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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3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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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的两位养女：黎莉莉，于立群

黎明晖

　　黎锦晖是个追求新风气的人。他家本是书香门第，他却鼓励自己的长女黎明晖走上舞台抛头露面。正是在父亲的鼓励和教导下，黎明晖成了中国首批小童星之一，起初是登台唱歌，后来演电影。黎明晖从影时间很早，1925年就开始在银幕上亮相，拍了多部影片，有些还是主角，成为默片时代的女明星之一。1926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举办电影博览会，由观众投票评选影后，张织云名列榜首，黎明晖得票名列第六位。
　　
　　有黎锦晖这样一位会写歌的老爸，黎明晖近水楼台，也成了一位歌星。1927年写成的时代曲《毛毛雨》正是由黎明晖唱出来的，一经广播就在大街小巷流传开来，成为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明月歌舞剧社成立后，黎明晖成为剧社的台柱子，推掉了电影，专心于歌舞演出，并随父亲一起去南洋巡演。
　　
　　正是在这次巡演期间，黎明晖碰上一桩浪漫奇事。剧社在香港演逗留期间，黎明晖发觉有个陌生的男青年总是尾随着她，还对着她唱起《毛毛雨》。原来这位青年名叫郑飞，自从这首歌流行之后就成为黎明晖的超级粉丝，现在终于有机会接触她本人，自然不会放过。后来有一次黎明晖在路上遭遇流氓，郑飞适时地出现，来了一出英雄救美，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

父亲察觉到女儿在恋爱，还为此写了一首歌《初恋》，让黎明晖登台演唱。可是这位郑飞不是普通人，是马来西亚一位苏丹的二儿子。没过多久，他的母后就追到了香港，坚决要拆散这对鸳鸯。郑飞舍不得黎明晖，费了好大力气说服了母后，同时也希望黎明晖能做出让步，结婚后不再出去演戏。黎明晖权衡了一下，最终放弃了郑飞，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
　　
　　黎明晖直到1937年才正式结婚，那时父亲已经历了与徐来的婚变，和梁惠芳结婚了。

       黎明晖的丈夫是当时的足球名将陆钟恩。婚后第二年黎明晖生下儿子陆震东，于是息影，在家相夫教子。可惜陆钟恩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因肝癌去世，黎明晖与儿子相依为命。

主要参考：
　　《黎明晖的故事》，来源：博客“草根时评之天天幸福”，博主：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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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录 转载]老同学的新感情
2015-02-15

原文地址：老同学的新感情
原文作者：李长玉

敬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金秋十月美丽的青岛，我们回到母校。见到了尊敬的老师、见到了亲爱的同学，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无比激动之情。毕业50年了，这是我们的毕业后的第九次聚会。筹备组的同学为我们外地同学牵线搭桥，才促成了今天的聚会。组织大家参观了母校、黄岛新医院、胶州湾跨海大桥、胶州湾海底隧道，还有八大关、五四广场和奥帆中心等景区。我向筹委会同学表示感谢！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同学表示诚挚的敬意！

前来聚会的同学，年龄夸度在73岁到83岁之间，都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老人了，而且身体都不太好。我的年龄83岁，都有3个重孙了，是前来相聚的年龄最大的同学。李祥铭、毛晓钧、许梅珠、李秀真、杨国钧、徐桂芳等同学因患有严重的腰膝关节病，是打着封闭，拄着拐棍来参加聚会的。张鸿博同学爱人刚去世，家里的许多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就来了，结果来了两天就提前走了。在开幕会上由同学会会长唐明同学致欢迎词，校领导介绍大学的发展规划，同学们很受感动。李堂有同学身患严重的骨纤维组织病，忍着病痛拄着拐棍来参加聚会。并演唱了他自己填词的“往日时光”，追忆了往事； 姜成峰同学编写的由刘淑华同学朗诵的散文诗“难忘的岁月”亲切感人；我也兴致勃发，演唱了“见到同学格外亲”的歌曲，抒发了我对老同学的深情；余绮文、郑应昭、夏秀珍、林立明等同学跳了交谊舞。

在告别会上，王昌孝老师的祝福演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傅廷媛、刘月桂同学因病不能前来聚会，特地给同学们写来了祝贺信，还特别嘱咐我给她摄录一些会议场面，看看同学们的近影。青岛同学对本地的游览区已经很熟悉了，还是陪着我们游山观景，特别是夏精武同学感冒发烧输完液之后，照样陪伴大家逛崂山。由此看出，同学之情深沉浓密，亲同手足。

以往的聚会也有不少动人的事情。2001年上海聚会，筹备组长邵静安同学的爱人身患癌症，她忍受着身体劳累，精神痛苦的煎熬，一面照顾病人一面安排同学们的吃住问题，在聚会的前两天他爱人突然病故，她强打精神把聚会安排的井井有序，直到聚会结束才告诉了同学们。2009年济南聚会时，我和刘月桂同学因为老伴患病，只好把爱人送进医院由孩子们照顾，才脱身参加聚会的。刘月桂同学说：若不是同学聚会，任何再有吸引力的会议我也是不会参加的。

我们56 届的同学，没有高官也没有大老板大款，但是都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技术尖子，劳动模范，大学教授，主任医师等。唐明同学担任了医学院的副院长，胡有谷同学出任了附属医院的副院长，并且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享受政府津贴。姚开炳同学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胆疾病卓有成就，担任山东省急腹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从志强同学治疗重症肌无力领域在国内领先，不幸于2007年2月24日病故。郭福堂同学在肝豆状核变性等研究中成绩显著，1988年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夏精武同学，硕士生导师。参与编写“腰椎间盘突出症”、“简明骨科学”等六部专著，省卫生厅直属医院重点骨科学术带头人。这些同学的业绩，都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

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到了耄耋之年了，同学之情的涌动，终究无法抗拒，促成了我们这次的聚会和团圆。同学之情为什么就如此厚重深沉呢？我认为和我们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有关，家庭的环境培养出亲情，战争的环境形成了战友情，校园的环境形成了同学情。同学情的形成和表现有如下的不同点。

情深意切，意笃情深。同学时期对社会的复杂一片茫然，但是他（她）们在校园里的友谊是真挚的；在饥饿的岁月里，女同学把节省的饭票给男同学吃；有些同学的秘密事情，可以不和父母兄妹讲，却能给知心同学讲上半天。同学在困难时刻，您只要给他说过一句鼓励的话，一句喝彩声，一滴滴的经济资助，她（他）就会记忆一辈了。正因为同学之间的友谊是如此的简单，并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所以值得很多人怀念。年轻时期彼此间的一些不便倾述的秘密话，现在也毫无顾忌的说了出来，即便有些隔阂也能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倾诉生活的苦乐，互道别后的思念，尽享重逢的喜悦。这就是在同学时期，在那校园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越久越浓的同学友谊。

指名道姓，称兄道弟。同学情怀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情怀。老同学见面，没有职位高低，没有贫富，没有上下，也没有职业的分别。谈话时仍然是指名道姓，称兄道弟，互相问候，互相祝福。可以脱口说出每个老同学的名字，同时能回忆起她那可爱的面容和模样，因为我们拥有同窗五年的生活学习经历，每次与同学相遇都会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才能够让昔日的深厚情宜继续延续。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不是兄妹，胜似兄妹。能够成为同学是一种缘分，同学情谊不同于其他友情。我们同窗五年 吃饭在一起，住宿在一起，上课在一起，下乡医疗在一起，坐一样的书桌，读一样的课本，做一样的作业……。在一起磨砺，在一起成长，这种朝夕相处的同窗情谊，使我们结下了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血肉亲情，随着岁月渐远，同学之情会更浓、更纯、更美、更甜！

