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时光 各路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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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时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部长的贺怡，向地委请假，乘一辆吉普车到赣南寻找毛泽东、贺子珍长征前留下的孩子小毛。在赴赣南前，贺怡先到家乡永新，从亲戚贺调元家接回自己和毛泽覃的儿子贺麓成，在赣南见到很多老战友，还到父亲贺焕文的墓地祭奠。在赣南，贺怡没有找到小毛。

1949年11月21日，贺怡乘车从赣南返回吉安，同车的有司机、贺怡的助手、贺麓成、贺怡的警卫员、古柏夫人曾碧漪和儿子古一民，在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境内的丰塘桥发生车祸，贺怡当场身亡，享年38岁。同时身亡的还有贺怡的助手，以及古柏之子古一民。曾碧漪受重伤，贺麓成左腿膑骨骨折。[1][2]
贺怡去世后，随即安葬在江西省吉安县城郊天华山，没有移动过。到2014年，贺怡墓纪念场占地面积约160多平方米，墓碑上写有“贺怡烈士之墓”，墓碑正上方嵌有五角星。[3]

2014年4月6日，贺怡之子贺春生、孙女刘代英、孙子刘代明等一行5人，来到天华山的贺怡烈士墓祭奠，并将贺怡的部分遗骨采出。4月7日，这部分遗骨迁到井冈山茅坪烈士陵园，安葬在其哥哥贺敏学墓右侧。

父：贺焕文（1871年-1938年）母：温吐秀 兄：贺敏学  姐：贺子珍
* 第一任丈夫：刘士奇（1902年-1933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军长。子：刘子毅（1924年-1968年5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局长（其女刘代英、子刘代明）
* 第二任丈夫：毛泽覃（1905年-1935年），1931年结婚。女：小英子，下落不明子：贺麓成
* 第三任丈夫：涂振农（1895年-1951年）女：贺海峰 子：贺春生

涂正坤和涂振农，是涂氏在革命年代的两个杰出人物，都于1925年5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担任过党的高级领导职务，但是两人的结局迥然不同，涂正坤成为革命烈士，涂振农则沦为叛徒。涂正坤曾担任过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抗战初期被任命为新四军上校参议，和他同事的傅秋涛1955年被评为开国上将军衔。涂振农曾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红十军政委、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和他共事的都基本是开国元老，同事陈毅建国后被评为元帅。生活上，据现知的资料，两人都有过两次婚姻。

涂正坤，妻子朱引梅、陈少敏，女涂丰云，子涂明涛，涂明涛在1987年至1993年任湖南平江县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历任平江县第四、第五届政协常委。女儿涂丰云，据《涂正坤传》是跟随傅秋涛参加新四军，后在芜湖战役中壮烈牺牲。1984年3月12日，王首道到嘉义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了新四军嘉义留守处纪念馆，在涂正坤烈士像前，王首道凝视良久，对陪同人员说：“涂正坤是湘鄂赣省的一位好领导，他很有才干，斗争又坚决，在八年抗战时期，他没有死于侵略者的屠刀下，而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欠下我们的一笔血债。1945年我同王震等率领南下支队到平江时，本想看望一下他的遗属，可惜工作安排不过来，现在他的遗属生活情况如何?”县委负责人说：“他儿子现在县委机关工作，他爱人跟儿子一块儿生活，国家每月给予定期补助。生活没有问题，目前身体还很健康。”王首道听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对烈士遗属和后代给予照顾是应该的。”这里的应该指朱引梅和涂明涛。

陈少敏是1937年涂正坤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结婚的，那时涂正坤以为妻子朱引梅已在一次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但涂正坤和陈少敏婚后不久，朱引梅突然来信，说自己从敌人大屠杀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接信后，陈少敏主动提出分手，让涂正坤与前妻团聚。当时，面对新婚丈夫的左右为难，陈少敏坚定地表示：“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里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

涂振农，妻子肖华、贺怡，有一女，其他不详。肖华是江西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女革命领袖，后壮烈牺牲，与涂振农育有一女。涂振农是贺怡的第三任丈夫，贺怡，是贺子珍妹妹，她第二任丈夫是毛泽覃，则是毛泽东的弟弟。贺怡就既是毛泽东弟媳，又是姨妹。贺怡生有一子一女。贺怡的第一任丈夫刘士奇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3年被沈泽民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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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3-4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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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时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部长的贺怡，向地委请假，乘一辆吉普车到赣南寻找毛泽东、 ...

附：涂正坤、陈少敏、涂振农、贺怡简历

涂正坤，189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7月，涂正坤率游击队策应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参与创建红五军和开辟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先后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中共平江县委书记。1930年5月，率领全县游击队、赤卫队及工农群众10余万人，支援和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1931年9月，出席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常务委员、财政部长，后曾代理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3年至1934年，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军区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作战分区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涂正坤受命留在湘赣边苏区，与傅秋涛等人率领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1937年2月，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派人到湘鄂赣省委，传达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涂正坤与傅秋涛按中央要求，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底，中央决定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序列，由傅秋涛率领开赴江南抗日前线作战，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特委书记，留在后方坚持斗争，任新成立的新四军平江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主任。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秘密包围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平江县参加革命的尚有县团级烈士嘉义区的涂弼臣、涂宪桃 ，瓮江区的涂必成。涂爱华则是在1932年曾任平江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共青团寿光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月到青岛任市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5月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1937年5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1月离开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 1938年5月调任中共河南省洛阳特委书记，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同李先念率领小部队，先后到达鄂中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她任副政治委员。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0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1949年6月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65年1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12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涂振农， 1896年12月5日出生于江西奉新县会埠乡渣村。1925年5月，经赵醒侬、邓鹤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1930年5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央巡视员，视察闽西、赣西南根据地和红四、五、六、十二军，传达贯彻两次大会的精神。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指令毛泽东、朱德带红军到福建长汀县接受整编。11月，涂振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赣东北苏区、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红十军政委。以后又担任过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五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1月，他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及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科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涂振农受命与陈少敏、钟平等10人一道到江西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和设立驻南昌办事处，并任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议决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涂振农为东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8年10月，涂振农被派赴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负责粤北特委、赣粤边特委工作。1941年3月，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

