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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4、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黄欧东当时是排列在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曾绍山因事未主持这次常委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这里，必须说明，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对省高院的死刑判决建议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并无判死刑的权力。 5、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1975年4月3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6、毛远新是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参加了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也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正的说，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责任。这是因为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所以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曾绍山因事不在时，是由黄欧东主持。若黄欧东不在，则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距离”主持辽宁省委常委会还“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周恩来总理口头指定临时负责辽宁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参加辽宁省委会议的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我们认为张海妮律师所言，是有道理的。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 关于张志新在1975年4月4日执行死刑前被割断喉管的说法，是整个“张志新案”中最骇人听闻的情节，也是让无数善良的人们最为震惊、最为愤慨、最无法容忍、感情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残酷行为。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陈禹山们在1979年6月5日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没有明说：“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乐团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文，文中诉说：“1975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处死刑……。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来了四条大汉，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共产党员许俊基《伸张正义 维护法纪》文， 1979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郭罗基《谁之罪》文， 1979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走向永生的足迹》文，上述三篇文章均说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补充……。”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四大队二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文，该文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写道：“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来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习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该段文字的小标题为“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以上引用了报纸上正式发表的七篇文章中的相关描写。 首先，经过调查了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的事实是毛远新从未同意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毛远新请示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的过程中，所谓毛远新“同意”、“指使”、“批准”对张志新“割喉管”的事情，从未作为一个审讯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件事与毛远新无关。 但是，张志新是否“被割断喉管”呢？ 1、以上引用的七篇文章中，张志勤文、许俊基文、郭罗基文、陈禹山文四篇文章均明确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使用的词均为“割断”。 对此，我们反复找知情人进行了认真的了解。答复非常明确，所谓“割断张志新喉管”或“割断张志新气管”的说法都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为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经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的决定，在宣判死刑大会前，由沈阳市公安局卫生所的医生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 张志新从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实际上被《光明日报》自己发表的文章所证实。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的补充……”。该文记述：“据一位难友回忆，大会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张志新戴着手铐脚镣，身上绑着绳子，胸前湿了一大片，没有人押着，仍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请注意，该难友没有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也没有看见胸前的“血”湿了一大片。 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张志新跳下刑车，仍然昂首挺胸，一步一步庄重地向行刑地点走去。”“到了行刑地点，张志新仍然昂首挺胸，凝视远方，俨如冬梅傲雪，酷似秋菊凌霜……”。——请注意，管教人员也没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其实，人们依靠常识，也可以判断出，一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的人很快就会死亡，不可能参加宣判大会、上车押赴刑场、下车走到行刑地点。 2、陈禹山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倒在地上割断了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舌头”。请问，“割断了气管”如何“呼喊”？ 3、以上引用的第一、二篇文章中共有三处使用“秘密”的描写。一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加处死刑”，另外两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在那里“割断了她的喉管”。 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经层层法院报批，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监狱全体犯人大会宣判，经大布告张贴，何来“秘密 ”。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又有“意旨”，又有“同意”，何须“秘密”？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何来“秘密”？ 但陈禹山们为什么非要“秘密”呢？因为这个假话说的太大了。陈禹山们要留退路。如果有人坚决不相信，“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找不到人。如果有人要将这个“罪恶”落到实处，也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还是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还是找不到人。 写到这里，1979年有关“张志新案”的一个情况是不能遗忘的。 1979年，从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止，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许多报刊将“张志新案”的宣传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数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强烈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凶手。