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评电影《十月围城》【转】

kawara

张学友饰杨衢云，梁家辉饰陈少白。眉目间都颇为神似。

　　陈可辛用荡气回肠的故事，提醒我们香港的另一个角色。自晚清革命以来，港九之地，“不但有金银气，且有革命气”（见《辛亥文献》之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但两岸三地，对1905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无意地裁剪了两样主导性力量。即孙中山和几乎所有早期革命领袖兼而有之的两个身份，基督徒和洪门弟子。

　　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与三合会的革命。不过投资过大的电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识形态。不然就对过亿票房构成妨碍。用钱投票的观众，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简单而脍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饶恕的电影，都是关于历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强制拆迁。

　　陈可辛坦言，也拍过洪门段落，但为稻米计，还是尽数删了。三合会背景，只隐含在少林僧“王复明”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孙母家里一闪而过的十字架。

　　商人李玉堂与众义士慷慨赴死，之前饮血酒，戴附身符。若是围在一起祷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实这个角色，大概有三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论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赞助商，非香港的“太平绅士”、立法议员何启爵士莫属。他父亲何福堂，是梁发之后、中国第二位被按立的传道人，著有《马太福音注释》。何启承继万贯家产，攻读法律，作大律师。妻子雅丽去世后，他于188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西式教会医院，附设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亦是赞助人之一。孙中山、陈少白都是何的学生。

　　何启多方支持孙的革命，一向只出钱、不出面。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务，并推荐自己的亲戚、另一位大商人黄咏商，任兴中会会长。黄也出身于基督徒世家，其父黄胜曾与容闳一道赴美留学，是香港道济会的平信徒领袖。黄先生为革命倾囊而出，卖掉香港银楼，充作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军费。另一半军费，则多由孙的未来岳父、“革命牧师”宋耀如代为筹集。宋牧师一家，对百年中国影响至深。他也同时是洪门弟子。

　　论姓名相似，第三位原型应该是是商人李纪堂。他也是基督徒，与陈少白交往甚密，对革命捐输甚丰。庚子起义失败后，他以赞助革命的剩资，在屯门开设农场，作为孙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内设军火库和射击场。1901年，李纪堂和太平天国后裔洪全福结识。洪也有两种身份，既是领洗之信徒，又是三合会头目。李纪堂散尽家产，与他筹划“大明顺天国”的广州起义。这个国号形象地说明了末代皇权体制下，洪门和基督教在华侨社会中的怪异组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隐约可见这两种华人移民社会的底色。

　　电影刻画一群贩夫走卒在革命叙事下的群像，如几十把刀，在日光下哗哗作响。某种氛围上，也还原了晚清革命的某种真实场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绿林、会党与游民的底色。“大明顺天国”被学界称为“第二次天平天国”。这是头一回，具体提出了共和政制和总统直选方案的革命。何启参与了策划，他与李、洪等人共同推举容闳为临时大总统。可惜举事前三天，泄密失败。

　　香港学者粱寿华，在《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称1905年前的晚清革命为“基督徒革命”。因为无论领袖还是资源、动力、赞助，均由基督徒群体主导。片首被刺杀的杨衢云，是当时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组建的“辅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的香港兴中会，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是会长，创办《中国日报》，和孙中山在同一间教会受洗，后也加入洪门，被封为“白扇”（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本是三合会头目，后在礼贤会受洗。他是第一个劝说孙中山与洪门结盟的人，对革命之暴力走向影响至大。

　　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基督徒占到一半以上（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会议在信徒何宽家举行，随后转到一个牧师家里举行入会仪式。孙中山带领众人，各以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宣誓。从此，晚清各革命团体的宣誓仪式，均“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礼脱胎而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中山的孙女也说，“祖父建立革命组织，是受到基督教会组织方式的启发”（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兴中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社团。

