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

ddec2007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

芦笛

国内网人亦忱先生提出，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文章颇长，语气也很激烈，可惜全无一语说在点子上。他的理由似乎是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不是英雄是罪人。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之，而且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例如他指责：

“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

但据蒋延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其实亦忱先生若看过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纲》，也就不必费神写那篇招来无量辱骂的大作了。两者的史识相差太远，有了蒋评之后，实不必再画蛇添足，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话虽如此，窃不自量，仍觉蒋评或有可以补足之处，何况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方式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似不能理解蒋用浅近白话写成的大著，因为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忠臣与奸臣


所谓忠臣，乃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就是蒙蔽欺骗皇帝、“逢君之恶”的臣子。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人，前者就是圣人褒奖的“君子”，后者就是圣人谴责的“小人”，两者分界如刀砍斧凿一般分明。

此外还有若干附带涵义：忠臣必须是清官，而奸臣必然是贪官。宋朝以后，似乎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古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划定忠臣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如此。忠臣的判定，主要是看臣子在皇帝背离了儒教原则（天理），干出违反皇家长远利益的蠢事来时，是否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忠臣辈出的顶峰时代乃是明朝万历中晚期。万历是个聪明人，亲政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管闲事的忠臣太多，软缠恶骂，愣是逼得他赌气撂挑子，罢工几十年。

明朝立太子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那原则是尽量保证把帝位传给大老婆（皇后）生的儿子。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是宫人生的，他从来不喜欢，想把皇位传给宠妃郑贵妃生的儿子（后来的福王），为此迟迟不立太子，违反了祖法。大臣们竟把这事当成“国本”，日日夜夜纠缠皇帝。万历不胜其烦，只好称病不上朝，忠臣们非但不信，还上疏劝告皇帝节欲，隐射皇帝是沉溺酒色的昏君。万历只好接见大臣，表白自己确实有病，并不是装的。这很可能是实话，因为“解放”后挖开明定陵，发现万历是个驼背，而且一条腿比较短，乃是典型的“长恨人间路不平”。但大臣仍然不饶，最后皇帝一赌气干脆从此不上朝不理朝政，罢工几十年，各级官员缺额达三分之二都不填补。官员们只能靠抽签决定升迁。皇帝罢工更引来忠臣们的苦谏、嘲笑和恶骂，什么难听话都骂出来了。万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臣子群起侮辱谩骂的独一无二的君主。

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忠臣辈出的朝代，乃是作忠臣不但光荣而且安全。万历懒惰入骨，柔懦贪婪，但极聪明。他看透了苦谏乃是臣下沽名钓誉的捷径，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讪上卖直”，指望的就是被他惩罚后一举成名。所以他绝不成全他们，将侮辱他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更不惩办之，让忠臣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如果他像嘉靖一样强横残暴，则无论他做什么，臣子们都决计不敢说三道四。嘉靖就曾将其生父追封为皇帝，生母追封为太后，这同样违反礼法，但嘉靖天性强横，臣子们最后只有让步。

即使是万历那种懒汉懦夫，偶作雷霆之怒之时，臣子们的忠肝义胆也就顿时烟消云散。“梃击案”发后，“清议”汹汹，咸指郑贵妃为指使暗杀太子的幕后黑手。他不得不破例召见群臣。御史刘光复不顾他多次喝止，还要大声发言，引得他破例大发雷霆，当场廷杖刘光复。群臣无不吓得面无人色，阁臣（相当于副首相）吴道南竟然吓得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所以，万历年间忠臣多，完全是懦主骄纵出来的。满清皇帝个个精明强干，这种“忠臣辈出”现象就此绝迹。可笑的是这竟然被如今那些痛恨“满狗”的大汉族主义者当成了“清不如明”的倒退证据。

这“国本之争”足足争了30多年，不仅直接引出“妖书案”、“巫蛊案”与“梃击案”，就连万历之后的“红丸案”和“移宫案”都与此有关，最后更演成如火如荼的“党争”。一方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东林党，自称“清流”；另一方则是所谓浙党、齐党、楚党。魏忠贤得势后，浙齐楚党投靠之，变成了“阉党”，用极度残酷的刑法整死当权的“清流”们。朝野统统卷在酣畅内斗中，却置正在勃兴的努尔哈赤于不顾，终致女真崛起，不可复制。

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其实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如果真不贪污，那他根本连官都做不了，谈何清官？所谓“清官”，指的是“只按官场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收取为维持官位、维持行政经费等所需的最低限度贿赂，以及为使施政不受刁难阻碍而进行必要的贿赂的官员”。这种必需的受贿与行贿就是“必要的贪污”，而所谓“贪官”则是“除了‘必要的贪污’之外还要滥用权力疯狂聚敛财富的官员”。

忠奸两分法的最大恶果，还是在明朝达到最高峰并在晚清和文革时期再度达到高潮的祸国殃民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过去被视为“忠奸之争”或曰“清浊之争”。在我看来，所谓“清流”多是教条主义死硬派，而浊流往往是（不一定如此）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

路线斗争常常围绕着某个孔孟之道（在后世则是毛式马列主义）的基本道义原则展开。如前例所示，“废长立幼”违反了孔孟之道，乃是原则问题，所以“清流”们必须誓死反对，而浊流则相对不那么重视道德原则，更强调利弊分析。和战问题也是这样，向夷狄求和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国威，步南宋后尘，必须坚决反对之。“浊流”们则比较尊重现实，看出了自己不是人家对手，还是讲和少吃亏些。但这些人的主张偏离了孔教特别是僵死的宋明理学规定的道义原则，因此天然居于道义下风，从来都是理不直气不壮，唯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于对背上“赵构式亡国昏君”罪名的恐惧，因此总是清流占上风。

这路线斗争贯串了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每到民族危机出现时它就要大显神威。清流们的巨大压力使得崇祯不敢跟女真媾和，全力以赴镇压祸延全国的土匪暴乱，终至明社倾覆；晚清的清流自林则徐开始就主张“剿夷”，到甲午战争时清流坚决主战，致使中国承受了惨痛损失；到最后林则徐遗教“民心可用”竟成了老佛爷和顽固派们依靠拳匪对抗列强的指导思想，为此悍然向列国宣战，造成了无从补救的民族灾难；抗战爆发前清流们更“逼蒋抗日”，造成了同样无从补救的更加巨大的民族灾难。

奉行宋明理学“道德宇宙观”的另一恶果是，道德不但成了决定国策的考虑依据，而且成了遴选考核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对官员只作忠奸清浊两分法，不作“能臣庸臣”的鉴定。因为当“清流”并不需要什么过人才干，只需要“坚持原则”唱道德高调，许多废物便得以爬上高位。这种“任人唯贤”的最好结果，便是把史可法那种道德毫无瑕疵但也毫无才干的庸人捧成了南明“首席军事长官”，为他个人也为民族制造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最坏的结果，便是使得徐桐、四人帮之类废物点心得以弄权作祟，贻害国家民族。

最可笑的是，这种路线斗争不但在过去被理解为“忠奸之争”，在现代也被图解为“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则徐和琦善就分别代表这一白一黑的正反面人物。这冤案本是当时的“清议”（清流们形成的舆论）制造的，但今日仍是“爱国主义”主旋律，不能不令人慨叹传统之牢不可破。


二、 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讲完有关真实中国的一点背景知识，不能不顺便澄清一下英国人的意图。由于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国人历来以为英国人亡我之心不死。八年前我和赵无眠先生辩论，他就以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的。一位钻研历史的学者竟然会有此严重误会，不能不让人扼腕。

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战争爆发都不是预谋的结果。蒋延黻指出：

“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此说的为实事求是之论，就连满清朝野也知道英国人不过是想来做生意。道光皇帝在钦差大臣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密奏英人只是想通商之后还表示怀疑，到战后朝野就再无怀疑了。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招降石达开书就写得清清楚楚：

“英夷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后求进城，即严拒之矣。”

真实的历史是，无论是英国，是法国，是德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俄国除外，不过该国从来被欧洲人视为野蛮国家），都从未想到过全面征服中国，甚至没有太大的领土野心，想的只是全面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历来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真正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俄国／苏联和日本。但就连这两个国家也从未预谋全面征服中国，将中国化为殖民地，只想侵吞中国部分领土，肢解剩余部分，扶植起傀儡政权来。

19世纪乃是大英帝国崛起高峰。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了头号世界强国，世界工厂。在击败了法国，征服了印度次大陆之后，英国鬼子急于向东亚扩张，把全世界变成他们的市场。中国巨大的人口使得他们垂涎三尺。当时有人曾在报纸上说，只要每个中国佬（Chinaman，此语涵义与美国不同，并不是辱称而是中性词）的长衫长一寸，就够曼切斯特的全部纺织厂忙上一年。这种热切期望，和今日世界资本财团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并无两样。如果说当初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么现在我党不惜使用“筑巢引凤”的青楼语言引进外资又该怎么解释？

可惜我大清不是邓共江共，倒颇像毛共，自以为是“世界革命中心”，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为天朝万物俱备，不需要鬼子的奇伎淫巧，朝野毫无起码世界知识，以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英吉利不过是类似朝鲜越南的蛮夷小国，只能臣服于天朝上国，更不知道贸易能互通有无，却把与蛮夷的贸易视为大皇帝单向赐予蛮子们的深恩厚泽。那“逻辑”可笑到极点：天朝上国不靠贸易也能活，而鬼子离开贸易就得完蛋。

清朝的皇帝都很不错，道光皇帝绝非昏君，甚至不是庸主，林则徐更是天朝第一能臣（还不光是忠臣）。但他俩为“知己知彼”对英国进行战略侦察所得结果，不能不令现代人瞠目结舌。

道光在林则徐抵达广东着手禁烟时，便令林则徐了解敌情：

“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

林则徐回答：

“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

这用现代话语来说便是“贸易战”。道光询问林则徐，茶叶和大黄是否如同如今的石油一样，是英夷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掐断它的供应会不会给该夷致命打击，而要防止他们走私又有无可能。林则徐调查了一番，回答说，这两项商品确是英夷的战略物资，掐断了就能制英夷于死命。但现在各国夷商已遵命令呈缴烟土了，应该给英夷一个悔改机会。如果他们死不悔改，再这么干不迟。

这番商量乃是在林刚到广东时进行的。过了半年后，林帅应该对英夷的实情有所了解了吧？可他却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檄谕”（也就是上级给下级的命令），说道：

“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

这意思是说，因为贵国国王知道感激天朝圣恩，所以天朝破格优待尔等蛮夷，让你们享受了两百年的贸易之利。贵国之所以能富庶，全靠天朝恩赐。例如茶叶和大黄，外国一天都少不了。如天朝贪财不卖，则尔等野蛮人还怎么活下去？外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的原料。如果中国贪财不卖，尔等还能有何利可图？此外，外国还需要食物，绸缎瓷器等等，全得靠中国供应。我天朝君临万国，神威不测，随时可以诛灭尔等野蛮人。但天朝不忍不教而诛，所以特明白制定有关条例，希望尔等凛遵无违。

这是以林的名义发给英国国王的命令，但先上报道光批准，道光随后下了上谕：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比起明朝那些昏君蠢臣来，道光堪称勤劳国事而且颇有权谋的明君，林则徐更是注重调查研究的难得干吏。然而这种白痴问答与白痴“外交”居然就发生了，你说当时中国人到底是处在什么热昏状态？

这就是被范文澜誉为“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公。其实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乃是被蒋延黻称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却被主流舆论谴责为大卖国贼的琦善。可就连此公都一度成了“茶叶、大黄拜物教徒”，还一本正经地解释茶叶大黄之所以为鬼子必需，乃是因为他们“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

遇到这种活在中古时代，不知世界几大，自以为“君临万国”、对强国奉行文明歧视的夜郎国，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如意算盘当然要落空。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鸦片流入中国前的中英贸易顺差，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从未向英国打开过。鬼子之所以发动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五口通商”，获得一个正常的贸易环境。

在鸦片战争前，天朝倒确实恩准野蛮人们来和上国作生意，但只能在指定的广州十三家商行，亦即所谓“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夏秋两季来十三行内居住，谈完了生意就必须回澳门。即使是在贸易季节，他们也只能住在十三行内，不许随便外出。十三行的“行总”（亦即今日之“老总”）乃是官商之间的中转环节，负责上传下达官府命令与外商的请求。

这种限制并不是出于保护国内经济的考虑。孔教从来歧视商业，认为那是亡国之道。天朝此举，主要还是出自对蛮夷的鄙视以及莫名其妙的担忧，怕鬼子见到中国花花世界起了觊觎之心。因此，天朝非但没有高筑关税壁垒，反倒为了显摆大国阔气，发扬孔教“重义轻利”传统，将关税定得非常之低。这本来有利于促进外贸，不幸的是“腐败习惯法”允许官员们层层盘剥，使得鬼子深恶痛绝。

根据国际惯例，关税都是明码实价标明了的。若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即使税重，鬼子也没理由抱怨，因为那是国家主权。但“腐败习惯法”决定了中方从不公布商品税率，却在每项具体交易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盘剥外商。于是在卖同一商品时，每成交一次，外商都不但得跟华商谈判，还得贿赂海关官员，实在是不胜其烦。

当时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已经初步做到了价廉物美，应该是有充分竞争力的，但由于这些人为障碍，便迟迟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茶叶拜物教”其实也有三分道理：英国全民喝茶上瘾，本土内又无法栽种，只好向中国进口，造成贸易逆差。后来他们把茶树偷出去在印度试种成功，以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这问题才算解决。可惜后来印度又独立了，于是他们又只好回到“种茶不如买茶”的困境中去。

英国人喝茶上瘾，又喜欢中国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本国出产的工业品却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只有用白银（中国当时的货币）购买。其时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这就意味着购买中国商品必须先用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白银，变成了两次贸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给东印度公司连年造成赤字。为了逆转这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但这并非英国政府决策而是民间行为。赵无眠不知道当时英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国策都得由议会讨论通过，哪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样，以鸦片作为征服中国的秘密武器！

不过，以鸦片征服中国虽非英国政府决策，但英属印度政府却在1773年批准向中国输出鸦片，1797年又给了东印度公司专卖权。找到鸦片这个法宝后，该公司于短期内便扭亏增盈。到了1830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岁入竟然有约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税收。鸦片贸易的成功秘诀，除了成瘾性保证了需求量之外，我看主要还是靠暴利必然刺激起来的踊跃走私，因而得以绕过天朝为正常贸易设置的障碍。

这结果便是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道光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节约闹革命”的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就派最能干的大臣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由此引发武装冲突，最后导致大众熟知的鸦片战争。

一般英国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事，因为该国乃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19世纪几乎每年都要打仗，据他们自己说这世上就没有他们没打过的国家。鸦片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把人家视为儿戏的事当成巨大国耻，说起来也实在令人悲哀。

我曾对某英国青年提起鸦片战争，他愕然道：“我们还和中国打过仗？我可是一点不知道。历史课没讲过啊？不过那也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我们没打过的国家。谁赢了？我们赢了？你一定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中国那么大，跟俄国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令我脸上热辣辣的——他还不知道英国人只放了几炮，就吓得广州全体军民投降，乖乖缴纳“赎城费”的英勇事迹呢。

当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是知道此事的。有数人曾向我严厉谴责英国首开武装贩毒滥觞，有的甚至还向我道歉。但那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我在英国看到某本记述鸦片战争的史书否认那是难听的“鸦片战争”，声称那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对待与正常贸易权利而发动的。

这在我看来有一定依据。英国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达到马戛尔尼在40多年前就向乾隆提过的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互派大使；开放通商口岸；公布明确的固定的海关税则；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商居住和储货。禁烟不过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而已。

这些要求在40多年后由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在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中再度提出，由带兵北上的全权代表懿律和领事义律交给琦善。此前中英双方已经在广东交过火。英国人觉得在边远的广东打仗不会引起清廷重视，于是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果然引起朝廷重视。那照会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给翻译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误会。

蒋延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介绍了该照会，认为“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15 编辑 ]

ddec2007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并未为鸦片贸易辩护，而是指责中方禁烟措施不当：禁烟早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什么不事先声明就突然严禁？要严禁就该先惩办犯法的中国官员，他们才是“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的关键环节。中国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有失公平。就是要惩办外人，也该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如此虐待英国商人，对“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

不能不承认这些指控并非捏造，它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当时林则徐丝毫不知国际惯例、蔑视蛮夷的天朝心态，以及“贪污习惯法”导致的官官相护

据此，“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这只是漫天要价，外相巴麦尊还给懿律及义律留了还价底线，据蒋延黻介绍：

“（巴麦尊）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末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与马戛尔尼在四十多年前向乾隆提出的要求相比，英国人只多开了一条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而这乃是林维喜事件引出来的。

