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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aldo写的‘离殇‘很感人，本以为是这几天写的，一看日期，是22年的，显然，这类记录极具历史意义，会留存很久很久的，至少让我们两三代人是不会忘的。 我也有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表舅，是我姨婆的儿子，五十年代末，上海铁道学院毕业，成绩优秀，留校当老师，正逢反右斗争。 反右运动时，毛曾说，右派分子大概在百分之五左右，所以，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就都想方设法去找出职工中的百分之五的人当右派分子----否则就是否定了毛泽东的预估，有一个段子：一个院校，为了凑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所有教职工坐在办公室，找右派分子，凑不成百分之五，谁都不能回家。因大家都认识，不好意思说谁是右派，其中一个老师去上了厕所，趁他不在，有一个人朝门口指了指，大家都点了点头，等那个上厕所的人回来，得知，他成了右派分子。 我的表舅成为右派分子的过程没那么戏剧性（也不亚于任何悲剧），他刚毕业，没人情牵连，理所当然的成了右派分子，被送去安徽农场劳动教养，二十二岁。 关了几年，也没给解释，糊里糊涂地成了农场职工，留在了农场。 我一家和他很熟，原因是，他的妈妈自他走后进了老人院，成为农场职工以后，他每年有探亲假，但上海没地方住，没有亲戚愿意接待他，我妈愿意，哪怕后来我们被扫地出门，我表舅春节来上海，我妈还是愿意接待他，一家六口挤在十几平方的屋子里，记得，他是睡在桌子底下的。 80年，铁道学院给他平反，让他回铁道学院，为了给他平反，学校调出当时给他定性的档案材料，看是哪里冤枉了他，发现，他的这一段时间的档案是空白的，因为他从没说过一句话，当时纯粹是凑那拿百分之五的数的。 回到学校，他给安排到了学校的工具房，当了一个职工。 苦难似乎熬到头了，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早年去新疆的上海人女人，丈夫故世，如果上海有房并结婚，她就能回上海，我的表舅和铁道学院的领导商量，要他们给他分配一个房子，能让他结婚，一开始学校不同意，听我家人说，他曾为此哭得很伤心，他不断地坚持，最后学校分给他一套房，他结婚了，我们都为他高兴。 好日子没几年，1997年，六十岁左右，有一天，发现大便有血，去检查，发现得了肠癌，熬到2001年，走了。 当然，这几十年，有这类遭遇的国人是以亿万来记的，但这庞大的数目是不能均摊减轻当事人的痛苦的，有时，我在想，当年，我表舅在劳改农场，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还有，在他人生最后几年，躺在病床上时，他又会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足以让人流泪。 能让人遭受如此痛苦的人，是不能被原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