1942年6月6日，由于叛徒出卖，涂振农和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广东大埔县高陂镇同时被捕，跳水自杀未成，于1943年1月30日，书写脱党声明叛变。1944年底，他到皖南翎县担任第三战区皖南自首自新人员训练班上校政治教官，兼任“中统”东南区特种干部训练班政治教员。1945年7月，由“中统”局电令，担任“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并给予“中统”局专员的名义。1948年9月调任“中统”局研究处下属研究室主任。1949年5月回奉新渣村乡下，等待解放。南昌解放后，遂赴南昌投案自首，1951年4月在北京公审后被处决。

贺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县妇女协会委员。与有文化的姑娘组成“十姐妹”演讲队，深入城乡，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妇女解放。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经组织安排入吉安第四女子中学读书。1929年2月，调中共赣西特委工作。翌年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兼任妇女部部长。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部长。1931年6月，任中共永吉泰特委委员兼保卫部负责人。1932年3月，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是年冬，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34年春，率工作队深入瑞金夏肖区搞基层工作。不久，任中共夏肖区区委书记。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次年初，转至赣州水西，坚持党的秘密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11月，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和中共吉安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1939年1月，任中共遂万泰中心县委统战部部长。不久，调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1940年6月，在韶关被捕，倍受酷刑，为严守党的机密，吞食金戒指，以死拒敌逼供，身体遭严重摧残，经周恩来出面交涉，获释，辗转抵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前往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陕北，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1948年冬，赴东北。次年，南下回到江西工作。9月，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1月21日，因车祸殉职。

江西宜春——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趣闻轶事——人物:涂振农

涂振农，宜春奉新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长。一九四二年被捕叛变，成为党内职位仅次于总书记向忠发的最大叛徒。

曾娶贺怡为妻。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也是毛泽覃的妻子。所以涂振农是毛泽东曾经的连襟。叛变后成了中统的上校专员。国民党溃逃台湾时被蒋介石遗弃在大陆。四九年携一妻一子一女逃回奉新老家。五O年被北京来的吉普车带走。

其子涂大甲曾多方打听，政府释放最后一批战俘时，其家人亦翘望但无果。文革时在其家中抄出中正剑、牛皮包、黄呢大衣等。公社办阶级斗争展览馆时敢想敢干的造反派致信中央询问该如何给涂振农冠名，中央办公厅回信只有十一个字:涂振农问题你们无权过问。

最近在网上查到，涂振农一九五一年在北京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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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么，飞法兰克福的前一天，你看了我在德国的讲学计划，最后一站到柏林，你说，到了柏林一定要去东柏林看看，我回答：当然，口气很坚定，因为，曾为东西柏林分界线的柏林墙，确实划分了两个截然的世界。而随着柏林墙的拆卸，德国的首都便从波恩迁到了柏林，柏林在整个德国、整个世界的意义和地位都不同以往了。所以，到柏林，我当然更想走近东柏林。但我只知道，在柏林的四天，我将住在两个德国人家里，她们都是学汉语的，没有语言的困难。

    那天，坐火车到达柏林，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来车站接我的是福克，她还有个中国名字叫潘平。我们虽然素不相识，可在月台上轻轻一拥抱便一见如故了。坐上她的车，福克才对我说：“我家很远，在东柏林，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我暗暗一喜：“你是东柏林人？”福克点点头：“我８３年去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政府给我们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那时，我们的国家也很穷的。但是，在上海的一年很快活，印象最深的就是挤公共汽车。”她用普通话表达，还是流利的，她曾经在鸿波大学汉语系做了四年助教，可她告诉我，她不得不改学经济，要学习如何签约合同等知识：“我在东德长大，不懂这些，可明年我要为一家瑞士公司工作，必须从头开始学习。我已经很多年不接触汉语了。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可惜。但是，没办法，我生了孩子，要抚养孩子，如果继续搞汉语，很难找工作．．．．．．”她用歉意的眼光看我一眼，然后沉默了。

      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好象是因为我的缘故使她遭遇失业的处境，于是，我小心翼翼的问道：“德国统一了，东德人很适应吗？”福克坦率的回答：“我们的父母一代一开始有些不习惯，我们年轻人都觉得很好，我们现在什么国家都可以去，眼界开阔多了。”谈到他们的父母一代，我了解到福克的父亲原来是鸿波大学的物理教授，前几年刚病故，她母亲曾在民航局做领导也做过“空中小姐”，现在，福克带着孩子和母亲住在一起，是一幢在林子边的小楼。福克的母亲是个待人非常亲切的老人，她把小楼里的生活料理得艺术、精致、温暖，厨房里挂了很多陶瓷的工艺品，楼梯的墙面上，有一排造型夸张的非洲木雕。但福克说，东德的职业妇女还是不习惯闲在家里只做家务，她母亲虽然退休了，还是在忙碌的联系一些老人共同写回忆录，并且出版了小册子《旧时代的柏林》，配有很多过去的黑白照片，成为有价值的资料。福克母亲听女儿介绍她的情况，立刻很自豪的送我一本他们编写的小册子。遗憾的是，我无法和她交谈，而我多想听她谈谈他们跨越两个时代的、深切的内心感受。