　　随后第一次广州起义，设计出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也是基督徒。他被称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一健将”。受刑后写下“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的绝笔。第二次广州之役中被处死的刺客史坚如，被誉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他亦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我是耶稣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宫琦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直至惠州起义，基督徒仍占三成。1906后，革命浪潮蔓延，华侨信徒不再是唯一的领袖群体。但直至1924年的广州军政府，尽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们却占到了公务员的40%。在内地，他们也是举足轻重的革命士卒。两湖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就由美国圣公会的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随后，陈天华、宋教仁、刘睽一等人相继加入。黄牧师每逢主日讲道，人满为患，深受学生和军人欢迎。黄兴回国后，上海圣公会的吴国光牧师特意致函黄牧师，介绍转会，请求将尚未领洗的黄兴列在会友之中。

　　1904年，长沙起义败露的那一日，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护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赠旅费。随后，他连夜赶往黄兴家，以“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掩护，将他藏匿于圣公会教堂阁楼十余日。黄牧师又将黄家妻儿接来教会，向外界宣示黄兴一家乃本会教友。最后，武昌圣公会的胡兰亭牧师赶来长沙，带着黄兴乔装出城。

　　这一幕逸事，倒和电影中那一个小时的护送，颇为相似。

　　对我而言，知道电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实多为信徒；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基督徒与晚清革命之关系，是尚未被清理的历史题目。准确的说，晚清以降，现代革命的渊薮，的确来自“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换成新约圣经的背景说，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奋锐党人”。当时的信徒，多为受西学浸染的文化精英，他们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民主观念一并领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与基督之救恩的殊别。

　　宋庆龄曾接受斯诺访问，说，先夫革命的实质，是“将基督教付诸实践”。孙中山本人，也确有过真切的信仰体验。在《伦敦蒙难记》中，他陈述自己在狱中“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出狱后，他致函自己的属灵导师、广州的传道人区凤犀，请他“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民国建立后，他公开作见证说，“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制衡着这群“属中国的基督徒”对普世信仰的领受。如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个“从神道而入治道”的断裂，贻害至今。电影中杨衢云被清廷暗杀一案，被称为 “香港第一起政治谋杀”。但另一个事实，是兴中会一旦成立，就率先图谋暗杀清廷督抚。中国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杀的手段颠覆政权，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孙文一党开创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学界对基督信仰之于中国当代史的影响长存偏见，形成无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会界的学者如梁寿华先生等，亦对革命情怀之谬种流传，缺乏基本认知。对晚清这一批民族主义基督徒的革命作为，亦缺乏起码反思。

　　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孙的公开见证，在我看来，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宪、“替天行道”罢了。从普世性说，他们这一代“奋锐党人”，多半是启蒙运动及“天赋人权”观的后代，而非“惟独圣经”的宗教改革的后代。从地方性说，他们真正的信仰对象，除了今天的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少白的叔叔陈梦南。他是教会史上一位著名传道人，对侄儿影响至深。陈梦南说，“堂堂中国绅士，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所以直等到遇见被按立的中国传道人后，才肯受洗。

　　对皇权专制下的第一批现代革命者来说，上帝是必须的。不过革命需要的，并不是新旧约圣经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而是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浪漫化想象的、另一尊“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种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的早期，只有这一化身才能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灵魂的范式转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们，需要一个能够为革命背书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大过皇帝，不然他们就算是叛逆。

　　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当时中国教会之主流的眼中，孙大炮们仍旧还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为中国催生出了激进的革命派，同时也为中国养成了保守的维新派。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康梁一党的精神温床。维新派的信徒也认同并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价值；但和革命党相反，他们是“属基督的中国人”，而非“属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严厉、更有说服力的笔杆子，猛烈抨击孙文的街头暴动。

　　主持《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时作过梁启超的秘书。他和孙有过两次会晤。一次在伦敦，孙被英政府释放后不久。第二次在1900年的横滨。两次都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主张维新立宪的李提摩太，仍然持守两条最基本的圣经教导，“不可杀人”和对基本政治秩序的顺服。他的报纸继续宣称孙文一党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为王的撒旦。

