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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为什么美国无法启动绿色版的马歇尔计划？ 你是否是一个计划推出重大国际倡议的政府，希望在促进经济进步的同时兼顾战略利益，并以道德正义为包装？ 这里有个想法：为什么不把它称为马歇尔计划呢？ 美国战后计划以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命名，他是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国务卿。 该计划花费了大约美国GDP的5%，以支持西欧的经济，抵御苏联的威胁。 今天，美国面临的双重挑战，气候变化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在性质上似乎大致相当，因此，呼吁重复这一计划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北京方面也有类似的呼声。 最新的提议来自迪斯（Brian Deese），他曾是拜登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攻势，涵盖技术转让，金融和贸易等领域。 这个直觉是正确的，但与杜鲁门的原始计划不同，美国在几个关键领域缺乏实现这一雄心的能力。 正如迪斯自己承认的那样，提及原计划可能过于简单化。 最擅长使用这一策略的代表是前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他在15年内呼吁至少五次实施马歇尔计划，分别是：2001年针对一般援助，2005年针对非洲援助，2007年应对气候变化，2010年扩大全球金融监管，以及2016年（可能有些夸大了这一概念）援助叙利亚难民。 1948年启动的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金额本身并非决定性因素。它嵌入在一个冷战初期的军事和战略援助政策中，该政策还通过金融，技术，特别是贸易，提供一体化支持。美国早在1944年就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国际金融治理，包括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并支持战后西欧的发展。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美国在绿色技术和发展金融领域的实力都不及中国。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像冷战时期的欧洲国家那样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在发展绿色技术方面起步较晚。在一些关键产品上，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和电动汽车，其技术成本更高，性能也往往不及中国，这部分原因与中国的大规模补贴有关。 加拿大最近的表现显示，选择站在美国阵营中的代价与战后西欧相比并不那么有吸引力。在华盛顿的外交压力下，渥太华上周宣布将效仿美国，对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 显然，加拿大不需要美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尽管它是北约成员国，但也不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其消费者不得不放弃廉价高效的中国电动汽车，经济回报主要是继续参与目前仍不发达的北美电动车生产网络，这些车目前相对昂贵且不令人印象深刻。 维持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也可能在权衡之中。 美国在其它形式的技术上有更好的领导地位，如地热能源，但其它国家政府仍然可以择优选择。迪斯正确地指出，过去一年巴西，泰国和土耳其等一系列国家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国家适合被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清洁能源联盟。 但实际上，这些政府通常在保护某些领域（通常是基本工业产品如钢铁）免受中国廉价出口影响的同时，仍然普遍欢迎中国投资，包括在电动汽车领域。 另一个关键区别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共识程度。 确实，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山仍存在孤立主义因素，通常由来自俄亥俄州的强大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但尽管国会阻止了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建立，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对手，接连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协议早在1947年就达成。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延续了其国际主义方针，美国的孤立主义逐渐消退。 如今，美国已经从世界贸易组织（WTO）中退却，并建立了保护主义关税。如果唐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版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好处可能会迅速被剥夺，或者至少在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下大幅减少。无论你怎么评价中共，你可以相当确定它在五年后仍将掌权。 迪斯的直觉是正确的，但今天的美国无法匹配1948年的霸权实力，目前的政治环境也不适合利用它所拥有的能力。 马歇尔计划目前还不是美国作为全球绿色技术领导者雄心的恰当比喻。 现在，对抗北京的影响力斗争将比当初对抗莫斯科时更加复杂。   来源： https://www.ft.com/content/a8198ad7-779c-4e35-b560-ab3bb6520779 Alan Beatti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