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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金融时报:“负担得起”的界线勾勒出悉尼严重的住房分化 在没有额外收入的情况下,悉尼一对拿平均工资的双职工夫妻,已经无法在距离悉尼CBD30公里范围内“负担得起”一套独立房子。 悉尼房价中位数预计明年将升至190万澳元,远远跑赢澳洲工资涨幅。 《AFR》委托Cotality做的数据显示,如果一对全职上班、没有小孩的夫妻,年收入中位数为21.3万澳元,又没有“父母银行”等额外帮忙,在不陷入房贷压力的情况下,他们能买得起的独立屋,只集中在悉尼一条大致南北走向界线以西的地区。 Cotality研究主管欧文(Eliza Owen)说:“我们谈的是接近工作、娱乐和各种设施的便利性。一旦把买家往外推,我们其实在加重他们的劣势,通勤距离更远,通勤成本更高。” 她说:“让人最不公平的是,我们一边要求人们去城市中心上班,一边又告诉他们,他们唯一买得起的房子在最外圈,甚至在更偏远的区域城市。” 假设这对“双收入无孩夫妻”(DINKs)已经攒够20%首付,他们可以贷款117.5万澳元,并把收入的30%用来还贷。一般认为,把超过30%的收入用在房贷上,就属于房贷压力。 在大悉尼共有160个独立房子市场区域,但其中只有28%的地区房价中位数低于这对夫妻的预算。理论上他们也可以花得更多,就像很多买家那样,但那就不再算“负担得起”,而是要承受明显的财务压力。 离CBD最近、房价中位数还在这对夫妻预算之内的,是西悉尼Fairfield旁边的小区Carramar,距CBD约30公里,坐火车单程要50分钟。根据Cotality的数据显示,对这对夫妻来说,其他最近的“可负担”小区,大多集中在悉尼外南西、外西北、蓝山和中央海岸一带。 一些经济学家把住房负担能力危机,归咎于多年来住房供应严重落后于需求,以及一些“不要在我家后院”(NIMBY)思维的地方议会不愿意让靠近市区的地方增加开发,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居民最想、也最需要居住的地区。 1994年,在距离CBD10公里内的悉尼城区里,有31.7%的小区对这类买房家庭来说还算“买得起”,不论是买独立屋还是公寓。 现在几乎80%的公寓市场对这对假设中的夫妻来说,价格仍然“够得着”。但欧文指出,这里面有很多其实难以满足下一代有置业梦想的家庭的需求。 她说:“公寓便宜是有原因的。面积通常更小,长期资本增值空间不如带土地的独立屋,还有持续的物业费。再加上大家对公寓建筑质量缺乏信心,担心后续要交特别维修金等问题。” “真正适合年轻夫妻养育家庭的三房公寓非常稀缺。” 连排屋在统计中一部分被归为公寓、一部分被归为独立屋:凡是分层产权(strata title)的房子算公寓,而独立产权(Torrens title)的算独立屋。例如一套双拼屋(duplex),大概率会是Torrens title,因此被归入独立屋。 所谓“住房负担能力界线(The housing affordability line)”,比悉尼经常被提起的“Red Rooster line”更靠西,当地人常说,这条界线大致可以从快餐连锁店Red Rooster的分店分布看出西区真正的“边界”在哪。 欧文说,这条“负担能力界线”凸显了悉尼房地产上的不公平: 一边是早就进场、已经持有房产、可以拿投资收益再去买的人; 另一边则是完全没房、只能从零开始的人。 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里,悉尼住宅土地价值整体上涨了4.7%。涨幅最高的是西区的Fairfield和Penrith这类地区,因为买家为了抢相对“便宜”的房子,竞争异常激烈,推高了这些地方的地价,涨得比大多数区域都快。 在联邦政府推出5%首付计划后,首次置业者的竞争加剧,导致市场低端的房价涨得比高端还快。 新州生产力委员会专员阿赫特斯特拉特(Peter Achterstraat)曾警告说,如果决策者不紧急应对住房负担危机,悉尼可能变成一个“没有孙辈的城市”。欧文认为,这条“负担能力界线”说明,悉尼正越来越变成一个只有获得经济援助的人才住得起的城市。 在另一项采用全国税前家庭平均收入10.4万澳元的负担能力分析中(这个口径覆盖范围更广,包括租客、单收入家庭和退休人群),Cotality发现,悉尼的房价中位数现在是全国家庭平均收入的12.5倍,而全国平均水平是8.9倍。 按这套算法,买一套悉尼的房子平均要存16.7年首付,全国平均则是11.9年。而在悉尼,新按揭贷款的月供要占普通买家收入的68.1%。 对于这一更广泛人群(包括租客、单收入家庭和退休人群),Cotality根本画不出一条“负担能力界线”。因为在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这个水平上,一个家庭最多只能贷款68.5万澳元,而在这个贷款额度下,在悉尼几乎找不到真正够得上“买得起”的独立屋市场。 根据Domain的数据,悉尼的房价中位数预计将在2026年底前涨到190万澳元,比今年9月再多涨17万2702澳元。 