1839年6月20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发生冲突，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不治。领事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林则徐觉得案件可疑，于是命新安县知县梁星源查办，结果真相大白。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但义律以领事裁判权为由，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但拒绝以一人抵死，并要求私自开审凶手（引自《中文维基百科全书》）。

尽管林维喜死于群殴，但林则徐按“杀人偿命”的中国司法惯例，只要求义律交出一个人来，让官府砍了脑袋就行。至于那人是否给了致命一击，或甚至是否参加了群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偿命。这在本质上和“欠债还钱”没什么差别，英国人既然欠了中国人一条命，当然也该还出一条命来。

鬼子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东方公平观，因此要求实行西式公平审判，使得嫌疑人能享受充分的自辩权利。但中国又不搞这一套，只兴三推六问，大刑侍候，当然鬼子就要以领事裁判来代替中国的野蛮司法。

就连割地要求，其实也不是俄国或日本式领土野心使然。人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来中国做生意不但没有行动自由和尊严，而且毫无财产以及人身安全保障，连个储藏货物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要求割让一个小岛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不能谈判的，只要中国愿意签订通商条约，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贸易环境，则这一条可以免掉。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那就不能不承认，除了前四条符合国际惯例，不能称为“不平等条约”之外，就连治外法权和割地都是事出有因，并不是如官方宣传的那样蛮不讲理。

说这些，不是想替英国鬼子辩护，只是力求做到“舍命求真”罢了。本人不是林思云。我曾经给上述那位记述鸦片战争史的英国作者写信，严词驳斥他的“寻求平等待遇与正常贸易说”。我说，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确实没有平等对待你们。不过，你忘了，是你们找上门来，不是我们去找你们。你们不上门，怎么还会受辱？是否愿意与外国贸易，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中国有充分权利拒绝与英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有充分权利拒绝和她贸易，但英国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中国与之建交并和她贸易。这从来是国际惯例，否则国际上还能搞什么禁运？如果您的理论成立，那日本因为美国对之禁运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应该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是疯狂扩张到处寻求国际市场的英帝国主义强加到中国头上来的侵略战争。扩张是鬼子的本性，因此，处于中古野蛮状态的中国迟早要被迫对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开放。以中国人不可救药的夜郎心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颟顸冥顽与彻底缺乏调适应变能力，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一个古代野蛮国家去和一个现代文明强国较量，正是“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战争结局不问可知。换谁去坐道光或林则徐的位子，结局都不会两样，顶多也就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罢了。因此，责备林则徐擅启战祸，把他谴责为民族罪人，恰如过去盛赞他是民族英雄，坚信他能够而且已经打败英国强盗一样，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三、 林则徐其人


林则徐是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杰出人物，以传统价值观衡量，堪称完人。乾隆自称“十全老人”，那意思是他占尽了人生所有幸运，再无遗憾。林则徐大概也可称为十全臣子，虽然我没那心思去总结出他的十全十美来。

首先，林则徐宦途顺利，而这乃是传统士人的永恒追求。

林19岁中举，21岁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次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26岁中进士，选庶吉士。38岁就当上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即臬台，相当于负责刑名的副省长），45岁任从二品的湖北、河南布政使（即藩台，相当于负责财政的副省长），46岁任正二品东河河道总督，47岁任江苏巡抚，52岁任湖广总督，53岁任钦差大臣，于次年正月抵达广州禁烟。56岁被革职遣新疆伊犁充军，途中因黄河决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次年竣工后抵伊犁，协助办理垦务。60岁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62岁升云贵总督。64岁因病辞职归籍。65岁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发匪暴乱，于途中病逝。清廷赐以空前殊荣，追封他为太子太傅，颁旨悼恤林则徐及亲属，赦免任内所有处分，并授其三子官职。次年，咸丰帝赐祭葬，派员致祭，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亲写挽联，并赐次高谥号“文忠”。

林大帅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了次高谥号。即使有三年的时间被流放新疆，那也绝非大众想象的林教头式的犯官充军，而是史无前例的特殊犯人。他在赴新疆时，沿途各地官绅名流争相接纳款待，抵达伊犁后受到老友谪官邓廷桢、伊犁将军布彦泰及参赞大臣庆昌专派的兵丁欢迎，次日布彦泰还送来米面、猪羊、鸡鸭等等。就连道光都生怕他生活困难，特地赐给他封地。林则徐就此成了布彦泰和庆昌的高参。布彦泰让他阅读高官才可阅读的《京报》，并让他协办粮饷，此后又先后保举他负责兴修水利与勘荒。林则徐和邓廷桢庆祝苏轼冥诞，主客中竟有将军布彦泰、庆昌、五名领队、一名总兵、三名谪臣（包括邓廷桢、庆辰）。

不仅如此，布彦泰还向道光建议起用林则徐，说他“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鍳”，“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项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一个满洲将军对汉人犯官如此推重，堪称史无前例。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如上所述，林赴新疆前，曾半道奉诏去河南协助军机大臣王鼎治理黄河决口。大堤完工后，王返回北京，向道光力保启用林则徐，道光不纳。王竟在家中自缢，以此进行“尸谏”（《清史稿•王鼎传》）。军机大臣以死相荐一个犯官，这在历史上似乎还闻所未闻。林就是不复出，有此佳话也足够享誉终生了。

其次，林则徐代表了传统士人的最高梦想——遭逢明主。其圣眷之隆，旷古少见。

林之所以宦途一帆风顺，在稍受挫折之后又重任方面大员，负天朝膺疆之寄，完全靠道光知人善任，特别赏识他的忠诚勤勉与才干。道光于他实有知遇之恩。道光元年，林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遭受排挤，灰心仕途，辞职回家，旋因生计无着，又通过关系谋求复职。道光皇帝虽然即位不久，但久闻林的政声，特地破例召见一个待业中年，这在讲究身份制度的传统社会当真是千古未有的佳话。林的应对颇符圣心，道光赞不绝口，破格批准他复职，从此飞黄腾达。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建议以处死吸食鸦片者的严刑禁止鸦片。道光把奏折发给各省督抚讨论，众人都觉得这太过分——处死贩毒分子还说得过去，处死受害人就没道理了，唯有湖广总督林则徐赞成，说非如此不足以禁止鸦片流通。道光为此把林召到北京，连续十九次接见林则徐讨论此事。林应对称旨，皇帝龙颜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赏紫禁城骑马，还委派林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自我大清立国以来，还从未有哪个汉臣有此殊荣，受此重任。当时传为佳话，据说还引起了满臣的担心。

须知嘉庆道光年间乃是太平年月，比不得后来发匪暴乱，江南糜烂，八旗无人，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来平叛。即使如此，还需要肃顺竭力在咸丰面前替汉臣吹嘘，这才能使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相继脱颖而出。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则徐忠诚勤勉，政绩突出，才干过人，公关本事一流，绝无可能蒙满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

第三，林则徐乃是标准的忠臣和清官，是清流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从庶吉士开始他的宦途，终身勤劳王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著称。在他出任江西以及云南乡试考官时，他办事公道认真，坚持看完所有的试卷，即使落选的卷子也要用朱砂笔详加批点，赢得士林交口赞颂。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他敢于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琦善办事无能。在任江苏臬台期间，他整顿吏治，改革审讯程序，亲自审案，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动手验尸，四个月内就处理了大部分积案，被江苏百姓颂为青天。他担任河道总督时，从头学起，恶补水利知识，整肃贪官渎吏，每个料垛都亲自检验过来。怀疑贪官作假时，便把整个料垛拆开检查，使得贪官无可作弊，使得河道在洪水期间安然无恙，深受道光嘉许。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陶澍，采取许多利国便民的经济改革措施。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不顾朝廷斥责，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疏浚白茆、刘河、徒阳运河等河道。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先声。在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期间，他积极推行淮北“票盐”制度。他在赴新疆前又参加治理黄河决口，修复了大堤。在新疆期间，他主持领导了大皇渠的修建，在南疆勘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行程约三万余里，还和黄冕一道改造了当地的卡井，命名为坎井，推广到各地，使得吐鲁番等地荒地化为沃野，还从内地引入了几万株树苗，教当地居民纺纱织布。他宦游几万里，走到哪儿就为那儿的百姓造福。

作为标准的忠臣，林青天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聚敛财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进行前文介绍过的“必要的纳贿与行贿”。从上文介绍可知，林公乃公关专家，否则他罢官后不会有那么多高官甘冒皇上之怒，前赴后继向皇帝举荐他。这当然首先是林的道德风骨与才干使然，但如果他是海瑞那样草不吃料不进的极端清流，在官场人缘一塌糊涂，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而在旧话中，“人情”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行贿”。

同样地，当清官并不妨碍他为了王事压榨百姓。他在广州整军讲武，准备“剿夷”时，斥重金修缮关塞炮台，以铁链封锁海口，进口西洋大炮，被言官指为“靡费”，这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从“节约闹革命古今第一”的补丁皇帝道光爷口袋里掏出来，也不可能从林清官家中搬出来，只能来自于广东“爱国商人踊跃捐输”。但林公和辛弃疾的本质区别在于，林把榨出来的钱全用在公事上，而辛弃疾则用来盖“带湖吾甚爱”的人间仙境。所以林从未如辛一样，以“贪刻”罪被言官弹劾丢官，言官顶多只能指责他“靡费”。

所以，按传统标准衡量，林则徐的确是模范清官。曾国藩对这位道德楷模非常敬佩，说林任方面大员二十多年，却没有多少财产留给子孙，这在督抚大吏中很少见。

作为标准忠臣，林也具备了清流必备的“嫉恶如仇”的道德风骨。他的清流好友黄爵滋主张由朝廷向吸毒者发出最后通牒，给一年时间戒毒，期满还要吸毒者格杀勿论。此疏由道光发给督抚们讨论，其他人都觉得太过分，只有林则徐表示赞同，体现了他“善恶不两立”的坚定革命立场。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他运用在广东“剿夷”时学来的西洋技术常识，下令用西式武器血腥镇压叛乱的黑错寺藏民喇嘛，首开动用西洋先进技术剿灭暴民的先河，远在李鸿章独立悟出该用洋枪洋炮收拾拳匪之前十几年，并焚毁名刹黑错寺，铲平村庄。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血腥镇压弥渡回民暴乱，搜捕屠杀当地回民，“竭尽昼夜之力，杀斩无算”，以致“尸相枕藉”。在镇压保山七哨汉人暴乱时，他使出连古人尚且不齿的诱降杀降手段来，“初借渠魁以剪羽翼，继以羽翼而及渠魁”，杀了降将后还将余部四百余人分别处以凌迟、绞刑、斩首、流放等极刑重刑。在平定了保山汉人杀回暴乱后，他把招复的200余户保山回民强行安置到距城200余里的官乃山居住，派兵监视弹压。使得回民积怨难消，8年后终于爆发了大规模暴乱（所谓“杜文秀起义”）。对此林则徐其实也心中有数，私下承认“得好官镇抚可以稍安，否则不出十年必大乱矣。”

如传统清流道德家们一样，主张处决吸毒分子以及不择手段地血腥镇压暴民，并不妨碍林同时是一个典型的大慈大悲的旧式君子。虎门销烟前，他竟然考虑到水族的安全，效韩愈祭鳄鱼故事撰文祭海，通知乌龟王八鱼鳖虾蟹们，他就要把大烟放进大海了，请他们速速躲避，不要就此变成瘾君子，过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第四，林博学多才，乃是典型的“学者官僚”。

孔教提倡“学而优则仕”，把“学者”和“官僚”合而而一。林虽然不是曾国藩那类理学大师，但于“词章小道”颇为谙熟，对书法也很精通，其篆刻相当有名，而且精研佛学。以传统价值观来衡量，堪称模范儒官。

第五，林不但是忠臣，而且是能臣，乃是清流里难得见到的白乌鸦。

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清流”乃是世上最容易混的职业，什么本事都不需要，只需一张会唱高调的嘴，会演戏就行了。海瑞就是这种典型戏子。孔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病，就在于“任人唯贤”，只考察干部的品德，彻底忽略其才干。八股文更把干部遴选变成了文字游戏大赛。如果不是遇到乱世，左宗棠便到死也只能是个举人。

林则徐则完全是个太平盛世的例外能臣。他经历非常复杂，什么都干过：考官、刑名、钱粮、盐政、治河、用兵、兴修水利、勘荒、“剿夷”、平暴。除了“剿夷”之外，不管干什么都成绩斐然。之所以如此，乃是他勤于钻研，履新职后便立即开始恶补，靠自学成才，不管干哪一行都如此。例如在广东禁烟剿夷时，他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组织通晓外国文字的幕僚翻译，先后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在流放新疆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使后者得以编出著名的《海图国志》，直接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到离开广州时，他对原来两眼一抹黑的国外文明世界已经有了点感性皮相认识，再不是当初那妄自尊大的乡巴佬了。这才会在新疆时留心考察俄国情况，并在复出后署理陜甘总督期间想到用西式武器去镇压藏民。

因此，林则徐的一生，乃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生。似乎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社会罕见的能臣，半由天赋，半靠自强不息。这种人才根本不是传统教育可以培养出来的。

总之，从林的政绩和行事风格来看，布彦泰对道光说的“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恐非夸大谀词。林则徐确实是当时天朝最能干的大臣，这才会始终获得道光信任重用。在道光死去后，咸丰遇到亘古未见的发匪暴乱，第一个想到的得力大臣就是已经退休的林则徐，召他星夜出山赶赴前线。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使出用西式武器屠杀叛匪的辣手来，则太平天国能否如后来那样糜烂半壁河山，涂炭生灵，正未可知。


四、 从禁烟到“剿夷”


如上所述，自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以来，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引起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古今冠军道光皇帝的严重关切。该同志是历史上罕见的俭省皇帝，不是后世毛周那种伪君子，而是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式的抠门小农。他不但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规定御膳只能有四个菜，更时常向大臣征询当天京城物价，与宫中采办价对比，以查明采购太监是否被奸商蒙骗，因而被民国排满文人在野史中讥笑为“叫化子班头”。不难想象，当这种时时处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发现大量白银外流时，当是何等的心如刀割。

因此，尽管鸦片贸易早在雍正年间就被禁止了，嘉庆年间又重申禁令，但都成了一纸空文，到了道光手上才开始来真格的。他几乎每年都要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这反而刺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为此，朝廷分为弛禁与严禁两派。弛禁派许乃济主张：

1）干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名目进口，只许以物易物，不许换成白银。同时课以明税，堵死关吏索贿空间。如此即能使得关税低于贿赂，外商必然乐从，而且以物易物贸易也防止了白银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间贩卖和吸食。

3）“买船不如造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出大烟来和洋货竞争。鬼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自绝。

严禁派的主张则由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提出，得到林则徐的赞同，前文已经提到。他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皇帝给烟鬼们下个最后通牒，在一年内戒断。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主张以邻居互保制度实施这一政策，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

看过本文第一节的读者应能立即看出，此乃典型的“清浊流之争”，许浊黄清。许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尊重现实，具有可行性；而黄则奉行道德至上，拒绝承认现实。为了“大义”，竟然把受害人视为祸首痛加镇压，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讲，遑论西式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权观念。正因为此，黄的奏章得到“清议”的欢呼，“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清史稿•黄爵滋传》）。

这当然是现代价值判断，不能拿去裁判古人，超越时代的乃是功利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林的主张根本不可行，荒谬之极尚不足以言其非。

谁都知道，烟贩只是少数奸商，烟鬼则是广大人民。放过少数人，却去向广大烟民宣战，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如此重罚若真要实施，必将引出社会动乱。何况当时朝廷监控人民的程度远非后世可比，总会存在大量死角。放过烟贩不究，等于确保来源畅通，烟土贸易就一定会在地下进行。皇帝下的又是最后通牒，做不到就要损失威信，勉强实施的客观效果，便是为贪官恶吏提供敲诈索贿的生财机会，流弊无穷。

反过来，许的第一条主张完全可以采纳，他提出了最关键而又为朝廷历来忽略的一条：明定税则税率，堵死关吏勒索外商的空间。这从来是野蛮人对我天朝上国最不满的一条，多次为鬼头们提出，也是后来“不平等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实在看不出我天朝上国为何要坚持这神圣原则，拒绝在这问题上放弃“平等”。如果采纳了这条主张，则后来也就不会丧失关税自主权，让鬼子廉洁的“不平等”取代了中国腐败的“平等”。

光有这条当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的第三条主张或可防止白银外流，但却毒害了本国人民，因此也不可取。依愚见，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非法的鸦片贸易得以猖獗，全靠腐败官员、关吏、水师、兵丁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朝政府的信就明确指出了“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魏源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设巡船缉私后，巡船每月纳贿三万六千两，每年放私入口二万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鸦片就增到了四五万箱。由此可见，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杜绝鸦片走私。

