪严重，不仅使小家庭生活发生困难，而且父亲每月需寄钱到苏州赡养祖母也成了问题。父母不得不辞去北京的工作，于1924年夏回到上海，暂住外祖父母家。父亲即到东南大学任教，该校已多次请他到南京教书。（有些文章写的是1926年欠薪回南，实属有误。1926年我家第二次离开北京，另有原因，下文中说明。）

1924年北京女高师改为女师大，教育部聘请杨荫榆为校长，杨与我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同学，1925年，她急需我父亲去协助办学。这事使父亲感到为难，在东南大学还不到一年又要去北京，而且北京局势较乱，但由于办教育的责任感使他认为应该去助杨一臂之力。他跟我母亲商量，母亲更是犹豫不决。因为1924年我二姐在上海出生。这时还不到一岁。两个女儿都很幼小，在上海有外祖母和我姨母帮忙照应。然而，母亲对办女学非常重视，最后决定带两个女儿跟父亲一起去北京（我不知道他们是几月份去的，估计是在春天）。

不料，由于杨荫榆用封建家长式作风管理学校，对学生非常严厉，引起学生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已经闹了数月，父亲到女师大正是撞在风口。据了解风潮的导火线是1924年暑假三名学生回南方探亲，因江浙战争，交通受阻，开学时未能返校，被杨荫榆勒令退学，激起公愤，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后来发展到杨要开除六名带头的学生。

再后来，女师大风潮跟1926年3月18日反对北洋政府的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风潮的事态闹得越来越厉害。我父亲是一位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人，到女师大的目的是协助办学，在这种形势下根本不可能谈办学。他认为杨对于几个重大事件的处理，很不妥当。他一方面劝杨对待学生应该以理服人，采取说服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合理要求，注意考虑解决学生的困难。另一方面希望能稳定教学秩序，他劝学生以学业为重。我父亲是个学者，不愿意也不敢参与政治。

据母亲回忆：这一年是我家最压抑的一年，父亲在杨和学生之间劝说的力量实在太小了，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那段时间总是心事重重的。父亲因心力交瘁，经常发胃病，最厉害的是胃溃疡第一次大出血。幸而及时送到协和医院，由名医沈克非治疗，总算转危为安。

原先母亲希望到北京后，再回女师大兼点课，得知学校这么乱哄哄的，她完全改变了主意，劝父亲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由于母亲正怀上了我，只好等我出生后回南。这时母亲身体不好，既要照顾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活，又要照料父亲的饮食，还需给予劝慰，真使她感到疲惫不堪。幸亏在我出生前，外祖母的妹妹秦志英（由于她未婚，我们按男的称呼，叫她舅公），从无锡来到北京，照顾母亲和我。母亲有她的姨母悉心照料，产后得到较好的休息与调养，身体好起来了。

我的舅公学问很好，卫生知识丰富，她为我培训了一个很得力的奶妈，一个多月后舅公离开北京了。后来听母亲讲，那时真是很感激舅公，她训练的奶妈，不仅带我尽职，而且还尽力照顾我的两个姐姐，减轻了母亲不少劳累。我是于1926年8月11日出生的，当我来到北京仅40天，父母就带了两个姐姐和我，还有我的奶妈回到上海，暂住外祖父母家。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8 19:18
1924年打破了我父母的幸福生活。由于正值直奉战争，北京高校欠薪严重，不仅使小家庭生活发生困难，而且 ...

二 . 抗日战争前我家的十年稳定生活

　　在这十年中，我家发生了许多事，有悲伤的，也有欢乐的事情。1926年9月下旬我家迁回上海，父母把我们姐妹三人寄养在外祖父母家，然后到苏州看望我祖母，随即到南京工作。父亲仍任东南大学教授，并兼教育系主任，母亲也受聘于东南大学。父亲在苏州见到祖母身体虽然衰弱，精神尚好，思维清楚，她见我父母回南方工作特别高兴，父亲也很感欣慰。他对我祖母讲，以后可以经常回苏州侍奉老人家了。

不料，祖母于1927年4月26日病逝于苏州。享年68岁，祖母的逝世是我父亲一生中最悲痛的事。他曾对我们小辈讲：“原想到南京工作，寒暑假可以有多些时间回苏州照顾祖母，可是还没来得及对母尽孝，母亲却弃我而去”。他还经常谈起祖母的教导：“她告诫几个儿子：勿嫖、勿赌、勿贪、勿势利刻薄”。

我们了解到祖母的一生是与逆境坚强搏斗的一生，在我祖父去世25年中，她精心抚育四个亲生儿子，并无微不至地照应前房留下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都能成家立业，服务于社会。祖母的教诲，对我们后代的品德教育，有着重要意义。我的母亲也非常敬佩祖母的坚强与善良。

　　1927年6月14日，江苏省教育厅派父亲以省督学的身份，到苏州组建苏州中学。他将原有的三所学校合并、整顿、改革、扩大校舍、聘请名师，并实现了一套他的教育理想，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国内著名中学。当年7月5日省教育厅聘我父亲任苏州中学校长。他有其独特的办学思想：“教育原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他要求：“苏中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的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以表现苏中精神”。

在苏州中学创建的三年多时间里，从教育思想、教育宗旨到教学设施、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迅即显示出其优异的成效。父亲的办学特色，大致可概括为12个方面：1.聘请名师；2.鼓励教师编书；3.奖励优良学生；4.请知名人士演讲；5.设教师学科研究会； 6.办校刊；7.设学生学术研究会；8.设选修课；9.用学分制；10 师范生准予考大学；11.设差生补习班；12.举办成绩展览。 正是由于父亲采取了上述12项办学措施，使苏州中学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不料，江苏省教育厅派了一位督学来到苏州中学，指手划脚、盛气凌人，勒令停办校刊，并不准师范生考大学。然而，我父亲认为这两项是办好苏中的重要举措，在这位督学的监督下办学，只能忍气吞声。看来这个苏中校长是不能当了，于是决定辞职，回南京当大学教授去。

　　据母亲回忆，她跟我讲：你父亲办苏州中学的那几年，真是非常辛苦。他不是一般的尽力，而是竭尽全力。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地考虑每项工作，而且总是主动过问、做调查研究。例如：鼓励教师编书，他亲自作序；对于警察厅要检查几位进步师生，他注意保护他们，给以通风报信，并为之开脱；对于办校刊，基本上他每期都写文章；对于差生，他重视办补习班，以帮助他们树立学习信心；他主张为高中设化工班，初中设印刷班；为不升学的学生，可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他重视选拔优秀生，鼓励师范生学习优良者考大学。他邀请不同学科的知名专家到苏中演讲，对于增长师生的知识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父亲为了培养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确实是费尽心思、殚精竭虑。

　　1927年春，母亲身体欠佳，又不放心寄养在上海的三个女儿，就辞去了东南大学的工作，把我和两个姐姐从上海接到苏州居住。因为父亲于6月份就要回故乡组建苏州中学，父母决定在苏州安家了。那时大姐四岁多，二姐两岁多，我还不到一岁。幸有从北京带来的奶妈很能干，不仅照应我们姐妹三人，而且还帮母亲做不少家务，母亲对她也很好。听，母亲说过，我家刚回苏州时租住河边的房子，买菜、买柴非常方便，房价又低。可惜，房屋太阴暗，又潮湿，蚊子苍蝇多极了。不久，我家搬到苏州中学的宿舍居住。那里离沧浪亭很近，风景优美。

　　1928年5月，我的弟弟安球在苏州出生，外婆从上海来帮忙照顾母亲和弟弟。我家增添了一个男孩给全家带来许多喜悦。但是，由于弟弟的奶妈不太尽职，致使我弟弟幼时身体较弱，母亲为此很是操心。另一件给母亲操心的事是我二姐开始生病了，表现出严重贫血。后来经博习医院的一位外国医生检查诊断是患了黑热病。这种病南方很少见，是由北方的一种小昆虫白蛉子传染的，潜伏期很长。苏州一般医生都不会治。只有博习医院的那个外国医生同意给予治疗，但必须住院。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把二姐送到博习医院。她每天要到振华女中和苏女师教课，平时下午要赶回家照顾儿子。二姐住院后，她每天下午必须到医院了解治疗情况。对于那个外国医生，母亲是很不放心的。由于她在美国时，大腿跌伤后，被西医误诊，从此她对西医就不太信任。二姐住院不久，病情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还是没治好。

母亲了解到那个外国医生把二姐当研究对象，每晚抽一次血，检查黑热病原虫的发展情况 。母亲真是后悔没把二姐送到上海去治疗。1929年二姐去世后，母亲非常伤心；因为养到5岁很不容易，何况她又是我们姐妹三人中最聪明、漂亮的。此后，母亲更不相信西医了。她自己研究中医、中药。我们小时候患感冒、肠胃炎等疾病都是由母亲开中药方治好的。

　　这时母亲在两校兼课，英文批改作业的工作量很重，非常忙。我的奶妈把我带到一岁半，因她家里有事，就回北京去了。母亲只好找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照顾我，并做些家务。大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需要接送。由于家中人多，感到住房太拥挤了。经过父母商量，由我家自己盖一幢房子。父亲打听到在盘门东大街有一块地出售。那里有“冷水盘门”之称，四周很荒凉，但地价便宜，就买下了。

父亲办苏州中学工作太忙，不可能来管盖房子的事。于是，母亲挤时间来管这事。从房屋的设计、图纸的绘制，到筹划造房子的钱，以及请造房子的工人等等，全由母亲操办。母亲的好朋友很多，得知她要盖房子，都愿意借钱给她。很久以后，母亲跟我讲起这件事，总是特别感动。她说：做人要做到别人对你如此信任，这是很大的福气。