　　陈可辛的聪明，是在意识形态的边疆打擦边球。陈德森的精彩，是描写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绿林、会党与游民，在陈少白对孙中山“救世主”般的烘托下，如何割舍了自家的性命和梦想。最后，孙在船上那一滴眼泪，令我在开着空调的影院中，竟一连打了两个寒战。

　　这一幕的讽刺意味，使我羞愧莫名。不久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台湾传道人，在一个研讨会上，抨击这个拥有“基督徒总统”之传统的偏安政权。大意说，“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回到1906年的香港中环，电影中，车夫阿四拉着少年重光，走在赴死的路上。这一票人，只有重光是真的崇拜孙中山。他无限憧憬地说，阿四啊，你一闭上眼睛就是阿纯；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

　　为这句话，我买票、写字，认罪、悔改，忧伤、流泪。我除了祈祷，已别无力量。

panada

才看了，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一部电影，三枪之流跟它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Errand

ls在电影院看得？

panada

原帖由 Errand 于 2010-1-20 09:48 发表
ls在电影院看得？

在家看的，3寸的小屏幕。。

kawara

导演、编剧、演员都很认真。武打特技也不错。内容也比较深刻。

片子里面没有一个坏人，都是好人。

t_guoguo

哪儿有下载的

Errand

原帖由 panada 于 2010-1-20 09:50 发表


在家看的，3寸的小屏幕。。

(monkey08)

kawara

原帖由 t_guoguo 于 2010-1-20 09:53 发表
哪儿有下载的

http://www.oursteps.com.au/bbs/viewthread.php?tid=201530

coolioo

国内的电影从来不出蓝光，DVD似乎是最好的质量了

kawara

原帖由 coolioo 于 2010-1-20 09:57 发表
国内的电影从来不出蓝光，DVD似乎是最好的质量了

投名状、赤壁、墨攻都有蓝光啊

coolioo

哦，那这个的蓝光什么时候出？要不要等蓝光出来再下载？

kawara

尽管因事先反复被人提醒这部电影在赚人眼泪方面的杀伤力而做足了思想准备，但当那些惨烈的死状撞击眼球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喉头的一丝哽咽，以至于我有点害怕我会被下一个更加悲壮的牺牲彻底击垮，这样的来自电影的震撼好久没体味到了。《十月围城》的残酷之处在于这是一部以死亡为卖点的电影，可视为另一种形态的《死神来了》。

《十月围城》有一个显得有点诡异的假定性，那就是本应是个秘密行动的孙文赴港一定要闹到满城风雨，而且从上岸到离港一定要持续一个小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规定主要角色的死亡结局而设定的，这里被放大的是死亡的方式，被忽略掉的是死亡的意义。每一个死亡都很拉风，而最终想起来这一切渲染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观众忘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当然无谓的牺牲也可以带来悲剧的力量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思辨，但《十月围城》没有提供这样的主题升华空间。影片结束时的字幕，列举了刺杀事件后革命党策划的一系列起义，直至最后的辛亥革命，这是要为了给这些人的牺牲一个意义上的判定，但这毫无说服力。尽管喊了很多的口号，但这种人为斧凿痕迹过重的荒唐假定所造成的技术性失误，还是让《十月围城》在本质上沦为肤浅的闯关游戏。

尽管陈可辛一再地在各种场合和言论中与香港电影撇清关系，但《十月围城》终究还是脱不掉香港江湖电影的各种痕迹，虽然有一个大的革命背景，但参与到保护行动里的人也只有王学圻、梁家辉梁家辉所有音乐专辑、王柏杰扮演的三个人物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他人不是被蛊惑就是出于忠义或报恩心理而慷慨赴死的，这与《江湖情》、《英雄本色》等老式港产黑帮动作片义薄云天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也为目前中国电影注入了久违的血性和豪情。事实上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也确实得到了三合会、洪门等江湖组织的大力协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更具观赏性的有组织的帮会行为被代之以一名儒商人格魅力的感召，王学圻已经尽量赋予了这个人物以性格层次和爆发力了，但李玉堂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可以说《十月围城》在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保障和市场规模的同时也付出了损失观赏性的代价，香港侠义电影中的那种癫狂和嗜血已被消解殆尽。

