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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长篇报道：《金融时报》选出年度人物：英伟达CEO黄仁勋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这轮AI大爆发的关键推手，而AI有能力重塑全球经济。
2月生日那天，英伟达老总黄仁勋和妻子在家里切蛋糕庆祝。
他这时注意到，手机上有几个来自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
这位处在人工智能热潮中心的科技老板本来想不理，但电话又响了。对方说：“你好，黄仁勋，我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黄仁勋的狗开始狂叫，把对话声都盖过去了。他一开始以为有人恶作剧：“我就说，‘真的？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在接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说。
这通临时电话最后聊了45分钟。
对一位在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里，只在加州硅谷圈内才有人认识的科技高管来说，这通电话意义很不一般。那时英伟达的芯片甚至还不被视为科技主流的一部分。这通电话也标志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这位白手起家的高管之间，一段不寻常关系的开始。黄仁勋是台湾移民的孩子。
黄仁勋走进权力核心圈的努力，在本周结出果实：英伟达再次获特朗普总统的批准，可以向中国出售先进AI芯片。很多国家安全体系内的人一直反对这件事。
过去，芯片长期像数字世界里“不受待见的继子”，大家更关注它驱动的设备和服务，而不是芯片本身。但今年，芯片成了推动AI狂热的发动机，这股热潮正席卷商业和金融世界。
《金融时报》把黄仁勋评为年度人物，就是因为他在这场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站在史上规模最大的私营部门投资潮中心之一。这股投资既托住了美国经济，也撑起了股市大牛市。他还推动一种有能力重塑整个行业的技术快速落地。
英伟达现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而且在今年某个时点，它还成为第一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公司。（周四晚间，它的市值约为4.4万亿美元。）黄仁勋预计在2025年底的净资产将超过1600亿美元，跻身全球前十富豪。即便事实证明现在估值偏高、股价腰斩，英伟达的市值也仍会是2021年底的三倍。
黄仁勋一直提醒大家：科技世界里的领先优势很脆弱。他也最先警告，绝不能自满。中国芯片制造商华为在先进芯片设计上进步很快；与此同时，以谷歌为首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也在自研芯片，直接与英伟达竞争。
不过，距离ChatGPT发布引爆全球AI竞赛已过去三年，英伟达在AI芯片制造上的领先位置，依然表现出惊人的韧性。
如果这股新获得的关注，把黄仁勋推成了“科技先知”和“远见者”，那他显然也愿意接住这个角色。他称英伟达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之一”。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静，这也很符合他一贯的表达风格。
他说：“我们花了30年发明出来的计算技术，现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计算世界。”
他还说：“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全新的产业，用来生产数字智能。”
2025年会被记住，因为数据中心首次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为了满足未来AI需求，各方竞相建设超级计算设施。这让数据中心建设在低迷经济里变成一抹亮色，也占了美国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作为AI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而芯片约占数据中心成本的一半，英伟达的运气和业绩都跟着飞涨。
一些批评者认为，黄仁勋把公司现金投到其它AI公司里（其中还包括英伟达客户的公司），这像是一种危险的“循环交易”，可能人为抬高对自家芯片的需求。
但黄仁勋说，他把钱分散投出去，是在“播种”更大的AI生态。他说英伟达的投资规模是“几十亿美元”，而英伟达本身是“数千亿美元级别的公司”，所以这些投资太小，不太可能对整体需求造成多大影响：
