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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调中农信 1、“中农信”最早源自一个梦想 国务院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的诞生，其实最早源自于王岐山为代表的一批搞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研究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岐山当时担任国家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和时任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企业室主任的王刚等人，在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中看到，从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适应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思想实际，从而极大的*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和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但第二步怎么走？如何在中国农村千家万户焕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人为拍脑袋主观想象出的“规律”），把分散的千家万户经济，逐步引导和提升到现代农业和加工业大生产的水平上？这是摆在王岐山、王刚这批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他们的一个“梦想”。 而要试图把分散的千家万户的生产方式，引导和提升到现代农业和加工业大生产的水平上，就需要有资金！于是，这批有梦想、有知识、有实践和有想象力的人们，就把眼光转向了世界银行。经过艰苦和烦琐的工作，世界银行最终批准了“为推动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三亿美元“软贷款”！这笔巨额贷款，也就成了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启动资金。中农信成立后，第一任董事长是杜润生，总裁是王岐山。 王岐山、王刚等人的“梦想”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我放弃了回中央党校，放弃了留江苏地方工作，毅然作为一个“新兵”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九八八年一月，当我回北京到中农信报到时，筹建中的公司约有十几人。岐山和我谈话时，问我这个“三十九岁是‘虚’的还是‘实’的？”我回答是“虚岁”。后来我才知道：除总裁岐山外，当时已有三位副总裁，他们是瞿新华、王刚和康典，都是三十八、九岁的同龄人。我到“中农信”，最初安排的工作是“实业部负责人”。这时的我，由于在江苏农村县里苦干了两年多，身上除了原有的书生气外，又多了一些乡土气。参加“中农信”的联欢活动时看到自己年轻的新同事们用英、德、法、俄等语言演出，我以为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简直自惭形愧。这时，我年轻时形成的不服输的性格又被激起，所以决定报名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半年英语。就在这期间，岐山可能感到对我的安排有什么不妥，专门让副总裁康典来找我说：“因副总裁有职数限制，正好中农信准备成立党委，岐山兼党委书记，岐山希望你担任党委副书记，想征求你意见。”但我却是脑子一根筋，当时想得都是经济工作，又婉言回绝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主动放弃的重要机遇！ 许多年以后，当岐山已作为“封疆大吏”到海南任省委书记。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和时任海航机场集团董事长的张汉安（我妻子韦佳的姐夫）到机场接他。在去省委的路上，陈峰对岐山介绍说：“老张是晓河的姐夫”。岐山在问了我现在情况后感叹地说：中农信时期，“就是晓河的工作安排不妥当！”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岐山是个很念旧和公道的人！ 2、在公司首创“保本分利”法 中农信成立后，由于有数亿美元（其中一亿美元被国家计委‘截留’用于偿还外债）的注册和启动资金，一时成为“阔佬”（连“中信”集团都来借钱）。面对国家这一新成立的面向农村农业的公司，各省市趋之若鹜，还认为象通常计划经济那样，各省市都能“切一蛋糕和分一杯羹”；而操持这笔钱的中农信工作人员，大多是国家机关和大学调来的，很有理论，年轻气盛，有的还会夸夸其谈，很可能会出现“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的局面。岐山敏锐地发现这种现象，提出：中农信和国家传统的机关不一样，不是“发钱的单位”，“资金必须回收”，还要“保值升值”,“才能滚动发展、越做越大”。