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去世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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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了解到杨小凯的生平，才知道他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曾经住在Dandenong North, 后来住在Burwood.

谁是杨小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http://www.sina.com.cn  2014年07月07日 08:26  新浪财经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2004年7月7日去世，今天是其逝世十周年。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杨小凯简介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

　　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杨小凯”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妻子是吴小娟，他们有一女二子。

　　学术成果

　　研究领域：

　　数理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 、微观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产业组织理论等。

　　主要著作：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 《发展经济学评论》 ，1997年第1卷第3期

　　11、《中国政治随想录》

　　生平事迹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

　　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7.97,-0.05,-0.62%)。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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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追思缅怀

　　小凯一生追求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他希望经过自己理论的研究跟认识，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林毅夫

　　说认识小凯，我可能排在第二。第一位的当然是小娟。我1982年认识小凯，在全国开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很深印象。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包括介绍给我科斯的企业理论，我组织翻译的中文第一次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这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张维迎

　　杨小凯很勤劳，早上8点钟一定在办公室里，晚上11点还在。他根本上就是一个学者，从早到晚都在做学问。我当时认为他是可造之才，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预感很好，二是他知道什么思想重要，什么思想不重要。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聪明和智商高都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一个人有预感，而且知道怎么判断重要和不重要，这是很大的本钱，这种条件是很少有的。而我认为，杨小凯就有。

　　——张五常

　　在小凯的指引下，我才知道制度经济学怎么回事。当年出国之前我满脑子都是政治经济学，还不知道研究产权。90年代我去墨尔本，小凯启发我说要研究制度经济学，讲了很多。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他们这些工作。

　　当时我在读经济学还是读神学两者之间犹豫。本来是去做神学的，后来放弃转而读了经济学。这其中很大是因为黄有光教授和小凯教授两人的鼎力支持和推荐。这令我终身难忘，不敢懈怠。也是我一生研究的动力。

　　——韦森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是用七个月写完的。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黄有光

　　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我发现，好几次买股票钱都亏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对他的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就把经济大权掌回来了。我想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当时我准备做投资，买房产。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时候，小凯就说不去。“我一去，我会给你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不是很明白，后来明白了，搞经济学的，在实际上还是会有点差别。以后每次经济上的决定小凯都不出面——其实小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杨小凯妻子吴小娟

　　从我们研究法律的人来看，觉得小凯是一个先知者。在全国那么多人都狂热地认为在奔向真理和天堂的时候，他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且只有17岁。当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而且经济学者认为仅仅通过讨价还价我们就有可能博弈出一个新形式的时候，小凯提出了腐败问题。当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自豪高兴。但是小凯这个时候，他去世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让宪法得到尊重”。我感觉到他很多的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

　　另外，小凯在监狱那么长时间，出来完全变成一个在学术界、思想界领先的一个人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奇迹。

　　——季卫东

　　我经常和别人谈起小凯，我听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天才、可惜。我对这个两个词不是太认同、太喜欢。因为这意味着你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按照学术的成功、事业的成功，或者是不是轰轰烈烈。而我认为，这个相对于人，作为人本身的意义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凯最后能够找到自己的信仰，能够皈依到上帝的怀抱。我觉得最后他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目的，所以小凯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杨小凯学生张永生

　　(综合华夏时报、百度百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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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回顾杨小凯的贡献
――兼谈我俩的差异



黄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成大名的几个学者之一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2004年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49分离开了世界。当时我已经写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弹指一挥，十年过去。根据以前的资料修改补充成为本文。为求真实与对历史的见证，本文采取实话实说的原则。

