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H长篇报道之二: 澳洲一万亿税收难题引发连环政治斗争，但仍有办法解决

dootbear

SMH长篇报道之二:澳洲一万亿税收难题引发连环政治斗争，但仍有办法解决


------ Part 1 --------------



澳洲联邦体制正在缝缝补补地撑着，但仍有办法挽救这个联邦体系，并提高所有澳洲人的生活水平。

在今年的联邦大选中，昆州偏远选区弗林（Flynn）的选民收到了一些“选举甜头”。

如果投票给前联盟党领袖达顿（Peter Dutton），联盟党就会为只有170名居民的沃旺镇（Wowan）建一个价值2.85万澳元的厕所和淋浴设施。

如果支持阿尔巴尼斯，工党则会为只有102名居民的蒙杜尔村（Mondure）花1.8万澳元买新的礼堂椅子。

厕所和椅子并没有写在宪法第51条里。

但在过去十年里，联邦政府的资金触角越来越深入本应由地方议会负责的事务。

自2019年大选以来，联邦政府已经为全国39个狗狗公园提供资金，几乎全部都位于边缘选区，那里的爱狗选民随时可能左右选举结果。

宪法法律专家特沃米（Anne Twomey）指出，联邦政府为椅子、厕所、狗公园以及无挡板篮球场灯光提供资金，已经超越了宪法赋予它的权力。

她说：“联邦政府做的很多事情，显然是不符合宪法的。”

“但没有人愿意咬喂自己吃东西的那只手。高等法院不可能对这种事情一次次发生、而其判决被无视感到开心。”

一个联邦政党跑去插手连厕所这种极度地方性的项目，暴露了联邦体制最核心的问题，决策如何才能更合理？纳税人的钱到底值不值？企业是不是被无用的繁文缛节拖住？某一级政府究竟应不应该为这些事情买单？

各管各的

各州领袖反复抱怨的一点，是联邦政府（和反对党）总爱把鼻子伸进那些显然不是全国性议题的领域。

在这个国家的“规则书”，宪法里，并没有给联邦政府这样的权限空间。

前总理艾伯特在2014年宣布要制定联邦体制白皮书时，就明确表示希望简化政府架构。

他当时说：“我们需要减少、甚至在可能情况下结束各级政府之间的重复，让公众与政府打交道更简单。我们需要厘清各州和领地的角色和责任，让它们在各自领域尽可能拥有主权。”

但就在一周后，他又高调推销联邦政府的五千万澳元“更安全街道”（safer streets）计划，这是一项选举承诺，要在所谓“犯罪热点”安装监控摄像头和街灯，这明明是州政府的职责。

不到一年，审计长的一份严厉报告就指出，这个打击犯罪项目在初期实施中的问题：政府收到的建议“不靠谱”，没有认真评估资金是不是真的投向犯罪热点，项目是否真正有效，甚至连到底买了多少个监控摄像头都搞不清楚。

联邦影子财政部长奥布赖恩（Ted O’Brien）说，如果每级政府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联邦体制会运作得更好。

他说：“权力是随着时间慢慢向堪培拉集中。这导致职责重叠、官僚体系臃肿，却没有一个在事情出错时可以被问责、被‘砍头’的对象。公众根本不清楚究竟谁该负责。”

独立经济学家理查森（Chris Richardson）则认为，如果能画出更清晰、更简单的职责分工，即便是通过“掷硬币”来决定由哪一级政府负责，“澳洲都会好得惊人”。

他说：“拿两个最大例子来说：教育和医疗，应该只由一级政府负责。也许一个管卫生，另一个管教育。但因为两边职责重叠，他们在各个方向上互相绊倒。”

他说：“联邦政府只要有任何理由，就想去干涉本属于州政府的职责范围。”

州政府与堪培拉之间的权力失衡，不只体现在民选官员之间，也渗透进整个公务员体系。

前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主席布伦南（Michael Brennan）指出：“各州都在说，‘你们得多给我们点钱，把我们当大人看待’，但联邦政府觉得自己才是公共行政里的最高层，而各州有点二流，好像不懂怎么管事。这里面是有点傲慢的。”