最后，祝同学们和老师高兴每一秒，幸福每一天，天天心情好，活到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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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宗侨老师追悼会上 舒宗侨子女的悼词
2008-10-02 00:41:02

最近看到了舒宗侨老师追悼会上他子女的悼词，觉得非常真切感人。特刊发让没有机会参加舒老师的追悼会的系友都能更加了解我们这位值得尊敬和纪念的老师——编者

舒宗侨老师追悼会上
   舒宗侨子女的悼词 
    2007-3-21 

尊敬的复旦大学暨新闻学院各位领导，各位文教和媒体界同行和生前友好，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向我们的父亲告别，为他送行。
我们非常感谢复旦新闻学院的悼词对我父亲完整的， 高度的评价。 其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我们和父亲是隔膜的， 我们和父辈之间并没有多少交流和传承，仅仅在最近十几二十年，被历史迷雾遮盖的模糊影像才在我们心目中慢慢清晰起来。

童年时，我们听说父亲因当过苏联塔斯社记者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曾以为他是一个英雄般的革命者，但其实他不是。

从少年时代到踏入社会， 我们被要求与父母‘划清界限’， 于是又认为父亲是一个与新社会对立的边缘人，但其实他不是。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只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他又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时时流露出对儿女的关爱之情。

父亲于191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员家庭， 幼年和中学时代随父漂泊到山东济南生活。 日本帝国主义在1928年制造的‘济南惨案’和随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个少年心中埋下了同仇敌忾， 报效祖国的种子。 种种机缘之下， 出身贫寒的他有幸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求学， 从1932年起， 他成为一名复旦人。 在富有民主精神的复旦， 他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立志终身献身于神圣的新闻事业； 在复旦， 他结识了于右任， 邵力子， 成舍我， 谢六逸等新闻界前辈并得到了长足的报业训练， 在毕业前一年即进入当时的进步报纸《立报》工作， 投身到8.13抗战前后的报道中， 从此开始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生涯。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的二次大战， 为这个满怀抗日救国热情， 又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青年人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他不畏艰险， 奔走于抗战前线， 那些声名赫赫的风云人物： 周恩来， 宋庆龄， 杨虎城， 冯玉祥， 李宗仁， 张自忠…都曾经是他的采访对象； 在随《新华日报》专轮从武汉撤退途中，遭日机轰炸，他死里逃生，仍不改其志； 在重庆大轰炸下的防空洞里， 他泰然地继续手中的报纸编辑出版工作； 在重庆参与创办的图片报纸〈联合画报〉， 使他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宣传工作， 也使他在抗战胜利后独立经营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时政新闻杂志〈联合画报〉； 在此基础上， 他不失时机地编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并与曹聚仁先生合作编著了〈中国抗战画史〉， 两本画史一经出版， 立即风行全国， 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 即便是在记者编辑工作最繁忙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复旦人。 从1942年起， 他就在重庆复旦大学兼职讲授新闻编辑采访； 1944年， 他和同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我们的母亲结婚， 两人终生相伴； 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的白色恐怖中， 他曾掩护过当时的复旦新闻系主任和后来的复旦校长陈望道先生及其他一些复旦师生。

和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一样， 在1949年前后， 父亲有过去香港， 去美国工作的机会， 但他最终选择了留在祖国，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他是一个复旦人， 复旦是他的事业发祥地， 也是他经受磨难考验的再生之地。他想在新复旦再做一番事业，他想尽力地适应那个新社会， 但是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等多次运动后，他终于因坦率直言倒在1957年这个门坎上， 开始了一生中长达22年的坎坷之旅， 子女也因此受到无尽的牵连， 这些，是今天的年轻一代难以体会的。

但是，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年代， 他也没有走向极端， 因为他是一个见过大历史的人， 他知道历史的大趋势。 他写过无数的思想汇报， 思想检查， 但他从没有用曲意逢迎或落井下石去换取自己境遇的改善，  他仍旧兢兢业业地做他份内的工作， 勉励子女认真学习， 努力工作， 独立自强， 清白做人。  他默默地承受压力， 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历史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 年近七旬的父亲也从身心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重新焕发了青春， 在复旦历届新领导的关心提携下， 父亲以欣喜的心情把晚年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 直至退休后还关心着复旦的发展， 他所培养的复旦新人和他以前的学生一道， 遍布全国新闻传媒业， 许多人还成为挑大梁的事业骨干， 这是复旦的光荣， 也是我父亲的骄傲。

父亲以95岁的高龄去世了， 他是许多历史的见证人， 也许， 他还有话要说。 但是， 经历了漫长的人生， 他已经看到了历史迷雾的散去， 一个政治民主，舆论开放，社会和谐的未来，正在中国逐步得到实现，这是他感到欣慰的。 让我们在这里道一声： 爸爸， 一路走好！ 我们永远怀念你！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 同事， 朋友在父亲生前工作中给予他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你们在父亲病中对他的关心和多次探望， 感谢各位领导， 同事和亲友前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仪式， 衷心地感谢大家！

复旦大学九十二岁高龄的老教授舒宗侨（左），经历抗日战争，曾编著了不少有关画册。本报记者宋宁华（右）正在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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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家族摄于1961年春节的全家福照

    《悦读》第三十六卷将刊发黄炎培后人黄鲁淳“追忆”——从一张黄炎培全家合照谈起

    

    黄炎培家族摄于1961年春节的全家福照

    黄家某位亲戚从网上传过来的一张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家福照片，在黄家第三代中泛起一阵骚动； 讨论的焦点是照片拍摄时间及地点。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的记忆似有些许模糊，但是……

    拍照地点很快由众人称之为“大哥哥”的张孔来，一锤定音了：那是在东单小三条胡同一号，他们家门口拐角的一块空地； 由大大（我们上海浦东川沙人对祖父的称呼）的警卫清出场地后拍摄的。张孔来是黄家第二代“大丫头”黄路的独生子，黄家第三代国内的老大。黄炎培定下的规矩之一是：儿子与女儿平等；第三代不分什么内外：孙子、外孙子一律管叫他为“大大”。据此规则，大哥哥他才有资格参加黄炎培第三代子女中的大排行，而且在“国内”排名第一。

    摄影时间的确定，就没那么简单了。“大哥哥”说1960、1961两年他去陕西的西安工作，没能回北京过春节，故而照片中没他。这样就把拍摄时间框定在两个春节期间了； 根据二老（第三排中间）抱着被挡住的、穿白色套衫小婴儿判断，那位应是1960年3月出生的林一东（黄炎培三女黄学潮之幺子）这一事实，自然就排除了1960年春节的可能性；有这两条，再加上从内蒙、大连来的小孃孃黄素回（孃孃是上海人对姑姑的称呼）、小叔叔黄必信的孩子们，齐刷刷地出现在照片中，而他们只能放寒假方可来京。可以断定：我们的全家福照，应该是在1961年春节期间拍摄的。五十年前这么件事儿，就得大动干戈地去做这番考证功夫了。