杨小凯到Monash 大学任职

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澳大利亚Monash 大学任职。[我于1974-2012都在此大学工作。]  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 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 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入狱十年), 马上安排他到Monash 大学任讲师 (1988),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于1990年获终生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2000年任私座正教授(personal chair)。另外,在Alan Powell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升等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私座正教授，却费了我不小的努力。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经济学诺奖得主KennethArrow （阿罗）与James Buchanan （布坎南）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但有关委员会说，推荐信虽然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得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的长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来Monash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入狱十年的光荣史。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为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我认为是很令人钦佩的事。这可能与我自己在中大学时代，在马来西亚（当时还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大搞马共领导下的秘密学生运动有关。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邹的专长），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放我在前面。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放长辈在前面，而且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我虽然只比小凯大六岁，但因没有十年冤狱的拖迟，比较先开始工作。）最后，我比小凯还更坚持，此书结果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我并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不但在此专著上，在其他和我及他人合写的文章上，小凯都是很乐意给合著者更大的名分的。例如，我们1997年的一篇文章结果是把我放在前面，实际上我的贡献也是很次要的，但那次小凯向我说了好多次，‘我们有好几次合著都是Yang& Ng, 这次一定要放Ng & Yang’。我经不起他多次纠缠，就没有再坚持。但我后来后悔没有坚持。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吗！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七个月就写完。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

身为炎黄子孙的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论文集，该书在1997－1998年列入了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你可以不同意小凯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我从小凯的评论文章中也学到许多东西，例如小凯所强调的‘共和’，但体会不深，面见小凯时，还不时向他当面请教。

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临去世前，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16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的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非常值得一读。

     小凯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或全面，但他能提出其他人不能或不能像他这么早就提出的许多深入而又有很大的启发性的，有关中国改革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早年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陆续采用。其他比较基础性的观点，也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将还会起着长远与重大的影响。

杨小凯的新框架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写作的大致过程如下。小凯把他的毕业论文给我看了，我对他提出评论。我们又讨论了好几次后，决定把论文改写成一部专著。我们谈了专著的大体结构后，小凯先写初稿，我阅读后，提出评论与纠正，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后，再写修改稿。然后再讨论与修改后才定下暂定稿。我的修改包括英文、表达、删增、经济学推理，定理的证明等。有不少定理，不但修改了证明方法，也修改定理本身。小凯说我的贡献大过其他排名在前的长辈们的贡献，并非没有根据。但这不改变小凯的绝对主要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的专业点。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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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包括一定的最小水平的学习如何生产的成本、从干中学的作用等）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MonchiLio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后来张定胜和我做了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发表于2007）。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成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回旋式的生产、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把效用极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因而也要求长期均衡下，人人的效用水平一样。这假定看来好像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的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例如，外生比较利益（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刘正山认为这假定‘存在自反逻辑错误’，是对新框架的误解。另外他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需要商榷。如果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详见拙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D. Diamantaras 与 R. P. Gilles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SiangNg）、张定胜、Jeffrey Sachs与Christis Tombazos 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Jeff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崔浩、杜巨澜、蒋金山（RolandCheo）、李楚霖、李克、廖柏伟、刘孟奇，刘伯定、庞春、曲祉宁、王建国、杨德新、张华嘉、张居衍、张永生、赵益民、周亚辉、周海欧、周扬（YangChow）、Raymond Liu, Steph Miller，Robert Rice、George Rivers、Ian Wills等，都对新框架作出了贡献。[这还没有包括国内学者如向国成、范金、陈军昌等的贡献。]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 在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1994年，第691－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国内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认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国内曾经有一些否定杨小凯的新框架的看法（关于其均衡的不存在），我认为这些看法忽视理论抽象的作用，太学究。在7月7-8日将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召开的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学会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常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我将论述杨小凯的简化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Kenneth Arrow （诺奖得主）与JeffreySachs。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MONASH大学, 主讲研讨会, 谈“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 这新分析是指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于2002与2003年两度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可惜小凯于十年前就去世，不然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必还在等待，华人何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两书在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我于2009年由英国Palgrave/Macmillan 出版的IncreasingReturns and EconomicEfficiency一书，着重介绍了杨小凯的贡献。杨小凯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虽然随着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但还没有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们的足够重视。布坎南在其于2004年纪念小凯的文章中说，“通过杨小凯给我们的斯密镜片，我们看到的世界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很不相同…杨小凯的基本洞见还待学科正统的广泛接受与赏识。”