用今天的说话，就是要可持续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非牛非马”式的人物（既不是学经济的又在做经济工作，既没有从事过银行业务又想用银行的手段确保资金安全），浑身书生气加土气，竞在中农信第一个提出了一个叫“保本分利”的奇怪的投资方式。所谓“保本分利”法有两层意思和要求：其一，对“中农信”投入到各省市自称是优秀项目中的本金和基本利息，各省市要通过银行以“承兑汇票”的方式给予确保，以便“到期即付”，不留呆账；其二，由于中农信的投入而扶持起来的各省市优秀的农业项目，在还完“本金”和基本利息后，在一个短时期中，中农信还有权“分取少量利润”。这种“非牛非马”的投资方式，在今天看来有点类似于传统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合做法。对于我这个“非牛非马”的人物提出的这种“非牛非马”的投资和信贷方式，岐山开始是赞成的。但在试行后，当他听到有的省市分管农业的领导反映“中农信”是在搞“高利贷”，就犹豫了。因他那时毕竟也还年轻，要考虑各方面的影响。 “保本分利”法影响不好不能实行，那么怎样一种投资方式既能在中国造成很大影响又能为地方所接受呢？岐山身边是不缺有想象力的研究人才的。于是，有人提出如收购“鸭鸭集团”这样的知名品牌，就会既有声望又有效益。这种思路非常好又有超前性。今天全世界都流行著名品牌的产权交易和收购。只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产权和股权交易的法律法规都非常不完善，人们还惯常于计划经济的拨款，因此，当中农信协议投资一亿元人民币收购“鸭鸭”集团和品牌百分之五十以上股权后，欣喜若狂的“鸭鸭”集团法人代表跑到省里“表功”，说要让中农信“一分钱也收不回去！”而作为控股的“中农信”，通知此人来开会也叫不动！后经多方斡旋，“鸭鸭”集团才勉强同意将这笔投资改作长期低息贷款，已是对北京方面的“恩惠”了！总之，这是中农信时期的一个经验教训。 3、为农业项目率团出访东欧数国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和中农信人事部副主任王申作为正副团长，率中农信一个农业代表团，出访了东欧的几个国家，其中访问的重点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欧洲一座几乎可以与巴黎媲美的历史名城。她有记载的历史始于罗马帝国八十九年建立的阿奎库城堡。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是罗马凯尔特人的总督城堡、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重镇、哈布斯堡王朝的宫殿和奥匈帝国的首府。实际上她又是由布达和佩斯两座古城于一八四九年合并而成。蓝色的多瑙河从布达和佩斯中间静静地流过。二战后塑立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和雕像，就矗立在布达城堡的山坡上俯视着布达佩斯城和多瑙河。布达佩斯又是一个较现代的城市。由于匈牙利在东欧是较早接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国内很早就修建了高速公路。对于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我，被主人安排在布达佩斯城郊一个滑雪胜地的宾馆，出行就上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印象格外深刻。邀请我们访问的东道主，本意是炫耀该公司湖泊网箱养殖的技术，推销该公司制造的相关设备，只是在与我代表团交流各自国家网箱养鱼产量之后，目瞪口呆。我们当时还颇为本国网箱养鱼的“高产”而自豪。但在今天看来，我国海洋和湖泊类似“北京填鸭”式的网箱养殖方法根本不足为训。海洋中“赤潮”、湖泊里的“蓝藻”，很可能就与这种高密度的生产方式相关！ 在去布达佩斯的途中和之后，我们还短暂访问了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乌兰克的基辅（当时还属苏联）和俄罗斯的莫斯科城。当我们乘坐穿越匈牙利和苏联边境的客车路径乌克兰首府基辅车站时，恰巧看到大批乌克兰的青年，高举着乌克兰民族的旗帜，在火车站举行类似我国二、三十年代的“飞行集合”；还是在列车上，我们不断被前苏联或匈牙利的乘客拦住请求兑换美元，因这时苏联卢布已贬值二十多倍。这些都是两年后苏联解体已呈现的“败象”！但也正是在这列火车上，一位在布达佩斯某医院当护士的莫斯科姑娘，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中国，一时还没有卢布买早餐，就执意要为同车厢的我们几个团员买早餐，并且分文不收美元！这抑或是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美好往事和回忆的重现？ 对我而言，在莫斯科城参观苏联红场、拜谒列宁墓是多年宿愿。与在南斯拉夫参观静穆无人的铁托墓不同，在莫斯科红场我们需要排队才能进入肃穆的墓园。我看着列宁这位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卓越继承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静静地安卧在那里，不由得思绪万千！我和代表团成员如同朝拜者一样，在列宁墓入口处拍下了宝贵的留影。 4、在北京亲历了“六·四”事件 我在中农信时间并不长，从该公司创立，到国务院撤销五大直属公司中的康华和工商联，把中农信并入国家计委的农业投资公司，总共约两年时间。在这期间，我亲历了北京的“六·四”事件。 