她跟苏女师校长陈淑和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都借过钱，以应急需。但是，当她领到薪水，就立即还钱，从不拖欠。母亲告诉我们： 那几年由于父亲的哥哥弟弟有困难时需要贴补，他还要资助贫困学生，要回报汪耕荫义庄照顾我家孤儿寡母的资助，家中生活费的大部分也都由父亲负责；所以，他的支出较多。这样造房子的钱就由母亲来解决，母亲持家很注意节约。然而，听父亲讲过，母亲非常宽宏大量，每当她得知哪位兄弟家需要资助时，她不会去烦父亲，而是先去着手解决，事后再告诉父亲。因此，父亲能全身心投入创办苏州中学，使之成为国内一流的中学，母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0年8月29日外祖父在上海逝世的不幸消息传来，使母亲特别悲伤。于是，父母带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回上海奔丧，并安慰外婆和姨母。我的外祖父为家乡宝山办了20多所中小学，他是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并将同济大学从德国人手中接管过来。所以，外公在教育界很有名望。上海教育界和宝山地方上为他举办隆重的追悼会，并公葬及树立铜像，以示记念。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8 19:55
二 . 抗日战争前我家的十年稳定生活

　　在这十年中，我家发生了许多事，有悲伤的，也有欢乐的事情。1 ...

父母跟我外婆商量等外公的后事妥善安排以后，就接外婆和姨母到苏州居住，以便互相照应。外婆也同意到苏州居住。一方面换换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帮忙照顾我们姐弟三人，让父母能更好地工作。那时，我家盘门东大街的新房子已竣工，不久，父母就把家搬到新房子里；然后到上海接外婆与姨母到苏州和我们同住。新房子取名“懋庄”，很大、很高，既宽敞、干净，又明亮。有个大阳台，在台阶两旁，母亲买了许多花木：桂花、玉兰、梅花、桃树、月季等以及各种草花，请人种下，自己管理。我家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美丽的鲜花。在花园南面还有半亩地，主要是栽各种蔬菜和瓜果：青菜、菠菜、莴苣、豌豆、蚕豆、黄瓜、南瓜、玉米、番茄以及草莓等，这样在不同的季节我们都可以吃到新鲜蔬菜。自从搬入新房子后，我家的生活真是改善了很多很多。尤其使我们开心的是：外婆和姨母来到苏州，给了我们许多照顾。外婆每天为我们炒好吃的菜肴，姨母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姨母是学国画的，我最喜欢看她绘画。

　　由于父亲办苏州中学受到督学的指责与限制，一气之下，忍痛辞去了苏中校长之职，准备回南京任教。当时东南大学已改名为中央大学，罗家伦任校长，他写信告知，中大教育系主任已另聘他人，推荐我父亲去中央政治学校建立教育系。因该校1930年才开始办，正需要聘请各方面的人才。我的父母最不喜欢与政治沾边，但是几经罗家伦的劝说，使父亲感兴趣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办一个教育系。1931年3月他到南京去了解中政校的情况，知道了校长是蒋介石，陈立夫是教务长。那时对他们的印象还不太坏，而且校方对父亲表示很欢迎，于是他就同意去为中政校开办教育系。

1931年暑假后，父亲一个人到南京上任了。每年寒暑假回苏。父亲住集体宿舍，吃集体伙食，因饭太硬，不消化，常觉胃部不舒服，后来闹胃痛较频繁。每次回苏，母亲给他调理。1934年初，寒假后，母亲向振华和苏女师请了半年假，带领我和弟弟到南京陪伴父亲，我在苏州实验小学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1934年暑假我们回苏州，父亲身体好些，开学时他一个人去南京了。母亲又回振华和苏女师教书。这时，我插入小学二年级，大姐上六年级，安球上幼稚园。

　　1935年暑期，母亲因多年来过度劳累与操心，感到身体虚弱，食欲很差。经医生检查是怀孕了。母亲只好辞去两校的工作，于暑假后带我和安球跟父亲一起到南京休养一段时间。那时，大姐已小学毕业，考上了振华女中，表姐袁哲怡也来到苏州上中学她俩可以一同上学。生活方面有外婆和姨母照应，母亲就放心了。

       到南京后，我和弟弟考上了附近的小学，弟弟还没上过学，那些一年级的小男孩，喜欢打架，，安球只会讲苏州话，他们取笑他，还捉弄他。当然，安球也不示弱，还手了，但没打到人，反而被一个较大的男孩打破了额头。安球不肯上学了，母亲也不放心，她讲：琳琳也不去上学吧，陪安球在家学，明年考个好学校。于是，母亲自己教我们算术与国文，当然我俩非常高兴。过去，母亲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我 们玩。半年后，到了1936年初回苏州过寒假，母亲觉得很疲乏，不想多动，决定留在苏州待产。

　　1936年4月4日我的小弟弟安中出生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可是，好景不长，我的小弟来到世上仅一百多天，于7月中旬得了急病，就匆匆地去了，医生也不知是什么病。全家人都十分痛心。尤其是母亲，已41高龄分娩真不容易，体力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那时，她身体非常不好，幸有外婆与姨母给予精心照料，使她渐渐恢复体力。8月中旬父亲为了排解母亲的忧伤携全家到杭州游西湖并至莫干山小住。9月初，父亲劝母亲一同到南京换换环境，母亲带我和安球到南京后仍由她自己教我们学习。母亲带我到明德女中附小考四年级，我考得很好，这样就增强了母亲教我们的信心。由于学校离家较远，母亲仍让我在家学。

　　1934年以后，父亲察觉到中政校有点不对劲，对学生管理特别严厉，没有言论自由，有几个很优秀的学生，常有人盯梢。父亲对当局的这种行动十分不满，又不敢跟人讲。所以他希望母亲带两个小孩去南京居住，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而且能够向母亲倾诉心中的烦恼。母亲能理解他的心情，决定到南京陪他。有一次父母带我和安球到玄武湖划船，游玩后，去探望附近居住的罗家伦家。罗伯母跟母亲聊天，我们小孩听不太懂，不过罗伯母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她说：……现在南京最可怕的是有人弄特务组织，一些青年学生说话或写文章反对当局，就会出事，……。

        回家后父母就讨论这事，他俩是很有正义感的人，认为一定要保护学生。又有一天上午母亲的好友陈衡哲来我家玩，她讲：“宋美龄邀请去吃酒席，但是，我跟她说，袁世庄炒的青菜豆腐比酒席好吃。” 那时，母亲劝父亲离开中政校，但是父亲没有理由辞职，又没有合适的去处。1937年7.7事变，抗日战争开始，父亲于8月中旬到南京，跟学校搬迁至庐山。母亲陪外婆和姨母到上海。在上海租了房子，把我们姐弟三人也接到上海暂住。10月初，母亲又带我们到庐山与父亲团聚。12月初，中政校内迁，父母决定不跟学校走。父亲希望到云南办学，去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8 20:08
父母跟我外婆商量等外公的后事妥善安排以后，就接外婆和姨母到苏州居住，以便互相照应。外婆也同意到苏 ...

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的经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疯狂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并且在我国领空侦察，妄图摧毁中国的重要基地。紧接着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的热潮也激励着我家的行动。父母除了自己捐钱捐物以外，母亲还与苏州教育界的妇女发起募捐，支援前线。在大姐的带动下，我们姐弟三人把压岁钱都捐出去了，也算是一种抗日的行动吧。

       日本侵略军来势很猛，父亲所在的中政校即将迁往庐山。父亲的书很多，必须交到学校去一起运走，于是他就回南京去了。母亲先送外婆和姨母到上海外婆的妹妹（即我的舅公）家住下。她家在法租界比较安全。然后，母亲回苏州接我们姐弟三人也去上海。当时，我家有一个帮忙做家务的阿宝，21岁，常熟人。她在我家已一年多，母亲问她想回家乡，还是跟我们一同到上海去。因局势已很紧张，她愿意由母亲带她走，她认为和我们在一起有安全感。刚到上海时，我们五人都挤在舅公家。不久舅公家的对面有人家二楼厢房出租，我们就搬过去了。9月初，大姐考上了允中女校的初三（她在苏州振华正好念完初二），我和弟弟因附近没有合适的小学，就仍在家学。我们每天要到舅公家玩，她家有三个可爱的小表妹，我最喜欢同她们做游戏。舅公家虽在法租界，但离南市（非租界）很近。在她家三楼的窗外，可以看到许多难民要拥入租界，可是被铁丝网阻挡着。有些妇女抱着小孩，也有扶着老人的，苦苦哀求守住铁丝网的士兵，放他们进来投奔亲友。此情此景，使我非常难受，更加激起我对日寇的愤恨。

　　 10月初，父亲来信讲，已随中政校迁至庐山，并租到了住房，要母亲带我们也到庐山去。因那时火车站经常遭受日机轰炸，母亲等到了一个下大雨的日子，由一位表舅送我们上火车。火车开到半途停了，原因是前面的铁路桥被炸，车上的人和行李必须全部卸下来，走过临时用的木桥，换上另一列火车。因为下雨，路很难走，母亲搀着安球，大姐牵着我。幸好行李不多，由阿宝扛着、拎着，我们每人也拿一个小包。下雨天敌机不来轰炸，很安全的，我们累了一天，上火车后，挤坐在行李上，就睡着了。