杨小凯有许多优点（包括文贯中所形容的‘智慧、执着、沉毅’），但谦虚却不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Yang2001，第11页）对天文学的贡献。地心说必须由地球环绕太阳的哥白尼理论来取代。同样的，‘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Yang 2001，第11页）。

杨小凯和我之间的差异

对新框架的重要，我并没有异议。不过我们新框架中的一些问题，我和小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健康的现象。如果不是盲从，能达到大同小异已经很不容易。我和小凯的差异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小凯要用新框架取代传统经济学，就像哥白尼理论取代地心说这样，而我认为只需要用新框架补充传统经济学。我曾对小凯说，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会认为他自己的贡献超过所有经济学的十分之一。（我也不认为任何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或非得主的贡献超过所有经济学的百分之五。）只要新框架被认为对经济学有百分之十的补充，你就完全有资格得到诺奖，并不需要完全取代。（其实不到百分之一就够了。）其次，即使你的最终目标是取代传统经济学，但在推广新框架的初期，在策略上也不能打着取代的旗帜。然而，不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小凯并不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哥白尼在小凯2001年的书上的出现，也完全证明了。多年前，刘孟奇也曾经对小凯说，明太祖朱元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谋士的建议：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我半开玩笑地对小凯说，‘你并没有称王；你只是称帝而已！’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这框架用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成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区别，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约于2000年之后，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重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从人们效用极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而又有全局均衡的，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当时我们创立一个新期刊。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了很久，都达不到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出了绝大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 – 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Inframarginal Economics”.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Monash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衷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十年之后，这些学术活动已经后劲不足，深为可惜。希望今年7月5-6日在复旦大学与7-8日在Monash大学的纪念杨小凯的会议，能够重新引发学者的兴趣。

有人对小凯把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也有意见，认为Inframarginal应该是“内边际”而不是“超边际”。这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不过，我曾经替小凯辩护说，如果Infrared可以译为红外光而不是红内光，则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而不是内边际，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当然，小凯的意思是要强调对边际分析的超越。新框架内也用了很多边际分析，又用了比较角点解（例如专业捕鱼或专业打猎）的分析，说是超边际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小凯与我的差异是，小凯只看到（以我所知，至少是只谈）新框架的优点，而没有看到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买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在我们人数很小的简单模式内，这产品的耐久与不可分性可以造成很大的商业周期与很高百分比的失业，因为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很大的百分比。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买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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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张定胜和我的2007年的文章，把新框架与Dixit-Stiglitz模式结合起来，这就有了发展。

新框架的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对称的生产与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不影响本问题的实质。）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在这简单的例子，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际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正如我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所讨论的。

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为什么小凯很不喜欢我谈上述协调的问题。在布坎南2002年六月的会议中与前后，我们对这与有关问题有过强烈的争论。后来，我在我们网址对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说，我在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同时是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希望小凯在天有灵，能够认识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理，同时需要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的辅助与制衡。

第四，如果超越新框架，包括其他经济与政治观点，则小凯与我还有一个大差异――我是小右派，小凯是大右派。我自认是小右派，是和所有人比。如果单单在经济学者中比，则我肯定是左派。在经济学者中，小凯也还是大右派！我大力支持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深化，赞成尽量以价格、税收等市场工具替代行政管理，包括反对北京的根据车牌单双号两天才能用一天车，以及用摇号限制新车数量，而支持上海与新加坡的拍卖制等，因而是右派。但我强调环保与扶贫的重要，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税收与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公共支出，认为私人消费可能比公共支出有更大的无效性（由于危害环境、人际攀比、过度物质主义），因而至少在经济学者中是左派。

