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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外一篇村里的故事。一起登载这里吧？ 文革2年半后的1968年冬，我们被送到了山西晋中的一个山村安家落户。 这个县十几个平原公社，只有两个山区公社被安置了北京的知青。 后来才知道，这是上边的要求，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有利于知识青年的改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四个伟大说的。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润之先生说的。 我们慢慢算懂了，这就叫做“辩证法”。 那时候村里没有通邮，也没有报纸。 北京知青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半导体收音机，最好的是八个管的，可以收到短波。 几乎每个知青点都有几台不错的半导体收音机。 而且，每台收音机都无一例外的将波段选择固定在短波上。 频道呢？ 也许是《美国之音》，也许是NHK，有时还有苏联台……的对华广播。 这在当时的知青点，就是公开的秘密。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往往因为信号干扰接受不到的节目，在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信号接收极为清楚。 从大都市一下子发落到小山村的北京知青，包括那些激进偏左的革命小将们，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事—— 什么“八九点钟的太阳”， 什么“以天下为己任”…… 敢情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把被人家使残了的破镐把儿！ 让人家用完了，就给扔了。 人心失落到了这一地步，也就肆无忌惮了。 明明知道“偷听敌台”，在城里是会被抓被斗的。 在这儿，谁管谁呀！ 人人都听，管得了吗？ 那时候，要说怕，就怕半导体收音机出毛病。 一出毛病，晚上在炕头上就啥也听不到了，那会使大家在寂静中辗转反侧，引发乡愁…… 怕什么就来什么。 我们一队男生唯一的一台八管收音机突然就不响了。 拍了又拍，磕了又磕，没用。 大家谁也不会修，干着急。 于是决定派人到县城去修收音机。 第二天一大早和村支书请假，理由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村支书吧滋吧滋抽着旱烟，半天不说话，末了，磕磕烟锅：“找付英去看看！” 付英是谁？ 房东家的二小子看我们傻愣在那里，自告奋勇带我们去付英的家。 路上他告诉我们，付英是早于我们2年多，即在文革一开始就被遣送到了这个山村的右派分子，一位太原的中学物理老师。 在这村里，没人不知道他的。 “他可能能的了！”房东家的二小子挺佩服这个右派分子，“这样有本事的人，咋城里留不下？哎——右派分子是做甚的？” 说了他也不懂，我们也没回答他。 在一间破旧的小窑洞里，我们见到了付英。 他头发花白，弯腰驼背。 深度的近视镜后面，满脸的皱纹。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年他才40多岁。 只见他熟练地打开收音机的背盖，拿电流表测了几下，就用电烙铁蘸点松香，焊锡，轻轻一点。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发音不大标准的华语广播，是《美国之音》的。 我注意到，付英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然后慢慢从眼镜上方扫了我们一眼。 他轻轻闭上收音机的开关。 一句话也没说，递给我们。 几个同学大喜过望，连声道谢。 付英已经站起身来，打开房门，一幅送客的样子。 听房东家的二小子说，1966年夏天，村支书从公社领回来这个付英。 那年，村支书上公社给村里争取返销粮。 返销粮没拿到， 把付英领回来了。 公社的干部告诉大伙，县里来了一伙红卫兵，押着十几个被剃了阴阳头的“地富反坏右”送到了公社，其中几个人还身上有伤。 红卫兵里一个头头模样的人特别强调，因为山区公社条件恶劣，是改造阶级敌人的最好地点，所以把人送到这里来了。 公社的干部一听，恼了。 照这个说法，我们这些原来就在山区公社的干部，农民算什么？ 那些红卫兵一看说不过，不由分说，把人一扔，开车就走了。 公社干部看着卸了车的一群“阶级敌人”，也没了办法。 那年头通知各村干部来开会，谁都不愿意来。 公社干部就假说是商量分配返销粮的事。 