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中国学校 - 分母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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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的中国乡镇中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白云


一段三个少年暴打一个少年的热门视频，把乡镇中学这个名词推到了公众面前。事实上，乡镇中学是一个濒危词汇，这幅突然被掀开的乡镇中学的脸孔，其实一直都是伤痕斑斑。

我的初中是在乡镇中学接受的教育，老师是本地“土著”，上课叫老师，下课就是拐弯抹角的亲戚。老爹在村里看到年轻的老师，都会陪着笑脸问我在学校如何，然后必定跟一句，不听话就狠狠地打，没事，打坏了算我的。这话总让一边的我，伪笑得又假又恐惧。

上世纪90年代，乡镇中学的老师多是硬气的中专毕业生，大多是分配回原籍，村里有地，外地分来的几个会说普通话的白净老师，也很快成了当地的女婿和儿媳。生活对他们的要求是上得讲堂下得田地。我的英语老师就常常裤管卷着，脚丫子粘着泥，头发乱蓬蓬地跑到教室，教我们单复数。

我现在才想起来，英语老师在地里拔苗的时候，会不会想单复数的问题？


初一四个班，学生来自乡里的十来个村。一学年没结束，四个班分成了四类班，第四个班，基本上也就是后50名的学生，升到初二，这个班的番号取消，约6成的同学自动辍学去了村办工厂，剩余的4成被分流到其他三个班。到了初三，根据成绩，分成快班和慢班加一个普通班，分班后两个月，普通班因辍学太多解散，剩下不足10名学生被分流到慢班。

分到慢班的打击，对一个青春期少年是毁灭性的，老师和快班的不一样，授课进度不一样，考试试卷不一样，突然之间，你被贴上一张二等学生的标签，而且隐隐标注着你的未来就此灰暗。

那种焦虑和自卑无法在务农的父母那里得到宽慰。他们挣扎在泥土里寻求一家人的吃喝，肩膀都快被压垮，给你扯布做衣，种麦子磨面，索求关注精神世界是奢望而不可得。

初三的末期，班里的五分之一学生放弃中考报名，特意复读一年，为了考师范类中专，毕业对口直接回乡教书。三分之一的学生苦挨着等那张毕业证，五分之一的学生去了技校，剩余的去了高中和本地打工。

和城市初中生课余时间在补课不同，乡镇中学孩子的假期基本和庄稼对人力的需求等同。城市里的学生可能会羡慕，在6、7月份，北方的大部分乡镇中学，会放一个15天左右的麦收假。因为从校长到老师，家里都有地要打理，所有的学生都是劳动力，最不济的还能在家做饭。

除此之外，城市孩子的暑假在国内外夏令营和各大旅游景点度假周转时，乡镇的学生大多在密不透风的庄稼地劳动。城里孩子在钢琴班、羽毛球班、奥数班、新概念班之间流转，乡镇的孩子在撒化肥、打农药、拔草移苗的间隙把暑假作业写完。

时隔多年，五一回老家，小表哥说起我们读书的乡中学，日趋没落。他不得不把孩子在5年级就送到了县城的全寄宿封闭学校，而这样的乡镇家长已不在少数。但凡家长的日子过得去，家里至少要把一个男孩送到县城里去读书。倒不是表哥多么重视教育，而是乡镇中学没法读了。

从师资而言，县城中学对老师的招录标准更高，即便是在乡镇中学教书的老师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就读本校。

软硬环境的差距，老师大量流失，直接带来学生成绩的下降，这一点乡镇中学和乡镇卫生院无人看病而大医院挤得水泄不通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恶性循环带来的结果就是，乡镇中学的优秀教师和学生分流。小升初结束后，市级的排名会把成绩好点的学生用奖学金等各种诱惑招走。

我读县城高中的时候，一届学生只有8个班，到了我外甥女读高中的今天，一届高中有34个班。我读高中的时候，县城里只有一中二中，现在私立中学就有3所。

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好的乡镇，孩子的总数并没有增加的前提下，他们都放弃了乡镇的学校，涌到了县城。

被遗弃的乡镇中学还剩余什么？今年春节期间，我特意回乡中学看了看，校门口是音响巨大的手机店，走几百米就是网吧和游戏厅。教室还是当年的一溜平房。


同时，乡镇的学生也正在接受网络带来的这场巨变。他们在手机和电脑上了解外面的世界，内心充满了向往。游戏、网络，灯红酒绿和信息飞递带来的对乡镇的冲击，没有任何中介，直接传达到这些未成年人身上，像表哥一样的父母们没有精力替孩子过滤，只能把孩子送到封闭学校。父母们都在忙于养活一家老小，你说疏于管教，对他们是一种苛责，其实是压根没时间和精力。而学校外辍学的社会失业青年，随时准备拉人入伙。

换做是青春期的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在这种巨大的冲击波下还保持直立。所谓的学好和学坏，只隔着一层叫法律的薄纸，越线了就是犯罪。

家长们对孩子的投资也是一场需要回报的计算，这时候请一定要理解穷人饿了为什么不吃肉糜的问句为何值得写入史书。在孩子不愿和家长默许的双重作用下，辍学这件事就轻淡起来。

仅剩的一点点的塔尖的学生升入县级的高中，奋战在下一个三年里，其余的做了庞大的分母继续垫起乡镇的根基。

并不是有的人不知道糖果是甜的，而是对很多人来说，那糖果离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