所有的这一切注定了《十月围城》中的所谓英雄豪情也只能成为炮灰式的技术性煽情，这也是陈可辛自己退居幕后而让陈德森来执导该片的原因，因为一个单纯的爆米花式的催泪动作大片显然不足以激发他的创作热望。陈德森是一个擅于营造令人窒息的节奏氛围的导演，有人说这电影中的打斗时间过长了，我倒不这样认为，这主要是影片的结构问题，本片以半场为界的文武戏过于泾渭分明。另外想一想从前人们对传统武侠电影中长达十数分钟的最后决战的期待和津津乐道，就知道现在的观众对动作电影的要求了，高节奏高对抗的酷炫风格才是王道，黎明黎明所有音乐专辑2008星光大典获奖记录天梯决战一场戏，虽然造型有点雷，以至于引发了笑场，但不得不说这一场戏在技术环节上做得很出色，包括用声效贯穿的室内外对切，还有陈光荣的配乐，都让这场戏的震撼力达到了极致。

对李宇春李宇春所有音乐专辑和巴特尔这样的流行偶像的挖掘利用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陈可辛在迎合内地观众口味上的游刃有余，出乎我意料的是，巴特尔演的出奇的好，他的死施放了影片第一个催泪弹。李宇春一直在很努力地演，可眦眉瞪眼的有点用力过猛了，但对于广大的玉米来说，这样的处子秀也足够惊喜了。和李宇春演得同样卖力的是谢霆锋谢霆锋所有音乐专辑，他死的那一场我真有点不忍心看了，这个过程要是再多渲染一点可能我的眼泪真就下来了。

拍群像戏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每个人鲜明的个性，《十月围城》中身价最高的演员是甄子丹，但最能压得住阵的还是王学圻和胡军。以前在内地演员与香港演员合作时总是显得状态游离，但到了《十月围城》，内地方法派演员的演技优势已经成为保证影片整体素质的重要一环，这背后阐释的实际上是影片形态和观众诉求的变化。很多香港电影人还在天真地以为内地观众实际上是喜欢那些纯港味电影的，其实这很一厢情愿，陈可辛早就参透了这一点，包括众多的港片粉丝对港味的留恋，也只是叶公好龙式的自我陶醉而已。

网眼看

应和三枪配套观看

首先，十月围城是一部电影，也是个真正的大片，这话是相对于三枪来说的。和三枪拼命想让你笑相反，它拼命的想让你哭。两者在刻意为之的程度上不相上下，事实也证明，我的哭点和笑点一样的低。

虽然它花了那么多钱，武打场面还算high，音乐也不错，鼓敲得我心慌慌，可结局太惨兮兮了。嗯，我若是影院经理，可能会把此片和三枪的票配套卖吧。看完革命党，看二人转，最后看段歌舞表演全国人民大联欢一起吃油泼面。

《十月围城》的野心

《十月围城》是一部有野心的电影，它的野心不仅仅在于获取尽可能高的票房，也在于俘获尽可能高的口碑。今年的贺岁档角逐比往年要更为激烈，《风云2》、《刺陵》、《三枪》等等等等，哪一个都不是善类。《十月围城》要想在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争到票房还有口碑，光有野心显然是不行的。

不过完全不用为这部电影担心，因为陈可辛和陈德森深知什么样的剧情会让人揪心，也深知什么样的桥段能煽动人心。革命者取义成仁，民间不知名的义士舍身报国。当一部电影有了民族、国家这样的情怀在里面时，要打动人心就变得相对容易。

陈德森说《十月围城》是香港电影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合作，影片的成功与否关系香港电影工业未来。而在监制陈可辛那里，这部电影更是“人人”的开山之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诸多幕后我们看不到的努力才成就了这样一部《十月围城》。

胡须康

春哥出场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电影院里也是低笑声一片，再一次就是黎明的铁扇公主造型挡在孙母门口。

