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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中美贸易谈判的“有毒”困局 互相贴标签、精神操纵、拒绝沟通、以偏概全,中美谈判像一段严重失调的“有毒关系”。 数月来，谈判在短暂停火与激烈升级之间来回摆动。 最近一轮火药味几乎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底韩国多边峰会上的会面计划告吹。如今看似又重回正轨：新一轮筹备会预计在约10月24日于马来西亚举行。 即便如此，外界对取得超过“脆弱停火”的成果不抱太大希望。 一个重要原因是沟通渠道极其贫乏。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双方曾用“库什纳渠道”来弥补沟通问题。令美国贸易与安全官员沮丧的是，特朗普常通过其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与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后门渠道进行磋商。强硬派抱怨这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白宫内部另一些人称，这一渠道为前两次“特习会”以及最终在2020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铺了路。 这一次，没有可靠的后门渠道。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牵头的正式对话，自5月以来已谈了四轮，仍陷入僵局。迄今为止，双方连如何表述既有会谈成果都难以达成一致，更别说拟定贸易协议、确定在北京举行双边峰会的日期了。 贝森特甚至最近公开抨击何立峰的一名核心助手，称其“失去理智”。 贝森特与何立峰并非等闲之辈。前者曾掌管大型对冲基金；后者是久经政务的老手，两人都深得各自主子的信任。但他们缺乏与对方打交道的经验，也缺少对彼此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深入理解。两人之间也没有像特朗普首任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与中国时任最高经济顾问、哈佛大学受教育的刘鹤那样的专业默契。 由于库什纳如今忙于中东事务，人们尝试寻找其他“中间人”。全球一些最有权势的商界领袖被视为潜在斡旋者，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英伟达的黄仁勋、黑石集团的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他们或许可在两位领袖之间传递信息。但若要承担更广泛谈判的可靠通道,涵盖贸易乃至台湾议题,他们与任一方的关系都不够紧密。 美国国内政治也让这一角色更难扮演。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人常被扣上“叛徒”或“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中国方面的政治也同样让事情复杂化。 与美国的摩擦叠加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使中国官员在双边谈判中更不愿主动，也更害怕显得软弱。近期两名与华盛顿联络良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秦刚与刘建超的出局，更增添了紧张情绪。秦刚于2021年接替崔天凯出任驻美大使，后任外长七个月即被免。现任中国驻美大使在美国的人脉远不及前任，与习近平的直达影响力也被认为有限。2023年王岐山卸任国家副主席后，另一条潜在沟通渠道也被关闭或大幅收窄。这位前银行家与华尔街大佬如保尔森（Hank Paulson）、桑顿（John Thornton）关系匪浅。 美国方面的局面同样混乱。特朗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掏空”，让白宫失去了对华专家力量，也更难在牵涉多部门的涉华政策上实现协调。特朗普也无意复制2023—2024年拜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中国外长王毅之间那种沟通渠道。 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的前NSC中国事务主任贝兰（Sarah Beran）称，政府内部“相互矛盾的冲动”近期表现得很典型： 商务部对中国加码严厉措施的同时，白宫却游说中方多买大豆与客机。 她还说，双方对前几轮会谈结果的表述不一致，说明参与者既未敲定对外口径，也未落实到足够细节，供下一级官员在两轮谈判之间延续推进。 特朗普阵营内部也出现深刻分歧，尤其在安全强硬派与科技业领袖之间。可能的“居间人”黄仁勋就被卷入交火。他今年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亦曾随行出访；他与中国关系也不浅，自1月以来至少三赴中国，并会见包括副总理何立峰在内的官员。其游说似乎在夏季奏效，特朗普放宽了部分英伟达AI芯片对华销售限制。 但当白宫官员暗示希望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时，中国受到了惊扰。9月，中国禁止大型科企采购英伟达AI芯片。随后黄仁勋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鹰派”这个标签是“耻辱勋章”，引发特朗普阵营反弹。特朗普前顾问和国师班农甚至称应将其投入监狱。 这让中国官员更加困惑：究竟该找谁说话？清华大学的中美关系专家达巍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特朗普2.0团队更像一个忠诚者俱乐部，而非一个凝聚的团队，不同于1.0时期那些强势、老练的官僚。”他说，即便在安全强硬派内部，谁代表特朗普都不好判断：有人主张对华更强硬的对抗路线，有人则强调聚焦“美国本土”。 并非中国停止寻找后门渠道。近期，中国又“重启”了已于2021年退休的崔天凯，尝试接触总统的核心盟友或家人。崔天凯今年至少两次赴华盛顿，与商界与智库会面；他也试图与政府官员会谈（但成效尚不明朗）。 在某些离散议题上推进并非不可能：贝森特与何立峰在9月促成了短视频应用TikTok转为美国控制所有权的协议。依赖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也未尝不可，事实上，美国官员长期主张如此。 问题在于，两位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截然不同。特朗普寄望以个人魅力与谈判技巧，当面与习近平“拍板”。相反，习近平强调程序性，若无清晰的预设议程，难以同意任何事项。 一种替代路径是把库什纳或另一位与特朗普足够亲近的人请回，作为可靠的后门渠道。另一种是贝森特更多依托财政部及其他部门的丰富专业能力。 但若不重塑沟通线路，进展大概只会停留在零碎、交易式的小问题上。 即便侥幸达成更广泛协议，也很可能很快土崩瓦解。   来源：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 ... s-china-trade-talks Oct 20th 20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