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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海军取消星座级护卫舰项目后，接下来怎么办？ 美国海军仍然需要新的护卫舰，也仍然打算继续建造。但它必须对采购流程做出根本改变，才能避免第二次出现“星座级”那样的惨剧。 随着圣诞新年假期临近，看起来美国海军的“废案玩具岛”又要新增几位“住客”。上个月，美国海军部长约翰·C·菲兰（John C. Phelan）在社交平台X上宣布，取消FFG-62“星座级”（Constellation-class）导弹护卫舰项目。 目前有两艘舰体只完成了一部分，等完工后仍会交付给海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威斯康星州马丁·马里内特船厂（Martin Marinette shipyard）的劳动力流失。菲兰部长还特别向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的造船工人致意，并表示：“让这支关键队伍继续有活干，并让船厂保持可用、为未来海军造船撑住，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这两艘“星座级”将加入几类“半路被砍”的军舰之列： 三艘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Zumwalt-class）驱逐舰，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自由级”（Freedom-class）和“独立级”（Independence-class）濒海战斗舰（LCS）。 这些“缩水舰种”出现的原因各不相同，也给美国海军和工业界接下来要设计、要建造的新护卫舰，提供了不同的教训。 三个“不该这样造船”的例子 DDG-1000最大的麻烦是成本。朱姆沃尔特级一开始的价格就失控了，连它的舰炮弹药也贵到难以承受。所以这些年产量从32艘一路缩水到3艘，单舰成本反而被进一步推高。 现在，美国海军应该在船厂把这些舰改装完之后，尽量从剩下的舰体里“榨出价值”： 把大型垂直发射管装上去，让它们能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即便如此，3艘舰也太少了。 考虑到军舰生命周期里要轮流检修大修、训练备战、海外部署，美国海军恐怕很难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至少1艘朱姆沃尔特级能随时投入舰队任务。 濒海战斗舰的折腾更是“传奇”。为了把一段充满动荡的故事说得简单一点： 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领导层，在多年拼命替这种小型水面作战舰辩护、对抗批评之后，最终还是对它失去了信心。一开始海军想要55艘，核心理念是“用最少的船员操作军舰，再搭配可快速更换的传感器和武器模块”。 但这个理念从来没有真正跑通，再加上建造和使用成本远远超过早期估算，濒海战斗舰最终走向终结。采购数量不断下调，最后定在37艘，其中35艘已经完工。这里也一样：海军仍能从剩下的舰队里获得一些有用的服役价值。但这个项目依然是一个“别这样干”的典型案例。 “星座级”本来就是要把这些痛苦经历甩在身后。和濒海战斗舰一样，它的初衷并不差。海军领导层当时很着急，这也确实应该着急。所以他们决定选一个已经在海上证明过的外国“母型”设计，只做尽可能少的改动，装上美国的传感器和武器，然后尽快量产。他们选中了一款口碑不错的欧洲设计： FREMM多用途护卫舰（FREMM multipurpose frigate）。 跳过完整设计阶段，本应让项目更快，同时降低“没想到的技术麻烦”风险。最初估算说，美国版FFG和欧洲母型将有85%的共通性。这个风险水平其实还算合理。 可等美国海军工程师把改动做完，“星座级”和FREMM只剩大约15%相同，这就把项目最初的逻辑彻底掏空了。复杂度上升，建造成本也跟着上升。舰体最后比母型更臃肿。增重又迫使建造方考虑限制最高航速。 工期一拖再拖。问题一层接一层，直到上个月海军高层终于受不了了，直接宣布取消项目。 美国海军第二次能不能做得更好？ 从这些不理想的造舰项目里，我们能学到什么，才能避免新战舰又变成一个“废案玩具”？在围绕新版FFG的信息很少、事实不多的情况下，我给三条简要建议。 第一，速度最重要。中国不会暂停海军和军力扩张，耐心等美国海军在漫长的设计和采购流程里慢慢磨。舰体必须尽快下水，越快越好。好消息是，海军部长办公室已经很快开始挑新方案。《Breaking Defense》报道说，菲兰最近在一次“私人晚宴”上对“与会者”透露，海军将改造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新“国家安全巡逻舰”（National Security Cutter），把它调整为海军可用的护卫舰尺度平台。 这不是从零开始的全新设计。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Huntington Ingalls Industries）在2020年那场最终选出FFG-62的护卫舰竞标里，就提交过一个“国家安全巡逻舰”的改造版方案。