说实话，光看电影我真没看懂，似乎跟革命没什么关系，阿四报主子的恩情，春哥为了死去的爹，黎明为了求自身的解脱，甄子丹为了私生女和私生女他娘，只有重光一颗赤子般的心要救中国，连带他爹跟着出钱卖命。

演员演得都很好，但是感动完了好像发现不关革命什么事

[ 本帖最后由 胡须康 于 2010-1-20 10:26 编辑 ]

kawara

革命从来就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老百姓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随或者盲从

panada

原帖由 胡须康 于 2010-1-20 10:24 发表
春哥出场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电影院里也是低笑声一片，再一次就是黎明的铁扇公主造型挡在孙母门口。

说实话，光看电影我真没看懂，似乎跟革命没什么关系，阿四报主子的恩情，春哥为了死去的爹，黎明为了求自身的 ...

有时候救自己也是一种救国，并不一定要在乎目的，只要求结果而已。

kawara

唯有进步值得信仰    也谈十月围城
现在是2009年，华丽丽的建国六十年，荧屏与荧幕上都充满了DANG单方面的回忆与歌颂，按照我老爹的总结就是：全面展示我们如何弄倒国民党。
　　今年秋天，我陪朋友一起看赫赫有名的献礼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她从小到大是个好孩子，学习好，思想好，行为积极上进，党员，国家机关从业人员，不看毒草，不听靡靡之音，更不会有丝毫反动思想。
　　我们一起看到影片中的瞿恩就义，孙淳叔叔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倒下。我朋友哄笑起来嗤之以鼻：真假，太假了，你说是不是？！我说不是的，虽然你不相信，但是当时这位瞿恩的原型叫做瞿秋白，他的确是唱着国际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死掉的。DANG今天很操蛋，并不代表所有信仰这种主义的人都很操蛋。
　　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好孩子们也开始什么都不相信。
　　不相信有人会为了主义而慷慨赴死；
　　不相信有人会大公无私舍身取义；
　　不相信有人立志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
　　执政者将自身的理想与主义抬得越高，我们所感受到现实的就越荒谬，实用主义君临时代，娱乐精神空前风行。
　　文革时，家乡有青年在街头打闹嬉戏，高喊着：你们敢打革命爷，你们敢打革命姐。至此，“革命”再也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它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我们还没开始建构，就已经开心地拥抱解构，我们还没开始做梦，就已经嘲笑理想，我们还没学会相信，就开始提防欺骗。最终我们打倒了神圣，最终我们热情地拥抱庸俗，最终未能建筑起自身核心价值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以大量物质享受来弥补空虚与维持稳定，我们被忽悠太久，产生最大恶果不是我们笨了，而是我们奸诈了，我们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
　　
　　
　　一直以来，我不喜欢革命，我恐惧它巨大的破坏力，我厌恶它的血腥后果，我讨厌它可以随时成为攻击异己的工具，我更憎恶它随时变化的面孔，吞噬自身儿女时比吞噬敌人更加凶狠。
　　一直以来，我不喜欢主义，尤其那些认为自身的道路才是人类终结目的的主义，当他们被压迫的时候他们表演得如此纯洁理想，当他们成为主流，他们所表现出的排外性与空前专制往往比前任统治者更甚。
　　所以，我看《十月围城》不仅仅是抱着八卦的心态，更是因为被它片花中孙中山的一段独白给触到。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应该说这是我见过的关于革命最好的解读，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终于和“革命”这个词握手言和。
　　我可以厌恶革命，可以反对主义，但是对于革命者，对于为主义而赴死的人，甚至被主义吞噬的人们，我心怀尊重。
　　我今日之所感所知所思所享，无不来自于百年来这些努力去实现臆想中“中国明天”的人们。他们或伟大或浅薄或愚蠢或无私或卑劣或聪明或成功或失败或一代领袖或千古罪人，我可以评判他们，同时心怀某种敬畏与感激。
　　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到当初那些热情，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感知热情的时代环境。
　　革命、民主、自由、主义、共和、共产、大同……都是曾经被用以呼唤理性、现代性、个性、人性与新的时代，同时也这些词也被用以唤起多数人的暴力，用以巩固权力，用以践踏权利与扭曲人性、创造同质化。
　　就在不远的年代里，人们感知国家的衰败与无望，人们有着各自臆想的正义与理想，人们为了捍卫思想而厮杀，当思想成为组织，人们卷入其中，最终组织的荣衰代替了思想的成败，最终组织的目的代替了过程的正义，组织代替了理想，成为正义本身。
　　《十月围城》中，革命者臆想着只要保卫组织，保卫领袖就等于保卫正义，于是可以欺诈义士作为诱饵引开杀手，清廷官员臆想着只要保卫朝廷统治与社会的安稳就等于保卫正义，于是可以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自身是正义。
　　影片的主角并不是这“正义”的双方，而是那些为了这场理想之争、，明天之争而付出生命的小人物，他们倒在政党、革命家、政治家、军阀、党魁、知识分子、大商人们叱咤风云的舞台下，他们是渺小的配角，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俗世幸福，而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小时，去成就历史。
　　我总是想起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关于马赛曲的故事，马赛曲的作者一生除了写出这首歌之外乏善可陈。仿佛时代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中选择了那个普通的人物，借他的手写出来这伟大的旋律。
　　或许，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组织；或许，在中国社会的方向抉择中，我们总是抽到下下签；或许，我们任何一个机会都导向失败；或许。我们总是一遍遍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与悲剧；或许，我们至今还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
