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LEOZHU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1975年4月）[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在单靠由各种各样统计申报数字、官方声明和有关社会政治牵连的治安报道等所衡量的范围来看，我们几乎不感到任何怀疑——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稳定的进一步含义，社会中一种真正的精神状态？假定我们开始询问更持久、也许更敏感和更无可估量然而是有意义的事实，譬如以真正的个人及人类经验的方式来看，什么是隐藏在所有数字背后的东西？假设我们询问——例如为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复苏，为了生活的真正人性尺度的扩展，为了高水平的人的尊严的提升，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愿——迄今所做的？因此当我们将注意力从仅仅是从外部现象转到它们内在的原因和结果，它们的联系和意义，一句话，转到那些现实的更不明显的层面上。在那里这些现象或许正获得一种普遍的人类理解时，我们能发现什么？难道我们还能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稳定”的？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

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乐于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的忠诚的钻营的走狗。

这种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在某个前景中，站立着那个崇高的人类理想欺骗人的外观，而在其背后，蹲伏着一个谦恭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增长和无可比拟的生活结构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给予他们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社会缩减成为一种策略，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表面上的秩序和普遍的服从，而无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以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什么样水平的社会？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这是一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化所达到特殊的偏离程度，许多事情已经被谈论和写到了：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团体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不够格的暴发户所操纵。与其再一遍描述所有这些事情，我宁愿思考与我的这封信的主题更密切的事态更深刻的方面。

足够真实的是，秩序正在实施：一种官僚主义秩序，它机械的准确性压抑每一个有独特性的事物，它发霉的惯性排斥超常的、出类拔萃的东西。正在实施的是没有生命的秩序。足够真实的是，这个国家是安定的。你不想说安定得像一所陈尸所或一座坟墓？

那些掌权的人们，多年来习惯于绝对听从，习惯于一致的和无保留的支持，习惯于整个是虚伪的统一整体，当他们感到曝光于这样一种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对于被压抑的情感的暴涨感到震惊。并且在这种心情下 (设想他们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唯一保证人) 察觉到这样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其余的人们也是空前未有的威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挽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中间最坏的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和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也有机会通过其政策影响社会，以唤起人们身上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更坏的东西。

LEOZHU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去世，享年75岁。他以作家身份在70年代参与起草启发东欧人权运动的《77宪章》。从此他也成了举世知名的异议人士。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领导捷克进入民主，也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捷克经由公投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