这就是严禁派应该干的第一件事。采取这措施不会激化中外冲突。相反，它纠正的弊病正是巴麦尊后来问罪时抓住的借口。英国政府从来不敢为鸦片贸易辩护，遑论鸦片走私。采取这个措施纯属内政，英国毫无理由干涉，而且堵死了其问罪借口。

2）采纳许乃济第一策，改革海关制度，明定公布税则税率，严禁官员税外索贿，违者严惩，鼓励受害人举报。将鸦片列为药物，以物物贸易方式进口。严格控制国内市场（这本来就是清朝的外贸政策，所有进出口都为官方控制），防止扩散。

3）采纳许之第二策，严禁官员兵卒士人吸食鸦片，若“吃皇粮者”不能在一年内戒断，一律开除公职。凡吸毒者一律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在民间提倡戒烟。与此同时成立戒毒所，帮助瘾君子们戒毒。

想出这三策，并不需要任何世界知识，遑论其他现代常识，也不涉及外交，并不需要抛弃天朝心态和孔孟之道，不仅为传统价值观允许，无悖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不违反死硬腐朽的宋明理学，完全应该在清流们的视野之内。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就算不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起码能相当有效地遏止它。就算是毫无成效，也决不会引出实行黄策一定会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而那些严重后果本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立即看出来的。

然而道光却否定了许乃济不失合理的主张，以后更将其撤职查办。黄爵滋那“清流眉目”的哗众祸国策反倒深得帝心。道光把坚决支持黄策的清流领袖林则徐召进京去，连续磋商凡八日。不过他似乎比林还要高明些，决定双管齐下，不光是拿捏烟鬼们，还要堵住来源，为此特地简放林为钦差，到广州那第一线去堵住毒源。

为什么林则徐那天朝第一能臣会看不出黄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该想到的上述芦策来？后来的事态发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黄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芦某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要杜绝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力主此策只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而且，此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它反倒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相比之下，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们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这或许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现出“一过性糊涂”的原因。这虽是毫无过硬证据的诛心之论，但舍此我还真无法解释林何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既然要去广州正本清源，禁烟就不再是内政而延伸成了外交。可惜天朝的井蛙们无一人有起码的世界常识。自宋代以后，“外交”和“谈判”这些概念就不再存在于国人字典中。它们完全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不平等”舶来品的一部分。国人要花六十年光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原来天朝类似于春秋战国中的一个小国，与欧洲列强相比犹如东周王朝与秦国相比一般。

其时清朝对待欧洲列强的态度，完全是当初我大明对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翻版，中外关系乃是“君临”与“被君临”的上下级关系。国内学者易中天先生曾把“德治”精辟地总结为“将权力道德化”。的确，按孔孟之道，由权力决定的上下级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服从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对就是罪恶，反对者就是罪人，就该无情剿灭。

根据这种“天理”，朝廷对“蛮夷” （“虏”）的态度和对策，和对待如今被美称为“农民起义”的暴乱土匪们（“逆”）一样，只有革命两手。软的那一手叫“抚”，也就是“怀柔”的“菩萨心肠”，让土匪或蛮夷们咂咂天朝慷慨伸出去的甜指头，以此引起他们的感恩心理；如果土匪或蛮夷们不知感恩图报，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来，亦即“剿”的“霹雳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土匪或蛮夷们自然也就会“畏威怀德”了。既然只有“剿”与“抚”两种极端选择，当然也就不存在谈判的可能——难道还能丧失国格，跟土匪讨价还价不成？

至于国与国之间乃是平等关系，外国并非只能招抚或剿灭的土匪；国家之间若有利害冲突，必须先靠谈判解决，实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再兵戎相见；而弱国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为根本打不过人家，越打吃的亏就越大，只有实在被逼得不战就要亡国时才能作为最后的狗急跳墙手段使出来，这一系列人类起码常识，不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于朝野任何一个人的心目中，而且至今还有许多国人根本不知道，蔚为世上奇观。

正因为此，清朝官员不仅严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时间和行动自由，而且将这些限制也强加给外国官员。地方官员从不接见他们，更不会与之平等谈判。有事就下“谕”（“命令”之意），通过“行总”转给外国官员或商会负责人；后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时，便只有上“禀”（“报告”之意），同样经过“行总”中转。两者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上下级关系.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01 编辑 ]

ddec2007

就连英国商务总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义律都被迫写过这种屈辱至极的“禀”。哪怕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头，他都无法和林则徐谈判。在穿鼻海战爆发前，英国人交给中国水师提督一份封好的信函，要求中方提供给养并立即恢复贸易，那信连拆都没拆就给原样退回去了。这派头倒颇像如今文明政府断然拒绝与劫持了人质的恐怖分子谈判。

向今天的读者介绍这些时代背景常识，不是想讥笑林文忠公，而是想告诉那些苛责古人、指责林则徐擅启战祸、以卵击石的“逆向愤青”们：在当时举国昏昏的情况下，用对待土匪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现代强国的公民甚至官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对抗。而在对抗发生后，这种无知导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可能，当然最后只会导致战争。无论是谁来主事，结局恐怕都只会一样。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他素以勤劳王事、办事认真著称，这次肩负着皇帝的重托，当然只会更努力。在途中他就明察暗访，下车伊始后便召集广州三大书院600多名士子到贡院“考试”，要他们提供烟贩名单以及鸦片集散地址，并征询既往禁烟弊端以及合理措施（这倒才是真正的遴选干部的方向，堪称明代以来首次教育制度改革），随即下令地方官员把那些烟贩抓起来。此后在和鬼子周旋过程中，他更布下了许多探子，情报工作作得很好。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于1840年5月7日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林则徐“消息灵通”，在给外商的命令中说他知道在伶仃港口船上有几万箱鸦片，他命令一箱也不许运走。这和传统官场的昏庸官僚的作风完全是两回事。

经过一周左右的准备，林则徐正式动手了。他谕示外商，限他们三天把所有的大烟都交出来，并要求每个商人都具“甘结”，也就是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不运鸦片来中国。若有违反，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缴烟和具结始终是林的两个奋斗目标，第一条作到了，但第二条却成了双方争执焦点之一，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为了使洋商就范，林则徐还把行商（也就是获得官府特许与外商贸易的中国商人）当成人质去威胁他们，要行商三日内说服外商服从上述命令，否则就要将一两个行商当成汉奸正法，抄没其余的人的家产。他还下令逮捕英国商会头子颠地，要颠地自动向广州府投案，否则就要将两名中国商人作为人质斩首。

这命令对外商宛若晴天霹雳。鸦片贸易占了外贸的大头，要外商把鸦片统统交出来，意味着巨额损失，奸商们岂会心甘情愿？而且，英国是实行法治的契约社会，许多商人只是经理、代理商或合伙人，手中的鸦片并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他们的财产，交出去要负法律责任。但若不交，则与他们贸易的中国商人就要作为人质被杀。“十三行”内的奸商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逮捕颠地的命令被翻译成了林则徐召见他的命令，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于是建议他应命前往广州府。但颠地知道此行吉凶难测，不肯前往，颠地的兄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还激动得扬言要死在英格利斯的门前。

在此紧急关头，商务总监兼领事义律从澳门闻讯赶来了，和中国官府打了几次交道，都没有什么结果。林则徐见奸商们久不从命，当即下令封锁广州海上交通，派兵包围十三行，禁止出入，撤出所有中国雇员，并禁止民间向十三行出售食物。奸商们包括义律在内统统成了囚犯，面临着饿死的危险。

义律别无选择，只好以女王名义要商人们把烟土交给他，不交者后果自负，再由他以女王政府的名义开出收条，保证偿还价值。根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在国会的证词，商人们都如释重负，因为责任现在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了，于是很爽快地交出了毒品。义律把收到的所有大烟陆续交出，一共19187箱2119袋。据英格利斯的证词，他们从中国官员那儿刺探到的情报说，这数量远远高出了林则徐的估计，他以为顶多只有五千多箱。此话是否可靠，还有待于国内史学家考证。在短期内竟然交出这么多烟来，可见所谓“走私”全TMD“走公”。

但义律这么干，等于代英国政府把本国不法奸商与中国政府的冲突揽了过去，使之变成了政府间冲突。这很可能就是那家伙的阴谋。3月28日（二月十四日）他禀告林则徐，答应呈缴鸦片20283箱（略高于实缴数）。但4月3日（二月二十日）他就致函巴麦尊，污蔑“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响，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建议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扬子江面。所以，此公根本不是网人亦忱盛赞的那个大善人。

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国际误会，林则徐在缴烟谕中说：

“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

根据英商英格利斯在国会的证词，这“酌予赏犒”被他们理解为按最低价格每箱500两白银给于赔偿。这就是他们后来一直纠缠赔偿烟价的缘故，最后这要求成了南京条约里规定的赔款一部分。但中国的涵义可不是这样。道光后来同意所缴鸦片每箱赏茶叶5斤，这和烟贩们的期待可是天差地别。这误会有可能促进了双方交恶，但过错并不在中方。按国际惯例，凡走私货物一律没收。本人私带香烟入关就被没收过，从来不敢指望海关赏我几钱茶叶。因此，中方“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统而观之，愚以为林则徐要求鬼子缴出走私商品并没有做错什么。唯一的错误是毫未出示证据，就下令逮捕英商颠地，并以处决中国人质威胁他自行投案。同样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就派兵包围十三行，不分良莠，对所有商人以及外交官员实行事实上的囚禁并断绝其生计。这就构成了英方日后上门问罪的借口。但考虑到当时国人毫无西方人权观念，官府对百姓从来是为所欲为，任意查抄屠杀，更不懂国际惯例，现代人无法苛责这种野蛮做法。与林则徐后来血腥屠杀暴动乱民的辣手比起来，他当初对英国蛮夷已经是网开三面了。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道光一再告诫他慎重行事，不要擅开战祸。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预定的两个目标已经圆满实现了一个。道光也觉得此案已经完满结束，调他去担任两江总督。但林不愿离开，宁愿接替邓廷桢作两广总督，因为他的第二个目标亦即让所有外商出具甘结的任务还没实现，而这就成了中英双方的争执焦点。

这一要求我看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当然要服从中国法律。本人出国后就出具过许多“甘结”：在各式各样的表格上签名，保证自己说的是实话，否则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但义律顽固拒绝这一合理要求，而林公也绝不退让，就此陷入僵局。

林公为何坚持这一要求呢？他已经在《缴烟谕》中明说了：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这意思是说，他从小生长在福建，对外夷那套很熟悉，知道鬼子们讲究信义。而这其实就是他坚持让他们签字画押写保证书的原因。他大约深知中国无可能澄清吏治，做不到“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所以只好寄希望于鬼子的契约精神，以此杜绝鸦片流入。这和他附和黄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的乖谬主张，指望以死刑的威慑消除市场需要来禁烟的思路如出一辙。这就是我为何猜测他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有趣的是，恰是鬼子的契约精神使得义律拒绝照办。如果是不拿契约当回事的中国人，恐怕早就同意这要求了。这也说明义律根本不是某些网人鼓吹的那种禁烟圣人。他禁止本国商人具结，因此酿成了后来的武装冲突。

另一个恶化两国关系的事件则是前文已经介绍过的林维喜事件。7月7日（芦注：关于本案发生的日期各说不一，我一共查到三个日期，分别为6月20日，7月7日和7月12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责令义律交出正凶，而义律认为中国官府不讲究证据，以一人兼充侦探、起诉、陪审团和法官，专用酷刑逼供，属于野蛮司法，因此他动用“治外法权”审判了该案。其中一人以无证据开释，其余五人被判参与骚乱罪（participation in a general riot）被押送回国服刑，但到达后立即被释放，原因是英国政府认为，未经中国政府授权，义律无权审判任何人。然而有人认为，根据英国的有关议会法案，他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海里内的公海上作此类审判。这公案到今天也还在争议之中。

所谓“治外法权” （extraterritoriality）通译为“领事裁判权”。根据国际惯例，它只适用于发生在驻外使领馆和军事基地内部的案件。很明显，这并不适用于审理林维喜案，义律这么做违反了国际公法。虽然他是在中国领土外审判，但案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即使按上述英国法律，那审判也属非法无效。英国政府可以否决之，但必须把案犯引渡给中国才符合国际惯例。

不过，这也只是从理论上说说而已。我早就在11年前指出了：洋人迫使中国接受治外法权，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盖人家实在无法接受咱们的中古式野蛮审判。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曾被迫接受治外法权，但人家引入西方司法制度后，列强也就同意改约，放弃了该项“不平等特权”。

因为这两件事，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义律命令所有英商从广州撤退到澳门，停止对华贸易。林则徐针锋相对，下令停止供应澳门英人柴米食物，撤退买办工人。 8月23日，英国人抢占了当时人口稀少的香港岛作为基地。同月月底，只装了28门炮的英国轻型军舰（frigate）窝拉疑号（Volage）到达广东海面，保护此时都集中在珠江口外穿鼻洋海面上的英国商船。林则徐发出布告通知民众：“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

林则徐先是钦差大臣，后作两广总督，总督又称“制台”、“制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乃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林在担任两个职务时都有权调动军队，因此下属也称他“大帅”。但不幸的是，大帅接受的乃是科举教育，四书五经并不教他怎么打仗。靠业余自学只能学会《孙子兵法》，获得有关战争一般原则的大而无当的模糊指点，此外便只能从三国周郎那儿学点“火攻”，从吴主孙皓那儿学来“铁链横江”而已。

如今国人只知道鬼子硬件先进，船坚炮利，却不知道人家软件同样先进，有军事科学，而咱们只有《三国演义》。靠看那些垃圾古书，就是天才统帅也无法与鬼子的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平庸军官匹敌，起码人家会看地图，知道如何算出大炮的射击诸单元。

林大帅当然不可能知道连如今的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文明差距，充满了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不知道鬼子的船是由工程师科学设计出来的，不是中国的憨木匠凭经验拼装起来的。在帆船时代人家就能靠合理设计扬帆逆风行驶，何况已经进入了汽船时代，其速度和机动性能都令中国古老木船瞠乎其后。

琦善乃是亲自考察英国军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立刻就发现英舰不但高大，而且“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芦注：这是描写蒸汽机驱动的军舰）。一个满族高官能去亲自考察敌舰，而且立即发现人家的优越，甚至参悟出蒸汽机原理，实在难得之至。

以林大帅之聪明颖悟，若有琦善那点虚心，只怕也要同意琦善对他所拟破夷之法的批评：倘攻夷船的下层，则“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若用火攻，“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所以，若“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参观的是懿律和义律后来带到大沽口去的装备了七八十门大炮的正规战舰，而林大帅当时面对的不过是一艘装备了28门大炮的轻型战舰窝拉疑。9月4日，该舰和两艘商船到九龙取淡水和其他给养，遭到三艘中国水师战舰拦截。英舰当即向水师战舰发炮，打响了鸦片战争第一枪。水师立即还击，但无一发命中。一番海战后，水师严重受创，只能撤出战场，过后却向林则徐报捷。

林大帅收到捷报后立即就报告了道光。道光闻报于10月11日后下上谕：“如英船仍形桀骜，即再示兵威。”

10月14日，反对鸦片贸易的贵格会教徒（Quaker）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长史密斯认为义律无权制止公民贸易，径自开入珠江口，正式具结，取得合法贸易权利，次日即到黄埔贸易。 受此鼓舞，林大帅于10月26日再度要求英国人交出林维喜案正凶，并下令所有英国商船三日内具结进口，否则就回国，不得再滞泊伶仃洋面。

“担麻士葛”号弃暗投明，使得义律非常恼火，他怕其他英商响应林大帅号召，命令窝拉疑号和新到的另一艘装备了18门大炮的轻型军舰“海阿新”号（Hyacinth）封锁珠江口。11月3日，另一艘英国商船Royal Saxon也毅然奔向党的温暖怀抱。英舰当即开炮警告，触发了穿鼻洋海战。在短短45分钟内，两艘英国军舰就击沉了5艘最大的中国战船，击伤多艘其他战船。此后双方又数次交火。按林则徐的报告是“七战七捷”，据说所有这些武装冲突，包括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都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这至今仍然是中方的官方说法。

我查到的英文资料只记载了九龙和穿鼻两次海战，说的与中方报道相反。我个人认为英国人的报道更可靠。理由是：

第一，英方资料中查不出有哪艘军舰或货船被击沉或击伤，而这在那法治国家是不可能隐瞒的。然而九龙之战后林则徐向朝廷的报捷时却说击翻英船一艘。如上所述，该战役英方只有窝拉疑号一艘军舰参战。如果它真被击沉，后来窝拉疑号就不可能和海阿新号一道参加懿律率领的远征舰队了。

