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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 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如今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简单：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美国想灭亡中国不假，但美国到了不马上灭亡中国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吗?美国至少有相当一部份人在靠中国发财吃饭，就凭这，美国内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决心马上灭亡中国。 中国的“普世公知”不同。他们心中有数：不赶紧灭亡中国，自己就要灭亡。由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了几十年的世纪性大骗局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照老样继续往下混了。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只有中国灭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历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墙，弥天大谎即将破产的大骗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掷杀人灭口——逻辑关系利害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有中国这帮“普世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自发免费当内应，美国即使没想灭亡中国也不由得不动心了;即使没打算马上灭亡中国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结论根据何在?就在眼前的实事中。 如今不管中国哪派，还有多少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如今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等事实?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承认问题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单向的主观行为，可以符合实际，也可以不符合实际;改造世界是主客观双向的互动行为，必须符合实际——画老虎可以随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随心所欲。任何中国人，只要真心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而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一开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设立场，一旦着手认真调查研究试图解决哪怕一两个实际问题，就必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们的这条那条“顶层设计”迎头相撞、直接对抗： ——贫富悬殊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制造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平等，而应该拉大贫富差距，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机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天然合理，谁不满意谁就是“对大家庭没有群体认同感”。总之贫富分化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让不满的人“调整心态”就行。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贫富悬殊”不是现实问题，而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测角度问题。既然换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个角度看就行了。 ——穷人受穷是厉以宁的“顶层设计”：“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把“贫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仇富”、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和谐。 ——根据“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厉以宁说，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用当年被鲁迅痛斥的梁实秋的话说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既然根本没有穷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贫富悬殊、贫富对立。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易纲说：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悬殊，全怪一些傻瓜经济学家大惊小怪、无聊媒体没事找事，一群笨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有什么难的?封锁消息让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既然根本不存在贫富悬殊，那还有什么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既然没有社会矛盾激化问题，那“解决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就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贫富悬殊问题根本不存在，纯粹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所以吴敬琏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把“贫富悬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破坏改革开放、岂有此理、罪大恶极。 ——根据萧灼基的“顶层设计”，贫富悬殊没什么了不起——“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根据这条“顶层设计”，对贫富悬殊问题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解决? ——使中国老百姓保持贫困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李剑阁);“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吴敬琏);“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郑必坚)——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谁想解决贫富不均谁就是蓄意破坏改革。 ——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腐败是个好东西，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消灭，而且应该保护。 ——制造“利益集团”、大规模以权谋私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以权力创造市场”(杨帆);“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张五常);“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刘吉)——这些“顶层设计”是“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团”、让以权谋私泛滥成灾，才能证明共产党“天生邪恶”、必须推翻、必须消灭。 ——根据“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可恶，反腐败才可恶——朱学勤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张维迎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樊刚“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既然“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那么“卖肉挑肥拣瘦的腐败”跟“从国库盗窃个几千亿的腐败”就没什么两样。既然没什么两样，要监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成本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个都别监督了，干脆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民营化”，政府的公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营化”——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要么别反腐败，要么国家政权私有化。 ——根据张维迎的“顶层设计”，根本就用不着为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伤脑筋：“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五常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