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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我们美国能同时应对两场大战争吗？ 美国是否需要具备同时应对两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最近，美国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正确的做法。 根据五角大楼的官方规划原则，美国目前无法同时应对两场大规模战争。 即使不完全相信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和中国在内的“新邪恶轴心”的存在，人们仍担心，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与其中一个国家开战，另一个可能会趁机进行侵略。这尤其令人担忧，如果潜在敌人认为自己可以迅速获胜，制造既成事实，即使美国在另一个战区结束战争后也难以扭转局势。 为了确保威慑力，并在已经与第一个敌人交战时防止第二个敌人趁机侵略，美国多年来一直追求某种形式的两场战争能力。在冷战期间，美国通常旨在能够与北约盟友一起在欧洲对抗苏联集团，同时在其他地方应对至少一场同时发生的冲突（如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 因此，冷战期间的美军规模通常比现在大60%到100%。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削减了武装力量，但保留了两场战争的规划目标。然而，这两场战争的假想敌已不再是能力强大的对手，而是像伊拉克、伊朗、朝鲜或叙利亚这样的较弱对手。事实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多年的重叠战争，尽管它们与这些力量规模模型中设想的典型情景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长期且中等规模的战争，而不是短期且大规模的（如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由于其持续时间，美国不得不在这些战争中错开其最高努力，在小布什总统期间重点关注伊拉克，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则重点关注阿富汗。 大约从2015年开始，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国防部长卡特（Ash Cart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Joseph Dunford）创建了一个“4+1”威胁框架，俄罗斯和中国加入了伊朗、朝鲜和跨国恐怖主义的行列，成为五角大楼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和继任的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优先考虑了俄罗斯和中国。 拜登政府在国防部长奥斯汀领导下保持了非常相似的国家防御战略。 根据官方原则，今天的美军应该能够同时做到以下几点： 1. 与盟友一起，击败中国或俄罗斯（但不能同时击败两者），冲突分别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和东欧地区 2. 保卫美国本土，同时维持核威慑力 3. 威慑朝鲜和伊朗（未具体说明如何威慑） 4. 作为所谓“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继续打击跨国暴力极端主义组织。 但这仍然只是一个单场战争的框架。 这对当今世界来说足够吗？ 在跳到我们需要大规模国防建设的结论之前，还有一些其他考虑因素。撇开美国的国防预算已接近九千亿美元这一事实不谈，这已经超过了冷战高峰期，是中国预算的三倍和俄罗斯预算的六倍，在美国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结构性联邦赤字背景下，大规模国防建设难以想象。 更重要的是，上述四个敌人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确实已经串通在一起，但不太可能真的为对方而战。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来说，故意与美国开战将是一个重大决策，不太可能仅仅因为美国似乎暂时分心而做出。 此外，今天的美国陆军甚至无法招募足够的兵力填补当前的需求，其他大部分军种也在努力实现人员目标。 最重要的是，对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来说，军队的质量一直被视为比规模更重要的优先事项。国防规划者希望在快速技术变革的时代，专注于提高军事的致命性、生存能力、可持续性、弹性和适应能力。 美国确实需要加强对同时发生的机会主义侵略的威慑力。但正确的标准可能是确保国家拥有足够的关键能力，以便在面对四个主要潜在敌人中的任何一个时，与盟友一起，都能阻止其快速成功的进攻，同时集中大部分兵力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 正如托马斯·曼肯（Thomas Mahnken）最近有力地论证的那样，多战争规划框架的另一个关键好处是，它实际上会创建一个战略弹药储备。通过在几个主要海外战区为多场战争生产和预置弹药，美国实际上会为单场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或消耗更多武器买时间。这项政策还会在战争爆发时，为恢复坚如磐石的多战区能力争取时间，启动更多武器的生产。幸运的是，这些都是可以实现且负担得起的目标，国家防御战略已经口头承诺了这些目标。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拥有能力，而不仅仅是正确的言辞。 为了支持这种战略，可能需要的一些关键额外能力包括： 几支专门用于韩国的“第五代”战斗机中队（在任何战争初期攻击朝鲜导弹发射器，限制对首尔的损害） 驻扎在西太平洋的无人潜艇，配备反舰传感器和导弹，以帮助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台战争 在冲绳的垂直起降飞机，配备可用于同一目的的弹药 用于中东的专用导弹防御系统，类似于最近帮助阻止伊朗对以色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系统； 以及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一支美国地面部队，由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支持，作为对俄罗斯侵略的永久威慑。 同样，增强传感器网络和弹药储备也是合理的。 这种适度的部队扩展的价格标签绝非小数目，但每年不会超过数百亿美元。可以通过国防预算的选择性削减部分资金。 随着我们为今年秋天的总统选举和明年的新国防审查做准备，这些有关可能的同时战争，但也包括同时威慑的问题应该成为美国战略辩论的中心。 本文作者：Michael E. O'Hanlon 他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专攻美国国防战略、军事力量运用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 他领导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以及国防工业基地工作组，并担任菲利普·H·奈特国防与战略讲座教授。 他还共同领导非洲安全倡议。 此外，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他还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 O'Hanlon曾在2011-2012年期间担任中央情报局外部顾问委员会成员。 他的最新著作《现代战略家的军事历史：1861年以来的美国重大战争》（Military History for the Modern Strategist: America’s Major Wars Since 1861）于2023年1月由布鲁金斯学会和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社出版。     来源：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 ... wo-wars-once-211324 by Michael O'Hanlon Follow @MichaelEOHanlon on Twitter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