    更加挑战我智商的是，我怎么才能向陌生人（上海话是指外人，非家人），清楚地介绍这一大家子人呢？幸好我一辈子跟计算机打交道，知道“寻址”必须刨根的道理。端坐中央那个头顶呢子帽、嘴角下垂的那个老头儿：他就是江苏松江县川沙高行镇黄家这个分枝的根啊！所有其他人都是从他这个“根”上分出来的；无论是从认祖归宗说，还是就血脉相传讲，这一大伙子人可都是从这个老头子、咱爷爷黄炎培他老人家开枝散叶的啊！

    黄炎培何许人也？估计“80后”的孩子们鲜有人知； 但包括“70后”在内的朋友们，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脍炙人口的“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由毛泽东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一席话产生）面世并热炒之后，这位民主人士在他1965过世后，又着实地火了一把。

    所谓的“黄家人”，即由具黄炎培血统的人组成的特定一群。黄炎培先生，生于清末的1878年10月1日，卒于1965年12月21日的新中国。1899年，黄炎培先生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他们伉俪共育有五男四女共九人，其中五个儿子依序为：黄方刚、黄竞武、黄万里、黄大能及黄必信； 四个女儿顺次为：黄路、黄小同、黄学潮和黄素回。原配夫人所生九位子女，又生孙子女三十人。如是，黄炎培先生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共拥有子孙三十九人。

    1940年原配夫人王女士去世，两年后，黄炎培先生于1942年又与姚维钧女士结婚，至黄炎培1965年去世为止，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他们夫妇又诞下两双儿女，年长两女为黄当时、黄丁年；年幼二子名黄方毅、黄钢。续弦夫人姚维钧所生养四位子嗣，又诞下六个子女。故而，黄炎培先生与续弦夫人姚维钧，共拥有子孙十人。

    如是，上述黄炎培与原配、续弦，及所养育的两部分子孙人丁合在一起，“黄家人”三代一共五十二人。

    再回到文章开初1961年春节的那张全家福上，照片中共有四十九个人，除了坐在祖父旁的继祖母，陪坐二位两侧的、祖父的两个妹妹黄冰佩、黄惠兼婆婆，“兼婆婆”的二儿子许菊，保姆罗奶奶，和祖父的外公———孟家他们七位亲戚外，还要刨掉三个儿媳、一位大姑爷（共十六人）后，余下的三十三位都属于黄家人，和1961年黄家人总数四十四人（1961年春节时，第三代的七人尚未产生，那时黄家不是五十一人）做个减法，说明有十一位没到场。大伯父黄方刚，四十年代初殁于心脏病；

    二伯父黄竞武，就在上海解放前夕，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上海老家。大伯父与他美国妻子所生的三个混血堂哥，早在他们父亲去世后、二战结束前，依照祖父安排，随母亲一道回美国了；二伯父的幼女随母改嫁了。其余不在的五个人，包括在西安工作的“大哥哥”、二姑在太原上学的大儿子王实方、小姑的两个大女儿，及小叔黄方毅。

    1961年春节，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日子。从照片上看，黄家人虽面有菜色，生活上似乎还过得去。但1961年春节时，已是五七年反右斗争后的第四个年头。黄炎培活着的、成年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和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小女婿陈锵和外孙王实方二位，也难逃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厄运。且不论反右中“华盖运”交到了什么程度，反正能凑合活着就好，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可能等到转机。

    黄家人里面，除了1949年6月上海解放前夕，二伯黄竞武为共和国贡献了生命外，尚无其他子女捐躯。但是，1961年春节后的第五个年头，面临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黄炎培虽驾鹤西行而侥幸得以避过； 但他的小儿子黄必信，因右派问题迁延未决，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因批斗高压所迫，被逼自杀身亡；几乎同时，他的小女儿黄可青失踪；他的妻子余启运，1968年在“文革”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一说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一时间五口之家，三人毙命。

    他们一家活着的一双兄妹，现在美国生活； 而另外三位则被逼早早地去了“彼岸”，我把曾经是如此幸福快乐的一家五口合影（下图），提供给诸位，你们认为他们该遭此厄运吗？


    “文革”大劫难中死去的三位都在这张全家福照片中。黄必信是后排右起站立的第二个男人，瘦瘦的、双眉紧锁；余启运是后排左起站立的第三个女人，黑黑的、颧骨高耸；他们的女儿黄可青，在她妈妈前边些许，是左边第三排中唯一站立的、梳着两条粗辫子、穿花棉袄的那个七八岁小姑娘。黄炎培小儿子一家三口，就这么在“四个伟大”老人家亲自发动、领导的“文革”中随风而去了。

    我的祖父他老人家怎么会知晓，就在他“驾鹤”两年许，他的后老伴、我们的继祖母姚维钧奶奶，也因不堪“文革”中遭遇的殴打、批斗等非人折磨，竟抛下两双亲生子女，含冤离世。笔到此处，不禁潸然。再抬眼凝视照片中央的祖父，他那张紧闭的嘴、两个嘴角下垂到了不能再低的位置，勉强可以意会的，是那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这位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他始终对中国美好未来，抱有孩子般天真的一腔热忱。我知道，当然我们黄家人，从不同角度也都了解：在他的嘴里、心中，不知还包含着多少未尽之言……在这张1961年黄炎培全家福的背后，究竟还隐藏了多少至今无人知晓的故事呢？故事，是啊，都是些故事……


我孩提时和爸爸最密切的事，莫过于他骑车带我上幼稚园。那辆黑色的俄式倒轮闸男车，后来带到北京，直到爸机关搬到管庄后，才卖掉了它以贴补家用。。记得有一次我们为躲警察，没看到半空中挂着隔离施工现场用的绳子，把我俩一下子摔到路边的行人道上，腿都擦破了。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撒谎：“晚上不许告诉恩娘”——爸爸下了死命令。
记得，除了夏天，每星期的某个晚上他都会和妈一起，带我们到胡同西口的澡堂去洗澡。爸呢，总是一左一右地牵着我和雅言俩的手，爸总是抱怨我那爱出手汗的小手湿乎乎、粘突突的，但他从也不会松开他的那双干松的大手。我们一路谈笑风生，他总是鼓动我妹去踩自己在路灯映照下的影子。不搞到妹妹累得气喘吁吁，爸是不肯罢休的。我们的童年充满着父母的爱，我们有一个完整和美的家。
 
我们黄氏家族 “慈严们”教育传统的一个特征，就是“武力征服”。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一个特点，上课时十分专注地听讲，两个眼睛从来不离老师半寸；平时和我谈话的对手，往往会被我直勾勾、灼热的眼神盯得透不过气来。这一特色全拜家父管教所赐。记得那是我刚进初中不久的事。父亲在管庄（去通州路途三分之二的地方）上班，每天5:45准时起身，顺便把我叫起来“早读”。那时各屋里脸都冰凉的冬天。我半睡半醒地洗漱完毕，坐下来跟他一起吃早饭。我正在思索着今天要上什么课的那一瞬间，只觉得眼前冒出一片金花；同时，我的粥碗也应声落地，摔得粉碎。我正含冤狐疑地想向他讨个说法时，只听得半空中传下恶狠狠“家严”的教训：“大人跟你讲话时，要两只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听他在讲什么；毕恭毕敬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我小声地嘟囔道：我还没醒过汆儿来呢！这就是我爹57年前的“阳刚之气”。世人比较后一定会和我一样：选择57年后作为右派的那个黄大能当爹。