第二，英国军舰是专业人士设计出来的，速度与机动性能远远超出中国水师的原始木船。船上配备的大炮可以灵活转动，命中率远非水师可比。

第三，英国军人是以军事科学训练出来的职业队伍，精通作战技能。相比之下，无从想象中国水师文盲们能够准确计算出炮击的角度应该是多少。即使好学如林大帅，也绝无可能知道三角学和力学的基本常识，中国古籍里从来没有这些名堂。

第四，大帅本人就默认了论海战，天朝不是英吉利野蛮人的对手： “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取胜希望在于陆战，盖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定海陷落后，他在密奏中再度重复了这战略思想：“与其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团勇，陆续回至该处，论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密探定海情形并拟计划袭取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第五，在穿鼻海战后，大帅即购买了一艘美国商船，装备以葡萄牙商人出售的大炮，提示他意识到了双方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可以用三国周郎使用的“火船”弥补的。

既然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都以中方大败亏输告终，那么林则徐向道光奏报“七战七捷”就犯了欺君之罪，此乃典型的奸臣行为，何以他还能是忠臣的代表人物呢？

不幸的是，在实践中，此乃典型的忠臣行为。要作忠臣， “能做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做官”。这门“做官学”（在民间则是“做人学”）博大精深，乃是传统中国人主要的或甚至是唯一的学问。不懂这学问，你就连臣都做不了，岂还有指望做忠臣？

做官学的第一条，就是会向皇帝推销自己。林大帅虽是全国众望所归的清流领袖，却也深通这做官学，经常在奏折中向皇帝吹嘘自己的功劳或苦劳。例如前文说到他在担任河道总督时克尽职守，为防下属舞弊，每个料垛都亲自检查过来，可疑的料垛马上拆散检查，这些话都是他自己写在奏折中的，当然可能是事实，但说明他并非谦谦君子。这也可以理解：你要“伟大谦虚”，不向皇帝表功，朝野又岂能知道你是勤劳王事的忠臣？

做官学的第二条，便是瞒上不瞒下，隐恶扬善，隐失扬得，隐罪扬功。这不是为了你个人，而是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要坚持你的政策主张，你就必须做出政绩来，就不能向皇帝披露你的政策招致的失败。而且，要作出政绩，你就需要下属戮力同心，为你效命，这就得让大家都跟着你分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为他们隐瞒过错，夸大甚至捏造他们的功劳，乃至于“反败为胜”，都成了你为坚持自己的道德主张（＝政策主张，在德治社会中，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必须做出的高尚牺牲。

凡是成功的忠臣，都得做出这种高尚牺牲，并不独林文忠公为然。湘军收复南京时，守城发匪顶多一万人，而且饿得眼睛发蓝，没有多少抵抗力，曾文正公却在给皇帝的报捷奏折里，把守军人数扩大到几万人，还唯妙唯肖地描绘了对方抵抗如何顽强。南京是发匪伪都，发匪十多年来从民间抢去的金银珍宝全藏在那里，他却有那本事愣说破城后一无所获，连他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云云。那些财宝倒不是让他本人贪污了，而是他家老九带领湘军多年出生入死，全体官兵指望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那个盛大节日。他又怎么能让众弟兄失望？这么做对得起谁？

做官学的第三条便是做面面俱到的八面观音，维持与上下左右的良好关系。须知传统社会和今日极权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没有“权威逐代递减律”。皇帝拥有绝对权威，而臣子们的地位极不稳定，随时都会被撤职、下狱、抄家甚至被砍脑袋，其祸福荣辱全取决于皇帝的一念之间，根本不像今日我党干部地位固若金汤，中央只能赎买，不能查办。

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也绝非今日我党的监察制度可比。朝廷专门养了一批“言官”，其专业就是找茬。尽管他们官卑职小，却有权弹劾一品大臣乃至亲王贝勒。哪怕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也可举报，没有“诽谤罪”一说，因为“有闻必奏”是他们的责任。奇妙的是，这种监察制度非但没有达到整肃贪污的原设计目的，反而为想办实事的人布下了重重障碍，更为毫无原则的派斗提供了武器。明朝之所以灭亡，我看有一大部分就是因为这种背时制度。

林文忠公最突出的本事，我看还是公关能力，前文第二节就提到了这一点。他不但深获皇帝宠信，而且是士大夫当仁不让的精神领袖，似乎就没怎么被御史们弹劾过，权贵中也没有谁和他过不去，顶多只有个穆彰阿不太喜欢他，但也不是势不两立。这种面面俱到的本事当真少有。

这或许就是他何以能瞒过香港早就失陷的噩耗，不但瞒过了当时的人，而且瞒过后世人直至今天。若您去网上搜索香港的历史，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全都告诉你英国人是在1841年占领香港的，而那是琦善出卖的结果。

其实早在1839年8月23日，亦即虎门销烟结束（同年6月26日）后两个月，英国人就在义律率领下抢占了香港岛，而这完全是林则徐逼出来的。

前文已经介绍过，林则徐把禁烟的希望寄托在鬼子写保证书上，而义律顽固拒绝。为防止英商动摇，他命令所有的英商都从广州撤到澳门去。因为义律拒绝交出林维喜案正凶，林则徐于8月15下令停止对澳门的农产品供应，并向附近城市香山增派两千名士兵。葡萄牙人本来就不喜欢英国人，于是便宣布中立，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义律只好于8月23日（据《剑桥中国史》为8月24日）率众占领了香港岛，滞留在该地的英国商船达29艘。后来英国舰队对珠江口实行封锁，全靠香港作为军事基地。

因此，香港沦陷始于1839年8月23/24日，从那以后一直处于英国人占领之下。在穿鼻洋战败后，林大帅从未试过收复该岛。这就是英国人为何在后来的和约中几次提出要割让香港岛。

奇妙的是，这明明属于封疆大吏丧失领土的严重败绩，然而不仅当时朝野无一人得知此事，遑论交章弹劾，而且此事明明就写在《剑桥中国史》中，中国史学家却至今对此讳莫如深，苦心孤诣地维持林大帅的“民族英雄”形象。一个人做人能做到隐瞒败绩达168年之久的境界，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

林公隐瞒此事，或许是出于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以坚壁清野即足以把鬼子渴死饿跑。他虽然未向道光报告香港沦陷的事，却也告诉皇帝英船滞留在伶仃洋面，而这不是什么问题，用断绝供应的办法就足以制其死命。他制定的乃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战略：断绝对英夷的供应，禁止他们上岸，通告百姓若英夷上岸滋事即可开枪阻止。虽然打海战打不过英夷，但英船若驶入内河，则必因运转不便“直成釜底游鱼”，若胆敢上岸陆战，则英夷腿不能弯曲，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有着这许许多多优势，大帅当然是指挥若定，手操胜卷。

这坚定的必胜信念，感染了原来相当谨慎、多次告诫林不要擅启边衅的道光。12月13日（十一月八日），穿鼻海战“捷报”到京，道光帝谕令林则徐永远停止英国贸易，驱逐其所有船只。1840年1月5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刚接替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奉旨宣布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

正当君臣陶醉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中时，英国政府正在酝酿战争。以维廉•查顿为首的返回英国的奸商们一直在从事宣传战，游说英国国会，将林派兵包围13行描绘为又一个“加尔各答军牢案”，是对女王陛下旗帜的不可容忍的侮辱。

1840年4月7日（道光二十年三月六日），英国议会下院开始对华战争问题辩论。反对党托利党人（即如今的保守党）指出，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并提出了反战议案。

阁员托马斯•巴宾顿•马可黎为执政的辉格党（即今日自由民主党）作了答辩。他针对议员们的民族自豪感下功夫，用慷慨激昂的排比句作了非常煽情的演说，声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能使阿尔及利亚的贝依在其受辱的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的国家；他们属于为普拉塞原野军牢的受害者报了仇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的护国公（芦注：指克伦威尔）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

对此爱国主义煽情，托利党人格兰斯顿作了字字掷地有声的回击：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这是真正的正义和良知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先进价值观的有力表述，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所在。它雄辩地表明：即使是在为民族主义狂潮席卷的帝国主义顶峰时代，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政客们中，人道主义情怀仍然可以压倒爱国主义冲动。遗憾的是中国教科书从不介绍这一争论。

外相巴麦尊狡猾地规避了这义正词严的谴责 。他矢口否认政府支持这种不法的鸦片贸易，坚持说政府要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将来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大家应该记住的重要的事情是英国已经受到了侮辱。这样，辩论的中心问题便被他巧妙地转移了。

经过3天激烈辩论，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5票之差被否决（此据《剑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鉴》提供的表决结果是271票对262票，亦即9票之差）。这大概是英国议会史上主战派与反战派人数最接近的一次。仅此一端就足可看出，即使是在疯狂扩张的维多利亚时代，这场战争都是何等不得人心。

战争风云马上就要降临中国了，天朝君臣尚自醉梦昏昏。最荒谬的是林则徐竟然将美国人送来的情报当成了挑衅。

美国人并未怎么涉入鸦片走私，禁烟对他们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因此他们很痛快地就同意林则徐的具结要求，趁机占领英商留下来的市场而大发横财。当义律绝望地呼吁美国堂兄弟们和他采取同一立场，反对具结，和英商一道撤出广州时，美商领袖福布斯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率答复道：

“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或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货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咱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王来担保赔偿我们的损失。”

原文有着译文无法传达的讥讽意味，照抄如下，俾懂鬼话的读者一笑：

“I had not come to China for health or pleasure, and that I should remain at my post as long as I could sell a yard of goods, or buy a pound of tea… We Yankees have no Queen to guarantee our losses. ”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04 编辑 ]

ddec2007

正因为老美从英商的撤退获益，所以对中国持友善态度。1840年4月26日，美国副领事多刺那向林则徐发文，报告英国准备在五月前后封锁广州港，不许各国前来贸易。人家送来如此重大的军事情报，林则徐倒非常生气，斥曰： “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悖谬已极” ，“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竟将美国的禀贴退了回去。

雷霆就这样打到了麻木虚骄的井蛙头上。1840年6月21日，由全权代表懿律和副全权代表义律（注：两人是堂兄弟，都姓Elliott，中文为了区分便使用同音字）率领的16艘军舰、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装载了4千陆军的远征军抵达香港，以小部分兵力轻而易举地封锁了广州港，大部分兵力则按原定计划北上。

这决定对中英双方都是不幸。英国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乃至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所有这些战争的目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觉得中国不知好歹，不知道自己虚弱到不堪一击，还要来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要“教训教训”中国，让他们知道厉害。这和中国后来“教训”印度和越南的战争意图也差不多，其实也是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动机。

封锁广州港、北上攻克舟山的战略计划乃是义律早在1839年4月3日就向巴麦尊提出来的建议。同年10月18日，巴麦尊回信指示：

“陛下政府意欲使远征军在3月到达中国海，其具体行动，尚待充分考虑，不过将给印度总督、海军司令和你自己留下高度的决定权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求如何；并说明，这样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他们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并携有训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

英国远征军于次年6月间到达香港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早就商定的计划。林大帅打的主意本来就是诱敌深入，在内河煎“釜底游鱼”、在岸上肆意砍杀腿不会打弯的英夷，自然不会出战，而英国人也就按原计划北上进攻舟山（定海）。可这却成全了爱国清流们的神话，亦即鬼子不敢进攻广州乃是因为怕了林大帅，在福建不敢进攻厦门乃是怕了闽浙总督邓廷桢（或甚至声称被邓在厦门打败），却忘记了定海也是他的辖区。为了塑造民族英雄，历史学家真是什么脸皮都不要了。

这神话流传至今，而且越演越烈。据说英军后来之所以能攻下广州，乃是林大帅被黜，奸臣卖国的结果。如果林大帅还在镇守广州，那就决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所以，不是咱们不行，而是奸臣卖国。就这样，英国人第一次“教训”中国的战略意图彻底落空了。

如果他们二话不说就直攻广州，唯一不利的只是林大帅个人。战争结果不问可知，必然是丧师失地，兵败如山，与后来奕山守广州时绝不会有两样，只怕还要更糟糕——光是林能动用的兵力，就远远不如道光给他侄子奕山从各省调来的兵力多。他必然因此身败名裂，这爱国神话就再无可能产生了。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天大的不幸，但恰好符合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平生抱负，可谓得其所哉。

少了林大帅这个“民族英雄”（＝全民的麻醉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有利于中国。首先，它缩短了战祸，减少了生命财产损失。其次，因为缩短了战祸，它必然减少战争赔款。最重要的还是，它剥夺了清流自欺欺人的本钱，促进国人早日从井蛙梦中惊醒，看见东海的浩瀚，也就不至于要一直等到八国联军入侵，国人才终于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全面改革也就不至于给耽误了足足60年的时间。

即使对英国来说，这也是有利的决策：一次教训便能使得中国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在日本之前变法维新，实行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外交摩擦，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了。

可惜林文忠公运气太好，义律似乎有意成全他，放过广州不攻，却北上攻陷定海。他有个想法非常可笑：他深知中国是人民任官府压榨屠宰的烂污国家，以为只要他率领的“解放军”给人民做个文明生活方式的榜样，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一个英国人可以打交道的文明政府。可当他攻下定海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又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但又给琦善的三寸不烂之舌骗回了广州。整个北上计划都成了蠢动，只达到巴麦尊要他们给北京政府送信的目的。最后还是不得不进攻广州，却又在即将破城之际，因笑纳了奕山乖乖交出的600万元“赎城费”而忍手不攻，让奕山就此“反败为胜”，向朝廷报捷，说是击败了英军。

于是英军便始终达不到“教训”的目的。战争就这样拖延下去。每次英军都以攻克名城为“教训”手段，但即使在签订了南京条约停战后，这战略目的仍然未达到。于是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干脆进攻北京，以焚烧圆明园为极端的教训手段，却仍然不见效。直至八国联手痛加教训，在北京城内举行联军盛大阅兵，这才使得清朝政府最终醒悟过来了。可惜满清朝廷已因一再丧权辱国大失威信，导致革命乱党蜂起，演出辛亥丑剧，使得中国堕入更深的深渊，失去了如日本一般顺利西化的机会，至今尚不能自拔。

这些后事当然赖不到林文忠公身上。不过他个人的运气似乎和国运相反。每逢国家倒霉之日，便是他走运之时，鸦片战争是这样，剿灭发匪也是这样。全靠非凡的运气，他先逃过了失陷广州的厄运，后又及时地死在赶往广西平叛的路上，于是他的光荣历史便在所有的朝代里都是无懈可击的。在清代他是忠臣和清流，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他是“民族英雄”。运气如此之好的同志，在中国历史上还真难得见到。

六、“民族英雄”的遗产


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林则徐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所谓民族英雄，就是在祖国危难之时身体力行了民族主义的道德楷模。林则徐的言行表现出来的信念，当然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观。因此，通过剖析林则徐的信念与言行，不难将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信奉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条理于下。必须指出，虽然这些信念在林文忠公的言行中表露得很突出，但它们普遍存在于从皇帝直到普通士人中，并非为林公所特有，他只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已。


（一）中式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

1） 中式“民族尊严”——天朝心态


如前文所述，清朝人普遍认为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战栗屏营、“畏威怀德”的属国。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级中，属国国王的级别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的高，因为后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袁世凯任意抓捕朝鲜监国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回国让朝廷论罪，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这就是当时的爱国者们从皇帝直到臣工坚持的最主要的原则，乃是生死攸关的“国体”。道光一再对林则徐和他的继任者们强调“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勉强译成现代汉语便是：“上不可丧失国家尊严，下不可引起边境冲突。”

这就是当时人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它其实是指皇帝以及臣僚们必须高踞于野蛮人之上。这种尊严具体而微，渗透了中外关系的一切方面，首先是表现在朝廷公文居高临下的口气中，如林则徐《谕英国国王书》表明的那样：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念众夷尚知悔罪投诚……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自称“大皇帝抚绥中外”，愣要做人家的上司，本身就已经是对人家的侮辱。还要硬代人家“皆称恭顺”、“感激天恩”、“悔罪投诚”、“兢兢奉法”，最后甚至还赤裸裸地以武力威胁：“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力震华夷”。除了给人家下命令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外，竟然还威胁要毁灭人家的国家：“王其诘奸除慝，以保艾尔有邦，益照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 悍然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人家调查惩处本国“奸慝”！

有哪个主权国家能忍受这种骇人听闻的侮辱？光是这份命令（“谕”就是“命令”、“指示”的意思）就足以惹出外交风波来！

这可不是林则徐一人的错，天朝官员莫不如此。第一任英国商务监督是律劳卑（Lord Napier），此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但从未能履职，那原因现代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他到达广州后，给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说明自己是英国派来的商务监督。但这种作法伤害了咱们的“国体”，于是坚持民族大义的卢坤断然拒绝接受之，并命令律劳卑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赖在广州商馆内不走，卢坤便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并中断贸易。律劳卑忍不下这口气，便率领两艘军舰攻进珠江。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大批战船严阵以待。最后律劳卑身心交瘁屈服了，打着摆子黯然回到澳门，死于该地。

