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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国立大学校监毕晓普和其他该校的高管被大学校董会前成员指控霸凌、骚然和敌意行为。 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家Liz Allen出现在调查高教治理和财务问责的参院委员会面前。 她指控校监对员工”敌意和傲慢“，并表示前校长 Brian Schmidt“对校监的行为进行了约束”。 艾伦博士说自从2024年以来，“我因为寻求校董会行为更大的廉洁性，而遭受了威胁、恐吓和霸凌。” “我被霸凌到几乎自杀。我很想要的胎儿流产了。” “我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我担心我的工作和事业都脱轨了。” “我感到被威胁，极为害怕。我相信我的职位不保。” 毕晓普没有参加今天的听证会，她发表声明说她知道有这些指控。 “我否认我否认任何暗示我以不尊重、不礼貌或不文明的方式与校董会成员、员工、学生和观察员接触的说法。” “涉事证人已经启动申诉程序，在此阶段我不宜作进一步评论。 艾伦博士在4月辞职前是员工选出的校董会代表，她还指控校长 Genevieve Bell 在“多个场合”误导校董会。 “国立大学的领导层行事肆无忌惮，让校董会被蒙在鼓里，并未能充分披露利益冲突.” 艾伦博士在作证时说在今年2月一次长达两小时的会议中，校监毕晓普“对泄露机密事务的不当和非法行为提出了严重指控，并明确点名了我和那位本科生学生代表”。 “我从未在任何时候泄露过校董会的机密事务。” 在这次会议之后，校监毕晓普与她及另一人在一间私人房间会面，“她进一步训斥我，表示要展开法律调查，并打电话给记者确认我没有泄露信息”。 她回忆道：“毕晓普校监对我的情绪反应表示难以置信地嘲笑，并在某一刻阻止我离开房间。我当时极度痛苦，以至于无法呼吸，走路都很困难。” 她说这次会面带来了持续的后果。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律师事务所的恐吓信。国立大学媒体部门推迟发表我参与撰写的一篇文章。我在选举期间被排除在协调媒体活动之外，而一般大选时我都会参与这种协调。” “同事们因为害怕领导层而不敢与我合作。 “我的线上和工作活动都受到监控，最近我还收到了来自校长公共事务主管和高级顾问的多封邮件，称他们在‘关注我的公开言论’。” 艾伦说这些情绪上的创伤大到她一度想要自杀。 “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件事对我带来多大的创伤。 它如此深地影响了我，有一天开车回家路上我决定自杀。” “我停车下来，给孩子和伴侣写遗言。我给我的上司写信因为我知道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丈夫给我的电话阻止了我的自杀。” 艾伦说她和毕晓普之间的事情发生的两周后她遭受了流产。 国立大学首席执行官Jonathan Churchill当天晚些时候也来到委员会，提及艾伦的声明。 他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些言论。” “初步看来一些陈述似乎并不正确，我们将审查所有陈述，并以书面形式对这些说法做出具体回应。” “关于艾伦博士，我提请委员会注意，目前针对该大学的申诉程序……是由艾伦博士发起的，因此我无法在申诉程序进行期间发表评论，否则会损害现有程序。” 他说校长贝尔教授因患流感病假未出席调查，而毕晓普则以以联合国秘书长兼缅甸问题特别代表的身份在处理其他事务。 https://www.abc.net.au/news/2025-08-12/anu-academic-alleges-julie-bishop-bullying-senate-inquiry/1056419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