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不是主要问题，不同阶级消费的产品的CPI不同隐藏的贫富差距扩大，才是问题

duckruck

为什么在澳洲感觉越活越穷？

https://www.wyndhammedia.com.au/zh/2019/07/4860/

我们却觉得口袋的钱在澳大利亚越来越不够花：

为什么明明官宣了“低通胀”，然而那些信箱里蹭蹭上涨的账单所提醒着我们的CPI，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是不是活在另一个澳大利亚？

有人说，钱越来越不够花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增长——事实上，这也是颇多澳洲政客在大选前游说强调的重要论点之一。

就连曾经大举反对工会要求加薪的澳大利亚央行，也加入了主张提高工资的队伍，“收入的增长水平过低是根本问题所在。”

虽然编制真正的生活成本指数对统计机构来说太难了，因为不同的人会购买不同的东西，不过在他看来，通过追踪CPI的各大基本分类商品与服务的具体价格变化，可以了解澳大利亚家庭真正面临着的物价压力：

比如学校、医疗、电费在内的一些必需生活成本，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惊人地增长了近200%——远远超出同期CPI的增幅。

欢迎你，来到真实的澳大利亚。

越来越廉价的“奢侈品” vs 越来越昂贵的“必需品”

根据官方消费物价指数中的子类别，道尔分别跟踪并比较了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各类“必需”与“非必需”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动

据统计，虽然澳洲官方CPI在此期间上升了57%，但一些必需的生活成本——比如教育、保健、幼儿管护、保险、住房和大多数公用事业的价格涨幅，都远远高于官方CPI的涨幅。

其中，医院和医疗服务的费用上升了195%，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几乎增加了160%，而电费则猛增了194%。甚至连食品价格也比CPI上涨的更快。

“上个季度收到的市政费账单就又涨了四分之一。” 位于悉尼、家中有两个孩子的Laura（化名）抱怨道。

“说实话，大家都觉得只有私校的费用涨得厉害，但我还要说两句。我的两个儿子上的都是公立小学和高中。他们所谓的‘自愿捐款’——其实就是变相收费一直在涨，更别提高中的课本费简直太贵了。”

她打开了话匣子之后就几乎停不下来，“还有近几年越来越多的Toll（收费公路），最近这不又新通了一个隧道。”

事实上，对于像Laura这样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些开支几乎都是刚性需求——根本无法避免。

而有些讽刺的是，同期价格相对下降的商品及服务类别，却往往都是那些可买或不买的东西，例如衣服、汽车、视听器材、家具，以及游戏玩具等。

随着这些曾经的“奢侈品”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得，而那些明明位于马斯洛金字塔更靠近底端的“必需品”，却日益一日地将在澳大利亚拼搏的人们逐渐压弯了腰。

因为必需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能够减少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比如电费涨了，固然可以减少使用电暖，但总不能不开灯吧？总不能为了日子“越过越好”，就每天住在车里（还得是太阳能车），什么也不干整天就打电脑游戏吧？

所以在基本生活成本的高水平“隐性通胀”下，人们只能通过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来维持正常生活。这样一来，市场也就更加疲软，整个经济的增长都会被拖累。

这里面讲的隐藏通胀的伎俩不是新消息了，但一概减少通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贫富差距和工资减少还在，减少必需品的通胀和普遍增加（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和福利，增加对资本的税收回笼货币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正如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客观中立”的”中间派“所说，这在新自由主义的“越来越多地收穷人的税补贴富人”的政策逻辑下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恰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严重问题，而不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政策/路线的问题（”因为你们这些政策都是我们新自由主义反对打压的，自然在新自由主义下一定执行不了，一定会执行成还是打着幌子深化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因此是这些政策和方向错以及要排除，而不是新自由主义错“的颠倒黑白的”逻辑“）——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大背景下，“不谈意识形态”，“要改变意识形态的人总之就是不谨慎（但改变成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深化则不需要讨论）“也就意味着强烈的亲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MMT真是对”央行印钞赚取“有利的意识形态，就不会遭到美国、中国、日本和中国等央行官员以及和央行不那么疏远的经济学家的强烈抗拒了。

另外似乎真有人信国内流传的”MMT支持者主要收消费税之类的累退税“这种谣言，连AOC支持MMT而主张收消费税（而不是最高70%的个人所得税）这种谣言都出来了。


这文章前面说桑德斯说北欧是社会主义不够好，后面又鼓吹社会福利资金用累退的消费税支付也没什么问题（这是最修正主义的第三条路社会民主党人里也算是非常右派的思路），可能是觉得用累退的税收支付公共资金同时运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北欧和桑德斯的税收”太累进了，不够累退，福利发太多了养懒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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