问题不只是“怎么管”，还包括“怎么建”。

在阿尔巴尼斯政府的 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 住房项目下，各州发现自己必须按比例配套出资，这一点让它们大吃一惊。

之前的联邦政府也曾为大型基建项目拨款，例如墨尔本的East-West Link和珀斯的Perth Freight Link（火车货运连接项目），但当时的州政府根本不想要这些项目。

为这些早已被放弃的项目，联邦预算里曾预留了数十亿澳元。

基础设施专家特里尔（Marion Terrill）说：“我们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地步：联邦政府只要有任何理由，就想插手本来属于各州责任范围的事务。”

“收买”各州

但各州政府自己也因为缺乏合作，正在伤害本州经济，也拖累全国经济。

生产力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各州在职业执照方面那一整套彼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规定。委员会估算，如果把这些规则统一起来，每年可以让多个行业的全国经济总量增加8.46亿澳元，仅电工这一类，就能多出高达6200万澳元的收益。

按照目前的执照要求，在某些州，只要电工拿到ARCtick认证，就可以安装分体式空调。但在另一些州，即便已经有 ARCtick，他仍要再读完一个完整的新资格课程，费用最高可达五千澳元。

这给想在维州、新州和昆州之间流动工作的电工带来了各种麻烦，因为三州的认证体系互不相同。

难怪联邦财长查尔默斯会对改革抱有期待。他是下令让生产力委员会开展这项调查的人，希望借此帮消费者省钱，也让工人更容易在全国流动就业。

他还借鉴了前总理基廷政府时期的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而前总理霍华德政府在2000年代初也延续了这套做法。

从取消营业时间限制，到结束一连串国有垄断，国家竞争政策被估算让澳洲经济总体规模增加了约2.5%。

这套政策的核心，就是向各州支付款项，某种意义上就是“贿赂”，让各州去推动那些可能损害本州财政或政治利益、但有助于全国经济前进的改革。

有人形容：“所谓西澳GST协议（WA GST deal），就是在奖励这个被中国商品繁荣‘眷顾’到发财的最富有州，用更多钱去让它有底气嘲讽东部各州。”


经济学家索尔·埃斯莱克（Saul Eslake）

第一批资金已经开始发放。上个月，联邦财长吉姆·查尔默斯（Jim Chalmers）向北领地政府（NT government）提供了120万澳元，条件是北领地改革自身的规划规则，好让像Aldi这样的连锁超市更容易在Top End地区落地，与Woolworths和Coles竞争。

这是一小步、成本也不高，但非常符合最初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计划的精神。

前财政部秘书亨利（Ken Henry）指出，要让联邦政府与各州真正合作，几乎总是需要堪培拉拿出真金白银。

他说：“我认为，假定必须付出类似代价，其实只是现实一点而已。”

财长查尔默斯设立了一个9亿澳元的“生产力基金”（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用来鼓励各州进行那些本来会选择忽视的改革。

财长提到这个基金、单一经济市场相关的监管议程，以及在统一法规、规划和审批方面做的所有工作时说：“这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说：“如果是在30年前，这些举措会更容易被视为联邦改革浪潮中最重要的几股力量之一。”

联邦拨款委员会（Commonwealth Grants Commission）是什么？

外界对国家生产力基金的关注，以及它早期取得的成果，把我们带回联邦体制的核心问题之一：

税收如何在各州之间流动和分配。

在这一点上，查尔默斯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反对党领袖莱伊和影子财长奥布赖恩（Ted O’Brien），最终都会撞上一个极其棘手的政治难题，GST的分配。

今年，GST预计将筹得约一千亿澳元。负责决定这笔钱如何在各州和领地之间分配的，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联邦拨款委员会（Commonwealth Grants Commission），隶属于联邦财政部。

