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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记事——何大明 何大明---同学暱称之为何大，四中的初中同班同学。 还有文中谈到的施以正同学。 在《二贤堂》上读到此文，方知他已故去，且如此悲惨和意外。 去年校友会大家还谈起他，为他的恢复而欣慰。 世事无常！ 《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兵团战报》《解放全人类》……那时候的北京中学生差不多都看过这几份由中学生自己办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几乎都发端于北京四中。 这真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不过，本人那时已在他校读高中了，同学文革中，以及后来的状况不甚了了。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 记何大明兄 ·维一· 前不久，友人寄来中学时代的学长沈大伟的两封旧信，那是四十年前大伟兄在缅甸从军时写给在北大荒插队同窗的。此后不久，他就象此前的张育海兄一样，也死在一场缅共部队与缅甸政府军惨烈的战事里面。按说，二十郎当岁正该是刻苦攻读，或是施展抱负的年华，可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为什么要去参加缅共叛军，这些旧话说在如今真有如隔世的奇谈，绝非一言能够道尽。 眼下又接到一封来信，告知我中学时代的另一位学长何大明在青岛过世。几天之後，我的小学同窗也夫兄告诉我：大明兄是被一辆汽车撞倒，死于一场眼下并不罕见的车祸。 说来惭愧，几十年前，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动荡，我没有得着机会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这两个学生时代的同学。後来虽然读了几年研究所，但学科冷僻，整个研究所不同专业的同窗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个人。正是因为同学少，也就特别珍视这些难得的情份，而其中象张育海、象沈大伟、象何大明这些曾经给我的少年时代以许多启示的学长都是我很看重的。“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沈大伟、张育海兄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亡故，虽然旧事重提仍然不免使人感触良多，但旧日的伤痛毕竟渐渐抚平，而何大明兄新到的死讯却无法不让我细细回想那些往事，那些如果不是他的故去或许会被我慢慢忘却的往日旧事。 一、 我和大明在手帕胡同里的师大二附小就是同学，他高我两级。按说年龄差上两岁并不算多，但在小学生里高一级就要成熟不少，再说大明人也聪明，尤其显得如此，我也一直拿他当兄长看。 二附小的后身是东铁匠胡同，跨过东铁匠，对门是原先的一家俄语专科学校，简称“俄专”。到我上小学的时候，俄专已经没有了，留下个俄专操场给了我们小学。操场虽然不算很大，但对一家小学来讲也不算小，那里是放学之後我们的乐园。当初大明足球踢得好，我也喜欢足球，我认识大明就是在俄专操场的足球场上。大明奔跑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起步突然，只要球长传到脚底，他就可以一路带球沉底，往往让人防不胜防。 後来我又知道大明并非只是足球踢得好，他还爱看话剧。记得是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大明已经要考中学了。那年的六月有个“话剧月”，我那个时候除了京戏还迷话剧，差不多隔天晚上就要去看一场。去得最多的是王府井北口人艺的首都剧场，如今记得起来的戏码有田汉的《名优之死》、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曹禺的《北京人》之类。而每次看戏都能遇到大明，我好奇地问他，都快要升学考试了，怎么还有兴致来看话剧，他听了只是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我还发现，他每次都是买最便宜的票，座位当然也就不大好。到了开场，灯光渐暗，只见他身影一闪，就摸索到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好在那个时候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大家有钱最要紧的还是满足肚子，一般戏票都不大卖得满座，他也就多能如愿以偿。要是座位满员，或者检票的来轰他，他也还有办法可想。那时人艺的剧场大约是苏联人帮助修的，每排座位的过道两侧都装有折叠的加座，但并不售票，大多闲置。碰到这种情形，他就放倒加座的折椅看戏。虽然加座没有靠背，一场戏下来腰都要直挺挺的，比台上的演员并不轻松，但散了戏一同回家，大明都会兴高采烈地和我谈论戏码和剧情，有的时候还会传授给我各家剧院买便宜票坐前排座的诀窍。後来听他说起我才知道，他家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几年前已经从京城谪贬到青岛去了。他一个人留在北京，虽然有个外婆照顾，但生活的一切都是自理，很小就懂得节俭，这又让我对他不免佩服有加。 除了踢球和看戏，大明的功课也很好。