        早晨，总算到了杭州，母亲安排我们在西湖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带我们去游西湖。母亲说：越是遇到紧张的事，越是需要设法放松。次日，我们乘上浙赣铁路的火车到南昌。在火车上遇到两个美国人，由于安球挺可爱的，他们就给他糖果、饼干吃。母亲用英文答谢，就这样他们和我母亲聊起天来了。他俩是教会学校的教师，非常佩服母亲的胆识与流利的英文口语。他们对南昌很熟悉，火车到南昌时，已是晚上，由这两个美国人带领我们到一家较好的旅馆，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母亲曾回忆这件事，讲她每逢有困难时，总会遇到好人相助。第二天，到达九江，父亲来接我们上庐山。记得父亲租的房子很大，房间多，我和弟弟喜欢在家里玩捉迷藏。房间里有各种家具，厨房内，炊具和餐具全都有，生活较方便。据说这房子是一家法国人的别墅，由于战争，他们回国去了，托人看管，因房屋较旧，房租很低。

　　 我们到庐山是10月中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葆灵女中及附小从南昌迁来。我们不用入学考试，大姐有初中两年优秀的成绩单，我和弟弟没有成绩单，母亲带我们去学校问了几个问题，就准许上学了。大姐上初三，我上附小五年级，安球去旁听。每天早上由大姐带我和弟弟上学，中午在学校搭伙，下午放学，大姐带我们回家。父亲上班，早出晚归，每天须走不少山路，很辛苦的。母亲在我们上学时，带了阿宝去购买一家六口需要的食物，有时要走很多路，也非常劳累。我插班上五年级，除了英文以外，感觉学习还挺轻松，可是英文跟不上。英文课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美国人教的。上课不用课本，她指着墙上的图画教我们。以前，妈妈没有教过我英文，开始几堂课，我听不太懂。回家告诉妈妈，她每天晚上教我几句。几天后我很快赶上了，不仅发音比较正确，而且还会拼写，女教师大为惊讶。

       后来，她了解到我的母亲是在美国名校留学五年多的高材生。她对我说：非常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母亲。 那时，父母亲的好友任鸿隽、陈衡哲一家和李四光、许琳一家也到庐山居住。母亲有时星期日带我们姐弟三人到陈衡哲家去玩。他家也是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跟我们年龄相近，六个孩子在一起玩，真是热闹。有时，他们到我家来，任伯伯同我父亲作诗相和，或谈论国家大事，陈娘娘（她喜欢这个称呼）和我母亲交流教育孩子的经验。据母亲说：陈娘娘教育孩子是很严格的，经常要他们写作文或写信。所以，二女儿任以书只比我大一岁，她的文与字比我好多了。有的假日，母亲带我们到许琳阿姨家去玩。记得有一次，许琳阿姨跟安球说：“我家没有儿子，我想要你来做李伯伯和我的儿子，好不好”？安球回答说：“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要看他们同意不同意”。当时许琳和李四光都称赞安球真聪明，回答得非常巧妙。

　　 1938年初，九江遭日机轰炸，一些暂时到庐山避难的学校和政府部门，都在讨论内迁问题。父亲一直想脱离中政校，他和母亲商量后，决定不跟随学校搬迁。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到云南去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为云南边区培养师资。母亲对此非常支持。于是，父亲与在昆明云南大学的朋友熊庆来教授联系后，就先把书籍邮寄到熊教授处。然后，父母带领我们离开了庐山。从九江途经南昌、萍乡、株州，到达长沙。那几天长沙遭日机轰炸得很厉害。父亲小时候的同学侯家源是建造湘桂铁路的负责人之一，他家住在湘潭，邀请我们到他家暂住，等候运输修路材料的有蓬卡车。

        我们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总算等到了这种免费的卡车。一路上，卡车颠簸得非常厉害，父亲和安球坐在司机舱内受罪较轻。母亲陪大姐、阿宝和 我坐在卡车后面的行李上，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灰砂很大，我们几个人又脏又累，都成了大花脸，母亲晕车了，真是很受罪的。幸亏我们带了很多橘子，吃了可以舒服一些。到达桂林后，我家准备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昆明去。

       父母亲的朋友李四光夫妇一家和黄炎培先生也先后来到桂林。我们与李四光一家去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如七星岩等。父亲同黄炎培先生在一起作诗，诗中抒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颂扬。为了办出境手续，我们在桂林住了八天，就动身出发了。经过南宁，出镇南关（现称友谊关）到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

　　1938年春，我家初到昆明时，物价很低。一元法币可以买到很多鸡蛋，几角钱就能买得一大包松子。大姐到昆华女中初三下学期插班，我和弟弟仍在家由妈妈教我们学习。妈妈要我多用点功，直接考初中一年级。父亲把家安置好以后，就立即去滇西各地考察，到了大理、楚雄、丽江、腾冲等地进行调研，最后选定在离昆明较近、交通比较方便、民风淳朴、风景优美的大理，创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

       那时中政校已迁至重庆，校方要父亲到重庆去，继续当教授及教育系主任。父亲不愿到重庆当教授，他决心要在云南办边疆学校。由于办学经费尚未着落，父亲去重庆教育部申请拨经费办学，但教育部对办边疆学校不支持，未批准办学经费。他曾到云南教育厅谈有关经费问题，也没解决。父亲只好回到中政校申请到有限的经费， 但校方的条件是要他以中政校教育系主任的名义去大理办分校。所以，开始两年多，学校名称是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父亲为了实现办边疆学校的理想，还是没能脱离中政校，这是他最大的苦衷。

　　1938年夏，父亲带了从重庆跟随他来的一位事务员，名杨延龄，20多岁，办事热情能干，父亲很信任他；还由友人介绍了一位有经验的木工，他们三人先到大理筹备建校之事。当地政府还算支持，推荐了较好的建筑工人。从改造破庙的设计、修建教室、制作师生上课和办公用的桌椅板凳等所需材料，每件事父亲都亲自参与。接着，他召到过去的学生和逃难到昆明的爱国青年共十余人，任各科教学与教务。父亲办这所学校与办苏州中学一样也是废寝忘食，竭尽全力，然而，比办苏州中学艰难得多，主要是从无到有，过去没有基础， 办学经费又非常拮据。

       当时该校的教务主任章育才先生，在1990-1993年给我的信中曾提到：“抗战时期在大理办学非常艰苦，一言难尽。——由于全校教职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决办好这所学校。大家的爱国热情很高，在教学中宣传抗日，培养各民族学生团结精神与爱国思想。——所以，在汪先生的领导下，能够齐心协力把学校办得很成功。1941年教育部派专员来校视察，认为这所学校办得很好。经研究，教育部同意接管，改名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并聘请汪懋祖为第一任校长。”

　　1938年暑假前，大姐初中毕业。母亲要她帮我补习小学六年级的常识与自然，大姐为我借了一本初中入学考试的学习资料。要我自己读，不懂的内容就问她。大姐对我挺严格，她要检查我的学习效果，就出题考我。当然，我不敢偷懒，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考上了昆华女中初一。妈妈和大姐特别为我高兴，我也非常开心，感谢母亲平时对我的督促指导和大姐给我补课。可是，只上了一个多月课，敌机经常来骚扰，必须躲警报。学校为了我们这些女孩子的安全，决定暂停上课。母亲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她打听到离昆明不远的安宁环境很好。有一个很大的旅馆，可以租房间长住。她就带我们姐弟三人和阿宝到安宁住了几个月。


　　1939年春，父亲在大理办的学校已初具规模，并且租好了住房，要母亲带我们也到大理去。到达大理后，妈妈就安排我们上学的事，给我联系到大理女师附中初一旁听，大姐去旁听高班的数学课，安球到父亲办的学校旁听。大姐经过一年的努力，没有上过高中，居然考上了从武昌迁到喜洲（离大理40里路）的华中大学，我真佩服大姐。这年暑假后，大姐到喜洲上大学，我念初二，成了正式生。母亲为了支持父亲办学，家庭生活非常节俭。记得，我们经常吃青菜煮面条，或面疙瘩，由于母亲做的味道好，我们吃得很开心。那时，很少吃荤菜；不过鸡蛋还是能吃到的，所以营养还不错。父亲工作非常繁忙，学校在城外，每天往返步行，风雨无阻。他很少有时间和我们三个孩子谈话，有时星期日父亲带我们到空旷的地方去学骑马或放风筝，跟我们一起奔跑、欢笑。这时，他可以减轻一些工作的劳累与思想上的压力。

　　1940年春，母亲得知外祖母在上海患病的消息，非常着急。这时母亲发现我的脖子有点变粗。找医生检查，诊断是患大脖子症的初期，他建议母亲带我回沪治疗。安球患慢性肾炎也需要医治。此外，阿宝在我家已四年多，很想家，应该让她回家了。由于这些原因，母亲与父亲商量后，决定于5月中旬带我、安球和阿宝回上海去。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给外婆治病、买药。外婆见到了母亲，一高兴，病好多了。第二件事是安排阿宝回家，给了她足够的路费，还送给她不少东西，让阿宝高高兴兴地返乡。第三件事是带我和弟弟去医院治病。并为我联系考入启明女校住读。

       母亲告诉我，这是她的母校，封闭式教学，不受日伪的干扰，很安全的。母亲在附近大同大学附中教书，弟弟就上该校的初一。母亲教高中世界历史，她讲历史故事时，宣传爱国思想，受到大多数学生的欢迎与尊敬，但引起了敌伪某些人的注意。1943年初，春节前，有一天，一位友人急急忙忙找到我的姨母，要她秘密送信给我母亲，告知：敌伪政府正在派人打听袁世庄的住址，要抓她。母亲决定两天内离沪，安排我在启明住校，假日回外婆家，由姨母照顾。她带了安球和我的堂哥汪沛以母子三人回宜兴乡下过年为名，途经无锡、宜兴、张渚、屯溪，以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闯过了日军、伪军、土匪几道关卡。经过几个月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平安到达昆明，与父亲团聚。后来，母亲回忆那段旅途经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第二次逃难比第一次逃难艰苦得多，幸亏把你留在上海。

　　1942年底。父亲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住集体宿舍。由于饮食不调匀，经常发胃病，身体很弱。母亲到昆明后，联大给了一间家属宿舍住。经母亲精心调理，使父亲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母亲到昆华女师教英文，白天忙教学，晚上批改作业，夜里要按时给父亲吃药，非常辛苦。1944年夏，大姐从华中大学毕业，也到昆明教书，弟弟在西南联大附中住读。这年，教育部聘请父亲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仍兼西南联大教授。工作太累，胃溃疡又复发了，幸住院治疗，使病情减轻。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大家欣喜无比，都盼望能早日返乡。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8 20:40
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的经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疯狂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并且在我国 ...

