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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爱国（一） 爱国，是个崇高的话题，也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个话题，不知从何时而起，但如果我们不经过烦琐的历史考证，按人的本性来思考，最初的爱国肯定是从爱部落，爱家族，爱民族开始的。而爱家族，爱部落，爱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总还不够那么磅礴大气，不够那么顶天立地，不够那么说的洒脱豪放，做的感天动地。 一直到了多民族的国家开始出现，于是，爱国第一次响亮的被提了出来，之后，每当这个语言被提起，就开始有了一种崇高悲壮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国这个词汇已经开始被神化。如同人类的品格，没有人能够说自己不爱国，没有人不担心自己被别人说成不爱国，同时卖国，叛国成了最可怕，最让人颜面扫地，子子孙孙永远不能抬头的罪名。 在神化爱国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思考，是否，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爱国出自的本源，忘记爱国的真正含义，忘记了爱国中包含的人类的本性中最美好的感情，是否仅仅用苍白的语言，粉饰的行为，给世人看的表象，怀着随波逐流怕做异类的心态而去高喊爱国，实践爱国呢？ 有一个故事，一个将军曾在深夜见到站岗的士兵，问他，想家么？ 士兵紧张而响亮的回答，“站岗为国，不想家”。将军愤怒，“连家都不想，怎么能爱国？” 士兵唏嘘。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每个人感到身上担子的沉重，于是在危机关头，总有无数仁人志士不惜粉身碎骨，拯救国家。这句话虽然提出的时间并不遥远，但是这种精神和思想，确实是根植我们祖先的心中，于是有了风萧萧易水寒的壮烈，有了古代文天祥的丹心照汗青的青史，有了本世纪初陈天华在日本的壮烈殉国，还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这个“虽吾壮烈，丹心爱国”的思维，让我们总感觉爱国和悲壮，豪迈，牺牲联系在一起。而这爱国，也似乎只与责任有关，我们少有思考，爱国，本质是为了和谐，为了安宁，为了人类和平的环境，为了获得人本身应拥有的权利，为了每个人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大一统的帝国，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不是为了欺侮其他民族和国家，不是为了占领和征服，不是为了自己从被压迫变成压迫者，不是为了保留千古名声。 中国古代将人生的境界概括为，第一为立言，第二为立业，第三为立功。立学说和思想，为后世效法和改进，为最高境界；次之为立大业；再次之才为立大功。这是一个从本到末，从内到外，从本源到支流的层次。 古人将立万世之言而不是立业和立功，为万世找到道德与思维的根基，定为人生的最高的境界，可见古代圣贤确实抓住了根本的东西。因此从古代的孔子到近代的梁启超，都被人所推崇，根本在于他们的立世之言，他们的思想如陆机所说：“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被金石而德广，流管絃而日新。 当我们斥责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也斥责虚无的民族和爱国主义，于是人们再一次迷茫， 什么是我们真正意义的爱国呢？人们或出于敏感，或出于迷惑，或出于离自己遥远，开始拒绝谈论爱国。也有人们说，做点实际的事情，才是爱国，于是在爱国中，争先恐后的捐款，大办实业。这点在我们历史上被实践过多次，最近的一次，当属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那时，从铁路，军事到学堂，更多的洋务大臣在实践这样的爱国行为。 一个宏大的场面，年轻的君主坐在宝座上，他统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可考，5000多年历史的帝国。百名全国最高智慧，最有治国经验的人站在殿下，天空阴云密布，远方炮声隆隆，他要做的是要做出决策，和日本的作战，他要做出的决策，还包括要改革千年中国的制度，他听从了一群秀才的建议，他要变法，他要振兴这个似乎强大，但千疮百孔的国家。 这个时间是19世纪末，他就是清朝的光绪皇帝。 皇太后慈禧拿起了刀，变法失败了，爱国者成了叛国者，法理遇到了屠刀，于是，历史忽然变的沉寂，谭嗣同昂首走向死亡，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多少百姓理解他们，但是后世还是给了他们很高荣誉，他们再次成了“伟大爱国者”。爱国，叛国，总是在不断的被改写，如同伟大的历史学家冯友兰的话：“历史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总是被人随意打扮”。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存在就是合理的”。同样，一个民族，生生不熄，本身就意味着其强悍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与改造力，这个是不可否定的。