“这点钱根本不够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买芯片的资金。”
从今年夏天起，英伟达还做出了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承诺，比如未来几年可能向OpenAI投入高达一千亿美元。随着“泡沫担忧”升温，OpenAI的奥特曼（Sam Altman）等AI领袖也公开提醒风险。但黄仁勋带着典型工程师思维，他不愿把注意力放到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上。
他说：“大家谈投资时热得发烫，但真正出钱的人其实非常克制。”他坚持认为：“我看到的大多数真正签支票的人，都挺有纪律。”
当黄仁勋（开始讲“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以及“这种投入会持续多久”时，他的状态明显更兴奋。他宣称，全球数字基础设施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次彻底翻新。
他说：“我们花了60年才走到今天。要把全球所有计算机都现代化，肯定不止两年。”
今年，黄仁勋那种带点“讲课味”的风格，在他全球多场半即兴、超长的主题演讲里反复出现。他说话很快，常常迅速切到普通听众不容易跟上的内容，比如芯片架构和高级软件细节。可即便如此，他的明星效应依然能把体育馆坐满。他标志性的皮夹克，今年还推出过一件闪闪发光的版本，也成了强大的个人符号，像苹果已故的乔布斯（Steve Jobs）的高领衫那样。一段他与三星和现代高管挽着手喝啤酒的视频，还在网上爆火。
他说：“实时制造智能，这是世界上全新的事。每个国家都会有，每家公司都会用，每个行业都会具备。”
他判断，这个“制造业”规模很可能是数万亿美元级别，而且才刚刚开始。
英伟达的成长，来自一连串“豪赌”。很多人要么没看见这些机会，要么不敢冒这个险。黄仁勋把这些赌注归因于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及一小群亲密助手的支持，让他能识别出那些足以重排世界的技术力量。
他说：“看见未来、并对一个想法形成深度信念，最终取决于你能否回到第一性原理去推理。”黄仁勋还说，他“每天早上都会用直觉再检查一遍”自己的信念。
黄仁勋早期的一个重要赌注是：传统芯片设计最终会跟不上微处理器需求的增长。在他看来，英伟达游戏芯片的架构可能成为接班人，首先会用在科学研究所需的高端计算上。几年后，他又下了第二个赌注：做一层软件，把芯片能力开放给更多开发者使用。
这两步都是昂贵的探索，当时几乎没有需求。黄仁勋说：“没有客户要这个。没有竞争对手做类似的东西。所以你只能一个人扛着，外部也没人能证明你是对的。”。后来，机器学习出现了，正好成了他“科学计算梦想”的完美应用。而这层软件，CUDA，让开发AI应用的人更容易使用英伟达芯片，而不是竞争对手的芯片。
这也把CUDA变成公司最重要的战略护城河武器之一。
英伟达销售负责人、也是黄仁勋最亲近的助手之一普里（Jay Puri）说，芯片世界里到处都是自称能预言未来的人，但黄仁勋很少见，因为他敢下重注，还能坚持到底。他说：“有梦想是一回事，能把梦想做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一旦黄仁勋认定某个方向，很难把他拉回头，哪怕多年投入压低利润、激进投资者围上来，他也不改路。
要解释黄仁勋为什么会这样，有早期支持英伟达的红杉资本前董事长莫里茨（Mike Moritz）提到：英伟达第一款芯片失败后，公司一度接近破产。他说，黄仁勋把公司从危机里拖出来时展现的“韧性、坚韧和天才”，就是后来那种决心的最早信号。
极强的投入感一直是他的特点。黄仁勋说：“我从醒来一直工作到睡觉。”
他说：“我没有任何爱好。第一优先是照顾家人，然后就是百分之百工作。”
这种对工作的强烈饥渴感，以及对工程细节的紧盯，塑造了一家管理层级异常扁平、围绕CEO运转的公司。黄仁勋说，公司有50到60位高管直接向他汇报，他也不确定准确数字。他不喜欢传统的公司层级。他说：“信息传递很容易出错，人也会觉得自己没有权力。”
普里说，这种设计也在打破大多数公司常见的“权力中心”，因为在很多公司里，“人会靠掌握信息来获得权力”。他说黄仁勋“不希望大家各占一块地盘”。
黄仁勋说，这样形成了更有韧性的文化，他把英伟达员工视为“家人”。
但他也是个要求极高的老板，有时会当着别人的面怒吼高管。黄仁勋喜欢把这种公开训斥说成一种策略。他说，常见的管理习惯是公开表扬员工、私下批评员工，而这“恰恰是你不该做的相反做法”。他认为，更好的办法是把问题公开讲出来，让所有人从失败里学习。“这才是我们要优化的。”
他说得像是在解释一次工程调参，仿佛发火只是另一个“优化动作”。
但对那些被他当众训过的人来说，感受并不是这样。
普里说：“他一旦进入状态，就非常强烈，强烈到你会觉得像针对你本人。”
他说：“但其实黄老板不是针对人。他只是太强烈了。他在意的是我们要解决和改进的那个问题。”
