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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政府国家罪过和政治补偿 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曾强迫土著居民的一些孩子脱离他们的父母，把这些孩子安置到儿童扶养机构或白人家中。伊斯代尔(James Isdell)是当年负责此项事务的官员之一，他于1906年这样解释政府的动机，“混血儿在智力上高于土著，国家有义务让他们以后能过上比他们的母亲好的生活”，政府（重新安置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顺利地融入主流（即白人）社会。[2] 据估计，当时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儿童多达10万人，但确切数字现在已无从查核，因为当时的政府“出于对儿童利益的考虑”，销毁了许多关于儿童生身父母的文件。1997年4月，为调查此事而设立的“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这篇报告立刻引起澳大利亚社会对于“遭盗窃的一代”之人伦悲剧的极大关注。[3] 该“委员会”将当年政府的“土著居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称为企图消灭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它强烈批评政府关于此计划原出于好意的说辞。“委员会”认为，既然澳大利亚已于1949年签署了联合国反对种族灭绝的公约，政府就有责任为受害者个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赔偿，并对他们作出郑重道歉。“委员会”提议设立“全国道歉日”，在这一天可举行各种公众活动和仪式，包括让一些有责任的组织（警察、城镇地方政府、教会等等）表示忏悔。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这个提议，以总理霍华德为首的当局的立场是，政府会采取补助措施，纠正以往对土著居民的错误，但不能为此作出官方道歉。 1998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议会提出对土著居民的“和解动议案”──媒体将此称为“遗憾但不道歉”的讲话。[4] 霍华德并不是一个对土著居民的不幸无动于衷的人，他以个人的名义表示过道歉：“我个人深深地为我的澳大利亚同胞感到抱歉。他们因我们的前辈对土著居民的行为而承受了非正义的痛苦，……许多人至今还因这些行为而受到伤害和痛苦，我为此说对不起。”[5] 但是，作为政府首脑，霍华德拒绝以政府的名义道歉。在旁观者看来，霍华德不同意道歉的最主要原因是“怕政府就此无以应付土著居民的（经济）赔偿要求。”[6] 然而，霍华德在公开说明立场时所用的首先不是经济理由，而是道义理由。霍华德为政府不道歉的辩护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当时的政策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只是在后来人们才觉得不对”；第二条是“要后人为前人所作所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7] 前一条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因善良动机犯下的错误；后一条则是提醒人们，不要无端地将全体澳大利亚人圈入集体罪过。 霍华德特别强调了集体罪过的危害和非正义性。他指出：澳大利亚人不想纠缠在耻辱和罪过之中；澳大利亚人知道过去发生过错误，发生过非正义的事情，造成了伤害；但对于绝大多数新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事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并无个人牵连；强迫他们负有个人责任并为此蒙羞，是一种非正义的无端惩罚行为。[8] 霍华德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表示遗憾、同时又采取实际的补偿措施，这已经是对过去在土著居民问题上的错误作了纠正，有了交待。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他们更是不愿意为过去政府的行为担负经济责任。他们反对政府道歉，因为道歉的后果就是经济赔偿；不仅如此，还会进一步引起土地继承权问题。他们同意霍华德的说法：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会没完没了。“为（过去政府的）坏政策作经济赔偿会就此打开洪水闸门，使得任何后来被发现不智的政策都引来索赔要求。”[9] 然而，政府不愿就此道歉在澳大利亚却引发了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指出，致力于社会和解的公共政治，其补偿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性的赔偿和恢复名誉（平反），还应该包括现任政府对以往政府错误的正式道歉。他们强调，没有道歉的平反和赔偿起不到政治悔过的作用，因此也就难以收到社会和解的效果。“带他们回家”呼吁道歉的理由是：“受害人的人权遭到粗暴侵犯，补偿和安慰他们的第一步是澄清真相并向他们道歉。”[10] 批评者认为，道歉不仅是谁对谁说“对不起”，更是“澄清真理”、弄清历史是非。“带他们回家”明确提出，除了补救、平反和金钱赔偿之外，还必须有政府的道歉。土著居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委员会主席盖吉尔.德杰库拉(G. Djerrkura)强调：（道歉是）“绝对必要的。联邦（政府道歉）并无损失，意义却极重大，因此它应该道歉”。[11] 在是否应对土著居民道歉的争论中，“不道歉”和“要道歉”的双方所使用的其实是不同性质的理由。帕奥尔(M. Power)指出，霍华德和他的大多数支持者使用的是一种“个体”性理由，即“各人为各人的行为负责，不应代人受过”。而要求道歉者则使用了一种“群体”性理由，即道歉并不只有利于受歉者，它同样有利于道歉者和整体社会。[12] 后者认为：道歉并不只是受歉者金钱索赔的第一步，而是弄清历史真相、达成社会和解的第一步；道歉并不单单是“便宜”了受歉者，道歉让全社会一起有了群体净化的机会。 社会有义务帮助土著居民，这不只是出于同情，也不只是出于单纯的补偿愿望。社会承担这一义务乃是为了表示感谢土著居民对当今社会和解所作的特殊贡献。土着居民追溯往事是为全社会释放记忆。福娄(J. Frow)指出，释放记忆有“叙述净化”的作用；然而，并非一切记忆都有精神疗效，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些幸存者就因回忆往事而经历二度痛苦[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