    星期天下午，福克送我去魏科特家，一路上福克再三向我表示歉意：“星期一一大早我要送儿子去幼儿院，然后，我就去读书，不能陪你了。”我说：“希望你读完书马上找到称心的工作。”一想到福克在做了那麽多年大学助教以后，还得进课堂读书，接触一种全新的领域，我很为她的艰辛感动和感慨。

     因此，到魏科特家，我不敢再询问有关工作的事，因为，魏科特的家也在东柏林，魏科特也是学汉语的，她大学毕业的论文是研究王安亿的小说，正在准备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妇女问题，而读完博士学位，她能不能凭着所学的汉语专业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工作使学有所用？可是，她却这样的契而不舍，何况，她正在怀孕，明年四月就要生孩子，而为了学业，为了生活、为了孩子，白天她得赶到自由大学和鸿波大学上课，每周还有三个晚上，要在社区的一所业余学校兼课教英语。

     你能想象吗，性格这样顽强执着的魏科特，长得非常秀丽，说话细声细气的，她丈夫一米九０的大高个，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学的是德国文学，也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但他仍然不肯放弃对文学的研究。大个子的丈夫待魏科特十分体贴入微，晚上一过八点，他就用很有限的几句中国话对我说：“我去找魏科特。”应该是“接”，不是“找”，我纠正他，他不明白，和蔼的笑笑，他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我在一旁静静的观察他们和谐、清贫的生活，最可贵的是，他们两是那样坚定一致的固守着共同的追求。

     可我还是很想了解他们内心更深的考虑，于是，有一天晚饭后，我向魏科特提了问题：
    “你怎麽会选择学汉语的？”
    “我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那时候，我父母都在中国工作。”
    “哪一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父母派到中国工作，他们都是搞新闻的，还是东德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才回来的。”
    “你父母现在的情况？”
    “德国统一，他们没有工作了……”
    “那你父母是否反对你继续学中文？”
    “我父亲担心我以后找工作有困难。”
    “你为什么坚持？”
    “我相信找工作的困难是暂时的，慢慢会有转变。等拿到博士学位，我们有可能先去中国的大学教书。”
    “欢迎你来上海。”
    你觉得可笑吗，我好象能够代表上海。但在面对魏科特的时候，我真希望我有能力帮助她实现来中国教书的愿望。接着，我又向她建议：“我去了波恩大学和波鸿鲁尔大学的汉语系，你不妨可以去那里找找工作。”
    “不，我不想去德国的其他城市工作。我是柏林人。”

    一开始我并不理解“我是柏林人”这句话的意味，但第二天，魏科特让她丈夫开着车带我转遍东西柏林，让我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柏林墙带给整个柏林的种种历史痕迹，让我看到了像个大工地似的正在重新建设首都的柏林，我似乎懂得了“柏林人”对柏林的热爱，这是植根于这个城市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文化氛围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储存着这样的感情，人的精神便有了核心。

    在东柏林做客，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一些有点沉重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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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6月1日　康广仁妻黄谨娱在上海倡设女学会，并开设中国女学会书塾，又名经正书塾。该塾总理经元善，设校于城南桂墅里，并在县西淘沙场时化学堂设分校。设课程中文、西文、医学、女红4种。

秋　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英租界会所附设青年会夜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王琪、钱允中、张元基、苏延猷、曹浩等24人设义务夜课，中西文并授。初设亭桥西叶逵住宅，后由知县汪懋琨将北张家弄小天竺寺用作校舍，于次年定名为中西启蒙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吴馨设立务本女塾，聘请王植善夫人沈竹书女士为学监。维新人家二三十岁女士纷纷就学，甚至有四五十岁女子就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杨白民在小南门外竹巷弄创办城东女学，以图画和手工艺教育见长。协助办学或任课的有蔡元培、黄炎培、邵力子、王一亭等。

光绪三十年（1904年）
春　上海县地方绅士设群学会，以提倡教育、讲究群学为宗旨，在小南门内粮仓旧址筹建新屋为会址。先后设每月讲座，小学教员讲习会，外文补习学校等。

春　项文瑞、贾丰臻等发起设师范讲习所于西门内半淞园，号召邑中前塾师来所传习。共有五六十人，全部按照新学堂管理方法，将旧塾师改造为新学堂之教育者。传习学科有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制度、教授法、心理学、伦理学、中外历史、地理、博物、理化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添设初等小学师范讲习所于龙门精舍，又添设师范补习夜课于蕊珠书院，专为旧学塾年老教师补充普通新常识。
10月27日　俞树萱在爱国女学内创办女工传习所，以为女子自主之助。聘张竹君等为传习所教习。
10月　尚贤堂在八仙桥西石牌楼后建成校舍，开设经济、英文、法文等科，并于每周六演讲。由李佳白等中西名人主讲教育、法律等问题。
是年　河南路棋盘街科学仪器馆经理虞含章设理科讲习所于科学仪器馆。请钟观光每日讲授，半年内讲完物理、化学、人体生理、动植物和矿物。学员有蒋维乔、蓝公武、姚明辉等4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4月24日　中国教育会蔡元培、杜亚泉、叶瀚、蒋维乔等创设理科通学所，设算学、理化、博物三科。所址暂设于爱国女学，6月4日迁至大马路何瑞丰洋货号后冬字三号。马相伯等任教员。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2月13日　松江县商界人士夏昕渠独资创设商会惜余夜塾，专收各商铺户学徒就学，不收学费。
10月　上海书业商会附设徒弟补习所开学，由陆费逵、徐琴生主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1月28日　江苏教育总会在沪首次举办法政讲习所。
1月　上海城办巡警学堂，以3个月训练为一期。同年3月，首届毕业106人。
2月　商学补习会在南市成立，定期演说关于商业之事，并设体育部。会内外人士均可参加。
是月　沪绅商黄继曾、杨斯盛、狄葆贤、曾铸等创办崇实商学会，联合商界中人讲习普通学识，以期振兴商务，挽回权利。
4月9日　沪南家政改良会成立，定每周演讲。发起人苏本绮宣称家政改良以振兴女学、振兴工业为急务。
4月27日　袁希涛等人创设通俗教育社，并在学界筹资购置电光活动写真，在通俗教育社首次向民众试映卫生、教育与日俄战争等影片，并有讲解员讲解。
6月22日　姚文栋等倡办地方公益所，并在蓬莱路龙门精舍附设工商半日夜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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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鬼故事 （下）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在我听到的鬼故事中，最使人不得不信的，就是我父亲的老友钱家治先生告诉我父亲的几件事了。钱先生号均夫（可能应是“钱君甫”的笔误），即中国所谓“火箭之父”钱学森先生的父亲。我想，要是钱学森是“火箭之父”，那么钱均夫就应该是“火箭之祖父”了！钱均夫先生是我父亲日本留学时的好朋友。后来回国，在杭州任教育工作时，与我父亲也常有来往。他们两人都笃信佛教。