新州州长柯民思在形容该委员会掌控的这一分配流程时，几乎要抓狂。他认为，这个机构几乎成了“无法无天、自己说了算的存在”。

每一年，拨款委员会都会用一套复杂且不透明的体系，来决定每个州和领地能从GST池子里分得多少。

它考虑的因素从自然灾害成本到城市人口密度都有，用来判断各州、各领地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向居民提供大致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

结果可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大起大落。比如，今年维州会多拿到5.16亿澳元GST，以帮助支付在快速扩张的外环郊区提供公共交通的成本。但与此同时，它又会少拿2.92亿澳元，因为其他州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需要更多GST支持。

这就是所谓的“横向财政均衡”（horizontal fiscal equalisation）。

这一概念的关键之一，是财政实力较强的州要支持较弱的州。直到2005年之前，只有维州一直扮演着扶持财力较弱州份的角色。

2005年矿业繁荣到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维州和新州之外，西澳也加入了所谓“出钱州”（donor state）的行列。

但根据拨款委员会的计算方法，西澳从GST池子中分得的份额急剧下滑。用于支撑联邦体制、并为各州和领地的医疗、警务等关键服务提供资金的GST年度分配，最终出现了裂痕。

这直接促成了莫里森政府的GST协议（Morrison GST deal），而正是这项协议，如今让除了西澳之外的所有州和领地、以及联邦预算都头疼不已。

据柯民思说，现在这些并非民选产生的拨款委员会成员，实际上是在对新州政府说：你们有能力提高土地税，来弥补拿到的GST不够用的缺口。

这点在州长看来，根本不是三个官僚应该干的事，几乎所有接受本系列采访的州政客都表达了类似观点。

柯民思认为，也许是时候“炸掉”（彻底推翻）这个委员会及其运作流程了。

昆州州长克里萨富利（David Crisafulli）指出，过去两年里，每年GST征收总额大约增加40亿澳元，但昆州却反而少拿了约20亿澳元。

他说，GST分配体系已经“被玩坏了”（been pineappled）。

不过，也有人认为，拨款委员会其实是联邦体制中“默默成功”的案例之一。

埃斯莱克（Saul Eslake）表示，没有拨款委员会和横向财政均衡，许多澳洲人的处境会差得多。

他说：“澳洲之所以比美国好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住在哪里都能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教育、警务和环境保护等服务。”

“这和美国完全不同：你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还是康涅狄格州，结局差别巨大；在加拿大，纽芬兰和艾伯塔之间也是如此。”

dootbear

GST审查

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的怀尔德（Daniel Wild）表示，如果不修改GST分配制度，澳洲联邦体制基本上就算“完蛋”了。

他说：“我不认为在不改变GST运作方式的前提下，你还能修好这个联邦体制。”

由前莫里森政府推出、并得到阿尔巴尼斯政府继续支持的这些改革，不仅让联邦纳税人付出了巨额代价，也进一步扭曲了本来就承受巨大压力的分配体系。

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预计今年将从GST池子中拿到255亿澳元。但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新州州长柯民思手上可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就会是296亿澳元。

与此同时，北领地由菲诺基亚罗（Lia Finocchiaro）领导的政府，将获得45亿澳元，相当于每人超过1.76万澳元。如果按人头分配，北领地拿到的GST将不到10亿澳元。

GST协议的强烈批评者埃斯莱克（Saul Eslake）表示，西澳人也许会为自己的财政横财欢呼，但这正在对全国其它地区造成巨大伤害。

他说：“所谓西澳GST协议，以一种方式奖励了这个‘被中国彩虹亲了一口屁股’的最富有州，让它拿到更多钱后还能嘲讽东部各州，这实际上是在把整个体系都置于风险之中。”

莫里森时代的改革中还包括一条规定：必须在明年底前由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对这一制度进行正式审查。查尔默斯财长已经“硬着头皮”启动这项调查，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设立现行安排时，莫里森无视了生产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那份报告主张的改革会给北领地、首都领地、塔州和南澳带来财政压力，同时也强调需要“更清晰地划分各州与联邦之间的职责，并建立明确的责任界线和问责方式”。

