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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当时民间的一种情况,普遍的高利贷水平,比如说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二分,这当中可有两分的差,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收取那种叫寻租空间的那个额度,就像今天很多政府给的什么,创新企业的补贴文化企业的补贴,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种公司,我帮你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咱俩再分。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宋代一定会出现,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然后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为啥?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的时候,国家强行补贴把价格压下来,表面上是对老百姓有好处,但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回弹上去的,内部人偷票给票贩子票等等,等真正的老百姓他买到票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价格。
如果它不到票贩子手里买票,他就得彻夜排老长的队,用支付自己的时间成本的方式。所以制度运行过程当中它是有成本的,你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把这个制度成本再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市易法前面我们介绍的,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
那既然你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的时候,他说什么便宜什么就便宜,最后他买的是什么,一定是紧俏货,一定是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国家出钱嘛,所以最后市易法一定会搞得国家其实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上面可说,市易法你应该有收益啊,对吧,你不是低吸高抛吗,你应该有收益嘛。所以找这些官员要钱,那这些官员怎么办?只好拼命地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到市易法最后被废除的时候,达到什么情况?最后有四万家商户欠政府钱。那市易法的这个执行机构,雇了一千多人在全国进行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这个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给老百姓制造的那个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又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任用的这批坏人可就是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而且他们反过来就要攻击这些法的创办者,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然后一度贬官到了南方,那临走的时候宋神宗其实还是征求他的意见,说你觉得谁当下一个宰相啊?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屁股决定脑袋嘛,他最害旧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王安石搞掉,所以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邓绾两个人,两个人一合计就干了一件事,就诬陷王安石,配合当时的一个亲王叛乱,那正好王安石还是比较有政治经验的,就日夜兼程赶到了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宋神宗说老久不见了你,又回来这事也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二度当宰相,吕惠卿靠边站了。
按史籍上的记载,
吕惠卿从此叫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他不干的。
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会跟他商量一些变法的细节,因为是改革集团,他跟宋神宗其实不是一个,虽然表面上说我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所以他就经常跟吕惠卿说,这个事你不要跟皇上讲这个,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所以他们俩大量的什么书信往还,就涉及到这个话题。
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小书包给整理整理,最后就一拢子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你看看你信任的王安石,对吧,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不断让我来瞒你,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傻眼了,最后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这导致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你可能会说那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吧?这第五步逻辑就是最后一个逻辑了吧?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的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呢?
前面我们讲罗大经对他的评价,说你跟秦桧一样都是罪人,整个国家统一之后再分裂就是王安石犯的罪,那如果仅仅是变法去败,他怎么也提不到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一个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更要命的影响更为深远的逻辑。
王安石变法的第六步逻辑,按说变法结束了,这个逻辑就应该终止了,没有。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它必然会有余波,为啥,因为它是靠那个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是把支持一撒除,他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
所以为什么在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往往下场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你比如说商革央还有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就是这个原因,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
当然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你留下的那些徒子徒孙们,那就要成为打击目标了。
所以你看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宋哲宗,但是真正在朝中掌权的这个人叫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儿子)在胡闹,终于老太太上台了可以伸伸胳膊了,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给请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
那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因为年号叫元祐,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这样的一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把它变化掉这叫元祐更化。
但是你想想,老太太老太太嘛,她干不了几年,老太太这一死,那紧接着就是宋哲宗亲政,宋哲宗说对你老太太你叫以母改子,所以没有问题这是符合孝道的,那我是宋神宗儿子我要以子继父,我这也符合孝道我也孝顺一把,所以我要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那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
你听这名字别扭吧,你看绍圣是宋哲宗这一年的年号,绍是什么意思,就是延续的意思,圣是谁呢,指的就是宋神宗,我要继承我老爹那么神圣的一个人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绍圣绍述绍和述都是两个继承的意思。那就又是新党上台。
可是宋哲宗干了也没几年又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这个太后是宋神宗的老婆,这个人叫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烦这新党,好新党再扒拉下去,又把旧党召回朝廷,这一段是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
你琢磨这每个年号都是有意思的,啥叫建中靖国,向太后就说我们不要争了,要搞一个很中的东西嘛,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这个向太后也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这个时候又扶植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她当太后垂帘听政也没有几年,等她再下去这时候,谁亲政啊?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就是那个倒毒催的,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亲政。那我还得向着我爹对吧,又是搞宋神宗那一套,日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等等。