这样一个千百年繁衍不熄的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如同一个庞大磁场，让人不由自主的热爱和凝聚。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是热爱这样的民族，怎样才是热爱这样的国家？ 人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是少不了血腥的战争，那么中国的历史，确实更是硝烟弥漫的历史，有历史可循的，从陈胜吴广反对秦朝暴政的大泽乡起义开始，经历了刘邦项羽的楚汉相争，然后是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三国的大乱，两晋后期到南北朝的天下混战；一直到隋以51万大军，消灭南朝，完成统一，才得到短暂的安宁；而后，又开始了隋末的农民混战，黄巢的农民军，五代十国的混战，北部辽金蒙古的入侵；元末红巾军的军阀混战；一直到明朝末期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和境外清军的入关。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更是血雨腥风。我们在承认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的时候，不仅不能不感慨，并引发我们的思考，是什么让我们能如此周而复始的进行这周期律一样的血雨腥风。 中国有句古话，叫“乱世出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说，英雄肯定是爱国者，我们宁可不要这英雄，我们也希望能改变这样的乱世。在乱世中，我们是不是永远只能要靠一个救世主，包青天来拯救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呢？ 丘吉尔在他的晚年文集中说，“当所有在平原上人，遥指着山腰的高大背影对站在山颠的人说，你们有这样的背影么？山峰上的人会说，不，我们当然没有。” 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有一本书，叫“自己拯救自己”，据说在欧洲流传了300年至今。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如此。这个世界真正的救世主，存在于民众本身。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个黑人亲吻林肯的靴子，林肯说，“我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如此做，因为你我都是上帝平等的子民。”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伟大的个体，都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有他的生存权，教育权，财产权，发展权，生命保证权，他也需要承担义务，纳税，爱国，工作，奉献社会，不论其能力大小，不论其智慧高低。鲁迅先生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爷，一种是奴隶，惟独缺少的是独立的人”。 看新闻，有些事情让人愤怒，有些事情让人思考，但有些如跳梁小丑，简直觉得让人啼笑皆非，某省某县一个工商局副局长，姓王，于是在门口高悬字匾“王府”。还有位县委书记，要进行检阅三军，全县所有机关全部放假，接受检阅，列队通过主席台，山呼“首长好”，真让人啼笑皆非。是不是真如古人讲，“臣何德何能，能承担如此尊贵”，岂不怕折寿乎？ 也是否用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言之意形容最为恰当：“小人做上了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就每天精神恍惚”。这人民给的一点芝麻大的权利，是不是让他们发酵到如此忘乎所以的程度？ 曾国藩，清代大吏，做到朝廷重臣，依然是如履博冰，事必躬亲，对家人门生要求之严，之细，让人叹服。 如果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爱国更是人人有份。但是爱国之首字为爱，而爱之意想天下人皆知。如果说古代有些军阀爱人民，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很多诸侯就曾动辄屠城，杀万人，如果说5个人在我国古代还无法被称为人，那万人至少可称为人民的一部分。 同样，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必定是首先能爱他的家人，爱他的朋友，爱他的善良的父老乡亲，爱他的家乡人民，爱他国家的多数人，不因自己私利、名声与权势而去做害人民之事；不仅如此，他要能爱国家的矿产，资源，山山水水；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家认为是爱国者。否则，不论他动用多少史书编撰者为其树碑立传，不论其如何掩饰涂改历史，他都无法被后世认可和颂扬。 林肯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永远无法在所有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 事同此理，爱国亦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