下面这个例子，用于说明他的天真，很具典型性。父亲正当盛年41岁时，蒙冤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为此，数年内“血压升高手冰凉”。遍请京城名医，仍无起色。一天他和我妈倪因敏俩人，去看祖父的大妹黄冰佩先生（我们尊称“冰婆婆”）。我妈向她老人家讲起我爸罹患的“右派后遗症”时，老太太慢条斯理地对她说：“你劝劝大能，不要太认真了。”接下来的描述更精彩。

“人生好比在舞台上演戏：每天早上离家前，换上戏装在‘后台’清清嗓子，踩着锣鼓点子上得台来，一个亮相后，就开始了一天的表演。”冰婆婆接着说：“既然是演出，何必那么认真。索性就假戏真做，也尝试着演个反派人物嘛！”爸爸听他们俩讲得热闹也凑过来听，老太太明显地带着戏虐成分，故意提高了声调教育父亲道：“当个右派有什么了不起嘛！他们批判你时，你就当成开锣唱戏就是了。叫你低头你就低，人家呼口号，你也要跟着喊。会开完了回家，戏装一脱的同时，就把白天的故事忘得干干净净。你就和家人一道去享受天伦之乐就是了。何必眉头紧锁、终日闷闷不乐呢？”爸爸相信了冰婆婆的教导，从此又恢复了生活的正常秩序。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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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台北的乡愁包天笑是1946年去台北的。曾经留学德国的大儿子包可永，返国后在沪上西门子公司做工程师，30年代任上海市电报局长，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包可永随长官陈仪赴台接收，成为地方要员，于是把年逾古稀的父亲接到台北奉养。

当时包天笑的女儿包可珍也在台北，次子包可阂则在香港任职。在台北，包天笑先是住在长子包可永家，“那是一个由篱笆墙围起来的庭院式的房子，颇适宜于养花种草，老人散步，然而有一次遇到台风，篱笆被吹倒了，花草也是一片狼藉。”包天笑后来搬到女儿可珍家居住，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二段六巷，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地上铺了木地板，进门无须脱鞋，内设浴室、洗面盆和抽水马桶，但是也没有日本风格的榻榻米，这已经同他在上海住的房子差不多了。包天笑那几年很少写作。

儿女们家境宽裕，他再也不用靠日夜写稿养家糊口，偶尔写点小品诗词，也是抱着玩票的心态，“无非是广州人所说的‘买花戴’而已。”习惯于卖文为生的人丢开了写作，就像一匹马卸下了车扼，既轻松又莫名的惆怅。重庆南路不远有个植物园，那些说不出名字的热带、亚热带的奇花异木，包天笑从前未曾见过。每天傍晚，他都会踏着暮色来到

包天笑(1876-1973) 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

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
　　
　　
“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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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7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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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台北的乡愁包天笑是1946年去台北的。曾经留学德国的大儿子包可永，返国后在沪上西门子公司做工 ...

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

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
“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

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

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

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我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之后也就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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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7 16:48
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 ...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

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

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

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

[5] 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 [7] 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着，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的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二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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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7 16:55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 ...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青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

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 [8] 
　　
　　期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 [11]
　　
　　

翻天覆地之际，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尤其关心，记得很详细。4月19日，“南京学生昨游行，要求学生全面公费，与改善学校员工待遇，游行者有五千人。上午，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予维持秩序。下午，与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第三答对官佐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各有受伤，但学生有受重伤的。” [12]
　

4月3日，“南京学生冲突事件，那位中大学生程履绎因受重伤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级生。
政府对于处置的办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公同查明责任，以便作严正的处理。（二）今将现居城内之军官收容总队队员，悉数于五日内，迁至城外安置。（三）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往各医院，慰问受伤人员，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四）教育部即转令各校学生，际此非常时期，不可再有聚众游行行为，以致破坏戒严法令。” [13] 
　　
　　

共产党方面则抓住这一新闻大做文章，他4月4日日记说：“北平新华社，闻有一社论，题目：‘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它说：‘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又说：‘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14] 
　　
　　4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闻有集会，各大学参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余人，为响应南京‘四·一’血案事。他们的名称曰：‘四·一血案致哀会’。” [15] 
　　


4月14日，南京发生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事件，金当天释放，许被加铐押送上海，立法委员大哗，因为宪法规定，立法院开会时不准抓立委，汤恩伯只得自请处分。但同时上海方面发表逮捕原因：“许闻天在重庆时，即以国民党革新派活跃，联络许多部队、地方团体，图谋不轨，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拢反动分子”。[16]到5月11日，受此案牵连就枪决了5人。这支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表明国民党当时何等虚弱，对于自身体制内的异端也决不放过。可惜即使如此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也算是历史的逻辑，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
。　
　　

9月7日，“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秧歌是秧歌，未有共产党时，即有秧歌。中共在陕北时，以乡村间未有其他娱乐，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处，即不闻扭秧歌，早已放弃了。而今政府与学生，为了扭秧歌，大为别扭，真未免太幼稚了。” [17]
　　
　　

其时，被“二二八”血洗之后的台湾岛上也并不宁静，到处是冲突，是危机，是矛盾。3月24日，他所在的台北街头，“学生与警察冲突，因为警察打学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罢岗，后闻调停和平了事。此种事，都不是好兆。” [18]3月28日他又记着：“前两日，台湾邮电职工为了归班问题曾开会，贴标语，今已如了他们的愿，不考试归班。台湾人每闹一次，官场即屈服，不然，又将高呼‘打阿山’了。” [19]4月6日，“今日台北市戒严，闻将拘捕学生二十余人，已发表者，为台湾大学学生十四人，师范学院学生六人。……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学生中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并有女生四人。” [20]

4月30日夜里，台湾全省总检查，“开始时放警炮为号，街上行人即断绝。居民只能终夜敞开大门，预备好国民身份证，等候他们来检查。我家于午夜三点半钟来检查，那时天方雨也。” [21]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台湾看作了最后的一块救命的飞地。5月1日，“总检查至中午十二点钟，始行解除。在十二点钟以前，路上无行人，在路头巷口，军警站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场无市，均在前夜买好小菜的。店铺上午关门，下午亦不开门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乡下去，因为她们的户籍都在乡下也。但有两种人不检查，一是军警的兵士，一是监狱中的囚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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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7 17:04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 ...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 [24]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 [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 [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二0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五0万；出，九四0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 [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 [30]
　　
　　

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帐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 
　　 
　　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 [32] “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 [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 [35]
　　
　　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 [36]

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881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 [37]
　　
　　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904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1元换金圆券5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吗？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 
　　
　　

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工人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 [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
　　
　　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 [42]
　　
　　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 
　　
　　

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 [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员对金圆[券]一百元。” [45] 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 [46] 
　　
　　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 [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 [48]
　　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 [49] 
　　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160万元。[50]
　　

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 [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 [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以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 [53] 
　　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1元，新台币5元折合美金1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 [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 
　　
　　

