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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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木
一、左权之死
1942年5月25日，抗战中的八路军首长、人称“朱彭左”之一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斗中，于山西辽县(后易名为左权县)麻田与日军激战突围时不幸遭炮击，壮烈殉国。
左权是八年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英名永世长存。然而，仔细推敲左权的烈死，似乎有些蹊跷。他的战友回忆：左权是在部队突围中牺牲的，他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旁边也没有一个卫兵，结果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事后，彭德怀也不解地发问：当时日军向麻田十字岭我方发射了3枚炮弹，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指挥官，左权应该完全能辨别出炮弹飞行的角度和声音，但是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
是什么让左权不惜以自己的死来予以说明?或许，他至死都不能忘却久积在心中的一桩不平之事，他为之抑郁和愤懑已久，但那一片笼罩在头上的阴云始终盘旋不去，使他终不能瞑目。
左权在牺牲之前的1941年11月，有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申诉书，那是他流着泪写的，信中倾诉了那后来令他决然以死相向的不平。他说：
我在1932 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一次，那是因为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件，那文件是希林锋从外面带来后(他从施简箱中拿出) 为不使反革命文件传播故而收藏。但不久我就和项英同志去江西了，该文件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虽不断回忆，总没有证明回来。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唯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去表白自己。迄今已经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总以为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再以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无任何组织关系。我并且可以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转引自《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卷(中)》第624页，长征出版社，2000年)
二、“托派”嫌疑的由来
左权的上书提及一个党内久已存在的“托派”的问题，它曾经伤及许多无辜的同志。
左权是当时八路军将领中不多的一位既有长期的革命阅历，又是“科班”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之一：大革命中他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堂，不久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由周恩来和陈赓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投身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屡建功勋。1925年11月，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和邓小平、傅钟等是第一期第七班的学员，这个班还有国民党的谷氏兄弟(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以及林柏生等。说来也巧，邓文仪正是左权的湖南醴陵同乡和中学同学(湖南醴陵人中以军事指挥著称的，是分属国共两党的程潜和左权)，也是左权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左权还参与发起和领导军校内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斗争，而后者中的骨干正是邓文仪。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两个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不过让左权始料未及的是，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在不久后竟遭到自己同志无端的猜疑，以致成为他以后被党内居心叵测的小人别有用心地横加诬陷的口实。
那时的莫斯科正酝酿着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大风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又影响和反映到中国革命中来，左权后来的积困就是因为当时对苏共一些“反对派”有些好感而带来的。后来他回答组织上的审查时说：“那时我才20岁，年轻幼稚，一方面相信列宁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中央是正确的，一方面又对托洛茨基与拉狄克有过某些英雄主义的崇拜。我当时还说过托洛茨基是个政治家、军事家，拉狄克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不久，等到托洛茨基反革命的原形日益暴露时，我那些崇拜观念也就自然消失了。在整个反托斗争中，我是站在党的方面的，并真诚地向党声明，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但党内斗争的严酷不是年轻的左权所能想像到的，不久他就被牵涉进“江浙同乡会”——一桩王明等人残酷打击自己的同志、树立宗派的“处女作”。
192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率团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王明“恶人先告状”，“揭发”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毫无理论水平只有简单思维功能的向忠发不经调查，马上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党组织，说左权是其成员。原因是左权与孙冶方两人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一同探讨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有时还在孙冶方那里约了俞秀松、董亦湘等小聚。恰好一次被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王长熙撞见，汇报给王明，王明又报告给米夫，添油加醋，无限上纲，被认定是中国托派嫌疑的小组织：结果，孙冶方等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左权则受到“行为不检”的党内劝告的处分。这桩冤案，后来经苏共中央派科尔诺娃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等调查，才完全否定了。但余音袅袅，后来此事又被回到国内的王明等作为对异己分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杀手锏。与左权相同处境的，还有俞秀松、王若飞等人。