   钱先生后来在上海定居过，似乎还是上海佛教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像是五、六十年代，他儿子钱学森在北京工作，就把钱先生接去北京住了。我想，因为他儿子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与人通信一定也不太方便，于是去北京后跟我父亲来往就少了。（注1）

  以前，钱先生住在杭州时，常来我家。但我家有规矩：男客一律不进内室，男主人总在花厅会客，因此，我当然就不会有机会亲耳听见钱先生的故事。不过，等他一走，父亲往往就在饭桌上把他从钱先生处听到的故事转讲给我们听。至今，有的故事我还记得。

  钱先生既信佛教，当然也信因果报应、转世轮回之说。有一次，他说：他有一友人，到外地旅行，在旅馆住了一夜。晚上，房里的电灯忽然暗了几下，然后突然出现一个中年女人，站在他床前。那女人说，因为缺少路钱，所以死后灵魂无法回到家乡，现在特来此向他讨钱，希望他明天烧些纸钱云云。说毕，即不见踪影。这位朋友第二天就遵其所请而买了一些纸钱焚烧给她。记得钱先生还说：这位友人一定本身缺少威光，故而鬼才能入侵也。

  还有一次，钱先生特地来我家告诉我父亲他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他太太刚病故不久。因为死得突然，他太太临终未能将家务事情交代清楚。平时，钱家的事情都是钱太太一人在调度、安排，现在只剩钱先生一人在家，常常连日常要穿的衣服都找不到，因此心里十分苦恼。有一天早晨，他还没有起床，太太娘家一个男仆就急匆匆地来请钱先生到他岳家去，说：“姑太太（即钱太太）附在小姐（即钱太太的内侄女）身上了。现在正要对姑老爷（即钱先生）说话。”钱先生立刻起身前去。只见内侄女还睡在床上，双眼紧闭，口中喃喃有词，连声音也跟她原来的不同了。见了钱先生，内侄女涕泪交加，用钱太太的口气说：“我因急病身亡，临终不及遗言。见君找不着衣服，看了难过，今将去投生，求阴差答应，附在侄女身上，讲几句给你听听。”然后，讲了什么衣服放在哪一只箱子里，还说了一些要保重、当心之类的话，恋恋不舍之情显而易见。她还要钱先生烧三支香，说，否则就不能出门。钱先生依其言做了。

   不久，这位内侄女就醒了过来。大家问她怎么会说这么一番话，她竟一无所知。钱先生回家去依言一找，果然衣服都在她说的箱子里。奇怪的是，这位内侄女平时并不清楚钱家家务，她何以知道钱先生的衣服放在哪里呢？更何况她并不住在钱家，恐怕连钱先生找不着衣服的事情都不会知道！

  钱先生住在上海时，就住在愚园路岐山村，离我们江苏路的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多分钟就到。五十年代，我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住在我家，钱先生就常过来探望我父亲，一起长谈。记得那年中秋节，天气特别热，晚饭后，我们全家都在花园里吃西瓜、乘凉，钱先生也在。那晚，钱先生与我丈夫和父亲就大谈西藏活佛、密宗、鬼怪之类的事。我大儿子那时还小，也在旁边，后来他就把两件事写在他的《东城随笔人物篇》这本书里了。我记得的跟他所述大致相同，只是我记不清，那两件事是钱先生说他自己的经历，还是在说他熟人的经历。不过，事情确实是那样的，这里姑且也就当是钱先生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说吧。

  一件事是说舍利珠的事。因为钱先生是佛教界头面人物，所以跟西藏宗教领袖有来往。他说，一天，收到一位活佛的信，说释迦牟尼佛的一颗舍利珠某日要到达，请钱先生去迎接。但信中只有到达的日期，并没有说去迎接的时间和地点。钱先生不知道该如何去迎接才好。指定的日子到了，钱先生正在家里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看见他家天井上空有一只乌鸦一直在盘旋，似乎不愿离去的样子。钱先生就走到天井，伸出手掌。这时，从乌鸦嘴里突然掉下一物，正落在他手中。他一看，真是舍利珠！于是，迎入寺中供奉。

  还有一天，钱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了佛教学会中还未公开、暂时尚需保密的一件事。信寄出之后，他十分懊悔，但已无法追回。几天以后，他去看一位活佛，谈起此事，并表示歉意。活佛笑着说：“没有关系。”说着，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钱先生。一看，正是前几天他亲自寄给友人的那封信。信并未拆开过，信封上却已盖上了邮局的邮戳，只是最后却没有抵达友人的手中。

  这几件事都是钱均夫先生的亲身经历，不应该算成是道听途说；而钱先生又是一位德高望重、博古通今、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似乎连平时不信鬼神的我，也有点不得不信了！