反对开发被指是房价危机元凶 智库“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的首席经济学家图利普(Peter Tulip)指出,住房需求已经连续多年,每年大约增加3%,但供应却只增加约2%。他认为,这个缺口就是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 他说:“供应跟不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分区管制太严。建筑商非常愿意建更多新房来满足新家庭的需求,但我们的地方议会会告诉他们:‘不行,你不能这样建。’” “当然,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作用的。简单地说只有一个因素也不准确,但从政策角度看,只要允许多建房子,住房就会变得更负担得起,这是很清楚的。” 图利普表示,那种认为“多盖豪华公寓并不能改善负担能力”的说法,是“缺乏了解的观点,已经被大量可靠的研究推翻”。 他说:“如果新州柯民思政府继续像最近这样做下去,再加上联盟党政策转向的支持,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住房负担能力改善。但如果由地方议会说了算,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没有在大家想住的区域建够房子。” 新州政府已经推出一系列改革,强制在需求旺盛的地区提高密度、增加房屋供应,例如悉尼东部的Woollahra、Mosman以及北部的Ku-ring-gai等地方政府辖区。但这些改革面临强烈的NIMBY居民反对,以及各种法律挑战,其中莫斯曼居民皮尔森(Judith Pearson)已把这项政策告上法庭。 Ku-ring-gai议会后来撤回了对这项政策的诉讼,因为柯民思政府同意采纳由该议会提出的、提高密度的替代方案。 Ku-ring-gai市长凯伊(Christine Kay)说:“我们这套替代方案将取代政府之前的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开发)政策,在保护重要的建筑遗产和树冠绿化的同时,满足政府给库灵盖设定的新住房目标。” 与此同时,Mosman议会确认,继Ku-ring-gai成功“谈判”之后,他们也在制定一套“可负担住房政策”,以便掌控在本区哪些地方可以开发、如何开发。 Mosman议会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承认低层和中层住宅政策(LMR)是新州政府住房战略里不可更改的一部分,但议会对该政策给我们社区带来的影响仍深感忧虑。议会愿意探索其它路径,在不牺牲Mosman独特风貌和历史文化的前提下,也能实现政府的住房目标。” 东区Woollahra坚持反对 Woollahra市长迪克森(Sarah Dixson)表示,议会反对这项政策,因为它完全忽视了增加密度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她说:“考虑到Woollahra的房价和地价水平,单靠改变分区或增加住房供应,极不可能真的压低价格。” “在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区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LMR政策曾经压低房价或租金。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开发商抱团收购相邻住宅,把它们拆掉,改建成豪华公寓,以最大化LMR政策所允许的额外高度和体量。” 她接着说:“只要地价因为LMR政策被‘抬一头’,再加上飞涨的建筑成本和开发商高额利润要求,用这种模式永远造不出真正可负担的住房。” 根据新州住房协议的指标,新建住房目标中,有41%分配给悉尼东部各地方政府辖区,22%分配给西悉尼地区。 新州规划厅长斯卡利(Paul Scully)说,悉尼之所以成为全球第二贵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州的规划规则长期以来过于严格、复杂、令人困惑,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建够房子。 他说:“上一届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几乎只在新开发的郊区集中建房,而柯民思政府则在全悉尼范围内重新平衡住房增长,让居民更好地接驳公共交通、就业机会和各种生活设施。” “目前住房开发申请的增长中,大约三分之二,直接来自柯民思政府推出的各项改革。” ![]() ![]() ![]() 来源: https://www.afr.com/property/res ... ide-20251119-p5ngsm Lucy SladeProperty reporter Dec 3, 2025 – 5.00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