读者至此可以看出，林则徐禁烟那两下子，其实是从卢坤那儿学去的，只是运气没有老卢好。律劳卑在任时，英国尚未决定必要时不惜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卢老前辈才大获全胜。可老林碰了一鼻子灰，反倒因此成了民族英雄，而大获全胜的卢老前辈反而几乎没人知道。此中奥秘何在，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后两任英国领事都有这个如何才能被中国地方政府承认的问题。义律上任后，为了履职，只好入乡随俗，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这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正如邓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指出的，中英之间不是平等关系，英国领事当然就不能平行发文给两广总督，否则英国就会与中国分庭抗礼：“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66页。转引自《剑桥中国史》）

这“国体”最后竟成了全国无一人敢违背的“民族大义”，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如此。战争爆发后，英军北上，沿途试图把巴麦尊的国书投递给地方官员，但无人敢收，那原因是，蛮夷属国胆敢向大皇帝投书，乃是骇人听闻的僭越之举！

和其他人比起来，林则徐的“原则性”有时还不算最死硬。按“国体”规定，天朝官吏不得与洋人会面，有事只能通过中国人担任的“行总”中转“谕”和“禀”。但林为了“知己知彼”，刺探敌情，曾破例接见过两三次外商，向他们打听外国情况。此举在当时惊世骇俗，在后世被历史学家们吹嘘为壮举。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伟人是何等容易。

当然话说回来，林大帅敢接见鬼子也真需要点胆量，君不见郭嵩焘只不过是为了出使英法，就被清流们恶毒嘲笑，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但那不过是林大帅的“用”，并非“体”，也就是为了克敌制胜的需要暂时牺牲道德原则。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真正“开眼看世界”，从未认识到中国不是君临万国的天朝，其实不过是国际社会中比较野蛮落后的一员，能力争强国平等待我就算不错了。他给英国国王的信是1840年初发出的，那时他已经在广州呆了一年了。虎门销烟前夕，他撰文祭海，抒发了他的“平夷”壮志：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这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中外观：祈求神明大显神威，永远祛除捣乱的妖物，驯服野蛮人的犬羊之性，使得他们知道上下尊卑的天理，从此消除其蜂趸之毒，专门恭顺地向天朝输诚纳贡（注：“撑梨”乃是古代游牧民族单于的称号，而“嫁布”则是古代巴人的朝贡品）。

在他退休回福州后，在所谓“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他上窜下跳，又想把在广州那手使出来，募勇造炮，仍然是当年他在广州慨然抒发的壮志：

“小队出郊垌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
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说明此人丝毫没有 “吃一堑长一智”的长进迹象。

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再认同这种漫画式的“民族尊严”，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此消失了。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并不光是反侵略。“维护国体尊严”才是主要动因，是它使得矛盾无法通过协商解决而爆发为武装冲突、在战争爆发后又迟迟无法达成和解。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在评估那场战争时，就得把由此获得的那部分“正义性”剔除，才算得上实事求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以及后世加给琦善的许多指责和侮辱就是不公平的。他或许有辱了“天朝国体”，但从国家利益的净损失而言，他的作法要比林则徐正确得多。类此，林则徐为了坚持“天朝国体尊严”干了许多蠢事，虽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指责，但也不能再以现代人之口继续吹捧他如何“捍卫民族尊严”。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天朝心态并未因其荒唐而在国民心目中彻底消失。相反，它化作了更隐蔽的深厚传统。熟悉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的同志都知道，在斯大林活着时充当亚洲共运领袖，在斯大林死后充当全世界共运领袖，乃是伟大领袖的奋斗目标。“中国对世界应该有较大贡献”的理论就来源于此，“全世界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则直接来自于“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这就是毛记世界革命真正的理论源泉。为了实现这梦想，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苦吃苦做，把无数血汗倾倒到外国阳沟里去了。

即使到了今日，这传统似乎仍然远未泯灭。在感情深处，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普通中国人都难以接受“中国不过是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的想法，都或明或暗地认同
“中国对世界应该有较大贡献”的最高指示，总觉得中国有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特殊之处，注定应该当世界领袖。

这想法当然也无可厚非，它也是本人的梦想。我只想提醒读者，不要让这种良好意愿再度把国家民族带入深重灾难。

在这方面，老子的教导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值得我们借鉴。老邓就是因为知道“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这才使得中国成了接纳外资的溪谷，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


2）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流露了相当浓厚的种族主义气息，他在奏稿、日记、诗文中大量使用了侮辱异族的妖魔和动物名词。动辄使用“犬羊”作为英国人的代称，诸如“犬羊之性无常” 、“犬羊之性反复无时”，甚至在诗文中进行妖魔化谩骂：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域外贪狼犹帖耳，肯教狂噬纵村龙？！” （《次韵和解筠前辈》）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甚至在奏折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屠杀“异种”的豪情：

“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

但必须指出，这种情绪在当时非常普遍，“犬羊”一词似乎成了公文中普遍流行的专用名称，无论是是“剿派”还是“抚派”，无论是道光，是琦善，是裕谦等人全都用过。这说明种族歧视乃是当时的普遍价值观，并不是林则徐的个人问题。

与种族歧视相伴生的则是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此乃天朝一贯的实践。前文已经指出，天朝对外国野蛮人一贯实行隔离政策。当年英国使节马戞尔尼入京，请求乾隆爷同意他们派大使来华，就被乾隆爷一口拒绝：“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至于洋人传教就更不允许：“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因此，这所谓“华夷之辨”，其实就是种族隔离，不许来华西洋人“与中国人民交结”。就是为此，全国只有当时很不发达的边远城市广州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住在十三行中，不能随便进城，更不能随便与中国人来往。

林则徐到广州后管理更严格，甚至一度严禁中国人为洋人送信或捎物。在战争爆发后，清廷严禁百姓向英军出售食物，违者作为汉奸处死，为英军在攻破定海等地后大肆抢劫提供了借口。这种政策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即使是在交战状态，又有什么必要去把与侵略军做点小买卖的普通百姓当成资敌汉奸严惩？莫非要逼得侵略军动手抢才是硬道理？

这种族隔离政策被鸦片战争打破，《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因此，在战后英国人便依约行事，想进入这些口岸。在上海毫无问题，但到了广州和福州却遇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在得知广州绅民反对英人租地成功后，在致友人书中把这种违约行为的“道义依据”说得清清楚楚：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犬羊”不能和人睡在一室之中的“民族大义”，为此便可以不惜违反已经签订的国际协议，为国家招来更多战祸。

当洋人来到“五口”之一的福州时，林则徐已经退休了约一个月。经侯官县令允许，福州乌石山神光寺住进了一个传教士和一名洋大夫，这点P事却成了林则徐大脑中的高频放电点。他由此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认定英人可能武装侵犯福州海口，又是联合士绅致函责问县令（退休总督又怎会把区区县令放在眼里？），又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严词责令英人迅速撤出城外，还呼吁“调兵演炮”，招募兵勇，甚至亲自沿闽江考察海口地形，闹的跟真的似的。

福建巡抚徐继畬生怕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反倒引来外敌入侵，反对林莫名其妙的抽风，主张用“穿小鞋”的中国功夫让洋房客自动搬走。俩洋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旧，入秋后阴雨绵绵，那房子到处漏雨，房客却怎么也雇不到泥瓦匠——巡抚大人早就发了话，谁敢去跟鬼子修房子？最后那俩鬼子只好搬出城外去了。此事终于圆满解决，并没有劳动林文忠公的兵与炮。

然而徐继畬与林则徐的策略争论却为他招来了不幸。林虽已退休，能量却非同小可，他联络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诸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等人，接连严词参奏弹劾徐继畬与刘韵珂（闽浙总督），说他们“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最后害得徐继畬不但丢官去职，还被后人痛骂“妥协”、“卖国”百多年。气得徐继畲在家信中骂“巨绅林则徐” “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这小子也是不识做：既然知道老林是巨绅，那怎么还敢去得罪涅？岂不闻孟夫子有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胆敢得罪，为政就很难了。由此观之，徐继畬才是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不给国家引来毫无必要的战祸，甚至不惜得罪“爱国不仁”的巨室林则徐以及他能动员的一切清流高官，让自己身败名裂。

这种族隔离的传统也被咱们继承下来了，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渐打破。凡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该记得，北京的外交官们都给安排在特殊的公寓里，大众只能在街上炯炯围观之，决不能与之来往。我在德国时，去人家做客。席间有位绝美女士，自称原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人员，70年代在北京住过几年。我说：

Well, you must be watched by the masses then.

她说：

Yes, once we stopped the traffic…

还没说完，一位美国女士便噗嗤一声，把口中的酒全喷到了桌上，当下狼狈不堪，连连道歉。吓得我俩再不敢说下去了，免得隔壁出更大洋相。

如果不是种族隔离，怎么还会有这种聚众围观的闹剧？今日中国还有谁去不惜阻断交通观看鬼子，又有谁不惜一直跟进厕所去，看人家是不是也跟土人一般方便（这也是一位鬼婆告诉我的）？

这就是我大清给咱们留下的传统，只是咱们比先辈还先进，连海外归侨都成了天然特嫌。那阵子“海外关系”似乎就是“内控”的代名词。幸亏这传统终于破除了，时代毕竟还是有进步。


以上两条算是林则徐代表的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核心乃是四个字：“华尊夷卑”，它熔文明歧视、种族歧视以及权力歧视于一炉，将天朝置于文明、种族与权力诸等级的顶端，将西洋诸国置于这三个等级的下层——“蛮”、“夷”（野蛮人），“异种”、“犬羊”、“妖”（劣等的非人类），以及“逆”（造反的下等人）。不容否认，在很大程度上，鸦片战争就是因天朝捍卫这些道义原则触发的，也因为天朝不能放弃这些神圣原则而迟迟不能结束。

只有看穿这一点，才能明白当时人的真实的精神世界，也才能明白蒋延黻先生指出的那个怪现象：

“当时的人对于（南京条约）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口通商导致华夷杂处，违反了咱们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当然让人痛心疾首。协定关税与治外法权则与“华尊夷卑”无关，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由此可知，当时的（乃至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主要还是个面子问题，并没有“国家利益”观念在内。

澄清了这一点，则立刻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的巨大尴尬：既然战争主要是为了维护天朝与外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打的，现代人该如何评价这种战争动机呢？

须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那场战争与镇压所谓“农民起义”的内战毫无区别，两者都是“犯上作乱”，林则徐在给道光的奏章中使用“逆夷”一语就最能说明这一点——“逆”从来是特指“以下抗上的下等人”的专用名词。因此，就其实质，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当时人看来，鸦片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是为了维护为“天理大义”规定的上下尊卑不被弱者打破的平叛战争，在本质上与国内“剿匪”并无区别。既然国内叛乱可以被现代人平反，美称为“农民起义”，那对武力镇压“逆夷叛乱”为何又要维持原判决呢？这岂不是引入了双重标准？

我知道历史学家们会说，要尊重历史，“文明歧视，种族歧视，权力歧视”等等都是现代话语（其实也就是西方话语，并非国货），不能以现代人眼光（其实也就是西方人的眼光）去裁判古人。这话一点也不错，我完全同意，可您那“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民族英雄”云云，不也同样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话语么？难道您能从当时朝野所有的文献中找出这种观念来？既然我不能用现代亦即西方话语去裁判古人，您当然也就不能用这些话语去褒赞歌颂古人，是不是？

更何况官方史学家们强奸古人已经到了搞笑的地步，什么“抵抗派”、“投降派”、“妥协派”等等现代帽子满天飞，其实哪有这回事！我早在前文指出，古人处理“逆夷”的原则与处理“农民起义”完全一致，无非是“剿”与“抚”两手，打得过就“剿”，打不过就“抚”，无论是“剿”还是“抚”，都是以上对下，不存在平等谈判问题。“剿派”多是拒绝承认现实的清流，“抚派”多是现实主义者，“卖国贼”琦善从“剿派”变为“抚派”就最能说明这一点，那无非是因为他“开眼”看到了现实，知道打不过鬼子，与什么爱国或卖国情操毫不相干。

林则徐这位抵抗派又何尝不如此？他办夷务与处理国内叛乱的原则毫无二致，都是示之以威，结之以恩，使得对方“畏威怀德”——既恐惧又感激。如果对方不买账，便痛下辣手剿灭之，然后再施以小恩小惠抚顺杀剩的人。他在云南镇压汉回暴乱的手段，我看与在广州禁烟的手段一般无二：鬼子不缴烟，便派兵包围十三行，以饥饿使之屈服，鬼子同意缴烟，便赏赐以猪羊菜蔬。要说有差别，只在于鬼子不比暴民，拥有坚船利炮，所以他的革命坚定性相应逊色多了，不敢把镇压云南保山七哨练匪时用的诱降杀降“兵法”使出来而已。

因此，在评价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以及鸦片战争这历史事件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落入我早已指出过的那个“以洋释中”（亦即以来自西方的现代话语诠释毫无那些观念的历史人物）的困境。充其量我们只能说：“尽管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了维护不平等的中外关系触发的，并因同一原因迁延不和，但它在客观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同样地，尽管林则徐主观上只是为了维护‘华尊夷卑’的权力秩序，但他在客观上仍然是参加了这场正义战争的民族英雄。”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07 编辑 ]

ddec2007

简言之，为了尊重历史并兼顾现代价值观，唯一的出路便是把林则徐封为“客观上（或曰事实上）的民族英雄”。您说这该有多别扭？但老芦才疏学浅，智穷力竭，实在是想不出该怎么去客观评价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

以上两条总结了中式“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以下总结 “民族英雄”们采用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略与策略。


（二）中式民族主义的战略与策略


1）战略上藐视帝国主义纸老虎


出于“华尊夷卑”在文明层面的视角，林则徐以及其他爱国英雄们当然要对野蛮人充满鄙视，认定他们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夜郎自大必然导致鼠目寸光，在这点上，林则徐和后世徐桐那样的死硬派们顶多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自范文澜断言“林则徐是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此语简直成了盖棺论定，几乎所有谈到林则徐的文章都言必称之，全然不知首先必须澄清所谓“开眼”的涵义，再据此审视此断语的论据，确定林公是否真的开了眼，最后再确定他在开眼后又做了些什么。

先谈“开眼”的涵义。据我理解，那似乎是“认识西洋文明”的意思。既然是个认识问题，则这就不是简单的生理上的睁眼动作，而是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有重大区别的过程。现代人都知道，即使在西方世界生活多年，也未必敢说真的了解西方文明。我们当然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苛求林公，但仍然可以初步确定他是否有试图了解西方文明的愿望，又了解到了什么。

说林公试图了解西方倒似乎言而有据，也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林则徐与其他死硬派官僚（亦即官方史学封的“抵抗派”的英雄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与后者不同，怕把事情搞砸了，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因此临事而惧，根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祖法，试图了解夷情，包括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组织人员翻译，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此后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使后者得以编出著名的《海图国志》，据说直接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他还打破常规，接见过几次外国人，向他们了解海外各国情形，甚至请他们代看那份著名的《谕英国国王书》的译稿有无错误。

因此，现有证据表示，林则徐确实试图了解西方文明，也就是有过 “睁眼”动作，下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眼睛睁了多大，又看到了什么？

按现在的流行说法，西洋文明有三个层面，按其深度循序排列为：器物、制度与文化。最显眼的乃是器物，最难认识的则是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则徐确实看见了第一个层次上最显眼的东西：坚船利炮。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如上文所说，他到广州将近半年之后，仍然还坚信茶叶和大黄可以制英夷死命。直到英军攻陷宁海后，他还给皇帝献秘计，说什么“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林大帅不是接见过洋人而且还同他们亲切会谈过么？为何他不会注意到鬼子的腿弯和咱们其实并无什么差别？连眼前的洋火腿都看不见，这还能算什么“开眼”？

而且，手下编译出那些书来，似乎也并未增加他对海外的认识。他相信宋代叶廷珪撰的荒诞不经的《海录》“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以为美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1839年底，他接见了一艘遇难的英船上的船员，据该船医生喜尔（Hill）记述，林则徐连土耳其在哪儿都搞不清楚，竟然以为那是美国属地：“讲至都鲁机（土耳其）出产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或系米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说不属米利坚，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府，尽皆似是惊讶。”（转引自刘斌：《试论林则除的华夷观》）

但他确实看见了西洋火器的优越。他开出来的卫国方策，似乎也就是造船造炮，在定海失陷后，他遭到道光严旨斥责，在上疏请罪时向皇帝献计：

“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慑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8~531页）