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他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
　　
　　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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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7 17:10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 ...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但未作只字评语。5月6日，他借来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蒲剑》，5月12日读了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观》一文。台湾的图书馆书少得可怜，10月7日，“至图书馆换书，贫乏可怜”。[58] 11月9日晚，他到图书馆换书，交还上次借的胡风评论散文《写在混乱中》，“这个图书馆贫弱可怜，欲选取国外的名家小说亦无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许多好书，置之高阁，都不曾过目，对此不免怅惘。” [59] 11月26日，他到图书馆借得《佛兰克林自传》、《挣扎》各一册。第二天的日记中说：“实无好书可读也”。[60]12月10日，他到图书馆换了洪迈的《容斋五笔》及李长之著的《北欧文学》都是商务出版的。
　　
　　

73岁的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3月30日，他曾发表一篇取材于台湾高山族的一个短篇小说《天上人间》。后来11月27日，一批上海报人以上海银行界为背景要在台湾办《经济快报》，都是熟人，向他拉稿，“几有无可避免之势”。11月29日，朱虚白、赵君豪请他吃夜饭，“要我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小说，实在我真写不出什么来。今晚的宴会，大有敲钉转脚之意。” [61]无奈他只好写了一篇滑稽小说《上海太太到台湾》交差。
　　
　　

他一面与大陆、香港的故旧同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时地想起一些前尘往事。3月25日，他收到通俗小说家姚鹓雏上海来信，夸他的“行书仍呈簪花之美，诗亦流丽清和，如中年美人纨衫，不事矜持，自然端丽”，[62]他把这封信全部抄在日记中，或许他忆起了昔日的文学生涯，那些流年碎影。

3月29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新政权公布的名单中有蓝公武其人，“此人为我的学生。当时苏州有一吴中公学社，蓝为该学社学生，而我则为国文教员。继而蓝至北京，入研究系，从学于梁任公，但不通音问者数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产党也。蓝原为潮州人，生长于苏，其父在胥门开一土栈，蓝耻之，改藉为江苏吴江人。” [63]这大概就是传统的春秋笔法吧，不露痕迹，褒贬尽在其中。

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在上海病故，他在16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于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岁。” [64]
　10月24日，他接到昔日在《时报》提携过的滑稽小说家徐卓呆9月19日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路上有一个半月，他将其中“弟等生活，一切如常，无善状可述”等寥寥数语都抄在了日记中，并继续写道：“此明信片，共贴邮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邮票作蓝色，横书‘华东邮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车头、一农民、一商人，下横书‘一九四九’年号。”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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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7 17:14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 ...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币由五元余对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价，并不有钜大波动，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老谋深算，不会引起战争。……”[66]

        8月30日，他收到香港友人来信：“香港本地人，对战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英人信仰过深，只知做生意可能获利与否。自美政府正式声明，支持英国，必要时协同防守香港后，此间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币行情，非常坚固，但是以后的变化，亦正是难测耳。……” [67] 
　　
　　

       他最开心的还是收到小孙女的信，所以每次他都要将信抄在日记里。4月9日，他收到孙女以聪香港来信，“小孩子的话，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覆，抱歉！抱歉！……我们大概要到美国去，我也要去，我想顶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语不通，外国人常常瞧不起中国人，被他们嘲笑，时时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为妙吗？
　　
　　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 [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 
　　
　　“阿爹：不知不觉分别已经有十余天了，在船上我们都很好。不过头四天，我有些头晕，时常不吃东西，现在每一顿都吃了。但是早上因为这星期在改时间（要改得与美国一样），每天改早一点钟，所以早上起得很迟，往往会失去早餐的机会。……
　　
　　吃饭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护带他们到小孩的游玩房间去玩，然后大人吃。吃完了饭，去领自己的孩子。如没有去领，到一定的时间，看护会送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的。
　　
　　我们在船上，已经看了两只电影。晚上我们有一个儿童会，每一小孩，都有礼物。
　　
　　船上花样很多，房间里每天有船上所编的新闻纸送来，关于世界新闻，船上每天的节目，都有报告。也有香港新闻，报告中国的事。


　　现在船已近火奴鲁鲁了，风和日暖，从昨天起，海水平静无浪，蔚蓝的天空，在夕阳西下时，五颜六色的云朵，十分美丽，已经可以预料到火奴鲁鲁的好风光。到了火奴鲁鲁，我们预备到附近地方游玩，此信预备到火奴鲁鲁寄出了。”[69]
　　
　　包天笑把信详细地抄在日记里，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离开祖国的孙女在茫茫大海上写下的，其中充满了快乐，并无什么去国的哀愁。在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嘴里，说的都是真话，她又哪里体会得到历史的巨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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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8 18:13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 ...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新闻：如梅兰芳到台湾；吴稚晖往访张学良；顾正秋晕于浴池等等，浅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闻。”他感叹“其实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呢！” [70]这也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所下的判断。
　　
　　4月16日，他听陈小蝶说：“蓝妮除原有的住宅两座外，尚有玫瑰别墅七幢房屋云”。[71]蓝妮就是宋子文金屋藏娇的“彼眷”也。
　　
　　4月24日，也即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 [72]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只是详细记下了美联社有关南京易手的报道，“南京人民正忙于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军已入城也。” [73]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至今晨，飞机之声不绝，有许多高官均来此，有人竟疑及蒋介石亦已来此了。” [74]
　　
　　4月27日，上海陷入了包围圈中，各报遭遇新闻封锁，所得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官方消息，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因为前二天刊登苏州、嘉兴失守消息，被罚停刊三天，“西人甚愤恨”。同样消息孔祥熙办的《大陆报》登了就不受罚，“因此他们愈为不平”。[75] 4月30日，“现在上海各报，只许登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发出的、交给中央社发播的新闻，其余自己采访的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消息，概不许登。台湾各报，则尚有登外国通讯社电的。” [76] 5月3日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所有报刊杂志、出版物，不论中外文都在被检查之列，前一天，上海的《东南日报》、《中华时报》、《华美晚报》、《立报》都已停刊。

        所以，5月25日包天笑在台湾已看不到上海来的报纸，夜间接收上海广播，各电台全是转播北平新华电台，才知上海已易手。5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汤恩伯离开上海前，还应用飞机散发一篇《告沪同胞书》，称什么“上海撤守，纯为顾虑全市区之民命及财产，并非是战争失败。上海人的意思，以为走则走了，还要放这臭屁做什么？” [77]后来他在9月25日又记下：“沪人至今犹恨之切齿，外国人则谓其贪污而兼无能”。[78]蒋介石重用这样的心腹爱将，岂能不败。
　　
　　败军之际，国民党利用最后的海空优势，对各海港口岸实行封闭，或用水雷，或以军舰等，“英、美两国，均不赞成。” [79]对国民党的惨败，包天笑没有一丝的同情。4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盼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政府奋斗。” [80]5月3日，“蒋介石或称在杭州，或称仍在溪口，并不一致。” [81]显然，蒋的神秘行踪难道还能让人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吗？然而，当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严厉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认为“中国内部何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腐化、自私和军事错误，应负其责”。其中透露了5月5日李宗仁给杜鲁门的机密电报，坦承目前的窘境是没有善用美援，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致；还有1944年史迪威解除驻华美军司令职务前对蒋极为难听的批评。