  我想，所谓“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那是因为孔子以为“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必须“敬鬼神而远之”。我如今已经八十二岁了，对于人生的甜酸苦辣都已历尽，所以现在一反孔子之道而大谈鬼神，应该也算无伤大雅的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
  写于南澳绿陂寄庐
  二0一一年二月十二日
  重新整理于刻来佛寺树熊山庄
 
注1：不记得在那本书里（可能就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曾见到有人回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先生讲小学时的情景 —— 也就是钱玄同喜欢在日本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得到了“爬来爬去”那个绰号的时候 —— 那人（可能就是周作人？）的回忆里还提到同时听张太炎先生讲课的其他几人，其中有钱均夫先生的名字。他好像写的是“钱均甫”，但是我猜“钱均夫”和“钱均甫”就是一个人，错了一个字而已。钱均夫和鲁迅兄弟都是浙江人，在日本留学时相互认识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一直没弄懂，既然钱均夫与我外公是很好的朋友，怎么我外公倒没有也去参加张太炎先生的讲习班呢？因为那人回忆录里没有我外公的名字。当然，也可能我外公是学农的，对文字学不感兴趣，不去，那亦很合情合理。但，那时，在日本留学的浙江人不会很多，要是钱均夫先生认识鲁迅兄弟，我外公至少总也会与他们有过往来吧。但在记忆里，我外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起过鲁迅或周作人。此事，我一直有疑惑在心，不知是否有何日会被解决。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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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文章我们讲述了杭州著名商人高子韶一手建立“高义泰”绸庄和狮峰龙井茶庄的故事。他的产业奠定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实在令人钦佩。（相关阅读：
罗曼尼·康帝 狮峰龙井 高义泰绸庄
）


若是放到今天，高子韶的地位恐怕连电商、互联网、房地产界的大佬们都要敬畏三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六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儿子，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杭州“高半城”
高子韶的爷爷高锡恩那一代就已经是杭城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当时民间有“高半城”的说法，意思是半个杭州的财富都是他们家的。


现在西湖边的红栎山庄又名“高庄”，原是高子韶二弟高云鳞在1907年建造的别墅（照片摄于民国初年），抗战时曾被毁 （图片出处：《山居杂忆》高诵芬、徐家祯）


高家狮峰茶厂望仙亭附近的别墅，拍摄于抗战前（图片出处：《山居杂忆》高诵芬、徐家祯）

这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晚清民国时期，高家拥有众多地产、良田万亩，以及布庄、绸厂、锡器店、钱庄、典当行等大量生意的历史，都是有据可考的。

更厉害的是，杭州高氏的远祖高琼是北宋开国大将，后代高世则曾护驾赵构南渡临安，立下大功。高子韶的曾祖父高凤墀曾是刑部司狱司负责人，四品封职。

高子韶这位世家大少爷完全可以过上吃喝玩乐、挥霍无度的日子。可他却悉心钻研经商之道，踏实做事，奠定了老大房一支的基业。他培养的子孙，更是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这个家族的历史，实在是挖得越深，越觉得神奇。

高氏“三杰”
高子韶有六位儿子，除第三子早逝，都在诗文书画领域有所造诣。其中长子高时丰、次子高野侯和六子高时敷都是有名的书画家，并称“高氏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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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3-16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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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丰（1876-1960）擅长楷书、篆书及山水、花卉的创作。他对宋代大文豪苏轼极为崇拜，喜欢搜集苏轼的画像、墨迹、法帖、砚台等，还成立了寿苏社，集结各界名流为苏东坡做生日。


高时丰篆书作品《道无双室》



《高松图》

他的儿子高其迈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曾任复旦、光华、震旦大学及上海法学院教授，上海高等法院庭长。后投身于法律史研究，著有《隋唐刑法志注释》、《明史刑法志注释》等。


高野侯（1878-1952）字时显，官至内阁中书，是民国海派书画篆刻大家，以擅长画梅著称。


1903年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高家有高野侯等四人上榜，“一门四进士”的新闻曾引起全城轰动。

高野侯国画作品《墨梅》


《朱梅图》


隶书作品

创作之余，他也酷爱收藏。如今杭州永丰巷15号的梅王阁是他当年的寓所，曾存放500多副历代名家的梅花图。其中元代画家、诗人王冕的《墨梅》长卷为镇库之宝。

梅王阁

受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之邀，高野侯于1913年迁居上海参与中华书局的筹创，任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陆续出版名人书画影印本数百种，视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为己任。


《四部备要 · 石湖词》

高时敷（1886-1976）擅长画竹和篆刻，尤以印章收藏著称，曾投入大量精力把自己收藏的古玺印和明清名家印编撰成集。



国画作品《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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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3-17 20:29
高时丰（1876-1960）擅长楷书、篆书及山水、花卉的创作。他对宋代大文豪苏轼极为崇拜，喜欢搜集苏轼的画 ...

