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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老友范琪,美国晓天叔想你了

2024-10-17 08:32| 发布者: auykj2023 | 查看: 2872| 原文链接

                                                                      范琪,你在哪里?(作者:晓田)

范琪,小名“琪琪”,他是我中学四年的同班同学,从开始同班算起,距今超过了五十年。但在1989年12月底的两个星期内我们相继走出国门,他去了澳洲,好像是悉尼。两周后我去了美国,从此音信全无,至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范琪,你你你-在-哪-里里里???”

范琪是在1989年12月中旬拿到留学澳洲签证的,但签证限定他必须在1990年1月2日前入境澳洲,时间很紧张。那时我也已经有了留美签证,时间比较宽裕,而且订好了1月13日赴美机票。所以在范琪离开上海前,我几乎每天都陪他办理各种手续。他没有买到从上海直飞澳洲的机票,只能从广州出境飞往澳洲才能确保在1月2日前入境澳洲,于是他只好从上海飞往广州转机,所以时间更加紧迫。

我跟范琪就这样在匆忙中分手了,他无法给我在澳洲的联络方式,因为他到澳洲没有落脚地点,飞机到达悉尼也没人接机。所以只能我给了他一个我将落脚在纽约堂哥家里的地址,我要他有地址了由他先写信给我。

两周后我离开了上海,那时是没有从上海到纽约直飞航班的,必须先飞旧金山入境后再飞纽约。我在旧金山入关也不顺利,海关人员质疑我F1签证的录取学校是在美国中部的爱荷华,为什么飞行目的地是在东部纽约,怀疑我是来非法打工的。我说我的大伯伯在纽约的大学里做访问教授,我想乘开学前还有一个多月,先跟我大伯伯学学英语。等海关将我放行时,飞机已经飞走了,我只能等几天后同一班飞机去纽约,而且海关还扣下了我的护照,要我2月5日上午去纽约移民局凭去爱荷华学校的机票取回护照。

于是我拖着行李箱在机场里转悠,不知所措,海关的一个中国小姐(可能是留学生做假期工的)来问我要不要帮我安排一个旅馆住下,我问怎么收费,她说大概60美元一晚,我当时就说算了。要知道那时候在中国,凭因私出国签证到中国银行只允许每人兑换40美元。我想起在我的小本本上有我小哥一个在旧金山留学的要好同学(和我也是很熟的)的电话号码,但我不会用投币电话。那时候即便是在大上海,私家电话还没呢,只有弄堂口的传呼电话,投币电话见都没见过。我拿一美元纸币和人家换成硬币,还请人家用投币电话帮我拨通对方,巧的是这位老兄正好在家,他叫我在海关出口原地不要离开(那时候是没有手机的,离开就找不到了),他马上来接我。在他家住了几天后,他又送我去机场乘坐同一个航班去了纽约。到现在我还庆幸在旧金山有一个还能叫得应的朋友,并带上了他的电话号码。