       包天笑却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总之这个白皮书，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痛骂一番，其情可恶，其意何居？” [82]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手画脚，自居高人一等，他却是看不顺眼。6月14日，当他从外电听到“除非外国对中共给以援助，或借款，否则上海将遭遇严重危机”时，他也在日记中激动地说：“说来说去，总想共产党向外国借款，他们又可以霸占上海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见。” [83] 经历过近代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外国在华势力的反感早已深入骨髓，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与党派纠纷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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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8 18:17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 ...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罗马法。（乙）将社会科会[学]课程，改为‘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则准许照常上课。（丙）反共书籍，已自各学校、图书馆取去。” [84]6月1日，他收听了新的上海人民电台广播，各私家电台也在转播，他听到儿童歌唱团的歌声，歌词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歌”等 ，也有绍兴戏、申曲等，“皆有新歌词”。他还听到了上海跑马厅“会场上大呼口号”，有一口号：“要打到广东、台湾！” [85] 7月3日，“上海各学校，已添设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课程，至外国语的教学情形，则不予变更。” [86] 10月21日，北京昨日宣布新阁官员名单，“闻政务委员之阁员，共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属于共产党。其余如副部长等，则以非共产党人为多。” [87]对此，他几乎都没有作出个人的评判。

作为一位老报人，老人无时不在关注转型之际报业的变化。6月20日，“上海各西报，仅有《字林西报》一家，《大美晚报》亦不出版。” [88]7月13日，共产党上海军管会勒令《罗宾汉》、《飞报》两家小型报停刊，“谓其载黑色新闻，及有利于国民党特务之消息。《解放日报》谓：‘帝国主义之喉舌，合众社、美联社，常发送歪曲之消息，已不为人民所喜爱’云云。” [89]

9月11日，他谈到各国在华的通讯社，尤其以美国的合众和美联社最为活跃，“他们的范围的宽广，消息的灵通，是其所长，然而亦有许多观察之未周，论断之失当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观意图”。[90]10月11日，他认为外国通讯电，“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们究竟未能明瞭中国的政治动态，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为之。加以自西文译成中文，译者未必全能信达，这全靠读者自己去辨别了。”[91]
　　
对台湾的报纸他多次表示不满，5月25日，上海易手之日，台湾的报纸虽有十三家之多，“总是说国军如何的胜利，西报亦不转载，所登消息，大都均靠不住。”[92]7月21日，“香港报现在不能来台湾，本地报纸，对于中共区之消息，不甚登载。偶有英、美通讯社传出消息，也都从[重]新做过。”[93]10月14日，他又批评：“我可不敢相信报上所载的自称胜利的消息。每次登载胜利以后，不一日即发见大不胜利的消息也。”[94]11月25日，“此间《新生报》副刊，钱歌川、陈定山，易君左诸位均写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苏一电，其中有钱歌川名，但未经钱之许可，并模仿他的签名式。钱意不怿，在《新生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签名盖章》，措辞也还蕴籍[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骂钱歌川，意思说：‘你住在台湾，对于剿共反苏，尚可游移乎？否则滚出台湾去。’又有人为之不平，说：‘这是强奸一个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个耳刮子。’”[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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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8 18:22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 ...

当我写《留芳记》时，在林琴南先生弁言之后，我又自写一缘起，中有句云:“会走京师，获交梅畹华君，美艺冠于当时，声闻溢乎世界，冉用若青云之始翔，蔼蔼如初日之未央，盖自民国以来，名高未有如君者也”云云。现在读了它，此种词章滥调，实在可笑。因为当时除小说可用白话外，其余的文字，都要用文言，以为若用白话，便觉得不雅驯。现在的风气改变了，用了语体文，即使评论一个人，不应作那种浮泛夸张之词了。

我与梅兰芳见面不多，就是在他青年时代一时期，我在北京，见得最多。以后，我不到北京去，他又难得到上海来。为了他的业务，拿了包银，到上海来唱戏，常被人家包围得密不通风。他照例要到各报馆以及黑社会头脑等处（因为上海开戏馆的，大都是黑社会头子）拜客一次，我从来不去访他。

有一次梅兰芳到上海来唱戏，我也忘了是哪一戏院所包的。那时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要请他吃饭，为了他们和兰芳尚未驯熟，也借用了我的名义。这个时候正是上海绑票盛行的时候，据说那个戏馆老板雇用了四个保镖，以保护梅兰芳。这四个保镖中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其时苏联逃出来的白俄群聚上海，专做这保镖生意，用外国面孔来吓人，其实一无用场），出入追随，寸步不离。结果梅兰芳还是不曾来，只来了几个配角来赴宴，频频的道歉。明星公司中人，意有所不满，以为梅兰芳搭架子。我为他解释道：  “你们要原谅他，他此刻不是自由身体了，就像上海堂子里的姑娘‘讨人’  （养女的别名）身体一般，不由自己作主。”这不是我亵渎他，凡是上海那些开戏馆的人到北京去聘请名伶，除了包银以外，所有接、送、食、住全都包了下来，以后你的身体自由权全属于他，一切要听他指挥、得他许可了。

所以梅兰芳几次到上海来，我都懒得去访他，在北京这一个时期，在他的缀玉轩中，却常常有我的足迹。

我到他那里时，冯幼伟、李释堪两位是不常来的。但齐如山总是在那里，而且他喜欢谈话，因此颇不寂寞。兰芳呼冯幼伟为冯六爷，呼李释堪为李四爷，其余则概呼为先生。如对齐如山则呼齐先生，对我则呼包先生，这其间没有什么尊卑之分，北方风俗，凡晚辈的对于长者，总是称之为某爷的，况且这两人确是栽培兰芳使之成功的。北方对于伶人的尊称，都呼之为老板（我想必是“班”字的音误，后来便相习成风了。南方文人又改称为“老板”，这“板”字，字典上虽有，音盼，但别有
解说，不合逻辑），但梅的友人从不唤他为梅老板，直呼他以兰芳，倒是有的。

评论梅兰芳的美德，我将以温和谦实四个字概括。他对于初见的人，如旧相识，总是和气迎人的:他的书架上有许多照相簿，有的是戏装的，有的是便装的，对于戏装，我因为懂的京戏甚少，只拣了他的便装的观看，有西装的，有中装的。他忽然翻出一簿他儿童时代的照相给我看。他笑着道:你瞧瞧!丑死了!”那时他是十二三岁吧，额发剃得老高，两耳是招风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真是有点儿傻里傻气。我说:“这或是照相照得不好吧?”他说:“不，这还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馆呢。”他又告诉我:“有些报纸上说我近视眼，我并不近视，曾经生过一次眼病，病好了，我的大眼睛细小了，人家翻说我有眼神。我喜欢养鸽子，瞧它飞去天空，回翔于青天白云之间，人家又说我在练眼神，岂不可笑？”我说:“不！美是自然而然的，你在不知不觉间而美自来了，人工仅及其半。”他说:“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我以时常涉足于缀玉轩之故，每获得非分的享受，说来可笑，一日吃白食，二日看自戏。什么叫做吃白食？就是自己不惠钞而专吃人家的一种成语。京师号称首善之区，人文荟萃，各地方的人士都到北京来，各地方的馆子也就随着都到北京来。还有那些名公钜卿，讲究吃喝的为之提倡，常常的邀客饮宴，互相酬酢，所以每一省都有著名的馆子在北京。除大馆子之外还有小馆子，这小馆子在北京尤其发达，有些生长南方，来到北京的小京官、穷翰林，在他家乡倒是吃好吃惯的，到北方吃不惯北京的饭食，又雇不起厨子，于是专攻向那些小馆子了。不要看轻那些小子，往往有一经题，声价十倍，也或有一味佳肴，传诵人口从此成名的，这些也都有人为之记载呢。