四．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初我家发生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大家欣喜万分，进行回乡的准备。母亲回忆：“为了贴补回乡路费，她和大姐跟西南联大的教职工家属一起，到昆明西门口摆摊卖衣物。父亲身体不好，不能乘长途汽车颠簸，必须等待乘飞机到重庆去。那时，大姐在昆明已与杨纪珂订婚，他们决定乘汽车先到重庆。弟弟已在东方语专上学，可跟学校搬迁”。大姐的文章“回乡”中记述了他们从昆明到重庆乘汽车、木船的经历，共走了25天。路途遇到的艰险，真是惊心动魄。

        父母亲从昆明乘飞机到重庆后，在磁器口表姨蒋文樱家住了半年，等待军改民的飞机回南京。在重庆遇到的亲朋好友很多，大家都在讨论回乡的计划。堂姨袁雪在歌乐山中央护士学校任教务主任，她能请到好医生给我父亲治病。有些亲友来探望我的父母，母亲说：那段时间，她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当时，父亲过去的学生来看望他，据说有人建议请汪懋祖出来任教育部长。还有以前北师大的学生要求汪先生回去当北师大校长。母亲认为，以父亲多病之身，不适宜再当领导。等身体好些，能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普通教授就是万幸了。
　　

1946年春，好不容易弄到了飞机票，大姐陪伴父母回南京，再乘火车回到故乡苏州。母亲将父亲安排好在苏州休养，并介绍大姐到苏女师教书。为了筹措大姐赴美的费用与父亲的医药费，母亲由纪珂哥陪伴到南京办理了一件大事。这个故事得从头讲起：1926年秋，父亲到东南大学任教时，同事徐养秋先生告知，城北高楼门一带地价很低，他准备买一块地，父亲很愿意同他合买。不久，徐家造了房子，我家的地荒在那儿。一直到1934年，父亲在中政校办教育系，母亲带我和弟弟到南京陪他。租房子住不方便，就想起了那块地。母亲的好友姚明恕阿姨主动要借钱给她造房用。于是，父母自己设计，造了一幢二层楼房，一部分出租还债。1946年父母回南京时，看见房屋有人居住，可不必大修。母亲考虑到需要有一大笔钱，才能应付目前几项大的开支。她想了一个办法：把房屋出租三年。经友人介绍，国立编译馆要租房子做宿舍，看了我家的房子，较为满意，同意租用三年。

就这样，解决了我家经济上燃眉之急。由于在原有房屋的前面还有不小的空地，纪珂哥建议：可再造一幢房子。母亲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由纪珂哥设计、购买材料、管理施工，节省了不少费用。新房子造得很漂亮，租给一个银行做职工宿舍，也租用三年。母亲曾对我讲：为造这幢新房子，纪珂哥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他跟大姐结婚后，这房子就给他们（1958年私房改造时，因该房属于出租房，全部归公了）。

　　1946年初夏，母亲了解到金女大已迁回南京，8月份招生考试。那时，我在北京辅仁大学念大一，收到母亲的信，要我放了暑假赶快回苏州。她还请我舅舅（他是开滦煤矿矿师，家在天津）尽快找便人把我带回上海。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1月，我的外祖母病重，舅舅从天津赶到上海探视，得知我念启明高三下学期的费用很困难。他决定带我到天津，由舅妈照顾。我在天津念完高三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等到学校放暑假，7月中旬的一天，舅舅送我到秦皇岛，乘开滦煤矿的轮船到达上海。正巧母亲、大姐都在上海，我和她们离别多年，在舅公家欢聚，实在太高兴了。

        可惜，我和大姐在上海只相聚了三天，她就要离沪赴美留学，我们送大姐乘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没想到，从此一别，大姐和我又分离了九年之久。次日，母亲带我回到久别的故乡苏州。我与父亲离别了六年多，真是悲喜交集，看到他衰老的病容，心里很难过。母亲叮嘱我抓紧复习英文，准备8月份去报考金女大。但是，父亲的胃病很严重，母亲又有心脏病，我想进东吴大学，可随时回家照应父母。由于母亲非常佩服金女大的吴贻芳校长，而且该校的校风与学风都好，所以她坚决要我进金女大。8月份母亲陪我到金女大参加入学考试，9月份送我到金女大上学，我顺从了母亲的这一番苦心。这一年的暑假内，弟弟考上了浙江大学地理系，这是他最喜欢的专业。三个孩子都有了较好的安排，父母亲甚感欣慰。

　　我家于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懋庄”，房屋内的劫后余物所剩无几。幸亏在抗战期间八叔婶一家搬到东大街居住了一个时期，虽经战乱，房子的损坏程度不太严重。由于父母从内地回乡，只带了很简单的行李，必须购买一些家具及生活用品。暑假后，我和弟弟上大学，也需要一笔较大的支出。家里的经济状况，虽然有房租贴补，仍感拮据。母亲曾跟我计算了一下：第一次拿到的三年房租，为解决大姐赴美、父亲治病、修理南京房屋、造新房子以及购置生活必需的物品等几项较大的开支，不仅用光，而且还欠了债。第二次的三年租金，用于我和弟弟上大学的费用（我上金女大学费较高）、修理“懋庄”的房屋、父亲的医药费，以及还清债务等，不到两年，全部用完。那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家中的日常生活还是靠父母亲的薪水，母亲仍是省吃俭用，十分节约。父亲经常发胃病，稍有不慎，胃部剧痛难忍，这给于母亲很大的精神压力。母亲仍在振华女中工作，父亲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教，讲授教育学、教育史等课程。父亲发胃病时，只好由母亲去代课。所以，母亲一直是非常辛苦。幸好姨母袁世芳来到苏州，也到振华女中教书，减轻了母亲不少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

　　1947年暑假前，我去金女大教务处了解到，金女大不承认我在辅仁大学的学分。由于我入学时母亲给我安排在外文系，而我在辅仁念的是教育系，所选课程不同，因此不能算我的学分。这使我挺难受，我在辅仁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每次见父亲病痛时，请医生出诊，打针、开药方、买药，都很麻烦。我想，如果家中有个医生方便多了。既然金女大不承认我在辅仁的学分，我决定向教务处申请转医预（金女大为北京协和医大办三年制预科），学校同意了，我很高兴。暑假回家，告诉了母亲，起先她不赞成。她担心我念了两年文科，把数理化荒废了，转医预课程很重，跟不上。父亲则很赞同我学医，他说：学医可治病救人，比学文科更有用。何况琳琳的高中成绩好，在启明学得很扎实，一定能学好的。父亲的鼓励，使我更有信心。我向母亲保证：在大二的一年内把理科的基础课补完。

　　1948年暑假，母亲告诉我，大姐在威尔斯莱学习成绩好，给我申请到该校的奖学金，由金女大转学，可承认学分。她还说，能借到钱，让我去。但是，父亲发胃病越来越频繁，母亲累得非常憔悴。我心里很着急，假期中在家尽量多做些事，可给母亲多点休息时间。我知道，这个时候母亲多么需要我经常回家帮她照顾父亲。我感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只好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

       暑假后，我念医预的专业基础课，比大二的基础课轻松些。这样，我就每月回家一次，略可减轻一些母亲的劳累。这年12月下旬，父亲胃溃疡大出血，送到博习医院救治。我回到苏州，与母亲在医院日夜护理病危的父亲，弟弟也从浙江大学赶来。但是，父亲终于医治无效，于1949年1月9日与我们永别了。母亲因过度悲痛和劳累，心脏病发得很厉害。幸有姨母陪我照顾、安慰母亲，并帮我交学费，使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母亲担心我缺课太多，催促我赶快回校上课。为了让母亲安心，等她身体好些，我就回校了。由于我一个多月在家陪伴母亲，照顾病重的父亲，不仅营养不良，而且连日劳累，我很瘦，脸色苍白。回到学校，遇见吴校长，她得知我父亲去世了，很关心我家的经济状况。她要我写信安慰母亲，并给我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还让我给三个附中学生补习英文，使我能生活自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解放后，百废俱兴。我转到生物系，1950年夏，我和弟弟大学毕业，由第一届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弟弟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大姐来信告知，她与姐夫杨纪珂积极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母亲得到了很大的宽慰，她鼓励我们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我们姐弟三人都能遵守父训：爱国、敬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同时，遵照母亲的教导：诚恳、谦虚、诚实、守信，做一个正直的人，尽力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 13:28
图 7：1937年南京中央大学迁校重庆前，建筑系师生在中央大学校园的合影。前排左起为王秉忱（助教）、 ...