新的生产力委员会审查，很可能会再次提出类似建议。

唯一坚决支持这份GST协议的州级领导人，是西澳州财政厅长萨菲奥蒂（Rita Saffioti）。她表示，该协议确保西澳能够负担庞大的交通运输需求，否则这个州缴纳的GST里，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会再分回来。

萨菲奥蒂说：“在西澳，尤其是偏远地区，建设和维护交通体系的成本非常、非常高，而交通对生产力来说是基础。”

“如果你能在特定时间窗口里，把粮食更快运到港口，经济回报就更大。西澳这些大型项目产生的资金，通过公司税以及矿业和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流向联邦政府，因此，一个更强大的西澳经济，有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

联邦政府和反对党都很清楚，任何让西澳“吃亏”的改革，都可能让他们在预计2028年的下届联邦大选中失去胜算。但如果不改革，纳税人就得持续掏更多钱来撑起一个连大多数政客都解释不清楚的体系。

COAG与国家内阁之争，暴露联邦协作机制的失衡

在建立联邦的前十年，各殖民地总理和领袖会定期开会，部分目的是讨论未来联邦（Commonwealth）该如何运作。这些会议后来演变成所谓的“总理会议”（Premiers’ Conferences）。

1992年，各州州长每年“朝圣”堪培拉的惯例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澳洲政府理事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简称COAG），成员包括各州和领地政府以及澳洲地方政府协会（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在COAG周围建立起一小套官僚体系，用来追踪各方在会议上作出的各种承诺。

但COAG在新冠疫情期间“阵亡”，被更加不透明的国家内阁（national cabinet）所取代。按设计，国家内阁每年应开会四次，但上一次开会还是在1月。如今，国家内阁成了处理联邦与各州相互关联议题的核心平台。

联邦政府疫情应对评估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杰克逊（Angela Jackson）表示，这一机制一开始运作得还算不错。

她说：“如果找不到办法让各方愿意放弃一点控制权、放下一点权力，你就走不远。国家内阁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大家愿意合作、愿意放权，是因为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共同问题。但从那以后，人人又都恢复了原样。”

和COAG不同的是，在COAG上，州长们和联邦总理常常意见不合；而国家内阁则被期待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内阁”，每一个成员都要共同承担、共同维护所有决策。

如今，很多人认为，是时候让COAG“回归”了。

宪法法律专家特沃米（Anne Twomey）认为，COAG可以推动改革，并确保任何变化的执行效果符合预期。

她说：“如果能重新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就可以在桌上放出真金白银作为立法改革的激励，同时更好地追踪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没效果，从而提升联邦体制的效率。”

德勤旗下德勤通达经济（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的首席合伙人菲利普（Pradeep Philip）则表示，尽管COAG本身也有问题，但它至少能重新引入更多客观分析和量化评估，让公众看清税收究竟是怎么被花掉的。

我们正在丢掉统一标准

各州之间五花八门的职业执照制度，正在阻碍工人跨州流动。同时，一整张繁复的“标准之网”，也在阻碍商品和服务进入澳洲。

2024年末，财长查尔默斯要求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研究：

如果把澳洲标准与海外通行标准对齐，每年可以为澳洲节省多少成本。

委员会估算，这个数字在每年19亿至38亿澳元之间。

在一个年产值达2.7万亿澳元的经济体里，这也许算不上天文数字，但对直接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来说，感受会很明显。

目前澳洲共有7519项国家标准，其中893项被写进了某种形式的立法。生产力委员会估计，所有澳洲标准中有40%已经被新标准取代、过时或已被撤销。

而在各州、各领地和联邦层面之间，只有四分之一的标准是被一致、稳定地执行的。

即便在对齐标准显然有好处的领域，既得利益者仍在阻挡改革。

澳洲地毯协会（Carpet Institute of Australia）辩称，采用国际标准会威胁本地质量水平，并可能损害消费者安全。

该协会还表示，采用海外标准可能会削弱澳洲自行决定“什么才最适合本国经济和消费者”的能力。

除非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没有报道的地毯起火事故”，或者澳洲人使用地毯的方式与世界其它地方完全不同，否则要说我们需要一套“独立的澳洲标准”来防止进口地毯，对很多人来说都显得有些夸张。