黄仁勋也承认，今年被推到地缘政治舞台上，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他说，政治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不会用技术语言沟通，而技术语言才是我的母语”。
他受过电机工程训练。33年前，他和两位伙伴创办英伟达，并一直领导至今。他当CEO的时间比任何一家顶级科技公司CEO都更长，这一点他很自豪。（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起步更早，但中间离开过管理岗位。）直到2021年，英伟达的大部分业务仍是为游戏玩家制造图形芯片，黄仁勋也主要活在一个相对狭窄、技术导向的世界里。
但黄仁勋今年最大的“战果”之一，是他与特朗普白宫打交道的能力。除了在同台场合夸赞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也很擅长做那种总统最喜欢的交易。先是在总统访问中东地区时，推动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大额芯片销售；后来又同意把英伟达在中国销售额的一部分交给美国，换取出口许可。
尤其是对华销售的突破，让反对者很不爽。一位华盛顿的批评者抱怨说：“这套策略就是全方位拍特朗普的马屁，毫无细腻可言。”
在华盛顿奔走的同时，黄仁勋也努力争取北京的支持。莫里茨（Mike Moritz）把功劳归为他不知疲倦的“穿梭外交”，行程还包括台湾，因为基于英伟达设计的芯片就在台湾台积电生产。
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科技政策裂缝上左右逢源，变得越来越难。上个月一次随口发言中，黄仁勋预测，中国会在与美国的AI竞赛中获胜。这类不设防的观点，他通常很谨慎，不太愿意公开。他也明显欣赏中国科技崛起背后的技术官僚式推进力。
他说：“中国领导人是建设者，是工程师。”他说在AI方面，“他们跑得很快，监管非常非常轻”。相比之下，他补充说：“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是律师、监管者。我们试图在问题还没发生之前就先躲开问题。”
但如果这听起来像是更偏好北京的AI治理方式，他很快又切回外交口吻。他说：“每种制度都有优点和缺点。”
他也指出中国做法的弱点，比如在新产业里容易形成过剩产能。
批评者质疑，黄仁勋是否还能长期保住优势。曾在拜登白宫担任高级科技顾问的麦圭尔（Chris McGuire）说：“中国不可能满足于依赖美国半导体，这点他们说得非常清楚。”
在黄仁勋看来，让英伟达产品在中国变得不可或缺，和在其它市场站稳脚跟没有本质区别。
他说：“有些全球最强的科技公司在和我竞争，我很确定，他们也想把我挤出去。我们必须靠实力赢得留在这里的权利。”
谈到AI会如何改变世界时，黄仁勋并不完全站在硅谷常见的两大阵营里。很多时候，科技圈像分成了“末日派”和“加速派”：前者担心AI失控造成灾难；后者想一路狂奔冲向更强的超级智能。
黄仁勋看不上这两派。他不认同“末日派”关于AI会造成灾难性失业的说法。到目前为止，AI更多是接手了工作里很窄的一部分任务，而不是把人直接挤出职场。他说：“我觉得大家把‘任务自动化’和‘工作的目的’混为一谈了。”
同时，他也没耐心听那种充满未来学味道的讨论，比如总在谈某天会出现一种超过人类能力的新智能。他说：“通往一种无法具体描述的通用人工智能的路线图，并不清晰。”他还补充：“而且我也不觉得它那么重要。”
相反，他把下一阶段AI描述为一个工程挑战：把ChatGPT这类服务背后的技术改造得更好用、适用范围更广。他说：“AI不只是聊天机器人。”
他还说：“AI覆盖了全球大量产业。我认为AI无法在大规模工业生产力上交付成果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这些话听起来既不戏剧化，也不玄乎。尤其是跟马斯克那种充满科技幻想的说法比起来，比如描绘太空旅行和机器人大军的未来，黄仁勋的表达更像在讲现实工程。
黄仁勋并不觉得需要道歉。
他说：“我尽可能远离科幻。”
他还说：“我觉得幻想AI未来没什么帮助。它会让人要么过度投资，要么投资不足。我尽量保持务实。”
来源：
https://www.ft.com/content/11a018f4-95e0-41c2-99d8-aff105328a0b
Richard Waters and Michael Acton in San Francisco
Published2 hours 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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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休闲美食-----水煮牛肉 (2005-10-24) 上山下乡 
发表于 2025-12-14 07:04
发表于 2025-12-14 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