其中，《丁丑劫余印存》是在1937年日军侵华、洗劫大量文物的国难之时，高时敷紧急召集丁辅之、葛昌楹、俞人萃等藏家，将劫余藏印汇编而成。历时十四个月，共计20册，是我国篆刻史上的空前巨制。


《丁丑劫余印存》

下图中自右向左分别为高时敷、高野侯、书法篆刻家王福庵、金石书画家丁辅之、鉴藏家葛昌楹和俞人萃。他们都是西泠印社的早期核心成员。



上一篇中介绍过的狮峰茶厂，茶叶包装纸上印的是高子韶第五个儿子高怡益（高时敬）的头像。


和前面三位的文化艺术成就相比，更擅长经商的他难以相提并论。但从高家老三房曾孙女高诵芬的回忆来看，高怡益也是饱读群书、能诗善画的才子。

他个性豪爽好客，家中常常高朋满座，有谈字画的、学中西医的、研究烹调的等等，很像春秋战国时诸侯家里的门客。各个领域的“达人”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也增长了见闻。

由于年代久远、社会变迁、资料缺失，高子韶教导儿子的故事难以考究。但从高诵芬与儿子徐家祯合著的《山居杂忆》中，我们还是能捕捉到一些高家人为人、做事的细节。

杭州高氏近现代家谱（部分）


按徐家祯的说法，老三房始祖高云鳞出生时正值家道鼎盛时期，没吃过苦，很懂得享受生活，他的后代也多多少少继承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活态度。但在我们看来，老三房对文教事业的投入也绝不马虎：


“贴钱”办学校
高诵芬的父亲高维魏（高孟徵）曾担任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也叫笕桥农业专科学校）的校长，该校是浙江省农业大学的前身，1998年并入浙大。

任职期间，高孟徵致力于推广“区田法”（“刀耕火种”这个古老耕种法的变种），但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他便经常从家里提款拿到学校去用。另外，他长期担任杭州安定学堂的董事长，也没有固定工资。

家人因此常常埋怨他出去工作是不赚钱、还倒贴。他却不以为意，一直精心办学、爱校如家。

高家后代在职场的为人，从下面这个小故事中也可见一斑：

辞职先为老板考虑

高孟徵次子、高诵芬的弟弟高宜生从浙大药物学专业毕业后又去美国深造，后来在一家药厂工作，颇受重用。有次老板让他做一种药，还提出给他加工资。高宜生说自己没有做这个药的许可证，不能做。老板不高兴，他便辞职了。

当时高宜生不仅要负担自己和妻儿在纽约生活的所有开支，还为刚来留学、身上现金不足的侄儿徐家祯垫付学费和房租，经济压力非常大。

徐家祯了解情况后问他，为何不等找好下家了再辞职？他反问：我若找到工作突然走，叫现在的老板怎么安排？

高诵芬评价弟弟说：他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总想到别人而不管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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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顾顺章是在１９３２年初。那时中统派到顾顺章身边做秘书的王思成，大概是奉中统的旨意，打算为顾顺章做媒。王将此意告诉了手下一个工作人员吴洪林。吴回家对其婶娘谈起此事，这位吴老太太与我家是近邻，便向我母亲提起此事。当时我在读中学。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母亲拿了顾的照片给我看。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与顾见面。

见面后，顾顺章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矮点，人长得还英俊，挺神气，能说会道，见多识广。那年我１９岁。他看上去大我好几岁，显得老相。他自尊心强，为避免不愉快，我一直未问过他年龄。直到１９８３年秋李强同志专程来上海见顾的遗孤和我，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顾属马。顾的女儿顾利群（小学退休老师）说：顾属马，腊月三十日生，当是公历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２日。

大约来往了两三个月，我父母便提出结婚。婚礼是３月８日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的。

顾顺章想脱离政治

我与顾顺章结婚后，住进了南京细柳巷４１号。这是一幢四开间二层楼房。楼上四间，顾和我住一间，顾的老母（过去一直在上海宝山农村与亲戚同住）住一间，顾４岁女儿顾利群和３岁侄儿顾益群（顾翰章、吴颉兰之子）及保姆住半间。另一间是客室兼书房，孩子住房的后半间是顾看书写字用。楼下四间和厢房，一间是饭厅，一间住中统派给顾的秘书王思成，一间住胡洪涛、陈文昭夫妇（变节分子），还有一间住中统派来的人。还有一个女会计樊岚、保镖林金生住楼下边的房间。这幢房子对外称“王公馆”。

婚后我发现顾不出门上班，向他问起，他笑笑说：“陪陪你呀！”有时外出，他就要化装，戴一副眼镜，在门牙上套上一副假牙，整个脸型就变了。不过他外出的时间很少，一般在家里，同胡洪涛夫妇、王思成等聊天，也同过去的一些“同志”在一起诉诉苦闷。他们在谈话中，有对党内路线斗争不满，也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留恋，对眼前现状处境感到不愉快，对前途表示悲观。

顾当时已有脱离政治的念头。他从上门兜售的古玩商人手上收买了一些古玩，有瓷盆、碗等，其中有真有假。他把买来的古玩编号成册，装了两个木箱，打算一旦获得自由就到上海去开古玩店。

顾顺章与陈赓的一次深夜密谈
１９３３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细柳巷与顾见过一面。他俩在楼上孩子们住的后半间屋里会面，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陈赓离开我家乘车去了上海。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顾也没对我讲。但我看得出陈赓同他的见面和谈话对他触动很大。李强曾告诉我，陈赓与顾顺章在党内时是“同志加兄弟”，他们３个常在一起，很要好。

保镖“出卖”顾顺章

中统派给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是胡洪涛夫妇介绍的。林原是宪兵，不学无术，失业在家乡丹阳。他的工作除了跟随顾外出之外，无所事事。林金生百无聊赖，在外赌博，赌得负债累累。
一次顾要林替他送一封信给戴笠，林为偿还赌债，便将信拿去交给了徐恩曾，以讨得赏钱还债。这封信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以后也未听人说起。当时上海刚好发生了中统派出的特务马绍武遭暗杀的事情，徐恩曾怀疑是顾指使人干的。便在一天晚上叫顾去开会，对顾进行了威胁。有人还在会上拔出手枪警告说：“再不好好干，枪毙你！”深夜顾顺章归来，对我说：“差点今晚回不了家了。”