生产力委员会主席伍德（Danielle Wood）表示，一个只有2700万人口的国家，却在全国各地拥有如此多彼此不同的标准、监管规定和环境审批流程，“实在是有点疯狂”。

她说：“我认为，经济改革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尽可能削减内部的贸易壁垒。”

地方议会的问题

在澳洲，地毯相关的标准数量，远远比不上全国538个地方议会所管的各种规章制度。

如今全国围绕住房问题的争论，尤其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IMBY）和“欢迎在我家后院”（YIMBY）之间的激烈拉扯，再次凸显了地方议会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却也常常被忽视。

但这些地方议会，无论从面积还是财政规模来看，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全国最小的地方议会是位于西澳珀斯富裕东郊、天鹅河（Swan River）畔的佩珀明特格罗夫郡（Peppermint Grove Shire）。它的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富有的一群人聚居的地方，全职员工只有13人。

在大陆另一端，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布里斯班市议会（Brisbane City Council）几乎就是一个“城市国家”。它的面积达到1367平方公里，是新加坡的两倍。

布里斯班市议会雇用了近九千名员工，今年预计在各类服务上花费约40亿澳元。相比之下，佩珀明特格罗夫郡一年的支出大约是430万澳元。

佩珀明特格罗夫郡主席法利（Karen Farley）说，外界认为像他们这样的议会反对开发，或者认为小议会规模太小、没有能力高效提供服务，这些说法都不属实。

她说：“我个人认为，小型议会其实比大型议会更好，因为我们对整个辖区都很熟。如果一个缴费居民想走进来和工作人员谈事，大家都是叫得出名字的，这种情况更容易形成问责。”

2013年，当时的州自由党政府曾试图精简珀斯地区的地方议会数量。计划是把30个议会合并成14个，其中佩珀明特格罗夫郡要和另外7个议会合并，组成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新地方政府。

这个计划的规模，可以和维州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合并相提并论，当时州长肯尼特（Jeff Kennett）把地方议会数量从216个削减到79个。

但巴内特（Barnett）的方案最终失败，佩珀明特格罗夫郡也因此“幸存”下来。

法利记得当时支持合并的各种理由，她认为这些理由对“效率”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更谈不上和议会规模一定挂钩。

她说：“州政府想让你相信，我们因为太小所以不够高效，而我们的看法一直都是：正因为我们小，所以反而更高效。”

以佩珀明特格罗夫郡为例，它只覆盖13条绿树成荫的街道，在这种情况下，“小”确实可能既美观又高效。

十年前佩珀明特格罗夫郡和其它许多珀斯地方议会发起的这场抗争，基本让西澳的地方政府改革戛然而止。新州在前靓仔州长贝尔德（Mike Baird）主导的议会边界调整计划上，也同样折戟。

对合并地方议会的抵制，只是任何想推动政策改革的人所面临困难的一个缩影，更不用说要处理像“联邦体制”这样庞杂的议题了。

宪法专家特沃米（Anne Twomey）回顾阿尔巴尼斯政府试图推进养老金税改时遇到的阻力，认为外界对这项其实只算温和的改革反应，“已经接近失控”。

她说：“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太有勇气去推动大改革了。就连小改革，也变得非常困难。”

标普（S&P）的马丁·傅（Martin Foo）则表示，联邦体制可以继续“勉强向前挪”，但代价会是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下滑。

现任智库e61负责人、前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布伦南（Michael Brennan）认为，联邦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同层级的政府彼此根本不了解对方的思路和现实处境。

在深入研究联邦体制如何在新冠疫情的高压之下运作之后，杰克逊（Angela Jackson）既感到悲观，也看到一些希望。

她说：“所有人其实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一旦一起走进会议室，大家就开始退缩。”

