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LEOZHU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 1978年10月）

  [捷克]   哈维尔著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

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

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 (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

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要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

作为表象世界的一侧面，法典不仅欺骗了检查官的良心、欺骗了公众、欺骗了外国观察者，也欺骗了历史本身。

这些社会自我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LEOZHU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去世，享年75岁。他以作家身份在70年代参与起草启发东欧人权运动的《77宪章》。从此他也成了举世知名的异议人士。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领导捷克进入民主，也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捷克经由公投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革命接班人

当年他的书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