从那以后，保镖就走了，顾也病倒了。

顾顺章同徐恩曾闹翻

顾顺章同徐恩曾他们闹翻后不久，就被命令搬出细柳巷，迁往南京城南安品街７０号。这里是一所老宅院，有四进深，我家住最后一进。第一进住着便衣人员，也住过被顾保释的工人。另外还有边房和小院。

我家搬去后不久，冯达、丁玲夫妇就被送到这里关押。徐恩曾命令顾负责看管丁玲夫妇，而前边住的便衣特务就监视顾。
我常常带孩子去丁玲住的小院看她，同她聊天。看守并不注意我。顾曾暗示我送一些水果食品之类的东西给丁玲夫妇，还曾要我把他的中统的辞呈暗送给丁玲看过。由于天气变化，丁玲夫妇衣服不够，顾暗示我帮助他们。

在这段时间里，徐恩曾夫妇曾经分别来“探望”顾的病，徐太太还以古玩、朱熹字画相赠，但顾总是推托有病不能工作。

这期间顾写过一本书，是由他口授，请人记录整理的，书名好像是《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

顾顺章被捕

徐恩曾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矛盾，表示对顾的信任，便让顾去日本养病。１９３４年春，我家奉命搬出安品街，另在城南甘露寺５号租了一处小屋住下。顾安顿好老小后，就只身去日本了。

初夏，我带顾的女儿顾利群前往日本，他带我们游览了一些名胜地。我因国内有家中老小，不久便回国了。

这年９月上旬，徐恩曾派人叫我去谈话，主要是了解顾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我如实说了，徐便嘱我写信要顾回国，９月下旬顾便回来了。

大约是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７日左右，徐恩曾派人叫顾顺章去谈话。顾行前很担心犹疑，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我问起谈话内容，他说徐问他的身体，他称尚未完全康复，徐要他上班工作，他没有答应。１０月２日下午，又来叫他去谈话，他吃罢晚饭就走，这次行前没有顾虑，却反而出事了。他走后一个多小时，突然来了一大批人，有王思成等人，在我家大肆搜查，搜走了一些来往书信和值钱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顾被押到苏州，关进了江苏反省院。大约１１月份，徐恩曾派人来通知我去苏州探望顾，我很高兴。没想到这是徐恩曾设下的圈套。我被从边门带进反省院后，就在一小院里的临时拘留所关了起来，而顾顺章当天已从前门押往镇江。
过了几天，我就被关进了正式牢房。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份的一天，我被看守从熟睡中叫醒，穿好衣服后，被带到一间会议室，在场的有王思成等人。他们向我宣布，顾犯了罪，已枪毙了，要我好好在此反省。我当时就大哭了起来。
我在反省院这段时间，同牢房的一位难友周秀珠，对人热情真诚，在我刚被关押时，不时劝慰我，说笑话给我听。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已牺牲的罗登贤烈士的妻子，她是认识顾顺章的。１９３６年底我们被释放出反省院。不久，周秀珠随周恩来去延安，一起走的还有刚出狱的陈赓夫人。

安葬顾顺章

我获释回到南京后不久，王思成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镇江，找到当地机构又派了一个人陪同，到了郊区一处荒芜的断垣残壁角落，那里有一个矮矮的土堆，他们告诉我顾就埋在那里。我就在镇江南门外选购了一块地，将顾安葬了，同时还把他前妻张杏华的棺柩从宝山迁到镇江合葬。当时立的墓碑上，是用的“顾啸仙”这个名字。

解放以后，我先在妇联工作，后又调区政协秘书处工作直到退休。我与顾结合的这段历史，是向组织交代过的，也告诉过我的第二位丈夫。

现在我已年过八旬，有三儿一女，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京、沪、宁工作，晚年生活很幸福。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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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灭门案中唯一生还的5岁的女儿,今天在哪里?当时顾顺章的家人9人（和当时在他家打麻将的邻居3人）被打狗灭门时他的女儿顾利群才3岁（其弟2岁），在80多年后还接受了凤凰卫视曹景行的采访。。。。。。

关于中央特科与顾顺章灭门案
[日期：2008-02-20]

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不过他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

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

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

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

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

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关於密杀之夜一段有点文学色彩的文字

       夜色凝重。一辆黑色的顺风牌小汽车静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今威海路陕西路），然後拐了个弯，在威海卫路802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距着名的哈同花园不远，才不过10点钟，马路上已经一个行人也没有了。
　　车门打开了，跳出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他便是中央特科红队着名的枪手宋再生。他警觉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见一点动静也没有，便伸手打开了汽车後座门，一个身着黑色薄呢大衣、头戴黑色呢帽的男子跳下车来，他就是周恩来。紧随其後的是身着西装的赵容。（没记错的话，赵容便是康生的化名）
　　周恩来走到802号门口，还没敲门，门便打开了，周恩来和赵容走了进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又一辆汽车开到802号门口，中央特科的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等鱼贯闪进了802号。
　　这是顾顺章的住所，二层楼的新式石库门房子，刚刚建成不久，房间里陈设堂皇，一楼客厅搁着成套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整幢房子就住着顾顺章和他妻子张杏华。这幢房子离红队的一个秘密据点威海卫路805号几乎就隔着一条马路，万一发生点什麽事情，对马路的人也可以来照应一下。但是对马路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晓得顾顺章就住在802号，党内也只有周恩来，向忠发、赵容、陈赓等少数人才晓得顾顺章就住在这。
　　周恩来进了屋，顾顺章的小姨子张爱宝迎上前来。他笑容满面地讲：「唔，是周老板（当时党内许多人只晓得周恩来叫周少山，又叫伍豪），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你一向还好？」
　　周恩来笑了笑回答：「还好。顾太太在什麽地方？」
　　「在楼上和几个朋友打牌呢。」张爱宝回答。
　　周恩来眉头一皱，不满地望了望已经在这儿卧底的红队员责人王竹友，王竹友耸了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周老板，要不要叫杏华下来？」张爱宝问。
　　「不用了，我上去看她吧。」周恩来回答。
　　张爱宝帮周恩来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後引着周恩来走上楼去。只见楼上小客厅灯光通明，牌洗得哗啦哗啦，牌桌边上坐着四个人：张杏华、斯励、朱完白和朱完白的妻子，叶小妹正站在张杏华的边上照料着。
　　张杏华抬头发现了周恩来，连忙站起来：「周老板，好多日子不见了，在哪里发财？要不要摸上两圈？」
　　周恩来寒喧着：「不用了，不用了。」
　　「周老板，你是个大忙人，今天找我一定有什麽事吧！」她将张爱宝拉了过来说：「爱宝，你代我摸上几圈，我陪周老板说说话。」说罢扭着腰离开了牌桌，将周恩来引进她的卧室……