转载

26日，荣氏企业后人(左前二为颜嘉林)来渝探访。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时隔多年再踏上重庆这块地方，我简直都快找不着北了。”昨天，57岁的德籍华人颜嘉林身着一袭黑衣，下了飞机就直奔南岸，准备寻访当年西迁重庆的工厂旧址。虽然此行低调，但他的头顶却有着一个显赫的光环：颜嘉林是荣氏家族的后人，荣毅仁姐夫李国伟的侄孙。随行的，还有9位当年西迁重庆的申新纺纱四厂和福新面粉五厂（简称“申四福五”）员工后代。

  荣氏家族企业后来分化成三大系统：一脉以荣宗敬长子荣溥仁为代表；一脉以荣德生之子荣毅仁为代表；一脉以荣德生的长婿李国伟为代表。目前，比较活跃的荣氏家族后人大多散居海外。一个多月前，荣氏海外后人在美国纽约聚会，聊起了重庆，聊起了祖辈在抗战时期首个内迁开工的工厂。大家说想寻寻根，看看当年祖辈生活过的足迹，于是就有了这次寻访。

  1938年，荣氏家族西迁重庆的工厂，选址就在南岸猫背沱。工厂第二年1月开始生产，最初叫“庆新纺织厂”。这是迁川工厂中最先开工生产的一个。
  “当时，生产出的棉纱取名‘四平莲’牌，还没有拆包装，就被抢购一空了。”从此，四川省才有机制棉纱。而面粉厂也于同年5月开工生产，取名“绿牡丹牌”。

  一同来渝的申四福五工厂员工的后代冯驱说，为了创作还原荣氏家族企业西迁重庆的故事，自己还曾打听过南岸猫背沱工厂的旧址，“不过，现在连影儿都看不到了。”他说，当年祖父生活过的南山宿舍区，现在成了风景区，只有儿时读过的广益中学，还依然在黄桷垭。 

  李国伟（1893－1978），生于江苏无锡。1917年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20世纪20年代，李国伟在汉口创建了福新面粉公司第五面粉厂、申新纺织公司第四纺织厂。新中国成立后，李国伟先后担任了武汉市人民代表，湖北省政府副主席等职务。

  重庆晨报记者 曹嘉智

john-2204

转载

复旦女神走完112岁传奇人生 ，她的朋友圈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2017-05-26 19:11

[摘要]她是复旦大学首批女学生，其两任丈夫杨光泩和顾维钧都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而她本人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联合国首批礼宾官，也是联合国的首批女外交官。

据主持人曹可凡消息，5月25日，著名外交家顾维钧遗孀严幼韵女士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112岁。




她是复旦大学首批女学生，其两任丈夫杨光泩和顾维钧都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而她本人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首批礼宾官，也是联合国的首批女外交官。从复旦女神，到联合国官员，再到顾太太，她的朋友圈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2015年5月23日，澎湃新闻曾刊文《民国名媛严幼韵的美丽人生和她的朋友圈》，讲述这位“复旦女神”的传奇故事。
民国名媛严幼韵的美丽人生和她的朋友圈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112岁的严幼韵，她的人生即便不能说是传奇，至少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了。她是复旦大学首批女学生，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女神”；她先后两任丈夫杨光泩和顾维钧都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透过他们，她成为很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亲历者；而她本人也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联合国首批礼宾官，也是联合国的首批女外交官，做了十三年，与许多政要打过交道。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9 19:13
转载

复旦女神走完112岁传奇人生 ，她的朋友圈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严幼韵109岁生日派对合照

现在，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化”家族“总枢纽”的严幼韵在纽约安享晚年，在女儿的劝说下，她终于花了两年时间回忆了整个人生，于是有了这本口述自传《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并于5月21日在母校复旦大学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在这本自传中，即使在回忆二战期间马尼拉艰苦的岁月时，我们仍能感受到一个百余岁老人平和、温暖的内心。她在书的扉页写下的长寿秘诀有五点，看前三点会很诧异：不锻炼、不吃补药、最爱吃肥肉，待看到后两点，一切又都变得顺理成章：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复旦女神“爱的福”

190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诞生。几个月后，严幼韵在天津出生。祖父严信厚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后来经营实业，成为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父亲严子均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且和严信厚一样热衷慈善。
严家虽然是典型的富豪之家，但同时也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严幼韵的母亲就非常喜欢阅读，尤爱诗歌，枕边总是放着一本书。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严幼韵，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一面，更有着西式开化的做派。

她先是在14岁那年进入天津中西女中学习，后来举家迁回上海后，在1925年成为沪江大学首批女学生。因为感觉沪江大学校规太过严厉，1927年严幼韵转入复旦大学读大三。

在这次新书发布会上，复旦大学档案馆馆长周桂发通过一系列复旦校史馆所藏史料，向听众还原了这个曾经的复旦“校花”的校园生活：

1927年的中国正在经历大革命，复旦大学当时主要是学生自治。学生自治会决定招收女生，招生时，严幼韵就开着小车来报名。很快，严幼韵就成为复旦的焦点——这个开着小车到学校上课的美人，每天都要换一身旗袍。

随后，她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爱的福。这是因为当时很多男学生都爱慕她，甚至每天到校门口，总有两个男同学站在门口来看看。但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就按照她的汽车牌号称她为“84号小姐”。而一些男生就顺着英文“Eighty Four”的沪语发音故意将之念成“爱的福”。

严幼韵美丽本天成，但更为难能的是她的勤奋好学：在复旦短短两年，就修习了整整135个学分。

马尼拉中国外交官遗孀们的主事人


严幼韵（右二）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右一）结婚。

1929年，从复旦毕业后，严幼韵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一个是沪上名媛，一个是青年才俊，两家都家世显赫，自然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瞩目。这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婚礼，也成为旧上海繁华与摩登的缩影。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9 19:23
严幼韵109岁生日派对合照

现在，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化”家族“总枢纽”的严幼韵在纽约安享晚年 ...

1938年，在欧洲某次正式场合上，严幼韵（左三）和杨光泩（左二），顾维钧和他们隔着几个座位（右一）

婚后不久，杨光泩奉国民政府派遣赴欧任职，作为外交官夫人的严幼韵自然也要一同前往。杨光泩能力出众，不断升职，1938年，他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请派，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集捐款。

严幼韵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开始涉足社会活动。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帮助开拓新的募捐渠道。从1940年到1941年，她们汇给国民政府的钱款是以往总和的十倍。在自传中，严幼韵对能为祖国的抗战出力感到快乐。

但这种快乐没能持续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马尼拉宣布成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能够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


1942年1月，日军占领之前的马尼拉。这组照片由美国记者卡尔迈登斯所摄，由《生活》杂志提供。

美国重夺马尼拉战斗后的马尼拉市政厅

1942年，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并逮捕了杨光泩和其他七位领事官员。直到抗战胜利后，严幼韵才知道他们都已经牺牲。当时，日本宪兵司令要求杨光泩制定一个向华侨筹集2400万比索（约1200万美元）的计划，被杨光泩拒绝。“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野蛮行径违反了国际公约，一直秘而不宣。”严幼韵在自传中说。

丈夫的“消失”，让外交官的太太们自动聚拢到严幼韵那里。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原有的房子都被日军查封，物资被没收。搬到老房子后人口激增，矛盾和争吵不断，期间还伴随着日军士兵耀武扬威。严幼韵瞬间从享受一切的阔太太变成了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大总管，她带领女人们将草坪开垦成菜园，养鸡养猪，还要调节各方的矛盾。

和其他太太同样只有三十五六岁的严幼韵做得不错，日子终于趋于平静，家里有了弹钢琴和打桥牌的声音。她的二女儿杨雪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母亲是润滑剂，大家都爱她。我小时候没感到什么痛苦，只有爱。”

从联合国官员到顾太太

二战胜利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回到了美国，之后进入了联合国礼宾司，成为里联合国首批雇员。她的工作内容是所有有关礼仪方面的事宜：接待刚刚赴任的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各国元首到访的迎送、清关、酒店和车队安排等。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0:16
1938年，在欧洲某次正式场合上，严幼韵（左三）和杨光泩（左二），顾维钧和他们隔着几个座位（右一）

...

严幼韵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欢迎缅甸大使及夫人来到联合国。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间，严幼韵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绩，而且三个女儿学有所成，后来不仅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成绩，而且还都建立了让人羡慕的家庭。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经手出版了包括《基辛格回忆录》在内的250本书；次女杨雪兰，在1989年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三女杨茜恩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卓有成绩，但因病较早去世。


顾维钧和严幼韵在墨西哥城的婚宴


顾维钧为严幼韵戴上结婚戒指


顾维钧92岁生日

看到女儿们逐渐成长，组建家庭，严幼韵也终于可以放心地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了。回到美国后，顾维钧给了严幼韵很多支持和帮助，两人早有结婚打算。但当时顾维钧和黄蕙兰还没有离婚，尽管他们已经分居近二十年了。据严幼韵在自传中说，这是因为黄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直到1956年，顾维钧卸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一职后，才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与严幼韵完婚。此后，两人相伴了18年，直到顾维钧去世。

朋友圈里的中国近现代史

两任丈夫都是民国杰出的外交官，加上自己本身又是热爱社交的名媛，这使得严幼韵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
随杨光泩到欧洲期间，严幼韵与蒋士云、贝祖贻夫妇，胡世泽、陈秀英夫妇，以及张福运夫妇，成为了好友。蒋士云也是江南名媛，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嫁给了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贻。

胡世泽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张福运则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哈佛的学者、中国现代法学家，曾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等重要职务。在欧洲期间，严幼韵还和黄蕙兰颇有交往。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0:34
严幼韵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欢迎缅甸大使及夫人来到联合国。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间，严幼韵不仅在事业 ...