“有时候，联邦体制及其各种问题，看上去非常抽象，好像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它实际上和每个人的日常都息息相关。”




























来源：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 ... 0251021-p5n42e.html

ByShane Wright and Millie Muroi

November 18, 2025

22 min

dootbear

本文要点：

这篇文章聚焦澳洲联邦体制下的税收问题，指出全国范围内每年高达一万亿澳元 的税收与资金流转，因制度复杂和州联邦分权而引发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矛盾。报道的核心信息是：

澳洲的税收与联邦体制问题已成为经济与政治的长期困境，但通过渐进式改革仍有可能改善。  

作者认为，虽然问题严重，但并非无法解决。  

---------
1. 澳洲每年税收与资金流转规模达一万亿澳元，成为政治与经济争论的核心。  

2. 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复杂，导致政策协调困难，改革动力不足。  

3. 税收体系设计繁琐，企业和个人在跨州经营或生活时面临额外成本。  

4. 专家指出，澳洲经济并非统一整体，而是由多个小型经济体拼接而成。  

5. 这种制度性摩擦增加了纳税人和企业的负担，最终削弱国家竞争力。  

6. 生活水平停滞、生产率下降、政府债务增加，凸显税制与联邦结构的弊端。  

7. 公共服务难以满足需求，住房市场失衡，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  

8. 政治学者认为，联邦制虽不完美，但问题尚未严重到迫使人们推动根本改革。  

9. 财政部长查尔默斯承认，过去他认为联邦改革是“死胡同”，但现在态度已转变。  

10. 文章强调，若能在现有税收体系中挤出哪怕小幅改进，也能显著改善民众生活。  

Me!Bourne

这就是如今的澳洲政治，他们不代表他们的选民，他们利用自己的选民，代表的是他们自己。

没有当选前，他们会出卖自己的选民，和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对手换票，只要对自己有利。

一旦当选，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谋利益。兑现选举承诺，只是牟利成本。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把选民拿捏的死死的。

AUKU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并非两党有共识，而是他们基于同一个目的，把它当成长期分肥的工具，基于一家公司的主意。谁上台都要“过日子”，政治金融化，一块肥肉三吃。

pureboy

本壇某些人把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所做的決定代表民意。看來並非完全如此。

zhuzhu007

全国公交地铁一卡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堪培拉州政府距离联邦政府太近了，是被按在地上摩擦呢，还是特别关照了呢？

石堡

pureboy 发表于 2025-11-19 08:57
本壇某些人把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所做的決定代表民意。看來並非完全如此。

代表民意，就是在种种不同意见之间的调整和妥协，最终争取过半选民的支持。
当然两党也各有任期内方向性的调整，某种程度上其成败决定了下届大选的风向。

NoisyMiners

省流版：
澳洲大选结果是由边缘选区的狗决定的。

xq052b

政客不为自己选区谋福利，选民为啥要选TA啊？

NonSense

NoisyMiners 发表于 2025-11-19 10:23
省流版：
澳洲大选结果是由边缘选区的狗决定的。

狗表示不能背锅

你们大选还是主要靠对手衬托

robin_ld

NoisyMiners 发表于 2025-11-19 10:23
省流版：
澳洲大选结果是由边缘选区的狗决定的。

参与边缘地区选举的狗狗来了，并说：我比这帮议员的智商高，这锅我不背

melway1999

别侮辱狗，狗比他们忠诚。

future2521

有时候太臃肿了，就得重装系统。

andysydney

对任何所谓革命式变化保持警惕，具体问题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即可

虞宅与美丽

这么大利益，值得撕一撕

groper

政府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分蛋糕的人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而蛋糕已经多年做不大了。骗政府拨款，炒金融资产多好，真心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少啦。

potter.leon

这篇也会去时政版

potter.leon

groper 发表于 2025-11-19 18:44
政府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分蛋糕的人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而蛋糕已经多年做不大了。骗政府拨款，炒金融 ...

精简政府，开源节流，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很明显有人不爱听，他们又有权力，这个很矛盾又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