关于小凯的极右观点，很多人会想到他关于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主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些主张大体上很有说服力。小凯的极右观点，可以从下述两个例子中略见一（或二）斑。小凯说：“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还有，“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它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由于这种所谓‘外部性’能由市场最优化，小凯特别强调。我不否定张五常与科斯对这方面的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强调的外部性，是包括像污染、其他对环境的破坏、交通拥挤、人际攀比等。这些重大外部性，根本没有被什么‘正式模型’所否定，也不能纯粹由市场调节来解决，而正在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福祉，甚至将威胁整个人类世界的存亡。北京的雾霾与堵车，难道是已经被市场最优化了吗？加上政府的功能都还做的很不足够！至少对汽车与汽油的税收应该大大提高！

从当时美国总统小布殊还没有打伊拉克时，我就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攻打伊拉克；小凯则为小布殊攻打伊拉克辩护。我极力反对小布殊拒签国际环保的京都协议（为此向小布殊发过多次抗议函），拒签国际地雷协议，不参加国际罪犯法庭等单边主义行为；小凯没有反对。对这些问题，小凯和我有很大的不同。

小凯看不到或不谈新框架的缺点，可能是因为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因宠爱而看不到缺点。我只是这孩子的奶妈或老师，比较能够看到缺点。不过，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也可以说像是我的亲生孩子，但我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强调它不能分析由于相对价格的改变所引致的问题。（由赵益民拓展为两个部门的综观模式可以分析一些相对价格问题。）不过，小凯投在新框架的精力，比我投在综观分析的精力，大概是十倍以上。他的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夫妻生的唯一孩子；我的亲生孩子，是小妾生的好几个孩子之一！

像小凯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对很显然的市场失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否定外部性的概念。我认为至少一大半原因是十年冤狱使他心理失衡。因此，我没有怪罪他的右倾。（反之，我应该感谢他的容忍；我们好几次在他有在的晚餐后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都没有抗议。）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三年冤狱，就会使我变得更右倾。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凯的功力，可能大我三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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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搜一下杨小凯， 信息很多啊，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若水无尤

a711012 发表于 2014-7-8 11:58
第三，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 ...

感谢LZ分享。当年还在国内读大学时，就听闻杨教授的大名。03年开始准备留学手续，还很兴奋，心想说不定能上一堂他的课。结果，还是没赶上啊。

sky20000

杰出人物

kicoandy

Monash!

a711012

若水无尤 发表于 2014-7-8 12:21
感谢LZ分享。当年还在国内读大学时，就听闻杨教授的大名。03年开始准备留学手续，还很兴奋，心想说不定能 ...

看来你是学经济的。我只不过是最近几年才知道他。 我是读到他关于“后发劣势”的论断才开始关注的。他10多年就预测到中国的问题，提出关注民主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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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杨小凯（上）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他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徐滇庆多次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说，“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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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生涯

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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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遗孀吴小娟：小凯，请带走我对你的一片思念!(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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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糊涂一塌(触到了这个世界，却触不到我的心) 2009-05-06 00:20:10



冬天到了，家里的杏树叶(Apricot)已经变黄, 这里冬天的风很大, 所有的叶子都已吹落下来。去年(2004)初, 小凯重病的时候, 小凯的俩个妹妹小成和杨晖来探望小凯。 杨晖还爬上这颗杏树上摘了很多杏子给小凯吃。这颗杏树是1995年我给小凯的生日礼物。 我种在靠近小凯爱坐的地方, 他可以随手摘杏子吃。 今年年初, 女儿小溪说这颗杏树上只结了六个杏子。也许这树也明白主人已经离去, 今年它也不想结太多的杏子了。

今年冬天的雨水也特别多, 外面的气候也非常寒冷。 雨下个不停, 就好像我为小凯流下思念的泪水一样,令人感到非常伤感和压抑无奈。无论我干什么, 都无法将我对小凯的思念带走。 听人说, 这种思念的痛苦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去年年底我带着小儿子泽华去日本东京, 香港和中国散心两个月, 见了很多小凯的学生, 同事, 亲戚和老朋友, 还有我的亲朋戚友。大家都安慰我们, 让我们开心, 陪伴我们游山玩水, 看戏和电影, 滑冰, 好让我们忘记那些伤感的事情, 心情好一些。