结果村里干部倒是来了，哪个村都不原意领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口粮，哪个村都不富裕呀！ 何况是给“阶级敌人”的！ 公社干部最后只好说，这是上边的任务，不要也得要。 这些人的口粮以后从返销粮里解决。 村里干部惹不起公社的干部。 村支书抽着旱烟袋， 把这群人从头到尾瞄了一遍，挑出这个付英带回村了。 村里人对于“右派分子”的所谓“罪行”不了解，也就产生不了什么阶级仇恨。 反而对于这么一个看着就有学问的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有点同情。 所以，付英在村里没遭什么罪。 他要是下地干农活，连妮子的工分都挣不到。 但人们很快发现他的长处。 上面要村里搞“红海洋”，刷大标语，付英写得又快又漂亮。 县里来检查，村里干部得到了表扬；（他们当然不说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 “农业学大寨”，让他算算建水渠和道路的石方土方，需要多少个工，还真是八九不离十； 让他修修各种农机具，修理完了真好使…… 第二年，县里来通知，要求村里要实行“电气化”，村干部们发了愁。 公社连夜开各村干部的动员会，村干部不落实上级的计划不许回村。 村支书蹲在公社办公室的椅子上，伸着烟袋锅到电灯泡上对火，好半天也点不着。 公社干部还没反应过来，“砰”的一声，烟袋锅把灯泡敲碎了。 村支书站起身来：“甚电气化，连个烟都点不上。不弄逑的了！” 起身就回村了。 他不是不知道电是个好东西，可一没钱，二没懂电的人，怎么搞！ 但是不搞是不行的，那是当时的政治任务。 村里无秘密。 付英听说了这件事，悄悄找到正在发愁的村支书。 村支书皱着眉头听了半天，琢磨了一晌，吧嗒了三袋烟，给付英开了张证明，还派村里几个后生跟着付英进了县城，上了太原。 他们跑了几个回收站，又看了几个他早些年教过的学生。 前后不到半个月，也没花多少钱，给村里拉煤的大车就陆陆续续运回来一堆电气原材料，还有2个旧的变压器。 不到三个月，村里家家通了电，几个后生也成了村里第一批电工。 付英成了村里的能人。 村支书在场院上召开社员大会。 他说，这“右派分子”的帽子也不知道是谁给付英戴上的，咱也给他摘不下来。 他付英和咱村里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是有缘分。 当初领他回来，也就是想，这个人不像个坏人。 这年景，好人落难的事儿太多了。 他既然被人押到了山里，肯定是回不去太原了。 城里闹得可凶了，他回去就是个死。 咱村里咋还容不下他一口饭吃？ 就领回来了。 人家付英不白吃咱的粮，给咱村办了多大的一件事儿！ 人家对得起咱村里人，咱山里人心里有本帐。 往后谁要是和付英过不去，难为他，就把那家的电给他狗日的掐了！ 我今天这话就是当着大伙儿的面说的，也不怕你们谁打报告！ 不就是下放嘛！ 我是不怕！ 他们北京的人犯了错误，就下放到外地； 他们城里人犯了错误，就下放到村里； 咱山里人犯了错误，还能下放到哪里？ 下放到太原城？！ 还就不信了！ 村支书的烟袋锅子敲得桌面咚咚响。 场院上人们鸦雀无声。 付英还是一直住在那个破窑洞里。 偶尔，我们还会去找他，请他帮助修理收音机，闹表，甚至修理过手风琴和小提琴。 他从来不和插队生多说一句话。 看见村里的老乡倒是和他谈笑自如，知青们都有些纳闷儿， 再怎么说，也都是从城里来到乡下的人，都是读了些书的人，怎么反而那么疏远？ 那么难以沟通？ 这个疑问，直到知青们陆续离开山村，都没有找到答案 几年以后，房东家的二小子当兵了，部队就在北京的中山公园。 去驻地看望他的时候，又提起付英。 他说，付英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了。 村里的干部为了照顾他，准备请他去到村办学校里教书，那样就不用干农活了。 付英说什么也不答应。 村支书后来亲自来劝他，他突然失声痛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从他断断续续的哭声里，人们才知道，当年批斗和遣返付英的那些红卫兵，就是他当年的学生，甚至有的还是他最为得意和爱护的学生。 那些学生们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对他，对别的人采取的暴力，侮辱，使他极度震惊，懊悔，绝望，痛心…… 他发誓，一辈子不会再当教师。 也许， 当年在我们的身上， 他看到了他的学生的影子…… 很可惜，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他不允许给他拍照，很坚决。 此文中，甚至于姓名我也做了修改。 我对他有些理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