　　周恩来含笑朝牌桌上的其他各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料正好和斯励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双方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互相认了出来。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哥哥斯烈便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四一二」清党时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大刽子手。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顾顺章）也去了。」这也证明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苦，他跟着张杏华走进卧室，张杏华轻轻拉上了门，她招呼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然後从床头柜的香烟罐里抽出一根红锡包香烟，画了根火柴点上後回转身来问：「周先生，你叁更半夜亲自带了人来，是不是顺章出了什麽事情？」
　　周恩来望了她一眼反问道：「顾太太，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收到顾先生的信？」
　　张杏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哀哀地讲：「顺章出去，是从来不跟家里写信的……」
　　「那你有没有听到过点什麽消息？」周恩来又问。
　　「没有呀……周先生，你……」
　　周恩来沉下脸来，双目炯炯有神地逼视着她，神色严峻地说：「张杏华同志，刚才接到汉口方面送来的秘密报告：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
　　「什麽？顾顺章被捕了？」张杏华将烟头一扔，叫了起来。

　　在门口的王竹友、李龙章立即推门而入。
　　周恩来朝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出去。然後站起身来，跨前一步，将张杏华轻轻按在椅子上，又说：「小张，你入党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对党要说实话。」
　　张杏华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顾顺章这次出去，有没有给你留过什麽话？」
　　张杏华回答：「没有。」
　　周恩来又问：「那他有过些什麽反常的举动？」
　　张杏华紧张起来：「周先生，你问这些干什麽？是不是顾顺章他……」
　　「是的，他已经叛变了。」周恩来回答。
　　「真的？」张杏华一下子跳了起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
　　张杏华这一下反倒镇定下来，又从香烟罐里取了根烟，点燃後抽了起来。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那你打算怎麽办？」
　　张杏华轻轻地抖落了一下烟灰，叹了口气讲：「我是个女人，又没有多少文化，俗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能拿些什麽主见？我听顾顺章的。」
　　周恩来惊讶地望了她一眼，神情非常严肃：「张杏华同志，你怎麽可以说这样的话？你是共产党员……」
　　张杏华把烟蒂掐灭了，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周先生，实话对你说吧，这些年我跟着顾顺章担惊受怕，脑袋系在裤腰档上没有过过一点安稳的日子！现在顾顺章归顺了政府，不管怎麽说日子总可以安稳了。顾顺章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我听我男人的。」
　　周恩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张杏华，你再想一想…… 　　「周先生，你们走吧！」张杏华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我不用多想了。」
　　周恩来奇怪地望了她一眼，轻轻地摆了摆头，一言不发，推门走了出去。王竹友、李龙章一下子冲了进来……
　　「你们……你们想……」
　　没有等张杏华再说什麽话，王竹友手中的细麻绳已经套住了张杏华的喉咙，他使劲一勒，张杏华瘫软了下去……

　　周恩来走到外面的小客厅，小客厅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颇有点奇怪，走下楼梯，站在宽敞的天井里，不一会儿赵容跟了过来，站到了他的身边。
　　周恩来问：「客厅里的那些人呢？」
　　赵容阴沉地笑了笑，用手抹了下自己的脖子……
　　「这麽急干什麽！」周恩来颇有点不满，「那个斯励是我的学生，以前救过我们的同志！」
　　赵容讲：「他已经认出了你，把他放出去不是白白地增加些麻烦？」
　　「还有那几个人……」
　　赵容还来不及回答，王竹友急匆匆跑到天井里：「少山，这是从张杏华的首饰盒里搜出来的顾顺章给蒋介石的信。」
　　「是吗？」周恩来大吃一惊：「信中讲些什麽？」
　　王竹友回答：「信中说他糊涂多年，早想摆脱共党归顺国府……」
　　王竹友递过信来，赵容却将信一把抓了过去，周恩来抬起头来望了望漆黑的夜空，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人品质不好，陈赓多次向我反映过，我原谅了他……」
　　「还有……」洪扬生跨前一步。
　　「还有什麽事？」周恩来问。
　　「在亭子间里发现了顾顺章7岁的女儿……」
　　「留着她干什麽？」赵容不满地说：「留着她也是祸根！」
　　「不，洪扬生，孩子是无辜的。」周恩来坚持地讲：「你立刻一个人将她送到浦东去，一定要将她安顿好。」
　　顾顺章家的其他一些亲属怎麽办？」王竹友又问。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统统处理掉！」赵容非常不满地说，他加重了语气：「这一点中央特委已经作出了决定。」
　　「唉！」周恩来又叹了一口气：「这麽多的尸体一定要处理好。」
　　「这你放心。」王竹友回答：「我们已经弄到了几处空房子，准备在天井里挖几个坑将尸体埋下去，然後在上面做一层水泥地坪，一点痕迹也看不出的。」
　　「那你们快去干吧，」赵容说：「越快越好！」
　　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虞宅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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