当我们回到墨尔本, 我的心情又开始伤感起来, 天天思念小凯。每当我一想起小凯, 就落泪；当我和朋友提到小凯的名字, 就痛哭。自那以后也不太敢见小凯生前的好朋友, 免得伤心流泪。小凯的墓地离家只有四十分钟车程(LilidaleMemoryPark), 我每月带着孩子们或者小凯的学生和朋友去小凯的墓地扫墓, 换上从我们家花园里剪下来的红玫瑰和白色的栀子花, 还种上新鲜的绿草。每当心里忧闷的时候, 就去墓地看看, 好像我又和小凯在公园里散步。每到那里, 就感到心情好很多。

小凯离开后, 我要处理他的很多文件和信件, 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伤感。 年初, 小凯生前在美国创办的经济学会朋友们在香港开会, 我去看看大家, 一想到往年小凯一定也会在那里开会, 可是这次, 只有小凯不在，我内心伤痛难抑, 回家的路上拼命痛哭, 泪水倾盆，无法控制。

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咯同公园, 小凯每天去那里散步两次。 小凯走后, 我们大约有一年没有去过那里了, 好象小凯将那个公园也带去了天堂。

大女儿小溪去年底已大学毕业。今年年初, 她很快就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三月份就搬到外面与教会的朋友住了。我们家本来五口人, 小凯去天堂了, 小溪长大成人独立了, 从此, 失去了一个头和一只手。现在只剩我和两个儿子在家。家里空了很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完整了。

有时我无意问问大儿子键思是否想念爸爸, 他说有时想念他。 我问小儿子泽华, 他说不知道, 其实意思说他很想, 但不愿意告诉我。泽华学校有卖父亲节的礼物，我们都不愿意提起父亲节，免得大家伤心。

女儿每星期回家吃一次晚饭, 并且帮小弟弟泽华温习功课。 她有时问我是否需要钱用, 我告诉她不需要。我们一家人不太提到爸爸, 可一家人都深深地思念着他。我们知道, 再也听不到他高声地叫我妈咪 (按孩子们的称呼-妈妈), 我也不能再叫他DADY (按孩子们的称呼-爸爸)了, 也听不到他叫小溪, 键思和Eddy 泽华的声音了。

大儿子键思的个子长得很像小凯, 他有时穿小凯的西装就和小凯一样。自从小凯离开我们, 键思就变得非常懂事，像个一家之长, 我有什么大事都与他商量。 他现在读书也不用我操心, 今年还当了班长。小儿子泽华的长相和性格更像小凯, 他满爱丢东西, 我们常常说他就像爸爸一样到处丢三拉四的。

半年来我常常无法入睡。虽然有小儿子的陪伴, 可是常常夜里惊醒，醒来觉得小凯只是去外地出差, 很快会再回家。 可是再仔细想想, 猛然醒悟他已去了天堂, 不与我们在一起了。 心里真是万分伤感,再也无法入眠。

我认识小凯已有25 年。我们一同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甜甜苦苦。那时小凯给我写了很多的信, 当我想念他时, 就会翻出来读读。字字句句似乎将我带回我们过去快乐的日子里, 心中顿感安慰。

小凯对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 我认识他时才19岁, 当时不太关心国家大事, 可是后来我们无话不谈。我最爱听他讲他的十年坐牢的故事, 谈论他的理想、他的事业和对时事的看法。现在没有人和我谈论这类事情了, 心中感到无以诉说的惆怅和遗憾。

我常常后悔在他生前应该更多一点忍耐不应该和他吵架。可是那时没有完全相信上帝, 不懂得忍耐的可贵。在他生病期间, 我们一同受洗, 此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再也没斗过嘴了。