那你说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是翻烧饼,这边烤糊了翻一面接着烤,就是个折腾。那你可能会说,这个新党上台它也得搞改革吧,是不王安石的那些政策又开始被推行啊,民间骚然,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其实只是两个政治符号而已了,没有什么真实的改革措施了,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你得滚我得来,所有的朝廷的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
那在宋徽宗年间,这个党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再说一下宋徽宗那个年号吧,叫崇宁,崇宁啥意思啊?我要崇拜熙宁年间我老爹宋神宗干的那些事,你看又折腾一回。
那这个宋徽宗镐了一件事情,就是刻了一副叫元祐党人碑,前面我们讲年号可能已经把大家说糊涂了,高太后搞的那一套叫元祐更化吗,旧党上台都是奸臣,这是宋徽宗的观点。
所以宋徽宗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什么司马光文彦博,所有这些旧党全把名字刻下来。刻下来干吗呢,立在开封告诉你们,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如果你活着朝廷永不叙用。
后来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后来全国建那个碑 , 上面写的不是宋徽宗的字,是谁的字啊?大奸臣蔡京的字,蔡京因为字也好,后来这个元祐党人碑,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给保留下来了,这也是一个历史折腾的遗迹。
那这个元祜党人碑刚开始刻了一百多个人,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三百多个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包括那个新党当中的一些人,也列在元祐党人碑上。这个政争不仅在北宋,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就是靖康年间之后,一直延续到了南宋一还在折腾。
所以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我前面引述的罗大经说的那个话,这个国家由统一而分裂谁是罪人,王安石是罪人,就是你搞的这件事情,搞得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哎呀这段故事说完,真的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你今天要干吗?你难道想否定王安石吗?否定王安石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正确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把你推翻我正确。
所以你说这个政争当中到底是王安石对,还是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那说到这儿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来把这个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权力一上台,效率型改革它天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这个房子肯定盖走了样,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
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之后,它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干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问,那如果你是王安石你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体制变革的话,我们真的有一本好教材,啥呢?
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是可以倒过来理解的,首先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是一个什么样不知道。不争是非,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摸到过河的那个就不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白猫黑猫,你就是那个逮着老鼠的猫,我再给你判定你正确,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所以你去看,现在有很多人说改革开放不好,有一派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论点,说中国这三十多年只有开放,没有改革。哪有什么改革呢,对吧,改革都是人民搞的,不是中央搞的。
你看我们安徽人小岗村搞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吧,我的老乡傻子瓜子,搞的那个民间小生意人的市场经济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后追认的,没错,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别重要的经验。
为什么要先画蓝图然后再改革,为什么不能等那些新鲜事物出现之后,然后再从政策上进行追认呢?这恰恰是这三十多年最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所以你去看中国很多改革的新事物,往往刚出来的时候是带有一点非法色彩的。
我们就说现在互联网这些创新吧,微信对吧,它不符合中央管理电信的那些条例,再比如说支付宝,它不符合国家管理金融的那些条例,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先不表态,我先看你在市场上走走看。
小平同志当年讲股市不就是这样吗,先试嘛,试不好可以关嘛,先观察一段。他对我的老乡就是傻子瓜子,那个年广久,也是这样批示,不要动他,先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这反而是一种特别客观的态度。
2015年中国市场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所谓抓专车,像嘀嘀打车,嘀嘀专车这样的事,它确实不符合我国,当前对于出租车管理的很多规定,那怎么样?
你会发现有的地方政府抓,有的地方政府就不抓,有的城市是交通口的领导他反对这种服务,因为对原有体制构成冲击,可是信息办的领导他就觉得这是互联网创新。
在政府内部观点也不见得一致,但是你看政府的真正的高层对这种事他不表态,他就等着看看好了,我们看到那个抓到老鼠的白猫再来追认不迟。
所以这种事情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经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你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的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最好的一个样板。
说到这儿我还得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店里买的另外一本书,叫《天堂茶话》,我们已经推荐过两次,刘军宁先生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叫不尚贤,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
你听着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其实恰恰相反,什么叫尚贤?尚贤就是哎呦你好了不起啊,我尊重你。比如说我们一说尊重知识分子,给你盖高知楼,给知识分子国务院补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受国家尊重的学者。
这套制度你到美国你看不到,美国哪有什么教授楼,对知识分子什么额外的尊重,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你去干好了。
那为啥老子会说这样脑残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的清楚,原因很简单,什么叫尚贤?你把一种人定为贤,这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错你是不知道的,等于是先论了是非,先定了一个标准。
可是正确是非这个东西一出台,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演化的逻辑,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伤害的那个伤,尚贤伤贤这就是《天堂茶话》当中的一章。
那说到这儿,那我今天到底想讲个啥意思呢?我讲的真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改革,说白了我们的听众包括罗胖,参与一次伟大改革的机会其实没有,我想讲的恰恰是商业,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互联网+呀,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要激发这个企业的活力,你看你用的就是活力这个词。
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哪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用的恰恰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成立一个什么总裁办,里面的专门的委员会,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天天开战略会议,老总极端重视,一定要用这个企业最多的资源,不遗余力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
可是结果呢,结果往往恰恰是,距离你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为啥,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道理。
所以所有的企业家,如果你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好,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它的正面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感谢大神大洪童鞋,辛苦整理这篇视频转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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