直至发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在一切进行的“如火如荼”时，突然之间“张志新案”的宣传停止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吗？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非毛化运动”何时停止过，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而且至今还未停止，怎么可能是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呢？这样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志新案”的“故事”宣传得太离奇了，群众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杀害张志新的凶手这个要求其势汹汹，已经无法落实，无法交代了。所以只能“奉命”停止了。但是，无数善良的人们的正当要求怎么回答呢？于是，就有了1979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文。该文说：“杀害张志新的刽子手当然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像张志新这样的冤案，我们一般的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的罪责不应当由那些有关的人来负。而应当由林彪‘四人帮’和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来负”。——然而，这样的解释能令人信服吗？ “文化大革命”后，除“两案”（“林彪案”、“王张江姚案”）外，法院还判决了很多“造反派”、“三种人”。所以“张志新案”的“有关”责任人未被处理，不是“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而是找不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责任人。而找不到责任人，又是因为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 如果陈禹山们坚持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确有其事，那就请陈禹山们将“割断张志新喉管”的相关人员，包括“提议人”、“请示人”、“批准人”、“执行人”、“证明人”等全部揭露出来。同时包括那三十多例被割喉管人的相关情况也全部揭露出来。 中国有句老话：谎话说不圆，行家们的经验之谈是谎话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将割破声带的手术有意歪曲，编造成耸人听闻的血淋淋的“割断喉管”，连同本文上述凭空编造“杀了算了”，并将这两个责任栽赃陷害大造舆论，强加在毛远新的头上。而毛远新又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泽东抚育长大的亲侄儿。连毛主席的亲人，连毛主席本人都敢诬陷，在中国谁不在他们诬陷的恐怖之中！？ 张志新刑前是否被逼疯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一文。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于是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在床上大小便。”（请注意，“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怎么能“在床上大小便”）。该段的小标题为“张志新刑前已被逼疯。” 然而，同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6月5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道：“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天下午6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张志新宣读死刑判决书。张志新镇静如常。……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室……，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 还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7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走向永生的足迹》中说：“临刑前，在沈阳东陵区大洼刑场上，她昂首挺胸、怒目苍天、视死如归、稳步向前……”。 所以，陈禹山们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而且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陈禹山们一会儿说张志新疯了，一会儿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张志新死刑前的精神状态，据知情者说，张志新得知她将被判死刑，曾写了一个条，大意是：“我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请求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张志新的要求报到某某（暂不点名）处，某某说，省委常委已经研究过了，变不了。 写给几位作者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对本文引用的几篇文章的作者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朱建国、张岳琦、陈少京等说几句心里话。我估计，各位很可能并不真正掌握“张志新案”的真实情况，可能不自觉的成为了“传声筒”，将不是事实的内容写在了你们的文章中，或说在“专栏”的节目中。各位很可能也是“受骗者”，像我自己过去一样，。我在文章中请各位回答的问题，估计各位很难回答。我的目的在于说明真相，揭露骗局，并不想为难各位，请理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如果各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的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本人建议各位坚决地与陈禹山们划清界限，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本人向各位致礼！ 写在结尾的话 我们在调查了解“张志新案”的过程中，翻看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牵扯到毛远新的议论、说法和传言。深切地感到高调“宣传张志新案”的主要政治目标并不是林彪、“王张江姚”,也不是当时年仅三十多岁深得毛泽东喜爱和信任的侄子毛远新，而是通过林彪、“王张江姚”和毛远新的“传递”，将目标最终锁定在“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本人的身上。而这一切都是在不言之中的。当然，暗示也是明显的。比如“谁之罪的全民天问”，比如“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比如朱建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的文字“……割断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近年来有关“张志新案”的真相已有一些披露，比如张志新与原在东北的某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关系，比如张志新一些言论的来源，比如张志新的婚姻状况，比如张志新多次恶毒攻击毛主席是自我毁灭的说法，比如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等等。在辽宁，在沈阳还有很多人了解张志新，也了解“张志新案”。总之，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 客观的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然而到了1979年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挖掘了出来，歪曲、篡改、编造，改写成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张志新案”成为了他们抹黑毛泽东时代的工具。 近几年来，我参与揭穿的“阴谋史学”故事至少有两件。一件是所谓“田家英死亡真相”的故事。该故事编造、暗示田家英是被毛泽东派人秘密杀掉的，根本不是自杀。黄纪苏 2006年在香港《凤凰周刊》上写文章揭穿了这个谎言，并创造了“阴谋史学”这个概念。第二件是所谓“邓颖超日记”。编造者们凭空编造所谓“邓颖超日记”，其内容是用编造的故事诋毁毛泽东，编造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矛盾。 三十年来，“阴谋史学”大行其道，单单针对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就已经从建国后扩展到了建国前，几乎涵盖所有的历史时期。当然，“阴谋史学”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多少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却以真实历史的面目出现，欺骗了很多的人。 我深信，今天“非议”毛泽东的绝大多数人是被恶意编造和歪曲的历史所误导、所欺骗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偏见，自觉的“非议”毛泽东的。 我强烈的感觉到。在“阴谋史学”的故事背后，是尖锐的阶级对立。是立场、感情、世界观、人生观的尖锐对立。 我坚信： 历史在前行，历史的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的。 对历史真相的深入发掘和思考，将有利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