我常常一人独思, 上帝其实非常恩待我们的小凯, 将他先带到天堂, 不让他忍受夫妻分离的痛苦。如果有机会选择, 我愿意先去天堂, 不要忍受这分离的煎熬。

我刚认识小凯的时候, 他说, 我们老了以后, 可以手拉手在街上走。 现在我却孤独一人在街上行走, 再也不能拉着他的手了。有时我对着天空喊叫, 小凯啊, 你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去天堂? 平时你总是带我们周游世界, 可是这次你却一人离去, 将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去年十一月从美国写信给我说：“……哪天你回天上的家了, 小凯会站在那儿等着你们, 什么都准备好了等你。 可不是吗? 我们也是基督徒呢! 多好, 哪天在天家还能再见。” 每当我想念小凯时, 就想起这些话, 心里就很有盼望了。

这些日子, 我除了每天忙家务以外, 还帮小儿子的学校办祷告会, 为学校的孩子, 老师, 校长和家长祈祷, 祈求上帝祝福他们。我们除了每个星期日去教会, 我们家还有圣经班。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 他的恩典够我们一家享用。在这个思念小凯的日子里, 让我们时时想念神的爱和他的恩典, 让上帝的圣灵充满我和我的家人。我知道上帝特别爱护人世间的孤儿寡妇, 上帝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 我也不用当心和害怕了。上帝已经给了我一个基督徒的大家庭。

我感谢小凯的亲人, 生前的好朋友, 学生, 还有他的同事。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关爱和很大的帮助。 他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捐赠援助, 也帮助我处理小凯的后事。一些小凯的老朋友和他的学生常常给我打电话, 问候我们, 请我吃饭。还有很多好朋友, 以前常常给小凯做好吃的, 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常常给我们送来美味佳肴。我想小凯可以放心去天堂了, 有这么多的好人关心我和孩子们, 我们的生活和孩子的前途都没有问题了。

每当我看到天边泛现的彩虹, 就知道小凯在天堂上向我挥手了。他在那儿等待着他的家人,他好像在对我说他一切都好, 叫我们不要挂念他，他已经回到了主的身边。他的灵与上帝同在。


小娟于墨尔本2005年多雨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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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_月

若水无尤 发表于 2014-7-8 12:21
感谢LZ分享。当年还在国内读大学时，就听闻杨教授的大名。03年开始准备留学手续，还很兴奋，心想说不定能 ...

哈哈，和我差不多，大学的时候就因为他决定留学要选monash，结果等我大学毕业已经晚了，没能亲见他人，听到他的课，甚是可惜。

北京吉普

转眼十年了

fangfang1

十几年前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好像在香港和张五常一起教过书。

a711012

杨小凯在墨尔本

北京吉普

a711012 发表于 2014-7-8 14:08
杨小凯在墨尔本

在自己家门口照的。
楼主在那找到这张照片的？

a711012

北京吉普 发表于 2014-7-8 13:13
在自己家门口照的。
楼主在那找到这张照片的？

http://www.guancha.cn/chen-ping/2014_07_08_244638_s.shtml
从这个链接， 网上文章非常多，他真是不简单，去世10年了， 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什么时候中国能拍一个他的传记片。

fangfang1

当年杨教授去世的时候很多纪念他文章.
记得他夫人说89时候,他看到坦克xx,抱着电视哭.

一叶扁舟飘

牛人呀！

adu

离诺贝尔经济奖只差一步，可惜了

adu

更可惜的不是他不能拿奖，而是他祖国不能容下他的理论，不能用其理论指导经济。

a711012

adu 发表于 2014-7-8 13:48
更可惜的不是他不能拿奖，而是他祖国不能容下他的理论，不能用其理论指导经济。 ...

如果他没得绝症，应该是可以的

Duckweed

好长啊，留个脚印周末慢慢看

a711012

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1)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2)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3)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以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a711012

杨小凯：后发劣势


著名经济学家 杨小凯（已故，此文为2002年作者的讲座发言）

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英法制度差距



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违禁词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



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对后来者的诅咒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前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0.7。



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正视中国的后发劣势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中国的另几个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券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中国在网络经济上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韩国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制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



我了解到韩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那里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韩国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韩国所了解的事实是，韩国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像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

victorliu

涨知识了

sydnewcomer

好感人。

waijiaobu

这才是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