要把巡逻舰变成护卫舰，就必须配上作战系统套件，以及类似“星座级”那样的进攻与防御武器。船厂当时大概率已经拿出过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案，也就是把现在需要的改动都纳入过。 菲兰预计，新护卫舰舰体最快可能在2028年前下水。按五角大楼一贯缓慢的采购速度来说，这几乎算“飞快”了。希望真能做到。 第二，美国海军领导层、五角大楼和国会，必须对设计和建造过程施加纪律约束。 这一次，他们必须拒绝让“追求最好”变成“毁掉够用方案”的敌人。造舰体系需要足够坚决、甚至天生就愿意说“不”的高层领导，去否决对FFG设计的不断追加改动。否则，拖垮“星座级”的那种“设计越改越大”的毛病，也会再次缠上新护卫舰。 这里也不是没有希望。在最近的里根国家防务论坛上，菲兰宣布他将亲自监督海军陆战队的“中型登陆舰”（medium landing ship）设计流程，并把每周五下午5点定为接收“要求修改这艘两栖舰”申请的时间。 想象一下：周五下班点还在争论军舰设计细节，而不是去华盛顿的酒吧放松。 对，就是这种感觉。人们希望，也期待，海军部长能用同样“盯得很紧”的方式，来管新护卫舰项目。 从更长远看，应该指定一位极高资历的军官，大概率是四星上将，专门负责水面舰艇建造，并给他很长、甚至不设期限的任期。这会大幅偏离“每隔几年就轮换一次”的惯例，但在海军核动力体系里有类似先例。 海军核反应堆部门（Naval Reactors）负责人通常任期8年。这足够让你真正改变一个机构，而不是像每2到4年调岗那样，只留下短暂影响。更典型的例子是海军核动力之父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上将：他之所以在海军史上成了传奇，很大程度就因为任期够长、也够强硬。 里科弗从1949年一直管到1982年。那才叫真正的“超级授权”领导。 用军衔和长期任期来强制自律，这是一个值得水面舰队借鉴的先例。 我的另一条建议是：要敢于做试验，重新拥抱科学思维。像其它任何想法或工具一样，一艘军舰在实战化的真实运行条件下没被检验之前，它就只是一种“假设”。 新FFG也一样，这是濒海战斗舰给出的关键教训：它在舰队还没拿到可供反复折腾的“工作样机”之前，就被推入大规模量产。过去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宙斯盾”（Aegis）作战系统之父韦恩·迈耶（Wayne Meyer）上将，曾经建议：先少量建造，少量测试，从中学到很多。确实如此。 类似的探索式思路，也引导了中国海军过去30年的扩张。当中国海军和造船部门要确定某型舰（比如驱逐舰）的设计时，他们会先造出几个小批次的不同子型号。舰员把船开出去跑海试、做对比，把每个方案最差的部分剔除，把最好的优点合并，形成一个足以进入系列化量产的成熟设计，然后船厂再大规模建造。 这是扎实的做法，也值得学习。让我们把美国的新护卫舰项目做对吧。       来源：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 ... omes-next-jh-121625 December 16, 2025 By: James Holmes 作者简介：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 詹姆斯·霍姆斯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J.C.怀利海上战略讲席教授”（J. C. Wylie Chair of Maritime Strategy），也是布鲁特·克鲁拉克创新与未来战争中心（Brute Krulak Center for Innovation & Future Warfare）的杰出研究员，以及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University of Georgia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教员研究员。 他曾是美国海军水面作战军官，也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参战老兵。他曾在“威斯康星”号战列舰（battleship Wisconsin）担任武器与工程军官，在水面作战军官学校司令部（Surface Warfare Officers School Command）担任工程与消防教官，并在海军战争学院担任战略学军事教授。 他拥有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的国际事务博士学位，以及普罗维登斯学院（Providence College）的数学硕士、萨尔维里贾纳大学（Salve Regina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硕士。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