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已经天黑了,我堂哥和他的同学开车来接我。记得在路上他俩对我说:“ 你刚踏进地狱,我们刚探出地平线,看到一点亮光。”我在出纽约肯尼迪机场时看到的第一条醒目的广告语是 “ A dollar, a dream! Welcome to New York! ” 当时我堂哥还是留学生,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穷人区。我到的第二天晚上他下班回家,进门只见他脸色苍白、表情惊恐。原来他刚在楼下进入大门门厅正准备用钥匙开第二道门时,一支枪顶住了他的脑门,要他把钱拿出来。那天堂哥回家路上刚好在银行取款机上取了100美元,于是乖乖交钱保命。没隔几天,我便随堂哥一家搬到新泽西去了。
再后来没多久,我从移民局取回护照后就去了爱荷华的学校。也许在短期内多次住址的变动,范琪即便有意联络我,成功率也十分渺茫。再说离开一个生活和习惯了30多年的环境,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就像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新投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生存,我想我们俩要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在那个人生阶段里,除了生存之外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被耽搁、被忽略、被淡忘都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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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离开中国6年后才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当时我专门去了范琪离开上海时在徐家汇虹桥路的住址,我熟门熟路上五楼左边第一个单元敲门,开门的是一个陌生老人。说是老人,其实也就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我问他:“这里原来住的是不是姓范的?” 我心里是知道范琪的老婆孩子肯定都已去了澳洲,只是想从他原住所获得一点线索,因为他小孃孃一家是在上海的,从前是常常碰到的,也很熟。那个开门的老人问我:“你说的那个姓范的是哪年的事呀?” 我说:“6年前肯定还是姓范的。” 结果他说:“ 这房子这几年里至少已经换了3手了。” 线索就这样没了,后来再回上海去徐家汇,连那幢房子也没了。
范琪是我们中学毕业后和我维持来往最密切,也是最久的同学。他父母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在山东的,他父母都是北京煤矿学院毕业分配到山东矿业工作,并在那里安了家。范琪在上海由大大(爷爷)阿奶(奶奶)带大,从称呼上看,他家祖籍应该是浦东川沙。他家和我家离得很近,我家在巨鹿路上的常熟路和富民路中间,他家就在巨鹿路口到常熟路左拐没几步路的一家邮局楼上三楼和三层阁。所以常常有事没事路过都会上去坐坐,他大大是新加坡归侨,从前在新加坡做裁缝谋生,会说些英语,年老了回国和他阿奶团聚安度晚年。他阿奶一直在上海照料家务事,是一个温和善良的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时常还会招呼我留下来吃饭。两老把范琪带大,范琪为两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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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看着范琪的大大阿奶慢慢老去的,先是阿奶说话的句子越来越短了,后来只有单音节,再后来失语了,只会点头摇头笑笑。他大大本来就不太活动的,看到他都是在三层阁上坐在藤椅上。一次我去他家,范琪说他阿奶刚走失被找回来,最近他阿奶常常走失,这次走失时间较长,有一个多星期,最后在南市的一个收容所里找回来。因为他阿奶严重失语,所以收容所无法从她身上找到线索。后来我有蛮长一段时间没去他家,再去时,他大大阿奶都已去世,也是范琪为两老送的终。

范琪中学毕业后是在一家纺织印染厂读技校,毕业后留在厂里做工人,他是属于蛮聪明而且动手能力较强的人,装无线电半导体,家里水电之类东西坏了都难不倒他,还会吹笛子拉二胡。范琪结婚蛮早的,好像是在79年还是80年,是和他当时同车间的女工,比他还大一岁,婚庆时专门叫我去做他的伴郎,新房就在原来的住处。但没多久他就把房子和人家换到了徐家汇虹桥路上的新工房了,因为他原来的房子没媒卫,所以以大换小。后来他有了一个女儿,但被他妈妈带到山东去扶养了,因为我去他家很少见到他女儿,偶尔见到,范琪会打趣说她是“小山东”,不会说上海话。
范琪结婚后还有意将他老婆的闺蜜介绍给我做女朋友,一天晚饭后我正准备骑自行车去学校,他和老婆骑着车匆匆来我家,见面就说:“走,一起去见一个人。” “去见谁呀?”我说。他说:“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我说:“我现在要去学校,路很远的。” 其实我是不太接受以婚姻为目的那种相亲方式的,再说那时候在我心中已经锁定了自己的目标。但他俩还是说:“去看看,顺路的,就在静安寺,已经说好了。” 没办法,只能跟着他俩去了。见了那女生,范琪介绍了一下名字后说:“你们聊吧。” 就这样把两个陌生人扔在了那里,我不记得两人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正准备去学校。”之后,当然也就没有“之后”,这就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没开始就已经预设结果的五分钟相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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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范琪去读了电大会计专业,电大毕业后就转到厂里财务科做会计工作,工作也做得蛮顺畅。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宽松活跃的年代,各单位都开始启用年轻业务骨干,范琪那时候告诉我他有可能会被提为财务科副科长。隔了一段时间见到他,他告诉我说那事泡汤了,原来那和当时大环境出现反复也有关。