记得他临大考之前不久，我又在俄专操场上踢球碰见他，好奇地问他报考哪家中学。他似乎不大愿意跟低年级的同学谈论这样的人生“大事”，就摆出一份不经意的样子说：“四中吧，我想。” 我听了心中一惊，他口气还不小。那个时候北京的小学生听了四中，犹如高中毕业听见清华、北大，尤其一般的成见是：体育好的功课一定不好，功课好的体育大半差，所以大明此言一出，他又是拿着那份无所谓的表情，真还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好在牛皮很好验证，再过两个月一切都会立见分晓。 过了暑假，大明果然进了四中。虽然小学里不见了他的身影，但他的名字却还常挂在老师们的嘴上，尤其是我们忘乎所以，不努力读书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你们闹归闹，但要有上两班的何大明那样的本事再闹也不迟。 二、 上了中学，刚刚开学我就在足球场上又见到大明。这时候的大明已经是中学足球校队的主力右边锋，因为他奔跑的速度快，控制中场的前卫分球给他，他能迅速摆脱身后追赶的对方后卫，将球一直推向底线，然后突然侧身一脚传中，其威力不啻于角球，往往会给赶上来的队友带来破门的机会。我那时刚刚踏入中学校门，见识到四百米标准跑道环绕的足球场，对大明的身手至为倾倒。等他下了场，我赶紧凑过去叙旧，大大称赞了他一番。他还是那份无所谓的样子说：“不行，我百米才十二秒六，将够三级，也就是爆发力好一点，起动快。”我赶紧问：“那二级呢？”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十一秒三，我明年的目标，”说罢扬长而去。 大明也不总是对“低年级”的我态度轻慢。记得我们那年从初一的英语课就改用新课本，难度加大了许多，据说比大明他们初三的程度还要高。开学不久，有天大明突然跑到我们班找我，对我说：听说你们的英语难度加大，今后能不能课下多交流？ 我听了忙说，我们才初一，怎么能赶得上你们？大明不以为意地说：年级不在高低，学到东西就成。後来又拿出他在家自学的英文课本《Essential Englsih》来，那是文革之前几乎唯一影印的外国英文教科书，上面密密麻麻的是他的笔记。多少年之後，我从云南插队归来，百无聊赖，曾重新拿起这份课本恶补英文。有天母亲他们出版社外语编辑室的同事来家中小坐，偶然看到竟惊讶地说：这样的课本眼下大学生也读不下来呀。大明的努力终于让我开了眼，知道天外有天的道理，也是这段交往让我後来始终没有放弃自学的习惯，即便是在文革之後穷途末路的日子里。 其实大明很在意和旁人交往的态度。记得那是我上初三的时候，大明已经升入本校高中。有一次是少年宫的足球队跟我们“年级队”叫板，可是却被我们踢败了。这在当时对他们来讲可说是奇耻大辱，因为少年宫足球队有专门的运动场地，有专职的教练辅导，队员又是从各个学校里挑选出来的足球尖子，平素放了学就是一门心思练球，所以少年宫足球队输给我们，就如同现在中国的“国足”败在一个中国人连国名都念不利落的小国脚下。于是他们一定要到我们学校的“客场”上与四中校队比一高低。这时我们听说他们的几个主力队员大都是地安门中学的，住在那边附近的同学都知道地安门中学旁边原先有个棺材铺，所以地安门中学的外号就叫“棺材板儿中学”，尤以学生功课差，逃学多著称。于是我们就同仇敌忾地拿“棺材板儿中学”作笑谈。 我们在更衣室里正在一边说笑，一边换上四中“道袍”一样的队服。大明听见我们的议论就正色说：“话可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能管人家功课差不差，那‘棺材板儿中学’的话更千万不要提起。你看就是这身‘道袍’人家也能笑话咱们。”确实，四中当年运动队的校服就是一件深紫色的粗布上衣，而且为了任何人都可以穿戴，做得异常肥大，跑起来呼呼生风，形象极为猥琐难看，被戏称为“道袍”。据学校专门管理体育器械的付师傅说，这还是五十年代做的，为了省钱，一直凑合用了十几二十年，每次校队不管什么比赛出征，都是披挂这身“道袍”上阵。大明以一个学长的口气对我们说：到了比赛，其它什么都不管用，赢了才算真本事。这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那次我们学校以一比零胜了对方。记得还是文化革命後成为男高音歌唱家的那个后卫罚的“角球”，大明一个纵身头球破网。尽管後来边旗说那个“角球”划了个“Ｓ”形弧线，在空中已经出界，进球不算，由此还发生了争执，但我至今宁可相信我们的结果。大明说到了，也做到了：到了比赛，其它什么都不管用，赢了才算真本事。 时过几十年，那几个当年对手的名字已然记不住了，但仍旧记得“棺材板儿中学”，记得大明告诫我们：战胜对手不在于取笑人家，而在于自家有本事。当初他那份认真的神气，现在想来仍然历历在目，那时候大明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光景罢。 三、 但让我真正对大明另眼相看是到了文化革命。不过我看到的并非是大明“造反”的能量，而是那个时代并不被人们看中的一种本事——经营。 事情的开头似乎倒是与文化革命中的事件紧密相联，这就是学生里关于“对联”的争论。刚开始在我听来“对联”不过像是一句玩笑话，争论的是老子与儿子成器的关系，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听到後来便觉得渐渐不对了，两造居然认真了起来，似乎真有这么个道理在里边，而且什么叫作“反动”都荒唐得不着边际。为此“好汉”的一边觉得自己仿佛真是了不起，还动手打人，学校里简直没有了体统。这个时候，大明班上有个叫牟志京的同学就办起一份叫《中学文革报》的小报，刊登出後来风靡一时的文章叫作“出身论”，要和当时占了上风的“好汉”一派争个高下。