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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先生在电话里约我去品茗谈艺。不用多想，这必是一桩痛苦之事。我婉言谢绝了那份热情。这种情况出现了多次。可见“婉言”有时也害人，至少害得人家白白忙乎了一阵。 我并不认识左先生。一天，有人打来电话，宣布：“你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声音宏亮，语调振奋。原来对方是我的散文集的编辑，姓左。他“编这部稿子，最认真，最愉快，最省心！”还有一句潜台词：最识货！当时，我因被误导而致激动，仿佛已经“酒逢知己千杯少”了。 几天后，我兴致勃勃地去出版社审读散文集清样。不看则已，越看越吃惊，越生气，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又一棒，而且一棒比一棒生猛。那不是木棒，而是铁棒。不客气地说，我真想捕获左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饱以重拳，务求面面俱到，最好也能一拳比一拳生猛。想象之中，那不是肉拳，而是铁拳。后来我暗忖，幸好左先生没在场，否则他先是握手拥抱相迎，后是夹紧尾巴逃跑，滑稽不说，责任谁负？ 首先，我发现作品已经惨遭篡改。说“篡改”而不说“改动”，是因为原文被划掉的许多段落，混进了由左先生独立“创作”的新内容；新内容和文学不沾边，但厚积薄发，当推为“思想汇报”的八股范文，非常人所能为。这的确是篡改。不难看出，他是下了一番苦功，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也许还熬更守夜，干得汗流浃背，满面红光。难怪他每一次在电话里的口吻，都不像编辑，而像功臣，而像伯乐，并且有收我为关门弟子的态势。可怜我的一百六十一篇稿子，被砍杀得没有一篇完整的；连“自序”也未能幸免，仿佛那不是“自序”，而是“他序”。这些篡改之处，表达的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他的胸臆。他在竭尽全力地担纲“导师”，帮助我“统一思想”。这哪里是我的作品集，应该是二人合集啊！我不可能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笑的是还改出（改后新增）了几个错别字；同样可笑的是有些地方改得莫名其妙，让你弄不清他的思想脉络：如“二”改“两”，“扯”改“拉”，“归”改“回”，“饮”改“喝”……说实话，左先生的无私奉献，真是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功夫下得越深，越不讨好。我想起孟子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估计他也遇到过砍伐增补过他的文章，并请他品茗谈艺的左先生的老先人。 仅仅如此，也许我尚能原谅。因为这勉强可以理解为技术问题，属于好心办坏事。最令人气愤的是，从篡改过的字里行间，我看见了“左”氏幽灵，“左”氏活尸！比如：原文为“退伍军人娶了‘二婚嫂’”，结果“退伍军人”被“润色”成“进城民工”，似乎前者只能娶处女，后者娶“二婚嫂”却刚好合适；原文为“退休老领导用不上小车”，结果“用不上”三字被“精炼”成一个“坐”字，似乎是我在不顾事实胡说八道，而老领导继续享用小车才天经地义；原文为“农民生活赶不上城里人”，结果“赶不上”被“斧正”成“赶上了”，似乎城乡差别、三农问题等都是我平空捏造的；原文为“局长被‘双规’了”，结果“局长”被“降职”处理成“副科长”，似乎各行各业的中高层干部，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败类都在基层……另外，原文中的“世道凶险”，全成了“欣逢盛世”；有关“文革”的文字，都被删得一干二净，“防扩散”非常卖力。而这类文章，删去的正是重点，阉掉的正是精华啊！照这种势头，只差把原文中的“四人帮”偷减成“三人帮”甚至“二人帮”。这些躲藏着幽灵，跃动着活尸的文字，虽然由左先生独立“创作”完成，却将以我的名义出版发行，让我背上“左氏嫡传弟子”的黑锅，平生何时受过这么严重的侮辱！ 既然如此，我怎么可能和自己切齿痛恨的“左”氏幽灵，“左”氏活尸，共同品茗并切磋文艺呢？有什么好品的？有什么好切磋的？我配吗？ 我的判断是，这位左先生，已经不可救药了，因为他，早已经练就了主动“左”，自觉“左”，不计报酬、不惜成本地为“左”大肆开拓市场的恶德。我不便直言相告，只能警惕他，疏远他，防止他带给我严重的精神污染，以保全自己抗“左”反“左”的大脑。我认为，当代中国发生的民族悲剧，历史闹剧，文化惨剧，宵小丑剧，无不与“左”有着直接关系。所以邓小平老人说：“‘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最大的危险还是‘左’。”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后，一切残余的“左”毒病菌携带者，尤甚是毒入膏肓者，既是受害人，又是可怜虫，还是“活教材”。我鄙视这类胸怀全球、兢兢业业的“导师”，永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