三、戴“罪”屡建奇功
左权后来因此继遭恶意构陷，是他学成回国之后被派往苏区从事军事指挥工作的事了。1932年中央根据地开展肃反，闽西新12军1团政委刘梦槐向临时中央检举红15军军长左权指挥部队攻打汀州时，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关于“文件”一事，后来左权上书中央时作了说明，应该说那只是一个误会，再严厉也不过是有所失误而已，但临时中央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沾上“托派”的嫌疑，左权被当即撤职，从前线调回后方接受审查。当时，临时中央负责左权问题审查的是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左权申辩之后，临时中央认为有继续审查的必要，1933年遂又派项英组织左权问题专案组，由于彭德怀、王稼祥等出面主持公道，才未以反革命论处，只是给了一个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此后左权因“托派”嫌疑不被重用，一腔豪情郁郁不得伸展。直到不久后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前线急需将才，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果断起用左权，授以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这才吐了一口长气。他摆脱委屈和不悦的情绪，戴“罪”上前线，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后来红军进行长征，他协助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连续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继又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屡建奇功。
长征抵达陕北，原来红1军团长也是左权黄埔同学的林彪赴红军大学任校长，即由左权代理红1军团。继直罗镇战役后，他又指挥击溃胡宗南所部的山城堡一役，圆满完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战。
如果左权是原来中共左倾中央路线所认为的“反革命”，会有这样的“反革命”么?
四、冤案——“托派’’即“汉奸”?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亲手炮制了两起冤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的所谓“托一季反苏联合总部”和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之案(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中三大案件之一，主谋被指为托洛茨基父子)。这两个案件的审理把“托派”称为是德、日情报机关的“侦探”，是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匪帮”。于是，苏共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随即，共产国际通过决议 (《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指令下属各支部“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走狗——托洛茨基主义”，并“根据事实的材料来说明托洛茨基分子——这些阶级敌人的走狗——所进行的侦探勾当与奸细活动”。在当时披露的所谓“根据事实的材料”中，有托洛茨基指示让予日本库页岛上的煤油、允许日本开金矿、“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等。于是，逻辑上，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中国的“托派”就不能洗清其“汉奸”的罪名了。然而，这又与早就和“托振”划清了界线的左权有何相干呢？
且不说左权与中国的“托派”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的，把中国的”托振”和“汉奸”作必然联系也是莫名其妙的，虽然那也许是空穴来风。当时，托洛茨基等虽然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但是却不支持以蒋介石国民党为首的抗日；中国的“托派”也就提出两个口号——即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相并列，当然也就反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一定程度损坏了全国的抗战局面。但这并不就能说明“托派”就是“汉奸”。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托派”的言论从整体来说是“拥护抗战，又批评其领导”。“拥护抗战”是其主要方面；至于“批评”，是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开放党禁、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等等。其实这也是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不同的只是“托派”的主张显得僵化、乌托邦，如它要求以工农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来领导抗战等等，这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
中国的“托派”始终是昧于国情、奉外国人(托洛茨基等)的理论为圣旨的一个小党派，它日益蜕变为脱离现实、远离群众的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既然它的理论悖谬，政治影响也有限，甚至它的人数也愈来愈少(后沦落为不足50余人)，何况其内部又充满着矛盾和内讧而不时分裂，最终陈独秀也脱离了它。这不仅暴露了他们幼稚、执拗的一面，也说明他们必无什么政治实力可言。但他们的言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行动的本钱)却被夸大了，他们被人为地树立为“箭垛”，这也是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不过说他们是“汉奸”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有之，也是部分人的个体行为(如“下水”当了汉奸的胡兰成——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张爱玲的情夫，他曾是“托派”)。一如汪精卫(国民党的第二把手)当了汉奸并不能说国民党就是汉奸组织。
总之，客观地评价“托派”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这可以参照《邓小平文选(1938—1965)》中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这两个“有关”，前者于1988年8月4日塔斯社公布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为“托派”平反的文件中已经证实是“捏造”的而予以“撤销”；那么，后者是从前者附会而来的，也应该被视为“捏造”而“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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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0 2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