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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国际教育的结构性现实：印度学生是“输入”，中国学生才是“出口” 在过去20年里，澳洲国际学生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5年12月，澳洲共有288579名国际学生。 其中中国学生63695人遥遥领先，印度学生为24644人，尼泊尔甚至未列入统计。 到了2014年12月，国际学生总数升至452965人。中国仍居首（119968人），印度第二（46278人），尼泊尔也升至13449人。 再到2024年12月，国际学生总数飙升至853045人，中国仍居第一（189,282人），但印度学生增至139,038人，尼泊尔则达65,815人，增长显著。 教育“出口”结构变化 教育出口（即国际学生在澳消费的学费、生活费等）总额在2023-24财年达510亿澳元，其中学费206亿，生活开支302亿。 分国别来看，中国贡献122亿澳元，占比最大；印度为89亿；尼泊尔为41亿。但自2018年以来，印度和尼泊尔占比显著上升： - 中国：2005年占22%，2024年升至24%； - 印度：2005年占9%，2024年升至17%； - 尼泊尔：2005年不到1%，2024年升至8%。 这意味着，澳洲国际教育日益依赖来自南亚国家的“教育移民”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出口”。 以就业为导向的留学动机 2022年Navitas调研显示，南亚和非洲学生在择校时，最看重的因素是： - 工作机会 - 低学费课程 - 永久居留通道。 教育质量并非他们的主要考量。 2023年IDP《新兴未来》报告也指出，52%国际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最关注“毕业后工作机会”，43%关注“移民路径”。 尤其南亚学生普遍依靠在澳洲工作来支付学费与生活费；相比之下，只有约20%的中国学生在澳打工，绝大多数用中国家庭资金完成学业。 “出口”的真实含义：仅适用于中国学生 副教授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在其著作中指出： “除了政府与大学，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大量国际学生靠在澳洲打工缴学费，甚至在被剥削的条件下超时工作，违反签证规定。” 这一现象在疫情期间最为明显：当教学转为线上，南亚学生失去在澳工作机会，入学人数暴跌： 1. 印度学生新入学减少65%； 2. 尼泊尔减少37%； 3. 巴基斯坦减少45%； 4. 斯里兰卡减少54%。 这说明，仅靠家庭资金，南亚国家难以维持大规模留学输出。 对许多南亚学生而言，学生签证更像是“变相工作签证”。 2023年《移民审查报告》显示，在澳居留3年的国际本科学历毕业生中，51%从事低技能工作，进一步佐证学生签证的“劳工属性”。 真正的教育出口：以中国学生为主 相比之下，中国学生大多就读八大名校，用中国资金缴费，并在毕业后离境。 这才符合“教育出口”定义。 但对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留学生而言，若未来收紧工作权利和移民路径，这些学生来源国的招生规模将迅速崩溃。 澳洲的“教育出口”产业，本质上是一种“移民输入”机制。 对来自非中源国的学生而言，学生签证实质上是“后门移民签证”。           来源： https://www.macrobusiness.com.au ... udents-are-exports/ Leith van Onselen Wednesday 30 April 20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