由此可见，他确实看见了西洋火器的厉害。但如果说这就算“开眼看世界”，那么琦善才是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人，而且人家只是去鬼子军舰上兜了一圈，还没像老林那样花许多功夫组织编译书报，看见的却远比后者翔实深入，立即就知道中国打不过“蛮夷”，林大帅提出的那些破敌奇计根本就毫无用处，因此对英夷只能“抚”不能“剿”。当然林公其实也看到了这点，只是为了沽名钓誉不说出来罢了，对此后文还要详述。

林公对西洋制度与文化的认识又如何？除了出于无知的蔑视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到澳门巡视了一番，感觉却是“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

与之相反，魏源在接过林则徐交给他的原始材料之后，与林公一样看到了西洋火器的厉害，但他与林不同的是开眼后便大声疾呼，首先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还指明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林则徐虽被官方历史学家誉为“自强运动发起人”，却从未提出过此类主张，甚至连西方先进的“养兵练兵之法”都看不见，只向皇帝建议过用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

此外，魏源还看到“西方也有文明，并非野蛮国家”这么一个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难以看见的事实，首次指出不能再把洋人视为野蛮人：“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突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土、域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 （魏源：《海国图志》，第76卷）。他还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的定本中，把抄本中“夷”通改为“洋”，如“夷艘”、“夷人”、“夷商”皆改作“洋艘”、“洋人”、“洋商”（根据张永东：《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

更难得的是，魏源终于认识到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劣势并不只是器物，更有制度原因：“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　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转引自张永东：《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

奇怪的是，魏源这些先知先觉的发现从未引起林则徐的回应，尽管他非常聪明能干，而且这“侦察夷情”的事业本是他开创的。这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林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绝不愿意否定“华尊夷卑”的天经地义，接受“中国不是文明中心，西方才是文明中心；不是西方需要向东方学习，而是东方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痛苦事实。

列宁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正是“华尊夷卑”的感情偏见，决定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几代传统文化精英故意闭眼不看事实，拒绝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远远落在西方后面。这才是林则徐代表的真正民族悲剧所在。

然而时至今日，许多国人仍未认识到这一点，回顾往事时最常见的慨叹，就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却到现在也不明白中国不光是科技落后，更是制度与文化层面的落后，而那才是最难师法的“夷技”，咱们折腾了足足一个半世纪还没有学会，以后是否能学会还在未定之天。

既然林则徐并未真正睁开眼，除了“船炮”之外也没有看到什么西洋景，当然也就只有以发扬“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民族传统来克敌制胜了。他的奏折中确实充满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开了的“天目”含情脉脉地凝视着自己发明的蜃景：

“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使伎于内港。”

“毫无疑者，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

这是从战术上说，从战略上看，英国也必然会屈服，因为对华贸易乃是该国的生命线，幸福线：

“贸易一事， 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 断不肯决然舍去 ”，“而义律之勾结士密等， 虚张矫饰，玩法营私，该国以七万里之遥，其主若臣，未必围知情状，今他国通商如旧，而英国独停，若该国查察情由，系因图卖鸦片，抗违天朝新例，则内而自知理曲，外而颜面何存，彼亦不肯容义律等之诡计奸谋，以自坏二百年来之生计也 ”。

而且英国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正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天朝则是“得道者多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虽变动若出于意外，其穷蹙正在于意中。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元；是即在该国孟阿拉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亏折急于觅销者，或云以给雇资，或云以充食用。并闻其在夷洋各埠，赁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著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而各国夷商之在粤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惟其虚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俯伏。臣前次屡经体验，颇悉其情。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看出，伟大领袖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即使是今日的中国人，想来对这种“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宣传也不陌生，起码听过描绘“美国少爷兵”种种丑态的革命传统教育：据说美国兵腿虽然能打弯，却不幸睡在睡袋里，因而比英国鬼子更糟糕，全身如同瘫痪一般动都不能动，只能乖乖听任我军“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连老炊事员都能用扁担抓俘虏。


2）“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


这是徐继畲在前文介绍过的“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指责林则徐的话，说他 虽“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但 “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徐继畲：《退密斋文集》）。

类似地，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也力破林则徐神话：“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五年”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6页。以上转引自何新华：《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

徐继畲与曾纪泽都是近代史上相当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一个指责林则徐为了博取个人一时名望，竟然不惜把百姓安危置之度外；一个说他误了中国的大事，使得国家错过了重大机遇，却反而获得美誉。如此严重的指责，到底有无事实依据？

且来看蒋延黼先生是怎么说的：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鉴于林则徐在不许公布的私函中作出的坦率证词特别重要，为照顾现代读者，转述一下内容。他说：

鬼子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咱们的炮还够不着对方，人家的炮弹就先打到自家头上来了，这是咱们的兵器不如人；鬼子开炮就跟中国放排枪一样接连不断，咱们开了一炮之后得折腾许久才能再放一炮，这是咱们的战斗技能不如人。打仗除了兵器精良与战斗技能娴熟之外，别无什么过深的技巧。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就算调来百万大军，也不够敌人一阵炮轰。更何况鬼子的军舰机动性很高，朝南暮北，只有水师才能尾追，陆军只有干瞪眼。就算是陆战，虽然中国将士不乏久历戎行者，但从来是面对面打仗。像现在这样，彼此相距十里八里，连面都见不着就接仗，自古以来从没听说过。我曾讲过剿匪的八字真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大炮。现在连这问题都解决不了，就算是岳飞、韩世忠转世也只有束手无策，没办法啊没办法！

这段话最能说明林则徐出类拔萃的智力，虽是文官，对敌强我弱的清醒分析却针针见血，对用兵之道也能以简练的八字真言道破实质。而且，这还是他在流放伊犁途中说的话，说明他早在广东“七战七捷”时便作出这发现了，大概是亲历战场考察所得，否则决不会如此鞭辟入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早在李鸿章前几十年就发现了中国面临着亘古未见的生存危机，首先指出中国若不作根本改革，就算是岳飞、韩世忠转世也对付不了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

然而正因为此，这段话才令人不寒而栗。这还不光是蒋先生指出的：“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那毕竟还是从消极的层面去讲，明哲保身只是缺乏道德勇气，尚不足责。然而他明知如此，却要坚定主战，以人民战争去代替改革运动，把他不能解决也不敢建言解决的国政难题推到百姓头上去。甚至只不过因为两个英国平民（civilians，抱歉，不是我爱放洋屁，而是因为中文此词含混，不一定是“非军人”之意）租住了神光寺漏雨的烂房子，就上窜下跳，力主强力驱逐，甚至主张调兵演炮，招募兵勇，摆开架势，准备与英国人决一死战。明知“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还要煽动士民去贾祸寻衅，似乎生怕招不来连岳飞、韩世忠都无法抵挡的武装入侵！您说这人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除了徐继畲“无事自扰”，“喜事沽名”的指责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最令人叹息的是，林则徐“贻误事机而获美誉”长达一个半世纪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他代表了士大夫主流的心愿。“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乃是咱们的传统，而它之所以能够形成传统，乃是绝大部分士大夫都不肯放弃“华尊夷卑”的麻醉剂。为了这“民族尊严”，什么代价都可以不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怕自己“革命硬骨头”害得举国无噍类也在所不惜。朱成虎将军的“西安以东”的豪情胜慨引来一片欢呼，就最能证明这传统之牢不可破。

诚如蒋先生所言：“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说到底，还是个永远无法突破的“不服输”的全民心理障碍。

林文忠这段证词，从反面证明了曾纪泽的见慈禧时说的这番话是何等透彻：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中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在中国，爱国的代价实在沉重，对于真正的爱国者来说，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了什么，真正考验道德勇气的乃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为国身败名裂，套林文忠公的诗来说就是：“苟利国家名谤以，岂因毁誉避趋之？”而林文忠公那种爱国英雄其实并不难做，需要的不过是：“苟利清名生死以，岂因民命顾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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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ec2007

3）不杀鬼子杀汉奸


此乃中式民族主义战略策略的又一显著特点，“以夷制华”可算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与西方民族主义迥然不同。在西方，当外侮降临时，国会立即停止吵闹，团结对敌。而在中国，每逢民族危机降临之日，便是爱国志士们获得酣畅内斗的绝佳借口，趁机除去政敌之时。其中最辉煌的表演，乃是我在旧作中反复举过的1936年6至9月间两广军阀在日本人赞助下发动的“抗日反蒋”的武装叛乱，以及毛泽东在国难当头时留下的千古名言：

“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毛泽东、彭德怀致洛甫电》，1936年4月9日，《文献和研究》，1985（3），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92页）

与后世豪杰相比，林文忠公“以夷制华”策略应用倒不是很突出。他只在“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唆使闽籍京官和方面大员们攻击徐继畬与刘韵珂 “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害得徐不但被罢官，而且从此当了一个半世纪的汉奸或准汉奸。

另一方面，林文忠公却发明了“以华制夷”的独特招数。前文讲过，林大帅初到广州时，迫使外商缴烟的一个绝招，是使用中国行商为人质，要他们三日内说服外商交出鸦片存货，并具甘结答应永远不再经营洋药，否则就将处决一、两个行商，查抄其余行商的家产。外商们开头还以为行商是在捣鬼讹诈他们，直到看见某行商铁链缠身，被士兵押着，才相信林大帅meant business，吓得赶快答应交出1，056箱鸦片（《剑桥中国史》）。

这种以杀死中国人质去威胁鬼子就范的兵法确实神妙到匪夷所思，不过并未失传。我党以释放中国人质换取美国人的让步，就深得此法神韵。奇怪的是，至今没有多少人去想想，为何鬼子比同胞还在乎中国人的生死存亡，于是便永远无法理解西方妖魔为何总要包藏祸心，假惺惺同情六四死难者以及西藏人。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些语录广为流传，造成了一个普遍错觉，亦即人民战争是伟大领袖开创的，其实大谬不然，它是中国悠久的传统。

如所周知，中国乃是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而大多数内战都是所谓“农民起义”。“起义军”多是无业游民裹挟良民化作的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荼毒百姓。民间士绅没法指望极度无能的官军保卫，便只有筹资募集乡勇，筑寨自保（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土围子”），躲在那乱世桃源里，享受宏观乱世里的微观太平。

这种民间自我保护在冷兵器时代非常有效，常常胜过官军保护，以致民谚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那意思是说，若遇到的只是一般性的暴乱，则居住在官军保护下的城里就够了。如果天下大乱，则城池迟早要被声势浩大的土匪们攻破，真正安全的地方是乡下土围子。看过《水浒》的人应该记得，实行民间自我保护的祝家庄、曾头市比官军保卫的青州、沧州等城市要难攻打多了，让水泊梁山上的土匪吃足苦头，匪首晁盖甚至在曾头市中箭殒命，为该匪帮造反史上最惨重的损失。

因此，一部中国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人民战争史，也就是人民打人民的历史。良民在乱世无法指望官府提供保护，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抵抗暴民的侵害。在很多情况下，交战双方都是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宛如文革期间两大派搏斗一般。在朝廷极度虚弱，无法“除暴安良”时，民军（亦即官方史学所称“地主武装”）甚至可以变成与“义军”交战的主力，元末就是这样。当时国家完全处于失控状况，官军几乎不存在，与红巾军作战的基本是民军。

这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我英勇的工农红军铁流转战两万五千里，对陕甘宁的许多土围子却奈何不得。1936年8月间，中共准备发动宁夏战役，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中共中央在给苏联主子的电报中就曾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现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区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573页）

这是说，在陕北与外蒙之间“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所谓“围寨”就是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由民军守卫的土围子。电报反复指出，红军没有本事打下它们来，只能“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 甚至还需要苏联主子派来 “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

土围子给伟大领袖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晚年他似乎都不曾忘记，以致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还写道：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

正因为此，当朝廷因极度虚弱无法保护良民时，便常常号召百姓自己保护自己，这就是曾文正公办团练剿灭发匪，以及蒋公中正办民团根除赤祸的由来。

这种怪事也只会在中国出现。天下再没比中国统治者轻松的活儿了，权力毫无约束却毫无责任，平时对百姓为所欲为，敲骨吸髓无所不为，等到有难时却把保护人民的最起码的政府责任干脆推到百姓头上去。

根据同一思维定式，遇到外患时，朝廷当然要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老百姓，让他们去为自己顶刀挡灾，由此形成了环球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中式民族主义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不是国家保护人民，却反过来要求人民保护国家。政府不愿从事根本国政改革，富国强兵，加强国防，保境安民，又无道德勇气顶住“爱国清议”的毁灭性压力，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更没本事折冲樽俎，通过谈判化解冲突，尽量减少国家利益损失，却为沽名钓誉轻举妄动，甚至擅启外衅，等到鬼子受不了前来“教训”之际，却把灾难无耻地转嫁到万能的人民头上去，大呼：上啊，给我顶住！鬼子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腿不能打弯，就是睡在睡袋里全身瘫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为朕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这就是蒋延黼先生早就观察到的现象：

“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他没有指出的是，这种无耻战略，竟然在后世被吹成了什么光辉思想，天才发明。中国人的耻荣观，咋就愣是与众不同？中国百姓怎么就会这么蠢？被人卖了也没关系，只要骗子们拍着肩膀赞曰：壮哉吾民！伟哉黎庶！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斩断旧乾坤，了不起啊了不起！便乐呵呵地跑前跑后，屁颠颠地忙着帮人家数钱！

令我一生难忘的影视镜头有两个，一是70年代初放映的一部新闻片，名曰《苏修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的挑衅》。乌苏里江还是黑龙江中，有个中国人世代居住的黑瞎子岛，苏修认为是他们的，派坦克装甲车上岛巡逻。对此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我党的应对高招是发给每个青壮年一根大木棒，待人家的坦克装甲车开上岛来便一拥而上，以木棒猛击钢甲。那龟孙子兵法的用意再明显不过：我这边全是手无寸铁的平民（civilians），你是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只等你被平民的主动挑衅激怒，开枪杀人，立即就是轰动全球的战争罪行。

我当下看了只觉寒气一阵阵地从心底透上来。不料几十年后又在电视上见到柴玲辈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最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在南池子那儿迎着弹雨一次次地走上去，栽倒在血泊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政治上的哪极，无论是国家元首，大吏巨绅，还是民间领袖，全都无师自通地精通这龟孙子兵法，并不需要伟大领袖去专门发明出来。

如蒋先生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庚子拳乱，都是这种无耻的人民战争史。但他没有详细介绍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忘了指出道光皇帝也同样是人民战争之父。老芦无学，还未查出人民战争之祖乃至曾祖高祖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战国末年，荀子便认识到人民是统治者可以利用的雄厚的政治资源，曾生动地将人民比为为统治者拉车的马，载舟之水。人民战争的思路，不过是把平时为自己拉“御女如意车”的马改为战马，把载隋炀帝的龙舟的水改为淹没外敌的祸水罢了。

（附带作点题外说明：以上典出《唐宋传奇集•隋炀帝海山记》，其中说，当时有个发明家为隋炀帝发明了“如意车”，用来御处女时，处女“纤毫不能动”，乖乖听任摆布。隋炀帝大乐，重赏了那位发明家。此事也被编入明人白话小说，评点者夹批道：“‘纤毫不能动’，有何乐趣？”令我喷饭。

过去刻卖旧小说之前，先找个文学评论家来评点，然后再刻版，把夹批和正文一道刻进去，倒很像今日之中文论坛。记得《红楼梦》上平儿摔开贾琏的手，夺门而出，站在门外和贾琏讲话。贾琏急得弯着腰骂道：小蹄子，一定要浪上人的火来，你又跑开了！我开头看的是没有评点的铅印本，多次看到这段都没觉得什么。后来见到某评点版本，夹评竟然点破贾琏为何要弯腰，这才恍然大悟，觉得不但曹雪芹刻画真实，那评点者看书也特别细心，而且专门注意这种细节。）

在这点上，林公著名的语录“民心可用”说得非常精到。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一切所谓人民领袖，都是操纵利用人民去实现个人目的的高手，林公不过是其中之一。

《剑桥中国史》指出，就连林公在广州推行的禁烟运动，从一开头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

所以，伟大领袖“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教导其源有自。据时人记载，这矫枉过正的人民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红色恐怖：

“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这意思是说，百姓不堪搜查烟土之苦，谣言四起，一夕数惊；只见一批批人给抓进去，没听说谁给平反放了出来；常见被抓到的瘾君子们被用箭刺穿耳朵，就那么挂在耳上游街示众；抽大烟的人一旦被抓到，他的不抽烟的亲戚朋友们也要被抓进官府去坐牢，没谁得到平反昭雪。