马尼拉欢迎张乐怡（站立，中间）的晚会。站在她身后的是麦克阿瑟，右边是赵四小姐。

在香港，宋子文夫人张乐怡成为了严幼韵的另一个闺蜜。而在马尼拉，除了菲律宾的政要外，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和赵四小姐赵一荻也是聚会上的常客。待与顾维钧结合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的朋友圈自然也纳入进来了。比如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等。


严幼韵与董建华

而在自传中，我们还能看到如民国古钱币收藏家张叔驯、荣氏家族的荣鸿三、孔祥熙女儿孔令仪、商人董浩云和他的儿子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上海银行老总朱如堂夫妇、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张幼仪的妹妹张嘉蕊、谭延闿的女儿谭端等等。

这还没有算上两任丈夫的家族那边庞大的亲戚团。所以，透过严幼韵的朋友圈，如果我们仔细挖掘，几乎可以窥探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严幼韵（左）与孔令仪（右）一起参加其姨母宋美龄（中）的生日庆典。

维系这样一个朋友圈，当然不能光靠牌局和派对，更重要的是严幼韵一直坚持的“惠及他人”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甚至推展到严家、顾府的每一个佣人，他们都曾亲身体验过严幼韵式的体贴。

如今，老太太麻将打得越来越少了，但每年大大小小的派对必不可少。每次见人，她仍然是当初沪上大家闺秀的做派：

要穿精心剪裁的旗袍，描红妆，洒香水，拢好头发，踩上高跟鞋才肯出现。虽然已经110岁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严幼韵仍然是那个开着小车上学的“爱的福”——八十寿诞上女儿杨雪兰就做了一张含有“84”号汽车的海报。



（本文部分内容改写自澎湃新闻记者徐萧于2015年5月23日刊发的《民国名媛严幼韵的美丽人生和她的朋友圈》一文）

john-2204

转载


2014-11-23

11月1日,我来到了杭州萧山长河冠山,给我的爷爷扫墓. 我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在浙江档案馆的资料中找到的有关资料：

   辛亥革命名将来伟良

  来伟良，1882年出生于萧山长河头，1967年病逝于杭州，终年85岁。

浙江武备学堂及浙江炮工学院将校科毕业。光复会会员、同盟会会员。1908—1909年，任清军浙江陆军混成旅工程营左队队官，旋升充该营管带，后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11月4日午夜12时，他率领工程营官兵分头打开杭州艮山门及清泰门城门，让81、82标（团）主力部队进城。他是光复杭外一役的第一个发难者。他又是在迎紫门埋设地雷，准备炸毁旗营城墙，终于迫使旗营投降的第一人。起义过程历时30多个小时，兵不血刃，这是他献计献策、亲领士兵、奋不顾身，为光复杭州作出卓越的贡献。

  当时杭州城墙，非常完整牢固，开闭门权操于清廷将军之手。当时起义新军，都在城外，若爬城攻入，不仅牺牲很大，且未必能胜。起义这一天傍晚，81标统带朱瑞匆匆来营，叮咛来伟良：“此番事情，你们责任重大，如开城门发生阻碍，城外军队不能进来，或进来太慢，事情就糟糕了。你们一定要迅速完成任务！”由此可知来伟良率队打开城门，是光复杭州成败关键之所系。

  杭州虽然光复，但是南京起义，却未得手。南京为东南锁钥，形势险要，得失安危，关系革命全局。浙江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进攻南京，奠定江南，以固浙江。来伟良参加了会议，并当场请缨杀敌。1911年11月12日，他率领工程营由杭州出发，11月30日攻克南京，清兵北逃，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在进攻南京的战役中，来伟良浴血督战，指挥若定，终于夺下险隘。

  1912年来伟良调任浙江陆军步兵第四团团长。1916年，参加讨伐袁世凯之役，防守皖浙边境，阻击敌军入侵浙江。继调任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国对德宣战，来伟良奉命防卫乍浦一带海岸。

  1918年起，来伟良改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编遣委员会副科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副处长、军政部交通机械修造厂厂长、高级参谋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负责军用车辆修理重任，1945年抗战胜利，来伟良已63岁，遵照规定，办理退役，此后息居家园，撰写《辛亥革命亲历记》等文史资料。他所写文章被选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印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在祖父的墓前，我深深的三鞠躬——爷爷，孙女来看您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在我们心中，您是那么高大、英俊、勇敢、慈祥。我们永远怀念您！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1:35
转载

转载

光诸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個男嬰降生在江蘇武進縣青果巷內一個士大夫家庭。祖父給剛剛出世的長子長孫起名「宗恩」。

嬰兒的父親叫李祖年，恩科中進士二甲八名。高中後，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縣，開辦了當地第一所新式小學。為了號召當地士紳把孩子送進新式小學，帶頭把李宗恩放在那裡受業。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學學法語，那年他16歲。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財政廳廳長。喪偶不久的他，決定讓18歲的兒子赴英國留學。李宗恩剪了辮子，上了海輪。對於留洋，他沒有一般年輕人的遠大抱負和熱烈憧憬，只是說：「十八歲時，我偶然地出了國。當時並未想到我為何出洋。到了英國，因為官費是指定給學醫的人，我就學了醫。及至學了醫也就安心讀書，安心做事；等到後來想到該回家的時候已經近三十歲了。」

1913年，李宗恩進入英國著名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七年間的學習課程依次為：植物學, 動物學,物理,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治療，病理學，法醫，公共衛生學，外科，臨床外科，內科，內科實習，產科。

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學檔案裡，注明李宗恩就讀期間獲臨床內科二等獎、年級第十三名。之後，他赴倫敦熱帶病學院，在Dr. Leiper的指導下工作，很快獲得熱帶病/公共衛生證書，還幸運地參加了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的熱帶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醫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醫生，工作出色。一位醫生（Dr. Cathcart）談及對李宗恩的印象，說：「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歡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責任心。」在英國，李宗恩興趣廣泛，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創建了留英同學會。

30歲的時候，李宗恩覺得自己該回家了。去接他的兩個弟弟覺得大哥果真與眾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鏡，既無「腳」，也無「框」，鏡片是靠一個金屬夾子夾在鼻樑上的。在其攜帶書箱裡，除醫學方面的典籍文獻，還有英國文學作品以及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國，還與感情問題相關。出國時他與表妹何晉訂婚，留學期間與一個英國女同學相愛。在父親家書「歸國完婚」的催促下，他考慮再三，向異國女子陳述了自己的家庭狀況與尷尬處境，終獲諒解。此後的數十年間，遠隔重洋的情誼並未中斷，始終隨身保留著英國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達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為北京有個「協和」。他這樣說：「我不願依附家庭，希望脫離家庭而獨立。北京的『協和』是當時全國設備最充實的一個醫學校，我認為它適合我個人的志願和興趣……」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丟下續弦和三個孩子。李宗恩從北方趕回老家。辦完喪事，他建議繼母帶著年幼三個弟妹去北京與他同住。毅然決然地承擔起長子的責任，這給了新寡的繼母極大的安慰。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4-12-29 09:10
…

洗清莫须有的罪名（下）

转载

编自叶志江的新浪博客“礁石边的絮语＂
(2015-10-13）

Elise ：

一年前的五月，校庆刚过，我收到叶志江的一个邮件, 附件是《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纪念边德英君》。这篇真挚、感人的悼念文章和收到他的邮件一事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将我在阅读他的《走出文革》时心中激起的涟漪翻滚成巨大的漩涡，将我带回到清华岁月的日日夜夜，带回到离开清华园后那漫长的人生之旅。

友谊和爱情，欢乐和苦酒，连同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和同窗好友的身影……编织了我记忆中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埋在我的心中，而从我的第一封回复开始，我有了一吐为快的冲动，也就一点一滴地写下了我所经历的那些往事，无论是快乐的还是苦涩的。

让我决定将这些来往邮件整理后在社区公之于众，是有感于校友王璋在社区讲的那段话：“人生苦短，总有阴阳相隔的遗憾，无人能免。有些事情，往往在可以相会时沟通交流，但总是掉以轻心。待到‘十年生死两茫茫’无法挽救之时，悔之晚矣。”

我的故事是平凡的，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令人羡慕的成功，有的只是真实的情感经历和人性中的美与丑。

因为是来往邮件，无所不谈，除了以我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也偶尔穿插了时事评论，生活琐事，校友动向，甚至人生哲理，但这些都是很肤浅的泛泛而谈。之所以保留下来，主要是为了保持对话的连贯和活力。如果校友们能从这些对话中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我，和我们这一代清华学子坎坷命运中的一个侧面，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Elise  May 18, 2014

谢谢你寄给我的这篇新作。愿德英在另一个世界里健康，快乐。

我这人比较懒惰，平时上网阅读不多，更是少于思考。自从收到你的《走出文革》（校友版）以后，你的名字才开始鲜活起来。
在学校，你是知名人物，无人不晓。但我属于思想简单，学习、生活顺利，头脑单纯，绝对“听话”的那种。后来被舞蹈队集中，与班上分开，就连系里的事也只知道个大概。

