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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网易路标的一篇采访特稿，再次激起了我码文吐槽的欲望。 文章名为《一名常外家长的信仰坍塌：只恨没有能力移民》。讲真，内容并无干货，只是针对此前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的一篇特写，接受采访的家长详细叙述了从事件发生，到一波三折，再到做出转学决定的心路历程。 至于为什么说再次，是因为此前我曾无数次打开空白的word文档，尝试写下点什么。但在看遍网友上传的资料和官方发布的报告后，我又关闭了窗口。心情如同吹涨的气球，达到爆炸的临界，却突然被放掉了所有的气，归为疲软。 这是一件早该结束调查，公布结果的新闻事件。因为责任双方太过明晰，环评报告的发布时间和学校的搬迁时间一对比，在学校搬迁之前，政府和高层明知地块环境指标的种种情况，却依然选择集体噤声的事实，毫无悬念。 因此，若要针对事件性质，仅能得出成立调查组，对地块情况进行取证，公布结论后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的结论。而特稿里耐人寻味的，却是另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 “没去报到的家长把孩子组织到一起，开了一个复习班，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这个复习班成为了不去上学的少数派。再往后，万云历在复习班的同学越来越少，他逐渐被“孤立”了。 “我那天早晨抱着孩子哭，复习班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了。”陈杏说。” 当事人的母亲说，为了不耽误即将到来的高考，多数学生选择继续在充满了烧焦的橡胶味的教室里学习。 而就在毒地事件于微博刚刚发酵的那几天，我在热门新闻评论里看见了诸如以下的言论： 常外是我们大家的，不允许你们黑它。 这事关常外什么事？ 你们高一的学生就出事，为何我们高二高三的学生就没有出事的？你们的病是不是在进校前就患上了？ 你们究竟有没有想过，你们知道常外是怎样的学校吗，你们生活过三年吗，你们有资格评头论足的吗？ 以上言论在学校的贴吧里，也屡见不鲜。 作为一个拥有美好的高中时代的过来人，我很能理解学生们对青春，对读书生活的怀念。毕竟那时候的他们，根本不用愁房租，愁薪资，愁安身立命，过30了还要被家里催婚。与其说怀念的是所谓的“母校”，不如说，怀念的是花着家里的钱，安安心心的学习备考，时不时和小伙伴玩耍偷乐，无所顾忌的学生时代。 这种情感，是人性所到之处盛开鲜花的常态，可惜被绑架上了所谓的集体责任，我认为评价一句脑残，并不为过。 新闻讲究专业主义，虽然央视新闻老爱发鸡汤，但毒地事件中，公布的环评报告，搬迁的实际情况，学生们的病例报告，全部有据可循。这时可爱的学生们说，媒体煽风点火。 连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都已经被剥夺践踏，祖国的花朵已经被做成花圈了，你跟我说，央视有心黑我们亲爱的母校，我觉得，校领导和政府看见你这样的学生，一定背地里偷笑。 不过，说这句话的我，其实内心，带着三分的虚。 因为换做18岁之前的我，站在这样的处境，未必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这一代人在18岁之前，被思想政治课灌输大量的集体主义至上的观点，为了国家为了革命献身的烈士的故事，一切以集体荣誉为先，个人利益必然妥协的教育，充斥了整个智慧初开的学生时代。 而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拥有的，以生存权为首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到底有哪些，到底该如何正当行使。 而个人的尊严，在集体面前，也如同散沙一般卑微。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大学时代的班主任，为了从几个申请贫困生的同学里，挑出有限的补助名额，竟然让他们一一在全班面前，轮流发言阐述自家的贫困现状。当时的我先是不可置信，后用眼神暗示班长，班长无奈的看着我。后来我忍不住，明确表达出这么做很伤人，不建议这么做，舍友也跟着附和我的不满。 班主任略带怒气的对我说，不这么做，那怎么做。我说，私下了解，私下投票。他说，你去做吗？ 我无语顿塞，说可以啊。然后眼睛环绕四周，没有人想揽麻烦上身，或许是不敢发声，也或是他们依旧觉得，在效率面前，个人的权益，可以让步。 后来，我只有用弃票来对无法改变的结果，以示拒绝。 很久以后，我和几个探讨人权的朋友聊起这事，一伙伴表示，只有在上了大学之后，通过读书，通过看新闻，发表公共议题的见解，才慢慢从那种矫枉过正的“集体荣誉感”中，扭转过来。 我又想起12岁之前，班上那个成绩差，爱打闹，总是拖班级后腿的男生，所有人都觉得欺负他是对的，没有人觉得，他不应该被这么对待。而个中缘由，仅仅只是，他拖了集体的后腿。 毒地事件中，当事学生的母亲，多次对网易《路标》表示，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但她觉得不能继续沉默，“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人”在“常外人”的身份之前，基本为人的权益，因为后一个标签的加诸，被他们主动放弃了。 对高考的信仰，和对集体荣誉的维护，才是压垮理性的最后一根毒草。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589552&boardi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