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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对元代社会的再认识。说“再认识”，因为过去我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有偏颇。主要因为元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了汉族的朝代，从汉族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元朝的黑暗面、负面，对元朝有点妖魔化。今天我们有了更恢弘的视野，有了更开阔的胸襟，对元代社会的“再认识”就可能更客观公正一些。那么元代社会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只有后来的清王朝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清朝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执政的王朝。 元朝的疆域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地理志》）。包括蒙古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魏源《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元朝人对自己国家的强盛是充满了自豪感的。引两段元人自己的话。 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评价当代文人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请注意“旷古未有”“雄浑之气”这两个关键词。 贯云石在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中歌颂：“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 元代国力强盛，所以没有边患，与它前面的宋朝和它后面的明朝都不同。宋朝老处在外民族侵略的威胁下，所以才有杨家将、岳家军抗击侵略的传说故事。明朝也边患不断，有的皇帝都被俘虏，最后被后金即满清所灭亡。元朝的经济也搞得不错，因此老百姓过着太平日子，很少服兵役，各国都来朝贡，政府也注意社会福利。元末叶子奇《草木子》中说：“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明朝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因为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戍边，军费开支就减少，人民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轻了。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也豪唱：“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 各国都来纳贡臣服，当然有自豪感了。那年我去泰国旅游，在泰缅边境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前来观光旅游。我都油然而生一种大国国民的自豪感。 元朝的这种大国气象对国民的心理是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会无形地促成一种普世性的心理氛围，情绪氛围。 第二个特点，元朝是相对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来说专制统治比较不那么严密，文化政策特别宽松，很少文字狱的王朝。与其后的明、清两朝比更是有天壤之别。这首先因为元朝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带有草原民族粗犷豪爽的特点，不太懂得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重要性，对于文人通过文艺作品抨击社会弊端讽刺政治黑暗等不太敏感。帝王都有一种维持仁慈君主形象的期望值。魏源《元史新编》说：“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谬之主。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外无强臣夷狄之扰，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过去一些封建王朝的皇帝经常短命，然后是年龄很小的孩子继位当皇帝，没有执政的能力，形成母后、外戚干政，或者太监宦官把持朝政。有时候则中央势力衰弱，地方藩镇割据，不听朝廷号令。但魏源说元朝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元史·刑法志》中则记载：“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就是说元代统治者喜欢表现宽仁慈厚而不搞严刑峻法。倾向于“风俗统治”，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 （《太平策》）之谣，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草木子》里说：“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这几乎接近于废除了死刑。虽然这种记载也许有水分，但总反映了一种概貌和倾向，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元朝开国时期为统一全国而与金、南宋互相战争中的残酷杀戮行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三个特点，元朝在蒙古族的民俗习惯影响下，形成一种浓郁的社会性的艺术氛围，玩乐风气。草原民族能歌善舞，对文艺有特殊爱好，赵珙《蒙鞑备录》中说：“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蒙古秘史》中记载：“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剌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跃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元曲中多次提到各种“闲快活”的娱乐活动：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清朝人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得最到位：“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 ” 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我这里说读书人，或者文人，不说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引进的，西方文化界对何为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学理性的界定。元杂剧的剧本和元散曲都是由元代的一些读书人创作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辉煌的作品，是和那个时代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命运有关的。我们要了解元曲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当然需要追根溯源到元曲创作者的生存状态。 首先谈一下所谓“八倡九儒十丐”。这是一种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习惯性说法，而且很戏剧性地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悲剧性遭遇相比附。但只要认真一点对待史料，就发现这种比附是很不严肃的。“八倡九儒十丐”来源于何处呢？原来是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倡之下丐之上者乎？”谢枋得作为南宋遗民，对元朝有国仇家恨，他说的话当然有倾向性，不过他也只是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也就是有幽默感的人拿读书人开玩笑，这当然不可认真坐实，不能当作真正的社会等级地位的划分。 另一个南宋遗民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这也是说的分类管理而不是等级划分。元代的户口统计，按不同的“户计”分开登记，如僧道户、儒户、医户、民户等。当然由于元代长期废除了科举考试，读书人不再有读书作官的传统老路可走，许多读书人在倡优伎馆里“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臧懋循《元曲选序》），与歌儿舞女混在一起，这种玩笑也就有它的社会现实作诱因。需要说明的是倡优有特定涵义，“伎乐曰倡，谐优为优，所谓伎乐歌舞之家也。”（徐元瑞《吏学指南》）倡优是指民间艺人，不是娼妓。要知道儒学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在元代被赐与了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就把王号取消了。元朝的理学是得到发展的，有不少著名理学家。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中说：“理学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元代始定为‘国是’，成为官学，而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就朱学来说，在形式上虽然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可是也从元代开始，朱学本身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兼融陆学。理学在元代的这种趋向，适成为后来王学出现的消息。同时，也在元代的理学中，许衡的 ‘圣人之道’和‘治生’论，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又是明清思想的滥觞。所以，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上承下启，有着重要的地位。”此外，元代的书院也是很有气象的。总之，元朝的读书人“读书作官”的道路确实不如唐宋和明清诸朝通畅，心理上会有挫折感，但绝不能夸大为“八倡九儒十丐”，这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一些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一种情绪化和不认真对待史料造成的，研究元代历史的学者和著作则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 本帖最后由 GaryMan 于 2008-9-24 17:50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