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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计划带着娃一起回，怕老二不习惯，自己一个人回的。本来计划是十月底的行程，因为开始上班，拖到了十二月底。 今天刚飞回澳洲，就赶紧趁着记忆还热乎，写几句感想吧。 21号到上海，下飞机恰逢四五十年最冷的冬夜，哆哆嗦嗦上了出租车。让我吃惊的两件事：一个是大众出租的司机告诉我，他也接滴滴和其它网约单，而滴滴的车如果是租来的，也要交七八千的月费，滴滴司机和出租车司机收入也很接近，大约在七八千到一万出头。二是当我问他疫情期间的营业状况，他冒出一句：这世界哪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封城期间他们因为没户口没组织，压根没人管，最后不得不逃回老家三个月。） 再说说浦东机场，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下了飞机要先搭乘地铁捷运才能到取托运行李的航站楼。上网一查，原来是卫星厅S1和S2，当初设计是为年吞吐量八千万旅客准备的。经过这几年折腾，客流量不但没按照计划增长，反而一路下滑。别说卫星厅的商铺，就是T1 T2原来的店铺也纷纷关门，机场的惨淡成为回国探亲旅游的谈资。我就说一个例子，我在S1餐饮区一个厕所里，晚上六点左右，一个人笃笃定定上完大号，洗脸刷牙，足足呆了二十分钟，愣是没其他人光顾，这在任何一个国际机场都难以想象。 十天时间，到过三个城市，无论何时何地，天空永远是灰色的雾霾。所有户外活动都在朦胧背景板笼罩下，让人压抑，只有晚上灯光下的城市才感觉恢复了正常。这也仿佛隐喻着如今言论环境的严苛。跟我吃饭的哥们，我刚说了习近平三个字，他马上说：等一下，让我先把手机关掉。我虽然对大陆的舆情控制、言论尺度有充分了解，但这么直截了当的反应也着实吓了一跳。不知道是怕惹祸还是真的被洗脑，听到好几个人说新冠病毒是美国人投毒。如今的经济困难也是美国人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些荒诞不经的阴谋论似乎颇有市场，信者有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有一直在外企供职的八零后。除了在高校当教师的朋友，其他人都不相信文革会再来，理由是现在的人没有这么头脑简单了。但也无人能解释为何李克强被离奇死亡又禁止悼念，相信美国人投毒的那位长辈还相信李克强葬礼上的程虹是别人假扮的。上海的各位亲朋，除极个别人，都对封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是政府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得已而为之，对病毒的恐惧导致仍有许多人还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戴着口罩。虽然对封控造成许多悲剧表示惋惜，对清零突然结束造成大规模老人死亡也很叹息，但极少有人因此责备政府。 严格信息管控和认知控制的确有效，加上大部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几乎没有训练过，无法识别自相矛盾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即便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和苦难，真正觉醒的人并不多。 有两点是所有人的共识，一个是如今经济的下行和窘迫。几乎各行各业都在裁员，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房地产开始大幅下跌，这些事实每个人都亲眼所见。不过大部分人乐观的认为2-3年时间就可以走出这个低谷期。二是所有人都很少发布消息，包括朋友圈。有专心鸡娃的，专心斗地主的，专心养生的，专心如何润的。但所有人都学会了闭嘴。 普遍存在的焦灼感让我喘不过气。电梯每一次停靠，一定有人按关门键。饭店门口等位，没有人会尊重先到者，要么就是依靠发排队的号码，要么就是依靠人贴人，和过去没差别。百度导航，在红灯路口可以显示还有几秒变成绿灯，争分夺秒，已经成为字面的现实。百度搜索，几乎没法使用，排在前面几十个都是广告和竞价排名。百度导航，直接播放语音广告“王老吉欢迎你。。。。”下载了携程、美团、神州租车，也用过许多微信小程序，界面简洁明了，功能清晰快捷的非常罕见，莫名其妙要求开放各种功能的、胡乱展示视频和广告的，太费神了。 另一个体会就是，金钱能获得的特权，中国要远远多于澳洲。有钱，你可以马上做全身体检、可以马上住院手术，可以让骑手半夜给你送酒、可以让厨师半夜给你做饭、深夜照样可以推拿洗脚，还可以找到各种客服通过电话、微信提供咨询服务。在澳洲，你没有这些特权，可是，你如果是一个服务人员，也无需加班加点提供这些服务。按照国家统计局十二月公布的数据，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9小时，而澳洲该数字是31小时。这一方面是互卷互害恶性竞争的结果，也是低人权社会的必然。 更加悬殊的是服务的价格：中国的骑手送一单外卖收入约1澳元，而澳洲的uber送餐一单是8-10澳元。中国的骑手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送餐的餐厅吃饭，而澳洲的底层收入者却过着和中高收入阶层差别甚微的生活。衍生出来的就是不同收入者的社会地位和隐性歧视。中国对低收入阶层的歧视甚至可以公开宣示：读书不认真，就要去扫大街；对服务人员吆五喝六更是常态。在澳洲，这些已经不能放到台面上了。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正可以拿来描绘当下的中国。低劳动力成本是产业优势，但对于身处低收入阶层的个人，他们又如何能甘心自己成为发展的代价呢？ 十年前移民澳洲，是为了洁净的天空和水，是为了让娃自由成长。现在又懂得了，只有在更加扁平的世界里，每个人的尊严才能更有保证。对于六亿月收入不足一千的人们，他们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毫无希望的苟活？我为什么要被敲骨吸髓的剥削？我为什么还不起来推翻这个让我颜面尽失，让我猪狗不如的体制？我虽然不是一个左派，但也很难相信一个极度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可以长久稳定的发展。毕竟人类文明早已经脱离了奴隶时代，并高举着个体自由解放的大旗。 五年没有回去过，父母辈的，岁月清晰可见。同辈的，反而觉得变化不大。小一辈的，变化最剧烈。同学同事的孩子，有送到海外读高中的，有娃在疫情中自救互助的，有娃在网上直播卖课程的。总的感觉是，九零后的孩子最健康，他们的父母都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因此他们的童年既有丰富的物质供应，也有乐观向上的精神氛围。普遍来说，他们更自信，更有自我意识。希望在他们身上，未来靠他们创造。经过经济下行的考验和磨砺，他们能不能脱颖而出，肩负重任，创造一个和平、繁荣、自由的中国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