真不知你的生活怎么会有那么多故事？很喜欢看。只是有关我的那篇《又见皇后》，除了姓名属实，结尾那段“偶遇”发生过之外，纯属虚构。

其实，这次出版时你应把它删去。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在你编辑时给你提这个意见。
没有和你交谈过。有的人很会聊天，会讲笑话，有内容又风趣，但文字功夫差。有的人文章好看，听他（她）讲话却很乏味。你是哪种人呢？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3:13
转载

编自叶志江的新浪博客“礁石边的絮语＂

Elise, May 19, 2014

昨晚发完这个email 就关机了。

站起来时自己也笑了。如果你不是那种“讲话讨人喜欢的人”，怎么会得到那么多好运、帮助，和插刀的朋友呢。国内国外的，海峡两岸三地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短期的，一辈子的，奇了怪了 ……

Elise ，May 19, 2014

其实，你讲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真笑、苦笑参半。

走过了，超脱了，淡然了，心中反而只留下甜美的平静。我自认为也属于“走过来”的人，当然没你那么轰轰烈烈，大起大落，花样繁多。只是在美国孤身奋斗时，心里有点委屈。

说读你的书是一种享受，是因为你的故事，你的语言，你的风格，你的观点和态度。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很亲切。

惊叹你能记住那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人物故事，新闻八卦，……我的作文一直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差。高考时的作文和政治加起来不满160分。

我说自己“懒惰”，主要指读书与思考。

教育，文革前我只读过铁木尔，钢铁之类，再加上《青春之歌》那几本小说。其他的就是语文课上学的古文诗词了。记得初中二年级我们的语文分成了两本教材，“文学” 和“汉语”。那本厚厚的“文学”才为我开放了有限的“读物”。一年后，犯了什么忌，“文学”又没了。

我只能庆幸自己搭乘了我们这一代的末班车，能走出国门读书，能有一个自由自在，自己作主的后半生。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3:21
Elise, May 19, 2014

昨晚发完这个email 就关机了。

Elise, May 28, 2014

哈哈，我也才顿悟，读你的故事有一种莫名的“共鸣和吸引”，原来我的那只鸟还没有死。我如今生活的平静是我的明事理，善良，宽容，大度，和强有力的心理素质换来的。而其中最苦涩的一味是我竭力自我解脱，转移一切有关的愿望和追求，硬性压下水面的对爱和被爱的追求。

活到现在，我不在意事业无成，手中无钱，别人如何看我。我的生活安定而不富足，身体健康而不能尽情享受大家庭的生活……我认命。只有埋在我心中的这种追求不同，是因为曾经拥有过，但太短暂？或许是幻想此生还可以有机会如愿？

这些只能和闺蜜share的话题，怎么开头呢？没词儿了。

Elise, May 29, 2014

读你的书，看你的故事，其实你已真实地成为我的朋友，一个可以谈心里话的朋友。我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安逸”而平静。你的打破，让我有些想入非非。

确切地讲，我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轨迹除了三十年前在华府和七个月前在上海曾经有过交叉，还有更遥远的清华岁月……

坦诚地讲，我想讲的“词儿”有点冲破边界，有点儿“穿越”，不是向未来，而是向过去，逝去的岁月。可能真是在“说梦”。幻想着，真会有那样一次海边…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3:29
Elise, May 28, 2014

哈哈，我也才顿悟，读你的故事有一种莫名的“共鸣和吸引”，原来我的那只鸟还没有 ...

Elise, May 30, 2014

我正在写我的回复，收到你的来信。对你所述，很有同感，也许算是对我的一种恩赐吧。

先发给你，因我要去参加清华舞蹈队的over night ，下午出发。有时间的话，我会继续写。

我特别感动和欣赏的是：

……当我用调侃的笔调追忆我们的过去时，让许多人产生了共鸣和解脱。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回忆。

我幻想着，或许能有这一天，在海边，倾听着大海的呜咽，而你从容地、轻声地细说你一生的故事，海风轻拂着满头白发。

我的回复可能有点语无伦次。其实我已把你当成我可以托付的朋友，能倾诉我几乎封闭的思绪。

最开始我是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令我无限向往的童话故事，那个故事从清华三院开始。接着我就想，在那个海边，我更想听你说，寻求你带给很多人的那种“解脱”。

在我的生活中，我不与任何人相比，事业的成功，财富的积累，子女的荣耀，或其他。唯一让我不甘的就是此生对“爱”的追求。

我上的小学是一个私立女子小学，中学是贝满女中改名后的女十二中，直到上大学才有了和男生交往的机会，很不成熟。爱情的教育是从看了那么多苏联电影开始的。在我心里，爱情一直是我长大的时候发生的故事。而进清华，是长大了吗？没以为。

给我第一个震惊的不是我在清华报到那天就收到的第一封“情书”（那是一位参加接待新生的毕业班男生），而是后来发生在身边的“有关爱”的真人真事。

一天早上，新水利馆被校卫队挡住，我们的教室临时改了地方。当时只知道有人上吊在二楼的栏杆上。后来，我的化八的中学同学告诉我，那是个化七女生，上海来的。自杀的原因表面上是她身为支书，红专榜样，化学得了一个三分，实际上是为了她无法解脱的痛苦，压制不住的对爱的追求。

她爱上了她们班的一个男生，违反了“学校章程”的规定。如果她坚持自己应该做遵守学生守则的榜样，她就必须把它从心底里、情感上彻底铲除。她做不到，痛不欲生，……

我当时就想，是清华对恋爱的硬性规定扼杀了她！

再下来，我就想，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呵？用自己年轻而充满无限希望的生命去换？无数小说描述这种情感的无价，而那天，发生在我的眼前，心里异常震撼。

虽然那时的“学生守则”有不准谈恋爱的明文规定，但在“暗地”里有如化七女生的对爱的追求是“春风吹又生”的。我在图书馆，在自习室，在系馆，后来在大字报区，总会收到夹在我书里，交到我手里，寄到我宿舍里的信或字条。那时候我会用清华的“学生守则”来回绝，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那些文字不是在三院的自习室收到的。

记得那时我心里的白马王子形象并不清晰，但有一点似乎想得很清楚，一定是一眼看上去就让我心动的。我并不喜欢中国电影里那些男星的形象，我喜欢有性格的脸庞，犀利的眼睛。能记得的是演员康泰比较接近。后来的生活教育我，还要有男人气概，负责任，勇于担当。在这种没有“标准”，没有“步骤”，更没有任何“计划”的朦胧状态下，命中注定，我未来的感情生活只能靠“撞大运”来保障了。

如果在清华园里，可能撞上好运的机会比较多，而我偏偏跑出去了。许多年后，当我经历了种种坎坷后，人们总是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几乎没有和清华的学生谈过恋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是我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我当时不仅朦胧，而且有运无命。

那是舞蹈队的小吴，我们之间只差一步吧。至今他仍然是我“永远最忠实而可靠的好朋友”。我们同在舞蹈队团支部，我是宣委，他是组委，胡锦涛是我们的辅导员兼副书记，楼叙珍（李昌的女儿）是书记。我们经常一起开会，求进步。清华时期，我是在胡锦涛的大氅下被教育的。在政治生涯中我是比较愚钝的，被定为“入党培养对象”已属不简单了。四清后期本有希望被发展，文革一来全打乱了。以后的生活里再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小吴的父亲是早期从美国回来的建筑设计教授，主持设计人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专家之一。我们的家庭背景相似，又都是在北京长大。他去过我家多次，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喜欢他。

在舞蹈队的共同经历和生活确实让我和小吴之间有了产生感情的基础，但因为彼此都在恪守那个“条文”，他从未表达过任何超出一般好朋友的要求和言辞，而我就更难了。文革爆发了，我们从延庆回到学校。他是六字班的，很快就要离校。

在许多人的眼中，我们两个人的前途是那样明确。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舞蹈队的男生，跑到4号楼找到我，问我：“小吴很喜欢你，他快走了，他让我问你，你应该表一个态度吧？”。不记得我是从苏联电影里学的，还是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感觉，我说：“如果他真心爱我，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告诉我？要遣你来呢？” 接着我又说：“如果他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就算了吧。”我想是他转告给小吴了，从那以后，小吴没再来找过我。不久他就远赴贵州，一去十年。我们再见面是我出国前了。

小吴是个好人，能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如果那天他自己来问我，今天我已做了45年的吴太太了。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3:43
Elise, May 30, 2014

我正在写我的回复，收到你的来信。对你所述，很有同感，也许算是对我的一种恩赐 ...