　　在衰败、痛苦与危机重重的年代里，青年们“闭上眼就能看到中国的明天”，这种深刻的幸福与乐观，在今天的我们从未体会过。
　　
　　去年回家时在飞机上读顾准，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年，他在信件中和自己的弟弟探讨“终极目的”这一命题——
　　“从来都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社会的进步。”
　　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值得你去放弃自身的判断力。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能够替代进步本身。
　　所以，值得信仰的是进步本身，而不是任何标榜“进步”的组织。
　　今天的主流，无非也是昨日的异端，今天的异端，也许就是明日的主流。
　　归根结底，时代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前进步，任何人“万万岁”的说梦，任何组织“代表人民”的意淫，任何主义“永远先进”的自欺欺人，最终都会落败于时代的力量，这或许是我们仅存的乐观与希望所在。
　　
　　前段时间，我还很得瑟地数落过香港影业，演员凋敝，市场缩水，一线花旦均被大陆包揽，香港导演只能来大陆找投资、找演员、找市场。
　　现在看来，对比刚刚上映的《三枪》，我觉得张艺谋可以找块豆腐撞撞。相比较大陆导演在“大片”中每况愈下的表现，尽管资金缺、市场缺、演员缺，香港电影依旧完胜。内地的投资，内地的演员，却进一步成就了香港这座城市，香港电影人不可撼动的文化地标位置。、
　　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不得不服，也不得不承认——
　　我一直希望中国影坛出现《十月围城》这样的片子。
　　它触及了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时代与人物，同时它很好看。
　　在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们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那些老祖宗的家底，更是自晚清以来为中国明天而不断奋斗的人们，尽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臆想的正义与未来，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被时代所青睐，但是他们却代表着进步的可能性。
　　小时候不喜欢读近代史，憋屈而令人心烦，古代史多好，我们多牛x，我们是世界第一。
　　现在能慢慢体会到，读懂它，才会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国从何而来，才能有资格去思索今日之中国向何而去。
　　可惜，对于那段历史，我们缺乏空间去探求，媒体议题缺失，社会平台狭小，它沉入戏说、样板戏、娱乐的海洋深处。
　　找不到一个社会的普世价值不可怕，可怕连寻找价值的人都没有，可怕的是我们连探讨它的空间都没有，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探讨它的兴趣。
　　革命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一个党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一个主义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千千万万人死去，民主不一定会来。
　　甚至我们知道，民主只是个孩子，它能被不同主义，不同党派抱来抱去，被打扮成不同摸样。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民主的兴趣，我们失去了对进步的相信，我们无法正视在追寻民主与进步中的鲜血、失误、愚蠢、卑劣与其他种种最坏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值得去享受它的光明与幸福。
　　玛丽莲梦露说的好，如果你无法忍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无法得到我最好的一面。
　　古往今来，所有让人奉献才华、勇气、激情乃至生命的美好事物皆如此。
　　
　　在看完《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后，我去查了查瞿秋白的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写了最后的文章《多余的话》，他说如果他还有生存的机会，他宁愿做一个普通的学者与知识分子。那一瞬间，相对于我DANG那些最终走上历史前台的男一号们，这位最终死在历史中的男配角显得更为亲近。他不再是曾经的党魁，他也无非是时代选中的一个普通人。
　　所以，容我最后再推荐一次《十月围城》，一部关于时代中普通人抉择的影片——
　　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片子。
　　这部片子节奏紧凑且台词功力非常出色。
　　这部片子终于实现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和“一个深刻的故事”的融合。
　　这部片子中不少演员贡献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表演，尤其是王学圻与甄子丹。
　　这部片子以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最终书写了一个宏伟的命题。
　　这部片子内涵极其丰富，导致于我在观影途中，脑海中不断浮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姓名。
　　这部片子没有单方面歌颂革命，也不是简单的正邪之战或者好坏之争。
　　这部片子没有我写的这么沉重，相反它很商业，它非常好看。
　　……
　　这是我在豆瓣的第一篇影评，也是我打出的第一个评级。
　　并非我看的其他影片不足以打动我，而是从这部影片开始，我看到了华语电影的某种可能性，我看到了“民主、革命、主义、未来……”这些词汇重新以严肃姿态回归主流议题的可能性，即使有人是为了去看偶像，有人是为了去看笑话，有人是为了去看武打，只要有人去看，我还是看到了思考的可能性，看到在这个娱乐时代中，我们愿意再次拥抱沉重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珍贵的可能性，我给它五颗星。
　　值得迷信的不是陈可辛，也不是香港电影，而是终究会到来的进步，更是精神不灭的薪尽火传。