当然到底还是形势比人强，这份小报不但被政府勒令停刊，撰写“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居然被抓了起来，最后政府一不做，二不休，还把遇罗克枪决了事，闹出文化革命里以言治罪，并且以罪治死的绝大冤案，这些都是後话了。 《中学文革报》刚刚问世不久，为了响应当时的争论，以成犄角之势，大明他们班的几个同学又办起另外一份文革小报，并且起名叫《只把春来报》。後来听说这个报名是张育海的主意，沈大伟，吴景瑞和大明等人都加入了进去。我那个时候乐得成天不去学校，正在家里组装带有两级高放的收音机，兴趣全在提高接收短波信号的灵敏度，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尤其是有关文化革命的消息。况且我也不在他们年级，年纪到底小了两岁，对政治尤其懵懂厌烦。 记得有一回是大明到我家，看到我装的收音机可以接收《美国之音》和英国的《ＢＢＣ》，有的时候偶然还能收到德国的《Deutsche Welle》，十分羡慕，就说想个办法也给他装一个。那个时候信托行里老日本的话匣子价格十分便宜，只有十几块钱，要是不响的，两三块钱的都有。我就挑了一台自己修理，送给了大明。 大约是外电的广播传送出不少与政府的消息大相迳庭的报道，大明把这件事说给《只把春来报》的那几个人听，并介绍我与他们认识，此后我也就多少了解了一些他们办报的来龙去脉。据说办报最初的那卷筒纸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来的，这才使原先只是纸上谈兵的办报念头付诸实现。然而有思想，有文笔，并不等于能将文稿变成铅字印刷好的报纸，其间的这个变化过程就是我从旁观察到大明的手笔。 据我的观察，《只把春来报》上的文字出自大明的手笔并不多，但将文稿变成报纸却几乎出自他一人之手。如何将文字送到排字车间，如何校对，如何通版，如何上机，如何开印，每个环节虽然都是由印刷厂的工人操作，但每一步骤，每一环节没有办报人的监督都会功亏一篑，而大明就是这个人。有几次，我出于好奇曾经跟大明一起跑印刷厂，跑车间。看到大明那副内行里手的精明作派，那口让人不辨真假的行话，我不免问他这些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他只是笑笑说，边看边学罢。 或许也是看到大明那副驾轻就熟的样子，让我误解了出版过程的复杂。一直到後来，和曾经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母亲说起他们的工作，我还一再坚持认为出版业务简单，连从无经验的中学生一个人都可以游刃有余，运转自如，而他们出版社居然要养那么多的人，简直是笑话。多年以後，我自己的书在出版社出版，才多少明白出版一本书着实不易，从而感叹大明的无师自通。 《只把春来报》大概总出了七八期，我还随着大明到西单路口帮他卖过两回。虽说是过了一把发行报纸的“票友”瘾，但随着形势的逆转，风声日紧，《中学文革报》被定为反动报纸，抓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同班的牟志京也在审查，大明他们的小报也就偃旗息鼓了。但由此使我与大明的这帮朋友也结下了友情，其中包括後来在缅甸死去的大伟和育海。多少年过後，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有年寒假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得到系主任仑弗鲁教授的关照，负责中国文革图书文献的管理员对我网开一面，特意开放他们的收藏给我看。在报藏专柜里我居然发现有装裱妥善的《只把春来报》，真是不知今夕何夕，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的大明兄和其他的几位学长。 四、 在那一波风潮里，《只把春来报》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成了漏网之鱼。至今我都不大清楚，後来到底是什么罪名逼得育海远走缅甸，尽管那个冬夜临行之时他在民族文化宫前的身影直到今天都还时时在我的眼前徘徊。不过大明开罪当局的原因我总算在几十年后清楚了一点眉目。 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的年尾上出走云南的。在此之前我曾到山西、内蒙去“尝试”过“插队”的生活，但都不尽如人意，最终还是“距离产生美”的幻想作祟，和几个朋友去了西双版纳。我也想到大明，此刻学校里坚持下来的“老叁届”学生已经很少，我见大势已去，便劝他和我们一起去云南共享快活。但他不为所动，说是北京有个外婆要人照顾，再说实在不行就去青岛他父母那里。听他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勉强，但至今想来，福祸相依，如果当初他和我们一起去了云南，或许後来的生活轨迹就会是完全不同了。 关于大明出事，我是到云南很久以后才辗转听说的。出事的原因并不清楚，传话的人只是说，当时学校责令留下来的“老叁届”必须到学校挖防空洞，以防御“苏修”的进攻。而所谓的“防空洞”只不过是把原来学生食堂冬储大白菜的菜窖略作加固。“插队”固然可以找借口坚持不走，但抵抗“苏修”却是人人有责，况且当时管理校方的“工宣队”很容易找个借口进行“政治问题”隔离审查，不由得大明不准时到校报到。据说大明当时受到“审查”的思想压力已经很大，组织施工的队长又一定让大明到防空洞里挖土。有天扯到洞里的施工照明用灯突然熄灭，大明觉得这是当局预谋的诡计，是要设法将他活埋在防空洞里面，于是整个神经崩溃错乱，跳出洞坑，狂跑不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