我到兰芳家里去游玩的时候，也常常为他们一班朋友邀着同去吃小馆子。有时是冯幼伟请客的，有时是李释堪做的，有时是来了一位不常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我已不能列举了），一时拉拉扯扯便同去了。北京的小馆子是不计其数，什么“致美斋”、“百景楼”等等，我在以前已搞不清楚，不用说是现在了。但我记得那时北京的广东馆子很少，远不及上海的多，只有一家唤作“广成居”的广东小馆子，凡是冯六爷请客，我们倒是常去的。这地方只有一间平屋，摆了四五张方桌子，已经“实不能容”了，圆台面也休想，可是生意却是上海人打话，  “好得邪邪气气。”在里面挤得人家屁股碰屁股，但那班吃客终不肯退出去。

我问他们：  “既然如此生意好，为什么不扩充起来？北京房屋又不贵，再加以刷新一下，即使不能成为一个大馆子，至少也能成为一个中等馆子。”冯幼伟道：“他们开小馆子的有个迷信，不能迁居，不能更换新装修。说起来也很有些道理，一家小饮食店，要它兴旺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要有几样拿手好菜，第一要使吃客走熟，时常光顾。忽然的迁居了，可是吃客是不迁居呢，失去原来的主顾却是失策的。还有，中国人是一向有传统思想，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地方，商人们常以百年老店夸，连门前挂的招牌已经破烂不堪，他们也不肯更换，以为这块老招牌是不能废弃的。你们写文章，说什么‘发思古之幽情’的话，在北京的商人们也正在大发思古幽情呢！”他说得合座皆笑。

每次吃小馆子，当然有兰芳在座，不过兰芳的吃东西我觉得小有麻烦。那便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是北方的白酒不吃，连南方的黄酒也不吃，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破坏了他的嗓子。虽则兰芳自己也很为谨慎，但这几位先生好像有意无意地监护他似的，颇觉可笑。在广成居吃饭时，却有一物，有人不喜吃的，兰芳却喜欢吃，这是苦瓜，苦瓜是出在广东的吗?我久闻其名，未曾尝过，在上海时，连虹口的三角地小菜场(广东人在上海多数住居虹口)，也没苦瓜卖，这里的广成居却有，真是物稀为贵了。兰芳请我试尝之，入口虽觉得苦，而收口津津回甘，方知此是正味。到香港来，始知苦瓜乃是家常菜蔬，在筵席闻，上不得杯盘，因知苦口还不谐于人呢!

我们吃了许多小馆子，却没有吃过西餐。北京的西菜馆当时也已有的了，在南城外一带有数家，实在不大高明。否则就是要东交民巷（按：东交民巷在明朝时代始原名“东江米巷”，因江南运输人北京的米，称之为“江米”，东西两巷都是米集，此亦曾见蒲留仙的《醒世姻缘》）使馆区域的六国饭店等处了。好在北京人也不喜欢吃西餐，有那些多姿多彩的中国菜，还吃那些一成不变的外国菜做什么呢？除非是到天津去，天津租界多，运输便，当然比北京为强。说起西餐也有小吃部，天津的“起士林”  （亦有译作“凯司令”的），是德国人所开设的一家小餐馆，在当时真名噪遐迩。在当初只是制糖果的，后来却饷人以西餐了。

谈起那家德国小餐馆“起士林”，我又有一段插话了。

还是在前清时代，有一对德国中年夫妇跑到天津来开了一家小糖果店。所有糖果都是他们夫妇自制的，很为精美。只租了一间屋子，也没有伙计，一切由他们夫妇自理。后来他们又添设了一个小吃部，只有六七个座位。谁知生意大佳，又扩充一间餐室，女主人当炉，男主人则奔走为侍者，并且添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也是德国人。“起士林”的名声传到上海，我们行经天津的必定去吃它一餐，精美而丰富，价亦不贵。他们对于中国人非常客气，且亦能说中国话呢。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士林的主人奉本国征召要回国从军，因为他是军籍上有名的，于是他回到自己祖国，奉令出征去了。但是起士林还是开在天津，因为那时生意甚发达，弃之可惜，因此就由老板娘和那位助手支持经营。这位助手是一个孑然无家室的人，且也颇忠实于他的职业。三年以后，一个凶信来了，老板战死了。一年以后，那个老板娘和那个助手在天津一个小教堂结婚了。半年以后，老板施施然回到天津来了，原来说他战死阵亡的消息并不确实，于是弄得很僵。助手道：  “我们不知老板并未战死，误会了，我应当走开。”老板道：  “这也不是你的过失，你们已经正式结婚，我应当走开。”老板娘道：  “你们两人都不差，都是我的过失，我应当走开。”结果，三个人均未走开，仍旧同心协办经营这个小餐馆。在中国世俗之见的人，觉得有点儿不合于伦理，可是一班明达之士却是原谅他们、赞成他们。

我的话又说野了，现在要拉回来，仍说到与梅氏宾客吃小馆子的事，为什么我说我常吃白食呢？我觉得我时常吃他们的，有点儿不好意思，有时我说：  “今天让我做一个小东，请诸位赏光。”他们笑道：  “你点菜是个外行，惠钞也是个外行，瞧他们会收你的钱吗？”这话被他们说中了，我是最怕点菜的。在北京吃小馆子，在座有几个人，都是要每人点一样菜的，问到我，总是交白卷，尤其是北京菜，什么“两作鱼”、  “三吃鸭”，那种奇丽名儿，我也闹不清楚。到了抢着向柜上付账的时候，掌柜的总笑迷迷地说：  “某爷已吩咐过了，您老请下一回吧！”于是我又吃了一次白食了。

我再说我的看白戏，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梅兰芳在北京不是长日在家闲居、逍遥自在的，一年之中便有好多回搭了班子上台唱戏的。在那个时候，几位老朋友当然要捧场。如冯六爷、李四爷等几位是一定到的，此外还有政治界的梅党，银行界的梅党，都预先为之定座。他们定的都是第二排、第三排位置。两排座位，可能坐二十人，至少也须坐十馀人。可是往往坐不到此数，如果两排座位而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位座客，不但减少兴趣，而且有失面子，那就要拉客了，我就是被拉者之一。北京那时候不唱夜戏，大概在下午三点钟开演，至天黑以后为止。因为北京的电灯太不明亮了，还是一个灯不明、路不平的时代。下午三点钟开演，许多职业界的捧场人也都没有散出来，我却清闲无事，应该来尽此义务了。

那时上海的戏台已经改了新式的了，北京还是老样子，四方型的，三面都可以看得真切。主要的是正厅（他们唤“池子”），捧角的大概都坐正厅。他们所定的二、三排座位就是正厅。什么是座位呢？原只是一条条加阔的长凳，不要说现在的戏园子里装着舒适的沙发座位，就是要一只靠背的椅子也没有的。中间只有小小的一张半桌，边没桌子。在上海看戏有一种叫做“案目”的人，招待殷勤，伺候周到，北京是有。你定了座位，只有一种看座的。你没有来时代你看座，来了时把一个大茶搁长上走了。这种长凳坐了真不舒服，然在当时，无论你是什么士大夫阶级，他们都处之泰然。

