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每个朝代的历史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那么单从文学性上看，哪一部小说的写作水平、文学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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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每个朝代的历史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那么单从文学性上看，哪一部小说的写作水平、文学价值最高？ (@马伯庸)

一直到现在，评论家们对于“中华”这位作者保持着奇妙的热情。它是文学界的一位老前辈、一位传奇、一枚奇葩（褒义），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谜。它的作品汗牛充栋，著作等身，荣获无数大奖。更惊人的是，它的创作时间跨度很长。和他同时出道的老作者们早已纷纷隐退，只有它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到现在仍旧笔耕不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探讨“中华”的文学成就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它的作品太多了，每一部都展现出了足够显著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作品之间还保持着惊人的同调率。作者时而忠厚，时而狡黠，挥动笔墨为书评家和读者们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花园迷宫，任何一句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和武断，进而迷失其间。我们只能以他的作品年表作为一根救命索，紧紧握住，从头回顾一下“中华”的写作生涯，解析其不同时期作品的创作理念，希望能籍此稍微能接近一点所谓的元写作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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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所有的文学新丁一样，“中华”一开始并没有使用这个笔名。它很早就流露出了对文学的兴趣，并尝试着进行创作。一旦来了兴致，就立刻挥笔写下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的散碎片段，可惜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几个短篇流传至今：《山顶洞》、《元谋》、《蓝田》、《红山》、《仰韶》、《河姆渡》、《大地湾》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文笔稚嫩，结构散碎，主题和立意都很模糊，只能说是一些涂鸦练笔，很难称得上是作品。不过在这些早期创作中，我们已能感受到作者在写作方面的天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粗粝、蓬勃的生命力在强有力地跳动着，迫不及待想要宣泄出来——这对于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天赋。作者通过这些看似没有目的的创作，在探索着一些基本的文学技法。比如在《仰韶》里，作者用大量篇幅练习了彩陶的静物描写；在《河姆渡》中，已能窥见后世种田文的雏形。《红山》中反复出现一头弯曲的猪龙意像，这被评论界视为“中华”作品的一个标示性符号，它在后续的几乎全部作品里都有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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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短篇的积累，“中华”在不断进步。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它终于推出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三皇五帝》。作者大胆地采用了共时式结构，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起笔，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同时作用于同一个故事，在故事演进时共时震荡。硬币的一面，作者用的笔法是翱翔于九天之上的魔幻奇想，神祇的诞生与堕落，天地之间的异动与轰鸣，从伏羲到女娲，从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蚩尤，从唐尧到虞舜，每一位角色都带有强烈的神性；在硬币的另外一面，却是如青铜般沉重的现实主义素描。英雄们被拽回地面，以人类的身份面对艰局，氏族之间的残酷攻伐，没有超现实元素，只有血淋淋的抗争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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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站在现实主义一侧，会认为诸神只是英雄们疲惫时的梦中幻象；当我们站在奇想一侧，会发现英雄们只是神祇在地面的投影。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作手法。亦飞亦重、虚实交映，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充满了矛盾，令人眼花缭乱。这不是普通的双线式叙事，因为读者没办法把神话与现实彼此剥离，因为它们早已交熔一体，难以分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思考，跟着作者去经历、去感受这眼花缭乱的双面一体世界，看着它隆隆地从洪荒进化成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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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文学界被这种手法所彻底震惊，评论家们不吝惜自己的掌声，一颗新星冉冉地升起。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人预料到，这是“中华”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奇幻小说。

事实上，相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作者，“中华”对于奇幻题材确实不那么热衷。它的世界观设定琐碎而散乱，由一个一个点组成，有时候还彼此矛盾，没有像它的一些同行——比如“希腊”、“印度”和“埃及”——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当然，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作品里，“中华” 也并非一味回避奇幻元素，但始终只是花边点缀般的存在，从不作为真正的创作内核。这份执著，成为它一直拒绝撰写宗教题材的心理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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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界如潮的掌声中，“中华” 很快就推出了续作。这是一个叫做《三代》的三部曲：《夏》、《殷》、《周》。在这三部作品里，作者回归了传统叙事。诸神仍在，但已淡去幕后，更多的篇幅是在探讨人与鬼——或者说人与祖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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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个三部曲的版本一直存在巨大争议。第一部《夏》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书店、图书馆或私人收藏家的仓库里——事实上，从来没有人真正读过《夏》，关于这本书的描述，都是来自于作者在后续作品里对其的引用，并且语焉不详。因此有人认为，“中华”并没有写过《夏》，作者只是在其他作品里虚构的一部作品，一个巧妙的嵌套手法；也有人认为，《夏》实际上是《殷》的前传，两者应该视为同一本书。还曾经有研究者发掘出一份叫二里头的手稿，认为这是《夏》的最初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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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把版本学搁在一旁，回到文学本身上来。