1983年由于极左保守势力的干扰阻拦,抓住一些随对外开放而带进来的西方自由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精神污染”运动,如果这只是停留在理论宣传界的讨论或争论也就罢了,但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尤其运动的浪潮涌进街道里弄,那还了得,那些平时在里弄里看上去病央央的大爷大妈一下子精神焕发。拿个小板凳坐在弄堂口,说是晒太阳,但两只愚昧呆痴的贼眼专门用怀疑的眼光打亮进出的年轻男女,如果谁家进去人多了几个,就关心人家窗户的窗帘是不是拉起来了。于是就传出某人家里可能在跳黑灯贴面舞,或在某人家里有可能在看黄色录影带,然后就有里弄干部带着派出所民警借个名堂来敲门探个究竟,直接干预平民百姓的私人生活空间。

范琪家是有海外关系的,他大伯伯就是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的华侨。虽然现在在我们国人眼里并不待见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但在四十年前,比我们更穷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很少人家有家用电器的。范琪的大伯伯回国探亲,就给他带了一台录放机。当然他少不了去搞一些盗版的海外录影带在家里看,有时和他要好的朋友同事一起看。就在那段时间里,里弄里的墙报上贴出治安告示,要求“擅自在家聚众观看非法录影带者,限时携带录放机前往所在街道派出所登记说清楚,既往不咎。否则将以违反治安条例论处,并没收犯罪工具。” 胆小的范琪自然选择“说清楚,既往不咎”,结果派出所里接待的警员翘着二郎腿,嘴角叼着香烟,递给范琪一张纸说:“登记一下,东西留下,你就可以走了。”“东西”就是那台录放机,后来也就不知去向,其实去向是有的,只是被他人占为己有享用了。说是 “既往不咎”,其实是要“咎”的,范琪在工作单位的晋升机会因此没了下文,这可能也就是范琪产生出国念头的最初由头。

我在1989年6月有过一次美领馆签证经历,没有成功,主要是“经济担保”资料不够充分,随即赴美签证业务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止了。那时范琪也正在积极办理澳洲留学的申请,学校已经有了,也在愁“经济担保”的事,他知道我就是卡在这事上。一天晚上,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国际长途电话厅给他菲律宾大伯打电话,叫他大伯帮他和我各办一个“经济担保”。我说:“那怎么行,先叫他帮你一个人办,看看行不行再说。” 他说:“一样办就办两个,反正又不用他钱的,平时他口气很大的。” 到国际长途电话厅,好像是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排队的人很多,当时正是留学潮,都是来打对方付款的国际长途电话,国际长途的话费是很贵的,可能一个电话就要耗去了你一个月的工资。电话厅沿墙是一格格小电话亭,轮到范琪了,我对他说:“千万不要勉强,能做一个就保本了。” 他进了小亭子没多久就出来了,脸色泛红,表情略有尴尬地说:“册娜,阿污卵!讲伊刚刚生意倒闭。” 不用说了,一个也没成。

好像到10月底,美领馆恢复了签证业务。在这之前那段时间里,我作了充分万全的准备,所以很顺利拿到了赴美签证。那时候范琪还在投五投六,直到12月中旬他也拿到了赴澳签证,他第一时间就来告诉了我,我问他后来 “经济担保” 怎么办的?他说:“病急乱投医,找到大大在新加坡时娶的小老婆,现在在加拿大,她帮我付了澳洲学校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我真为他高兴,我俩都心想事成了。于是就这样我们离开了那一片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土地,开始了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又无法预测结果的新生活。但我们都没有胆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作出义无反顾的自主选择。

三十五年过去,我和范琪在地球的两端,互不知彼此。但我相信琪琪会过得很好,因为他聪明能干、思维敏捷、灵活应变,一定能充分发挥出他的个人价值。希望琪琪能看到此文,他是否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份牵挂。

希望看到文章范琪叔的亲朋好友,帮助联系,老友真的很想你,喊你回沪吃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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