耀邦去世后全国人民都非常悲痛。我作为有幸在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人更是悲痛异常！只是此时我已不在中央党校工作。我对妻子韦佳说，在新单位恐怕没人知道我曾在耀邦身边工作过，大约都不会安排我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耀邦的追悼会了，我们自己去一下天安门广场吧，也算是寄托对这位伟大前辈和恩师的哀思！我记得是四月十八日的上午，我和妻子坐公交车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已堆放了花圈和聚集了人群。大部分群众和青年与我和妻子一样是去悼念耀邦。也有少数人发表讲演说一些与纪念耀邦不相干的事。不少外国记者兴奋异常，象一群活鱼一样在人群中窜来游去，不断拍照。回单位后，没想到公司会安排我参加四月二十二日耀邦的追悼会。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朝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入口处，看到几排学生席地而坐，其中有一名跪在地上，双手高举着一卷“请愿书”，据说是想看看耀邦的遗容！四周依然活跃着一群外国记者。 在过去和今天，我对大多数学生对鞠躬尽瘁为人民的耀邦的纪念，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只是这些学生还年轻，并不知道耀邦如活着是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的！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学生们的活动越演越烈。我在家成天听到附近人民大学高音喇吧传递的各种“消息”，真真假假不得而知;北京城市瘫痪了，粮油供给断档，婴儿的牛奶停送，蔬菜供应进不了城；大街上不时呼啸而过是为“某某号学生首长” “传令”的队伍。这些学生头头一旦掌权，看来排场会更大一些！我作为“文革”初期的一名“老红卫兵”，深知学生的优点和弱点，看到北京当时的乱象确有些似曾相识。我兴奋不起来。这就是我在北京亲历这一事件时的一些亲身感受。 5、事件后一个新的“梦想”诞生 “六·四”事件后，西方一片制裁中国的声浪，世界银行也停止了对中国的各种贷款。国务院为回应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反对“官倒”的呼声，明确宣布五大公司中撤销康华和工商联公司，保留中信和光大公司，中农信公司并入国家计委的农业投资公司。王岐山调国家建设银行任副行长。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一个新的“梦想”在中农信副总裁王刚等人头脑中逐步形成了。这就是：西方国家不是重视“人权”和“扶贫”吗？我们就在南方的某一省份，为解决该省“扶贫”问题而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就不应遭到世行的拒绝（如果你真是那么重视“人权”），从而打破西方国家的这种制裁和封锁！这个设想在与世行中国局局长伯基先生深入交谈后，受到来自巴基斯坦的伯基博士的支持。那么选择哪一个省份来提出“扶贫”项目申请呢？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系后，立即受到海南省委书记徐世杰和省长刘剑锋的欢迎。海南省方面在与善于策划的王刚等充分沟通后，这个“梦想”逐步形成了蓝图：海南省成立了一家执行世行贷款的公司（后来起名叫“中国兴南集团公司”）和设立省政府“世行贷款办公室”，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王刚将担任刘剑锋省长的金融助理，兼任中国兴南集团公司总裁和省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主任，陈峰担任省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副主任，后兼任常务副省长鲍克明的航空助理。 在王刚和陈峰等构思这一梦想和描绘这一蓝图的初期，我并不知晓。后到了海南省即将来北京商调人时，王刚才一方面向王岐山汇报，一方面邀请我参加。一开始岐山很不高兴，大发雷霆，主要因为一是事先没有向他报告，二是他不希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农信这支队伍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就与党委副书记杨小阳（从中组部青年干部局调来）一起，把王刚、陈峰和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在批评完王刚和陈峰后问我：“晓河，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我为了帮王刚和陈峰分担一些责任和批评，就说“我已知道一段时间了。”王刚赶紧纠正我的说法，说他才告知我不久。岐山看了我一眼，没有啃声。可能后来他和小阳看到此事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二年后，已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岐山，专程到海口去看望了我们这些旧部。 就这样，中国兴南集团伴随着“母腹的阵痛”诞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