胡须康

原帖由 panada 于 2010-1-20 11:42 发表


有时候救自己也是一种救国，并不一定要在乎目的，只要求结果而已。

觉得牵强而已，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没感觉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

bluesknight

原帖由 胡须康 于 2010-1-20 10:24 发表
春哥出场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电影院里也是低笑声一片，再一次就是黎明的铁扇公主造型挡在孙母门口。

说实话，光看电影我真没看懂，似乎跟革命没什么关系，阿四报主子的恩情，春哥为了死去的爹，黎明为了求自身的解脱，甄子丹为了私生女和私生女他娘，只有重光一颗赤子般的心要救中国，连带他爹跟着出钱卖命。

演员演得都很好，但是感动完了好像发现不关革命什么事

其实俺觉得这正揭示了为什么TG最后能夺取政权。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他们不懂大道理，不爱听高谈阔论，不在乎什么民主自由，他们关心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我饿得时候有人给我一碗饭，那他就是我的恩人。我被人欺压的时候有人教我怎样去反抗，那我就跟他去打仗。TG正是看到这一点，把下层民众的心抓住了，于是成功。KMT忽视了底层老百姓，于是被赶到岛上去了。民主党派空有学识却只能清谈，于是不论在国府时期还是TG时期都只能是摆设。现在也是如此，TG其实不大在乎你怎么骂他，买南周的人可能不少，看CNN的人可能不少，上天涯凯迪骂街的人更不少，但最广大的农民兄弟却是不看这些的，他们才是TG执政的根基。所以这些年来每年的国务院一号文件都是和农业问题相关，只要农村不出大乱子，TG的政权就有保障。

回到电影，其实这个剧本的主线编得比较牵强（阿丹总是死不掉也让俺很纠结）。但起码导演很认真的在说故事，演员很用心的在演故事，比起不知所谓的三枪、刺陵之流，这部电影还是很值得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