把任意拘留、逮捕、查抄百姓的权力下放给士绅，与后世把这些权力下放给农村游民的区别，只在于授权对象不同，但效果完全一样，都为无赖敲诈良民提供了绝佳机会，使得公民本来就毫无保障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罄尽，当然要制造出普遍的恐怖气氛来。即使是纯善良民，在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后，迟早也要被权力腐败而为所欲为。在这些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想把权力收回去，恢复原状，就再无可能了。这权力天平被打破之后，被欺压者忍无可忍，势必要起来反抗，造成社会动荡。晚清两广会党频频暴乱，不能不说与林公急功近利，矫枉过正的措施有关。

1839年8月3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为林维喜凶杀案与义律闹僵后，林则徐发出布告：“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打响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1840年3月7日（道光二十年二月四日）林则徐更提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方针，主张雇募渔民、疍户为水勇，火攻英船。1840年6月27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地方官发出布告，列出悬赏缉拿敌人等级（以上据《鸦片战争大事记》，网上“鸦片战争纪念馆”，共青团中央暨社科院主办）。

最能完整体现他的游击战思想的文献，还是他在定海失陷后给道光的密奏：

“臣等窃思粤省民人患其与夷相习，而此时浙省之民转欲其习于夷而后便于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镝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泄露。” （《密陈定海夷情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请注意，他这儿提出的“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的游击战思想，与后世伟大领袖的实践一般无二，由此可见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人民战争之父。

在他的指挥下，广东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也确实给英国人带来了若干麻烦。如前文所述，九龙海战就是因为义律等人无法获得食物和淡水，被迫驶至九龙索取，并要求中方不要再向水井投毒而触发的。

但除此之外，这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究竟还取得了什么辉煌战果，芦某阅读极度有限，能查到的似乎就只有一件：在澳门教书的叱■吨（Vincent Staunton）去海边游泳，被我大智大勇的人民果断擒获，献给林则徐以图赏资。尽管英国人多次请求林则徐释放他，但林则徐就是不答应，直到卖国贼琦善上任后才把那村学究放了，由此构成了琦善又一项卖国大罪（蒋延黼：《琦善与鸦片战争》）。

必须指出，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并不是林则徐一个人的主张，自道光皇帝以下莫不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剑桥中国史》指出：

“林则徐特别强调在广东招募乡勇，因为他深信，这些乡勇单凭其一股‘热情’几乎可以打败一切敌人。为了节约军费开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乡勇的任务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许多非正规军是原先的匪徒、盐贩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十个小时，因而便雇用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

不难看出，以义和神拳去扶清灭洋的思想，早在那时便已萌生了。

直到英军打到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等人被迫与英军谈判时，人民战争仍然是中国的战略威慑武器，据《剑桥中国史》：

“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芦注：英方谈判代表）威吓说，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当然，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张喜籍籍无名，并非正式的谈判大员，不过是伊里布的侍从，他敢这么说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此前道光已给两江总督牛鉴下谕，令他倡议江苏当地士绅办团练，保国卫家。可见爱国领袖道光确实考虑过将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难看出蒋百里先生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来源于何处。这其实是明摆着的事，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历届政府渎职，国政腐败不堪，尚不思改革，因循守旧，使得中国积弱之至，毫无国防能力。等到强敌入境，军队不能履行保境安民的最起码的职责，当然只好依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去为朝廷排忧解难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后世 “反美统一战线”策略，其实也早在那阵就有原型了。在镇江失陷后壮烈殉国的两江总督裕谦，就曾向道光皇帝提出建立世界反英统一战线的光辉设想：

“探闻海外各国，因英逆滋事……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米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与各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而悬赏告示内，不妨声叙，无论兵民水勇汉奸及各国夷人，一体准其杀戮请赏字样。再出示晓谕各国，在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英吉利肆逆犯顺，现已调兵征剿，与尔等各国无干，尔等均准照常贸易。倘英逆胆敢恃强阻拦，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捣袭其国。”

他是说，英国已成了众矢之的，为“欧罗巴国” 、美国和法国诸国共同痛恨。这些国家与英国的实力差不多，但请求别国帮忙有伤天朝体面，不值得这么干，只需朝廷在悬赏告示中批准中外所有人都可因杀死英逆获赏。此外再出告示，给各国下令，声明天朝剿逆与各国无关，允许他们照样贸易。如果英国胆敢阻挡，影响他们的生计，则天朝批准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英舰，或是用军舰直接袭击该国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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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ec2007

请注意，这提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布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非常相似，两者都是以世界领袖的身份和口气发布命令（“晓谕”）。毛上台后倒是还请过苏联帮忙保卫自己的政权，但斯大林死后，他把自己提升为世界领袖，就再也不屑于与他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或美帝了，完全按裕谦在此建议的那样，直接以世界人民领袖身份号召各国人民起来打败美帝（后来又改为苏修）。

这人民战争思想并没有因南京条约签订而告终。道光二十七年（西历1847年），英国人提出要行使南京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进入广州城，但中国不同意，于是英国军舰便进攻虎门炮台。三十六小时内就打哑了清朝八百二十七门大炮。接着英军进入广州，占领了十三行，两广总督耆英只好使出缓兵之计来，与英国人签订协议，同意两年后向他们开放广州（《剑桥中国史》）。耆英这一“妥协投降”行为激起了清流们的强烈抗议，道光也很不满意，便调回耆英，将广东巡抚徐广缙升为总督，并下谕告诉他，以后再有民夷冲突时不要随便妥协，否则会失去民心：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转引自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林则徐与爱国领袖道光爷不谋而合。在给湖北巡抚的信中，他强调了“安民”是“却敌”的前提：

“窃以众志可以成城，未有不先安民而能却敌者。”（《复湖北抚台赵炳言书》）

他更写信给徐广缙打气，指出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

“承示粤民可用，弟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并闻新来头目，颇以前此之恣纵为非，想可就我范围，消其反侧。从此福星坐镇，海波不扬，当可延颈以俟矣。”（《复两广制台徐广缙书》）

有了爱国领袖道光和爱国英雄林则徐的鼓舞，等到道光二十九年协议到期时，英国人又来要求中方履行协议，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便避而不见，并在城乡组织发动民团，准备武力抵抗。英国人没有准备好动武，于是在声明保留条约权利之后也就暂时算了。徐、叶立即向朝廷报捷，说这是他们开展人民战争的结果：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道光大喜，立即给徐、叶两人都封了爵，还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以上转引自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这消息对林则徐触动很大，同样是办夷务，徐、叶取得了“成功”，受了皇上封爵重赏，而他却因惹出大麻烦来一度谪戍新疆，当然要感慨万千：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黑白当从局外观，令人但有慨然耳！”（《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羡慕与遗憾，才使得他忘记了自己作的结论：“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再度以为人民战争可以吓得鬼子不敢动手，这才在福州发起“反入城斗争”吧？

问题在于，人民吓不住鬼子，在西洋武器面前不过是一堆肉。决心用民众血肉为自己筑起长城的政客，其丧心病狂更甚于驱羊群入虎口。更要紧的是，如果没有个列宁党来组织操控暴民，则发动人民战争无异于造出个匪类的培养基来，端的是后患无穷。

这道理非常简单：人民并非均一的（homogeneous）的圣贤菩萨，是个有良有莠的大杂烩。良民一般只想安居乐业过小日子，对革命、造反、武装抗敌等等毫无兴趣也缺乏胆量，而莠民多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游民，亦即所谓“流氓无产阶级”。乱世就是他们的天堂。你要发动人民战争，组建民兵队伍，踊跃报名者只会是这些“无恒产无恒心”的烂崽，纯善百姓是不会参加的。民谚早就说在那里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不是道光一道褒奖上谕可以改变的。何况就算当时就有基层党组织传达中央红头文件，大老粗也听不懂他那文绉绉的废话。

这结果，便是设置了一种社会负筛选机构，专把人民中的烂仔特地挑选出来，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发给武器，提供他们互相结识并交流作恶经验的机会。那些人可不是为了爱国才来参加民团的——“忠君报国”乃是读书人才会有的后天注入的观念。人家为的乃是“当兵吃粮”并获得抢劫平民的权力与机会。要他们打仗得先掏钱才行。琦善就曾向道光报告，林则徐在广东招募的水勇五六千人，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据《剑桥中国史》）。这些人糟害百姓倒是一把好手，要指望他们去对付鬼子的正规军就是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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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民战士们”并非任凭张天师呼来唤去的黄巾力士，多数是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者，忠诚毫无保障。今天可以帮朝廷打鬼子，明天就可以帮鬼子打朝廷，全看哪边占了上风或是出手更大方。等到天下粗安，没得仗打了，麻烦就更大了：朝廷哪来闲钱养这些民兵？正规军都还养不过来呢！但若想“铸剑为犁”，让人家放弃吃香喝辣还不用干活的神仙日子，回家乖乖种田去，世上哪会有这种便宜事？最后便是迫使他们啸聚山林，过打家劫舍的快活日子去，于是朝廷发动的人民战争便成了批量制造、哺育、训练土匪的工厂，完全是烧香引鬼，饮鸩止渴，特意跟自己过不去。

聪明如林则徐自然不会看不出这点来，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人民战争的主张。他也承认他的“水勇”其实是土匪，但仍得招募他们，理由是必须与鬼子争夺土匪，以免“匪为鬼用”：

“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

裕谦也有类似想法，他承认水勇们都是匪类，但用来剿夷倒是以毒攻毒 ，“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堪称一箭双雕。

这些想法其实和半世纪后山东巡抚毓贤收编义和拳的思路一样，他觉得拳匪太多，剿不胜剿，干脆把他们封为民团，让他们去打洋人，以毒攻毒算了。他们都没想到，朝廷不是我党，不懂列宁发明的严格操控群众的组织宣传功夫，玩火只会自焚。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858年1月，被徐广缙与叶名琛一度胜利地堵在广州城外的英夷大举重来，和法夷一道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了广州，此时叶名琛已升任两广总督，英军便把他抓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去，把广东巡抚柏贵推出来作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此时道光已死，皇帝变成了咸丰。咸丰爷可不像鬼子一样，作兴营救人质或战俘，却立即下诏发动人民战争，号召广州人民使用武力把英夷赶出去，不要因为叶总督在人家手里就投鼠忌器：

“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9页〕

请注意：叶名琛贵为总督，一旦成了战俘，在咸丰眼里立即就成了“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这其实也是咱们的民族主义的一条内容，一直流传到现代。叶总督后来在印度自号“海上苏武”，效法伯夷叔齐，耻食英粟，绝食而死，当真是俏媚眼做给瞎子看。比起他来，那些受尽迫害歧视的归国志愿军战俘可以心平气和了。

广州人民立即响应了国家元首的爱国号召，在广州开展轰轰烈烈的拥军活动，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国轮船（《蒋延黼：《中国近代史》》。其实早在咸丰爷下诏前，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就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出售水果；两年后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时，还从香港和广东征召数千苦力充当运输队。（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5页）

到后来，投敌资敌的不再只是匪类或苦力们，就连良民也发现其实英夷比中国政府更负责，起码境内治安可以保证，比自家建造的“土围子”可靠得多，不必再受层出不穷的暴乱会党和土匪们的荼毒。广州人民不但心满意足地在柏贵伪政府下当了三年半的幸福的亡国奴，远在台湾和东北之前就夺了头筹，而且绅士们还在1859年主动张贴告示晓谕广州市民：“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大批良民还纷纷叛国投敌，从无穷无尽的匪祸兵患中逃到香港澳门那世外桃源去。使得香港那不毛之地在1860年人口已就猛增到94,917人。（《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转引自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芦按，以上三段引文除蒋延黼著外，均来自何新华：《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谨此鸣谢）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13 编辑 ]

ddec2007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政府连起码的保境安民、除暴安良的责任都尽不到，还指望万能的人民来为自己救命，解决自己没本事解决的难题，那结局就只能是对自己的无情嘲弄。

指望人民战争为朝廷保平安的另一个恶果，《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指出了，那就是培养出了百姓的虚骄心理，让百姓真的以为自己的本事比朝廷大，造出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该书作者指出，所谓“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实际上就起到了这种致幻作用。三元里神话“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人民战争与“逆夷=造反的下等人”的“华尊夷卑”教义结合在一起，就是鼓励了暴民造反。前文已经剖析过，中式民族主义把夷人看成是种族、文明以及权势三个等级的下等，把入侵洋人等同于造反的贱民，于是当官军被“外国造反贱民”痛打之时，国内被压迫被敲诈被欺凌的贱民便会发现朝廷的天威并不是不可挑战的，由此获得鼓励，起来造反，“放胆诛妖”，《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1841年）5月份（英军）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

其实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早就看出这点来了，在其著名的《劝降石达开书》中一语道破了发匪造反的心理原因：

“尔等窃发之由，或因前次英夷背叛时，中国有给还洋银之事，遂疑官军不振，相率作逆。”

因此，我大清之垮，基本可以归咎于朝野齐齐奉行的“民族主义”。不难想见，如果大清像日本人那样，在被鬼子痛打后，立即就抛弃中式民族主义的两个道义原则与四条战略策略，迅速开始全面西化，而不是靠煽动民众的仇外心理来解决民族危机，那么也就不会有中式民族主义的backfire，最终使得朝廷李代桃僵，变成百姓心目中的怯懦无用的卖国贼，使自己煽起来的仇恨悉数落到自己头上。

如今就“器物”层面而言，中华天朝当然不再是大清那副落后样，但“制度”与“文化”层面非但没有多少进步，反而倒退了许多。令人无奈的是，我党竟然效法大清打“仇外”牌，把中式民族主义当成了施政资源，全然意识不到这是在玩火，更不明白一个内部危机重重的国家不遇到外患则已，一旦需要对外用武，则最好别指望人民与自己同舟共济，党鉴不远，就在爱新觉罗之世。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13 编辑 ]

ddec2007

七、 结语


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还原晚清社会与林则徐的本来面目。这并不是想对古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想让现代人知道，历史上的林则徐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那个神话人物，也不是那个涵义模糊不明的“民族英雄”。当然，如果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我在上文总结出来的那些道义原则以及战略策略，那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式民族英雄。如果国人在洞悉了中式民族主义内容以及林文忠公对它们的身体力行之后，还要坚持这一美称，那我当然也不便反对。

我深知，出于深重的自卑情结，敝民族特别需要英雄并善于在幻想中制造英雄。对此我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我毕竟认为，无论是把林则徐捧为英雄还是贬为罪人，似乎都没有太大意思——人都死了快一个半世纪了，无论说好道歹，他也听不见不是？重要的还是深刻认识前人犯的错误，从背时传统中拔出来，避免再在将来重演悲剧，这才是以史为鉴、鉴古知今的明智态度。

其实我个人对林则徐也如同对大多数中国伟人一般，经历了崇拜——幻灭——震惊——痛恨——平淡的心路历程。崇拜当然是我党洗脑的结果，而幻灭则发生于看到蒋延黼先生披露的他那封私函之时，接之而来的就是震惊，继之以愤怒和痛恨，但这些情绪毕竟还是逐渐沉淀下来了。随着老去，我逐渐获得了一种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即使是对林则徐昧着良知，不顾可能引来的民族灾难，在福州发起“反入城斗争”的祸国之举，我也能寻求出宽容借口来：作为全国众望所归的清流领袖，作为大众心目中文武全才、百战百胜的“夷人克星”，他不得不苦心孤诣地维持那个神话形象，lived up to others’ great expectations，再不可能摘去大众不由分说戴在他脸上的那个超人面具，从坚定的抵抗派的立场上退下来了，不信请诸位看看咸丰即位不久后，某位御史曹履泰上的奏疏：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侯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因此，古有“死诸葛惊走生仲达”，今有“病少穆吓退英逆夷”。一个人被捧到了这高度，还能退得下来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曾国藩那样，在立了平定发匪的不世奇功后，还能对朝廷的无端苛责心平气和，更不怕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毁了一世英名，在背上汉奸骂名后还不作自我辩解，却公开承认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历史上也只出过一个曾国藩，指望林少穆能像他一样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未免太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林文忠公的罪过必须由捧他的那些清流们分担。他是被那些人捧杀的，说到底他也是整个背时文化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受害人，光责备他一个人并不公平。

不过，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平视这位普通人，我毕竟为这位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优秀的宁馨儿感到深深惋惜：以他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本可沿着魏源开创的那条路走下去，成为郭嵩焘那样的先知先觉。就算未必真能振聋发聩、唤醒沉迷于千年蜃景中的士大夫们，也毕竟能真正留给后人一点感念的东西。可惜他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于是除了后世政权为了政治需要捏造出来的虚名之外，便什么也没给后人留下。

（全文完）

2008/4/5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14 编辑 ]