北京戏院有三种人：一种就是那看座的；一种是绞手巾的；还有一种是装水烟的。座拎一把大茶壶，大概给他数十文钱小账就是了。绞手巾的却有一种本领，从东的厢里，抛上西面的楼厢里的热手巾，在许多观众头上飞过，万无一失。装水烟的更离奇了，一位名角儿上台，你正在瞑目静听，一根长长的水烟管触到了嘴唇边。吓了你一跳。

至于喝彩，北京戏园子里是不禁的，而且有些是提倡的，如果一位新角儿登台没有彩声，那是很失色的。可是喝彩却有关于知识与学问，要真赏他的艺术，恰到好处，喝了一声彩，那是最有价值，不懂戏的人乱喝一阵，那是令人僧厌的。北方听戏的人，还有故意提尖了嗓子，怪声怪气的喝起来，引人发笑。我是不会喝彩的，他们这班捧梅的朋友也难得喝彩的，只有一位易哭庵先生，他最欢喜喝彩，连“我的妈呀！”也喊出来。易先生我在北京曾见过一面，他说：  “我与你的名字恰好对照，因为你是笑而我是哭呀！”易先生是神童、是天才、是诗人，是显宦（在前清放了广西右江道）。辛亥革命以后他也剪了辫子，做了一首剪辫子的古风，把新旧政府都骂的一个狗血喷头。这首古风，我的《留芳记》中倒是载的，想君左处当有遗稿，陈散原先生评之曰：“此诗令人笑，亦令人哭也。”

我的话又说野了，急忙收回来，回到我上文所说看白戏的话。我不是戏迷，尤其对于京剧所知极少。我有许多朋友，虽不是玩票，多少还能哼几句，我是一句也哼不来的。北京是考究听戏的，我也听到好，而不知其所以好。我虽然也是缀玉轩一宾客，也不会定两排座位捧场请客的。不过他们既邀请到我，我又清闲无事，而况兰芳时常有新戏上台，轰动一时，我为什么不去呢？再说，凡是梅兰芳在北京登台的日子，每天不过唱三出戏，不像上海那种戏院子，每天总要排五六出戏。下午三点钟开锣，先唱了两出（按：时人每称“一齣戏”实应称“一出戏”，我从简笔），到四点多钟后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梅兰芳登台，唱毕等他卸装以后便相偕去吃小馆子了。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23 09:32
当我写《留芳记》时，在林琴南先生弁言之后，我又自写一缘起，中有句云:“会走京师，获交梅畹华君，美艺 ...

大闸蟹史考

大闸蟹三个字来源于苏州卖蟹之人之口。其时苏州没有小菜场。每天早晨都在热闹而宽阔的街市间，设摊求售，有鱼摊、肉摊、鸡鸭摊、蔬菜摊种种。到了秋天螃蟹上市的时候，也设有蟹摊，有的附设在鱼摊之旁，有的却是独立的。

但是这个小菜场的雏型，只有朝市，没有夜市的，从早晨七八点钟开始，到将近十二点钟，便一律收摊了。可是人家吃蟹总喜欢在吃夜饭之前，或者是临时发起的。所以这些卖蟹人，总是在下午挑了担子，沿街喊道：“闸蟹来大闸蟹”。为什么这样喊呢？因为这里有区别。闸蟹只是普通的，大闸蟹却是超级特别大的，中国水产中有对虾，也有对蟹，对蟹以一雌一雄对搭，成为一斤。但是从前的一斤是十六两，大概是雄的占九量，雌的占七两。再说：卖蟹人所喊的六个字中，有一“来”字，作什么解？那是苏州话的语助词，在文言作“与”字解，亦可作“和”字解。

买卖既成，把蟹扎起来，这不是把每只蟹都扎成一团，而是许多蟹扎成一串。可是扎起来要小心，它的双螯也颇历害，被它夹一下，可以出血，可怜这个小小防身之具，那抵得住要吃它的谗物呢！到了吃蟹的时候先在厨房，上大镬子里灌上冷水，加以紫苏生姜，然后把这些“无肠公子”、“带甲将军”（都是那些文人赐予它的微号）一齐放进大镬子里去，不加束缚，蟹在镬子里乱爬乱抓，可怜怎能越出这个大镬盖的盖在上面呢？所以在大闸蟹在未经被煮以前，还是纵横自得，及至放到镬里，加以冷水时，好像请它作冷水浴，可是不久就送命了。这一点，我是说的苏州人最初煮蟹的方法。

到后来，那个蟹市场越来越发明了，不但是苏市的小菜场，喊卖担，推广而至于上海。蟹也不但是昆山供应，松江各路，无锡各路，一直到太湖区域，甚至长江区域，也都有蟹。在上海不仅是小菜场有蟹，有许多食物店肆，也有蟹卖。因为吃蟹的人多，向来不吃蟹的人，也都吃蟹了。秋来蟹摊林立，而尤以绍兴人开来的热酒商店，门前所设的蟹摊，生意最佳。四马路一带，有什么豫丰泰、言茂源等等绍兴酒店，接近望平街报馆，报业中人，时有光顾。某酒肆中，有蟹摊，主持者为一女郎，素衣青裙，作渔家装束，他们竟呼之为“蟹美人”。

但是煮蟹之法，与苏州家庭煮蟹之法有异。试思酒肆中那容这许多大镬子煮蟹呢？所以买到蟹来，即一一束缚起来，不使动弹，听客选择，然后加以蒸煮。故香港股市所形容的大闸蟹，实为上海酒肆的煮法，非一般的煮法呢。也因此之故，而大闸蟹与绍兴酒，便结为好友了。在从前吃蟹，绍兴酒非必要，而镇江醋乃是必要。镇江虽不出蟹，而于蟹市犹擅胜场，杂以姜丝和白糖，谓可以御寒。

我们先在要讲这大闸蟹的“闸”字究竟有何意义了？在古人文的话中，有“螃蟹”、“湖蟹”等名词，而没有闸蟹的名词。有人说：“煮”字与“闸”字音相近，是方音的变迁。有人说字典上有“煠”字即是以水蒸之的解释。有一日，在吴讷士家作蟹宴（讷士乃湖帆之父），座有张惟一先生，是昆山人，家近阳澄湖畔，始悉起原委。他说：“闸字不错，凡捕蟹者，他们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这便是闸蟹之名所由来了。”古人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岂其然乎？

为写小诗以寓意曰：“斜风冷雨满江湖，带甲横行有几多？断港渔翁排密闸，总教行不得哥哥。”读者于持螯赏菊之余，也觉得有这种意味吗？（于病中）


此文背景：

《大闸蟹史考》刊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的《新晚报》，过了十六天，包天笑就谢世了，可说是他从事写作七十年来最后的一篇文字，现作为附录，收录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以留记念。

john-2204

转载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杨尚昆口述、张培森整理，原题为《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笔者和程中原（张闻天研究专家），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

杨尚昆主动说起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这番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谈话，不但进一步证实，邓小平在张闻天《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当场接受），而且也说清楚了陈云《提纲》所说会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张闻天为何后来接受了呢？原来红军离开遵义之后，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即土城战斗遇挫，吃了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张闻天才终于临危受命。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还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当时，杨尚昆回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他说：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出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也不愿意，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所以毛主席就改了。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尚昆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主席就说，嗨!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 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时间较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一九三九年回过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后来，张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意思是“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疑心

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这就又联想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 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的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刘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就又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这是对刘有意见的。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 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 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 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 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