这三部曲的风格十分接近，可细细品味起来，却又略有不同。《夏》——至少就目前看到的篇幅来说——的文风和《三皇五帝》非常相似。可以想象，作者在完成《三皇五帝》后，未将自己的心理状态清零，就立刻投入了《夏》的创作，以致于书中仍残留着上一部作品中的粗粝味道。比如第一任男主角大禹，在小说开头仍是人神同体。不过作者很快意识到问题，于是它安排了一个颇具巧思的桥段。在《三皇五帝》的结尾，”禅让“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而存在。作者在《夏》里让大禹对其进行了否定，暗示与上部作品的决裂，从而回归到现实主义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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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接下来的篇章里，读者再也看不到飞扬如前的故事，后羿、太康、少康、寒浞、虞思、杼、孔甲、履癸等角色都已是完全的人类。作者从天空落回到了大地。

其实《夏》仍未摆脱早期作品的粗糙。直到《殷》的出版，作者笔法才日臻成熟，文风精心雕琢，繁密深邃，并把《夏》里出现的各种设定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殷》的故事脉络和《夏》很相似，比如两部书的最后一个男主角——桀和纣——性格如出一辙，这也是有学者主张两者本是一本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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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者开始重复自己时，它的才华就变得岌岌可危。《商》的出版让读者对”中华”有着同样的担心。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作者在第三部《周》里主动求变，不仅拓宽了《夏》、《商》的视野，笔下的世界变得更加宏大，而且不断地投入新概念：封建、井田、礼乐、国野……让读者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有评论家半开玩笑地说，作者一定是处女座，因为《周》里体现出的是十足的秩序，严整精细，井然有序，这让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显得粗率简陋，并为后续作品建立了某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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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代系列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田园风格的推崇。耕作与采集，播种与丰收，从《三代》开始，这些要素构成了“中华”几乎每一部小说的永恒主题。也因为如此，”中华“在文坛上被称为种田文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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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开始，作者忽然意识到，宏大叙事与细节描摹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周》除了继承前两作的史诗风格之外，增添了许多细节，使之看起来更接近流行文学。开头几章，从凤鸣岐山到武王伐纣，从三监之乱到成康之治，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这个改变在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读者热情地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是的，《周》成为“中华”第一次挑战连载的商业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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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信心十足地连载了一段时间后，疲态尽显，故事越写越乏味。它为了尽早摆脱这个噩梦，突然在故事里插入一段烽火戏诸侯，然后宣布外出取材，连载中断。从文创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完全摆脱了桀、纣等结局的雷同化，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狂欢叙事，张力十足，不失为一次实验文体的探索。

但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结局却激起了轩然大波。读者的抗议信潮水般涌入出版社，拒绝相信这是一个正常的结局。作者迫于压力，只好再次重开连载。要知道，写作必须是自由的，当心灵出现抵触时，才华和灵感就会拒绝配合。这次重开连载虽然仍以《周》为名义，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前期的灵动，笔调陈腐，情节冗长平淡，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作者百般的不情愿。评论界忍无可忍地把这部作品分成了《西周》和《东周》两个部分，并对后者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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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作者本人，也难以忍受这样的创作状态。它在连载《周》——准确地说是《东周》——的同时，偷偷地开了个新坑。

这是一部上下集的小说，最初打的旗号是《周》的同人，后来才独立出版并命名为《春秋》和《战国》。

《春秋》、《战国》的文学范式前所未见。以《春秋》为例，作者第一次使用了POV多视角模式，故事从无数个点同时生发，百余个视角彼此独立成章，但又彼此相连，汇聚成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就像是星罗棋布的河流，汪洋恣肆，奔腾流通。文学研究者一直在争论，这到底算是一本短篇集，还是同一个大架构下的不同章节。