我是老人

面子害死中国人

linjun70

这个是中国的特点，很多时候，主战派总是能占据道德高地来批判主和派的，其实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的，不得不去面对

ddec2007

[转贴]中国人的恩公情结

芦笛


某网友写了篇文章，说老美的幼稚造成了伊拉克的乱局。我追补了一句，说他应该说是布什家族的贪婪造成了伊拉克的乱局。我这话可不是毫无根据乱说的，乃是看了一部得奖美国文献片的感受，那编辑叫迈克尔某某（我最没本事记鬼子的姓，只能对付名）。人家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早在九一一事件前，战争贩子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早就在谋划入侵伊拉克，连油田都分配好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布什和他家的人，云云。

但他说的也对，应该说，入侵伊拉克那个千古大错之所以铸成，美国人民的幼稚与布什的贪婪缺一不可。老美毕竟是民主国家，如果没有占绝大多数的民意依托，布什是不可能把国家拖入灾难的。他无非是把九一一这屎盆子栽到萨达姆头上去，巧妙地利用了九一一事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引起的巨大愤怒罢了。如果美国人民不是那么幼稚，就一定会听了参议员某某（我又忘了名字了，好像是Rychards）“We got the wrong guy”的话。

老美性格简单，完全按好莱坞的英雄观世界观做人，喜欢做人家的解放者，最后一片好心把人家解放到地狱里去。无过，我本来是最坚定的反战派，当初在本网站受尽了那些华裔美国爱国贼的侮辱，但现在反倒觉得美国只能在那儿坚持下去。

这立场转变恰好与多数美国人相反。一位美国朋友原来是坚定的主战派，现在却坚决主张撤军。我于是对他说：国际共运之所以变成一种现实的灾难，乃是因为一个大国的资源落在了列宁手里，这才能殃及全世界，使得中国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布什确实是白痴，但祸已经闯下了，难道能眼睁睁看着最大的石油出产国落在恐怖分子手中？由此导致的灾难当令国际共运瞠乎其后。他问我，那该怎么办？让美国的男孩们再在那儿坚持下去，没完没了地打一场没法取胜的战争？我说，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弥补，布什那白痴不但坑了美国，还把整个文明世界连累进去，弄出个几代人都无法解决的祸根来。

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出兵伊拉克确实是取一种善意态度，想去把人家解放出来，按美国生活方式幸福地过日子。无过，这种“解放者情结”不但美国人有，中国人更甚，直接就是“恩公情结”。如果说老美的解放者情结给人的感觉是滑稽，则中国人的恩公情结就让人恶心。为这种恩公情结折磨的人，连起码的文明人的做人方式都缺缺，白让他们生活在西方那么多年，骨子里绝对是无法改造的野蛮人。

北京痞子就是这种同志。此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抵死要作西藏人民的恩公。他也真是如开滦煤矿工人一般特别能战斗，为了坚持“藏人离开汉人喂养就得饿死”的主张，发明了不计其数的“科学理论”，那婴儿靠母肺呼吸的笑话据说他已经N次认错，咱们就不说了，人家的最新科学发现，是西藏人比汉人更不能适应高原缺氧环境。据他披露的独家新闻，班禅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平原，骤然回到高原去后才害高原病死的（此人记性太差，忘记他曾披露班禅到北京后便从未返藏的新闻了）。所以，为了做达赖的恩公，咱们坚决不能同意他回去，免得藏独人士悉数患上高原病，猝死在青藏高原上！

中国式恩公也见多了，如此无耻的作恩公法，真超出了我对中国人的最恶劣的设想。我原来以为无论国人作出什么下流事来，我都不会再惊奇了。不料北京痞子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真个是吾生有涯，国人的无耻无涯，以有涯研究无涯，殆矣哉！

不幸的是，北京痞子这种态度在国人中非常有代表性。许多国人对藏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就是：我们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让你们占了这么多便宜，怎么还不知足？真是喂不饱的白眼狼！

就智力水平而言，中国人绝对是越活越回去。稍微对传统文化有点认识的人都该知道，传统道德把“施恩望报”当成了一大恶德，提倡记住别人对自己做过的好事，忘记别人对自己的损害，但要忘记自己对人家做过的好事，记住自己对别人的损害。这道德戒律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咱们就不说了，光从功利上的合理性来说，这古老的教训也非常睿智。现代国人却死也不明白，施恩望报，给了人家点好处便从此以恩公自居，绝对是买来仇人的速成之道。于是这才会有毛泽东把民脂民膏往外国阳沟里倒，最后买来“我们的敌人遍天下”。

可惜国人太愚昧，死也不明白这最简单的心理反应。最有示范作用的就是北京痞子本人。此人去西藏旅游过一次，从此就成了当仁不让的“西藏专家”。可他就是弱智到竟然认识不到，他用来支持“恩公”说的论据，恰好证明了这种恩公态度的反作用有多伟大。据他说，他亲眼目睹某藏民在某医院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免费医疗，可对汉人照样充满敌意。大概到北京痞子死那天，他也不会悟出来毛病恰恰出在以他为代表的汉人的傲慢态度上。

许多汉人一开口就是西藏的农奴制怎么可怕，藏传佛教怎么个伤风败俗惨无人道，坚持认为汉人解放了西藏，让广大农奴翻身做主。这些说道，我看并不比北京痞子“为了达赖集团能长命百岁，必须禁止他们返乡，猝死于高原病”的说道更有耻些。请去看看张戎毛传上转述的班禅的新旧社会忆苦思甜再来发言。光是“镇暴平叛”杀害了那么多藏人，汉人就对藏人欠下还不清的血债。达赖不纠缠旧事已经是大慈大悲了，是人家是咱们的恩公，不是反过来。否则德国人给犹太人赔了那么多钱，也可以作人家的恩公了。

就算尔等说的是对的，“解放”前的西藏确实是人间地狱，so what？人家愿意受罪，你管得着么？是谁磕头如捣蒜请尔等强行破门而入，去作人家的大救星？这种不请自来强行“施恩”的恩公中国人也曾有过，那就是把东北建成了亚洲第一工业强国的日本人，咱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去礼请人家回归祖国大家庭啊？

2008/4/18

big_beast

楼上莫非老芦的粉丝？

ddec2007

最近疑惑太多，才把鲁迅全集又拜读了一遍。顺便看看老芦的文章。读书解惑嘛。
老芦的文章尖刻。 本来要相应老朱号召不谈政治，只谈娱乐八卦， 偶见爱思斑
竹的横幅，方才贴上老芦文章来给大家“娱乐”一番。本来跟贴和删贴的，大家
角色不同，私下里把跟贴删成个标题，算是肮脏勾当，就不要那么毅正言辞了吧。
搞得我一觉醒来窃以为这里是北京， 而非悉的尼。为了验证偶梦之的荒谬，
又来挖山。说起来这也是一种病， 而且病的不轻。外面阳光明媚，偶怎么看也不
象是解放区的天嘛。下午考虑出去烟熏火燎BBQ， 用酒肉排解心中的郁闷为何？

big_beast

可见楼上还是小同学，还在疑惑太多的阶段，俺们都是老东西，少了许多探求之心。
虽然老孔说五十而不惑，并不等于到了五十就世事通达，什么都明了，仅仅是说到了五十，自己的人生观就已经定型，不再孜孜不倦寻求答案了。
老芦是过了五十岁的，若干年前，该人号称混美多年而不入美国籍，于是得无数青年敬仰，真实情况如何，俺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老芦有的是他自己的人生观，但他的爱好是把自己的人生观孜孜不倦地灌到他人的脑子里去。
就俺说一句对他老大不敬的话：他的文章，看似有理，真如高屋建甐，一贯而下，但其中漏洞也是不少。
年青的人，积思广益是对的，但看过了，了解了，而不思考，这就有待榷商。
且不论老芦文章好坏，作为一个人，作为一种思想，就辩证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一种完全正确，如老子，如耶稣，如释迦莫尼，这些号称得到了大道的人，他们的思想就完全正确吗？最多也只能得个瑕不掩瑜而已。
所以，楼主切莫以当卫道士为已任，对论坛中“不谈国事”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如果版主不谈政治算是一种病，楼主的非谈政治难不成就是活泼健康，积极向上么？
也未尽然吧。
祝楼主尽欢BBQ，多食肉，多喝酒，酒到微醺，阳光下偶尔想起BBS上一场吵闹，心里拿不定是真有其事还是自己一时幻想，于是微笑起来，再尽一瓶，说，随他们去吧。

ddec2007

李昌玉：西藏谈判预言

25日晚上，打开电脑，惊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磋商》。这当然是令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额手称庆的特大喜讯。

我写过一篇《为开好奥运敬献一策：胡锦涛电请达赖喇嘛赴京谈判》，建议“胡锦涛总书记立刻给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电报，并派出专机，迎接他到北京共商西藏和平大计”，表达的是海内海外的强烈呼声。

本来看似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忽然之间柳暗花明阳光普照。从3月14日拉萨骚乱以来，官方以为垄断了信息传播，可以按照某种设定的意图行事，因此一直采取蛮横强硬、不容妥协的态度，可是没有预想到与拉萨事件重叠交叉的奥运圣火传递，受到海外的干扰，在伦敦，在巴黎，在旧金山……甚至于27日在和中国关系极为友好的韩国首尔，竟然也受到干扰，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了中国人“破坏性示威”。韩国国务总理韩升洙当天在国务会上表示：“要依法处理外国人集体暴力事件，此次事件对我国国民的自尊心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将采取法律和外交措施，恢复国民的自尊心。”这里所谓的“外国人”就是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表达爱国心自尊心，却伤害了留学国国民的自尊心。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闹得天下沸沸扬扬的信息实在是出乎意料。

25日中国以新华社记者透露消息的名义，宣布：“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昨天，2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希望达赖方面珍惜磋商机会，以实际行动停止暴力犯罪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活动，停止分裂祖国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始终是一贯的。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与达赖方面进行接触磋商，这体现了中央对达赖的一贯政策和博大胸怀。

“我们希望达赖方面珍惜这次机会，认清形势，改变立场，以实际行动停止暴力犯罪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活动，停止分裂祖国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姜瑜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接触磋商也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正如中共方面始终怀疑达赖的诚意一样，海内外的舆论对于中共的诚意也同样抱着怀疑态度。

以言语来度量内心，中共改不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态度。这也难啦！要从高调指斥达赖的立场上转圜，让国内海外的极左派们、愤青们不致于感到被抛弃，使自己在心理上还保持某种天朝皇权君临天下的傲气，那也是不能放下身段的，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到要害，看到核心，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当局同意谈了，旁的枝节都显得无足轻重。这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福音！

现在看，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场政治游戏情节陡然一转。

海内海外那些爱国爱得死去活来的愤青们，不知道政治就是一场大人演出的儿童游戏，相信了那位驻藏大臣透露的御旨，真是以为“我们目前在同达赖集团进行一场血腥和激烈的搏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于是到海外去举行抗议CNN的万人大游行，在国内发动网上抗议CNN的百万人签名，从南到北发动抵制家乐福，一时之间他们好不尽兴，忘情地投入了这场爱国歇斯底里的大狂欢，他们哪里会料到胡锦涛会陡然转弯，要和那个“披着袈裟的狼”达赖喇嘛谈判了。

这就是政治游戏，大人演出的儿童政治游戏，利益至上。

儿童吵嘴并没有利害冲突，但大人吵嘴却是百分之百的利害冲突。政治家为了预计的损害，可以撕破脸皮吵嘴，为了预计的利益，可以厚着脸皮握手。既然当初和苏修可以握手，和美帝可以握手，现在和国民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握手，为什么不能和达赖喇嘛握手？

不过，现在宣布“准备同达赖方面磋商”，还只是一种姿态。和蒋介石那种毅然决然诚心诚意无条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泽东本人发出电报邀请相比，这里还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种先“通过接触磋商”，做到“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然后再“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的说词，使许多人认为这个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其实，缓兵之计也值得欢迎！总比箭在弦上要好一百倍。

北京奥运现在成了双手捧不起、放不下的刺猬。中共放下身架表示愿意谈判，是因为原来是想把达赖逼到无路可走，现在发现是自己被逼到了死角，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再顽固不化，拒绝谈判，奥运当中会出现什么故事就难以逆料了。那是防不胜防啊！即使布防百万军警可奈何？几位大国政要都表示了拒绝参加开幕式的态度，令中共感到大丢面子，依靠海外大学生举着五星红旗红透西方世界，看似强硬，咄咄逼人，实际上更加引起追求自由民主的西方人民和官员的反感和恐惧。他们认为“藏独”也应该有表达权，你们竟然敢于在我们首尔对他们拳打脚踢，那在你们国内就不知会遭到什么镇压了。同情弱者，不平则鸣，乃人之常情。

当今世界的潮流就是谈判。世界上闹分裂的地域多得很，并不是只有中国的西藏，何况达赖要的并不是“独立”，而是“自治”。拒绝谈判就彻底证明了中共是一个背离世界潮流、世界文明的政党。

但是，现在中共宣布的谈判并不意味着是胡锦涛和达赖喇嘛的直接谈判。而且，在“下一步”商谈之前，先要达到前述的三个条件。大家知道，达赖喇嘛本人能够控制那些激进的组织如“藏青会”吗？这时只要出现“分裂祖国的活动”、出现“暴力活动”、出现“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就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随时停止“接触磋商”，更不必说启动“下一步商谈”了。即使不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依靠这种低层次的“接触磋商”，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拖延时间，把奥运会混过去。

因此，解读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磋商》和姜瑜发言的新闻报道，又让人兴奋不起来。

按照笔者的想法，这个谈判应该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应该是胡锦涛和达赖喇嘛的直接谈判，应该是一步到位的谈判。我想，既然积怨如此之深，我们不期望这个谈判一蹴而就，可以谈一年，谈两年，谈三年，谈四年，谈到胡锦涛连任届满之前，能够功德圆满就皆大欢喜，但是要谈，要对谈，要胡达对谈。

我们重读一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文“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问题，亟待解决，特邀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和这个新华社的新闻相比，那是多么诚恳殷切，因此我们切切希望这个和“达赖方面”的谈判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好消息。

笔者最高的期望值，就是邀请达赖到京，举行胡达会谈，并且，达赖能够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贵宾台上，安然就座，那么，我敢相信，这个奥运将会以它前所未有的戏剧性成就永载史册。

奥运之前，胡锦涛一定是万机缠绕，难以分身，因此只要和达赖喇嘛举行一次礼节性象征性的谈判就功德圆满了，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

一位在美国的时评作家林达，针对西藏问题，写了一篇《焦虑冒进欲速则不达》。他说：“谈判能取得怎样的结果，不是取决于聪明计谋而是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人往往会要求在个人有生之年取得历史成果，因此焦虑冒进欲速则不达，明白个人生命长度乃是历史长河之一瞬，可能是第一需要修到的智慧。”我们希望胡锦涛和达赖喇嘛都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杰出智慧，用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则为中国人之幸，西藏人之幸。西藏问题确实是欲速则不达，急不得啊！

西藏问题的钥匙掌握在中共手里。既然中共方面一再表示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着，达赖又一再表示愿意谈，那么，赶快下请贴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政治家的智慧就在于善于把握时机，顺应民意，开启新局。

乾隆皇帝因为在承德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而使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归顺，得意地说：一座喇嘛庙，胜过十万兵，那么今天可以说，一位达赖喇嘛莅临奥运会，绝对胜过十万武警。届时，北京的奥运，至少可以少派十万武警，而安全系数却能提高几个等级。

我在额手称庆之余，试作西藏谈判预言：在奥运开幕前，大概能够启动“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至于何时进入到“下一步商谈”以及再下一步的胡达会谈，就难以预言了，不过，我想，只要开始了“接触磋商”，哪怕是缓兵之计，大概双方都会在钢丝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开弓没有回头箭，谁也不愿不敢承担破坏“下一步商谈”的责任。双方宁可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谁也不会轻易宣布谈判破裂。不过，说实话，只要中国的宪政民主政治改革不启动，西藏问题也只能高空悬拟，趦趄不前。姜瑜所谓“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过是海口虚夸，徒托空言，是市集上那些江湖游医的高声叫卖，“外来压力”岂敢等闲视之？

（2008/4/30于山东大学附中）

pantoau

今天北京刚刚下了一场透雨，空气清爽了许多，天空还是那么凝重，明天会放晴吗？

奥运会前，中国的国际形象会放晴吗？

big_beast

说实话……俺看到有关政治的文章就觉得一团乌烟沉到胸口……恶心得不得了……

choco2468

看的头都痛了。。不能怪我看不下去，我还是有努力的来熏陶熏陶自己嗒

sherry2007

虽不至像大班一样，看见政治贴就恶心。但，我们小老百姓有几个是真正懂政治的？可是胡懂、达赖懂！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表面可能这样说了，背地却是那样做的；我们看得不是什么好事了，也许人家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普通的小老百姓，我们还时常要提醒自己：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政治家的思想，你猜得透么？你想得明白么？所以呀，看政治也要抱着看八卦新闻的思想，看过就算，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