Elise, Jun 1, 2014

晚上从清华舞蹈队的 Party 回家来，又被一个朋友请去参加他们喜得“龙凤孙儿/女”的聚会。一般这种场合，我是不会主动点歌参加卡拉OK的。 今天例外，唱了一首“橄榄树”，墙上的钟示：上海的11：35AM ，儿童节。

好，接着讲我的故事。

说收到很多“情书”有点夸张了，纸条而已。那时的清华学生都没有你那么“另类”，都像我一样，一条路，一种传统的方法和过程。大多数是在一张纸或半张纸上写几句：“很喜欢你，希望与你做朋友”，“……见面聊一聊…见面认识一下”，或约我去大礼堂看电影 （那是最勇敢的举动了）。根本算不上 “情书”。收到真正的“情书”只有两封，一是进清华那天收到的“见面礼”，二是文革中有一个校游泳队队员写给我的。

我记得，游泳队队员写的那些信可以算是情书，性质从第一封信就明朗了。我没有马上说YES或者NO, 我很喜欢读他写的有关学校文革形势的评论。他的评论变成我如何看待清华文革的“辅导文件”。不知从哪天开始，阅读他的信在我心里已淡化了“谈情说爱”，很感谢他教我去思考文革。

很长时间中我只知道他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在通往东区的大路上见到他，他叫住了我，终于讲了许多与清华文革无关的话。我没有接受他，不是因为他是工人的儿子，而是觉得除了他比我有思想外，在生活上不是一类人，已能感到会遇到的障碍。但他的固执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学校那几年，除了那些我不认识的同学递我纸条外，还有一些周围的同学心生此念。他们都比小吴勇敢，大多是在较安静的环境拦住我，讲出他们的愿望。每每此时，由于自我感觉极好，我都加以拒绝了。而我也没能真正为自己寻找和创造机会，譬如去三院上晚自习再频繁一些，哈。

在我成家前，除了我的ex-husband，称得上和“谈恋爱”有关的男朋友，我有过两次半。

小吴是一次，沾点边而没有真正开始，之后有过一次是廖某。还有半次是我在文革大串联时遇到的一个北航66年毕业，分到南苑机场的空军中尉，当然肩章已被扯下来了。这半次是在我遇到我的ex-husband之前，我在恋爱生活中还处于“启蒙”状态。他很腼腆，似乎没有穷追猛打的勇气，很有一种谦让，生怕我委屈的“礼貌”。这让我自尊心很受伤害。我在等着他的“不礼貌”。而他终于没有冲破他自己设下的防线。我也失去了热情。妈妈很喜欢他，是个绝对的可以永远对我好的人。

我知道，我们这一代清华人中间，像你那样一生中直到现在还在不断获得成功的人，是不多的。招引嫉妒、诽谤也是必然的。我不敢说太多的你，因为你没告诉我。我自己明白，当时的我，是一张只有少许色彩的纸，在等待画出一幅最美的图画。虽然没有成功，但我还算可以造就吧。要不然，为什么那位游泳队员的一封封厚厚的信，我那么认真地读？我想理解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他的思想很新颖。
…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3:52
Elise, Jun 1, 2014

晚上从清华舞蹈队的 Party 回家来，又被一个朋友请去参加他们喜得“龙凤孙儿/女” ...

Jun 2, 2014

我去上课，舞蹈队的活动。我参加了两个舞蹈队，北美清华和“华蕊”。每周一次，分别是3小时和2 小时。希望坚持锻炼，维护体能罢了。

效果是还没显得那么老。

我提到的那位廖某，是我同学的哥哥。我和她同在北京女十二中上学。她后来考上北大。她很喜欢和我玩，还请我到她家去，这就遇到了她从哈军工回来度假的哥哥。家里人对我也都很热情，有次见到她的父亲（平时不常在家），笑着叫我“红裙子”。她的奶奶,一个我年轻时十分敬重的辛亥革命老人，还特地为我画了一幅梅花图。因为珍贵，我至今保存着这幅画。终于，有一天她的母亲对我讲，她哥哥喜欢我，希望我们做朋友，彼此多接触，多了解。

然而，那时我已将我的ex-husband视作心中的“恋人”了。我只能回答她，我已有了男朋友，不会同时再谈第二个。虽然我的答复很明确，甚至有点生硬，她的母亲也明显有点不高兴，但后来廖某还是来清华找我，到我家也去过。我很礼貌地陪他在我们的食堂一起吃饭，在校园里散步。

其实，他给我的印象很不错，每次见面也聊得很开心，只是我始终没有忘掉坚守我那“原则”罢了。他对我一直很友好，很多年后还关心过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心存感激，但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这也是为什麽我在读到奥黛丽·赫本的故事中的一句话时，我的心颤动了。故事讲到她在拍完《罗马假日》电影后，其实爱上了派克，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是她的家教让她意识到，她只能把她的爱深埋在心底里。也是同样的道德观念（我还真没意识是家教）让我失去了这个可能改变我的命运的机会。我认定不应该面对两个男人做比较，但我一心一意的选择后来带给我的却是痛苦，而我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强压下我的痛苦，坚守我的原则和道德观念。

去睡了。

Elise, Jun 2, 2014  

是的，我自己也很奇怪，打开计算机如果没有见到“Ye”心里就很失望。一定补充想，过一会…… 我对你的信任是在读你的故事的同时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从心底里愿意把我的一切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对你的“皇后”故事有任何微词。它并不属于我，那是我们这代人的故事罢了。我也很盼望能读到在你笔下的这段插曲。能在你的书里，能有那么多读者，我还应该感谢你才对。第一次读《又见皇后》是我的一个朋友从网上读到后转发给我的。我只是觉得其中一些故事似乎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Elise, Jun 3, 2014

那是高晓松的校园歌曲里的唱词吗？你的读者这么紧跟？

改得好，感情层次更鲜明了，你文章的特点。其实，我一直在想，所以也想问你，你那篇纪念边德英校友的文章，发给我时你的潜台词是什么？

Elise, Jun 3, 2014

谢谢你转来的跟帖。真是清华才子的退休生活。你的坦白使我很感动。那张三院的照片很是珍贵。你发这张照片是为了让我确认，避免搞错地方吗？真有心计。

那些故事属于我们这一代清华人，我很得意你们还关心、记得我。可能在这些方面我比一般“清华同学”看得开一些。

不再懒惰，勤快点，从上校友网开始。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4:01
Jun 2, 2014

我去上课，舞蹈队的活动。我参加了两个舞蹈队，北美清华和“华蕊”。每周一次，分别是3小 ...

Elise, Jun 3, 2014  

其实，是我曾仔细在想，我讲的三院没错吧？因为第一个反应是想成“北苑平房”了。还曾想从地图上证实一下，但如今那些教室早已消失，成了清华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绿荫了。后来想起刚入学时当了几天女排队员的日子。当时我们练球就在三院旁边的排球场。有时练完球，那些“西区”的同学就到三院先占个位子。没错，是那个漂亮的平房教室。

Elise, Jun 4, 2014  

这不是串联，记得是去十三陵拉练，或是远足。照片中的人都是舞蹈队支部的。后排站立者，右四是小吴，左一是那个“代言人”。中间那个人也曾在二号楼前拦住我，希望和我交朋友。蹲在我右边的是胡锦涛，我说过，胡锦涛那时是舞蹈队支部的副书记。

Elise, Jun 4, 2014

准确。

网络时代真厉害，什么也躲不过。

和小吴再见面是1978年。在我从内蒙回到北京之后，大概是74或75年，我们队里的人给我讲了我“拒绝”小吴之后的故事。我听后心里非常懊悔，怪自己太任性，没想到造成这么悲剧的结果。他们告诉我，当年我讲了那些话之后，小吴很伤心，从东北他实习的地方回来后，途径北京都没有停留，直接到贵州报到了。

而就在那几天，他的父亲被学校批斗，因为极度委屈，无处诉说，跳楼自杀了。如果当时他深爱的儿子在身边，劝导他，安慰他，或许可以从中解脱出来。但由于我小吴心情很不好，没回北京，那是我的罪过。这个沉重的包袱，我的确背了很久。

直到78年他回北京时才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和我没关系。但他并没有仔细地告诉我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可笑的是，4 年前吧，小吴送我上飞机，我们在机场喝咖啡时，又开玩笑地讲到这段历史。他告诉我，他根本没有让那位使者来问我。

坐在飞机上，我仔细推敲，企图给自己丢失掉的幸福找到安慰的理由。当我不再按照自己习惯的原则和逻辑去思考时，我猜测出很可能是那个时代对每个人至关重要的政治前途起了作用。

小吴是在学校舞蹈队入的党，离校前正是“预备期”吧，他不敢把我们的关系向前推，以免影响他按时转正。大概那位哥儿了解内情，想帮他个忙。可当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出这个大弯,猜出他的真实心思的。

我的任性断送了我们的缘分。

小吴是学铸造的，到德国留学回来后，改行国际经济贸易，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4:09
Elise, Jun 3, 2014  

其实，是我曾仔细在想，我讲的三院没错吧？因为第一个反应是想成“北苑平房” ...

Elise, Jun 5, 2014

读你的《走出文革》一书时我就想过，当年的我总可以比你附在文章里的这个头像强一些吧？你挖头像的那张照片，是我们一年级时的全班照，人很严肃，很臃肿。我比其他女生高不少，只好从台阶上迈下一只脚。我就怕“突出”，于是故意“收敛”些。

那是我班华侨的 120 相机，要是135可能更模糊了。

我很有幸，说的是实在话，能与你和老万在离开清华半个世纪后重逢，是老天对我的不公平之最大的补偿。我不可能像你们这种清华才子中的才子那样翻江倒海，无论是大江大河，还是细流小溪，都让人惊羡。但我愿做一颗水边的石子，对，一颗美丽闪光的“时代化石”，看你们起伏，听你们诉说，有时也许自己会跳进去在水中蹦一蹦。

老万住在湾区时，多数情况我是听他们侃大山。除了听他讲四通，讲八九，讲时事外，他周围还有很多文艺社团时期结交的朋友，所以有不少共同的话题。老万家的小万又娶了我们舞蹈队支部书记的女儿，一拨拨地人来人往，我们和老万倒也经常见面。

我计划9月回北京，我要参加中学150年校庆。这个学校经历了几代：贝满女中，私立五一女中，北京女十二中，一六六中学。庆典在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