作者犹嫌这样的架构不够丰满，还在里面添加了大量的哲学、艺术以及政治讨论，信息量巨大密集。尽管这两本书在创作时仍受到《周》的桎梏——毕竟它的名义上是其同人——但和死气沉沉的《周》对比，这两部呈现出的活泼与开放，简直是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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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作者被连载压抑的太苦恼了，它的创作热情完全倾泻到了新坑里去。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史上的奇观：一方面，才华尽失的“中华”仍旧在连载着越来越乏味的《周》；另一方面，才华横溢的“中华” 突破了自我，写出了精彩纷呈的《春秋》、《战国》，技巧或未大成，但那种写作青春期的原始冲动喷薄而出。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中华”的整个创作过程的话，会发现《春秋》、《战国》在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作者在这段时间的灵感处于井喷状态，自己根本无法抑制。种种奇思妙想，种种理念思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感池。它在此后的许多作品，都是从这两本书里汲取创意，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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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春秋》和《战国》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差异。《春秋》的笔法幽微散漫，作者思维的跳跃性很强，在几十条情节线上来回跳跃，这往往会让初次接触的读者不知所措。用一位评论家来说，这是一本野蛮生长的天才之作。而到了《战国》付梓之时，作者技巧圆熟，POV视角去芜存菁，重新分成了七个，叙事更加有条理性，笔调也越发沉稳。作者在撰写《春秋》时涌现出来的奇思妙想，在《战国》终于寻找到了寄托的实体，整理归类，并彼此剧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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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略带讽刺的事实是：《东周》、《春秋》的动笔时间差不多，等到《战国》的POV视角终于缩减到了一个，准备完结时，《东周》终于也结束了它漫长的连载——可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读者还记得这本书了。

同时开两个坑，这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在写完《战国》和《东周》之后，作者并没有马上开始新的长篇巨著，先写了一个笔调冷峻严酷的短篇《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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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文学界的争议，比《夏》、《东周》还要多。有人觉得它是一部离经叛道的黑色幽默；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充斥着血腥和恐怖的禁书；也有人觉得这才是作者最好的发挥。无论争议为何，大家有一个统一的共识：作者动笔时的精神状态有些彷徨。它已经厌倦了前期的创作风格，接下来该写什么却还没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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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来说，《秦》根本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小说，它只写了一个开头就匆匆烂尾，可能作者还没从疲惫中恢复过来。《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情节，而在于作者在开头创作了一份和《周》迥异的世界观设定。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作者在后续的几大名作里，都能看到这个的影子。

所以一个比较接近真相的观点是：作者在动笔前已经有了一个宏大构想，本来想用在《秦》里。可是它太疲惫了，刚刚动笔，便不得不迅速完结这部短篇，以致于这个构想根本来不及发挥出效果。它觉得这样未免太可惜了，就单独把大纲抽出来，用在下一部作品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秦》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大纲和世界观设定。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作者的下一部作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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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是一部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武侠巨著。它以《秦》为蓝本，又从《春秋》、《战国》中汲取了创作理念，甚至还有几丝继承自《周》的风格——但不多——可以说是集前期之大成的成熟之作。笔调内敛朴实，但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武勇和刚强。难得的是，作者还第一次在作品里引入异域风情，让整部作品看上去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儒家的主题开始被反复提及，并成为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贯穿整个创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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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的创作，还有一段逸事。当作者写到一半的时候，临时有事，无法执笔，便请了一位朋友做短暂的代笔。可当作者回来时，却发现《汉》的故事濒临完结。当时作者在文中塑造了一位近乎完美的角色，代笔者十分厌恶，笔锋一转，把那位角色写成了一个伪装圣人的篡位者，并摧毁了几乎整个故事基础。作者回来时，发现事实已经无法挽回，不得不改变大纲，花了很大力气把故事拉回到正常的轨道。

《汉》赢得了广泛赞誉，它的开创性和圆熟技巧都广为人称道，文中蕴含的艺术感染力更是感动了无数人。一直到现在。当“中华”出席社交场合时，还会被人介绍说“这是《汉》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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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荣誉，让作者变得有些飘飘然。它变了，不再勤奋刻苦，也不再乐于思辨，开始喜欢贪图享受，耽于声色，甚至有传言它甚至开始吸毒。从这一时期的几个中篇《魏》、《西晋》、《东晋》，明显能感觉到作者的精神状态向着颓废的深渊滑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再也写不出长篇巨著，全是中短篇甚至超短篇，不是颓废迷幻之作，就是狠戾血腥的自然主义，文字崩坏，情节满是自我毁灭的气息，数本书被禁，揭示出作者已经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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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是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