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迷力作】宋——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老衲

第一节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公元1279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今广东江门市的崖门爆发了。

宋20万人，战船千艘；元2万人，战船50艘。

宋人数虽多，却只有当落水狗被穷追猛打的命。此前宋已丢失全部陆地，宋的最后力量都囤积在崖门这个海湾里。宋太傅张世杰命部下用绳索将千余艘船一字形连成一线，等着元军进攻。“铁索连船”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发明，水战讲究灵活机动，把船固定成“陆地”，变机动为被动，焉有不败之理？从三国到明，“铁索连船”几乎成为全军覆没的代名词，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然，张世杰比曹操到底还是长进一些，元军一上来就用火攻，无奈宋船皆涂泥，并有长木阻挡，火攻不奏效，于是元军封锁海湾。十余日后，宋军水尽粮绝，士兵汲海水解渴，结果脸部浮肿，大量呕吐，胜负的天平已经无法逆转地倾向元军。

二月六日，元军发动总攻，以布遮盖的船楼冒着矢雨驶向宋船，元兵背负盾牌俯伏在船内，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战。元军系北方士兵，原本大都晕船，可是宋船被绳索连为一体，极为平稳，登上宋船的元军如履平地大开杀戒，宋军大败。

宋末代皇帝赵昺刚满八岁，他在船队的最中央见此情景吓得哇哇大哭。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据传他对赵昺说了这样一句话：“皇上，德祐皇帝已受尽侮辱，您不可受辱啊！眼看国家就要灭亡，皇上还是以身殉国吧！”接着含泪将宋室玉玺栓在赵昺身上，背起赵昺跳海而死。

此时文天祥已经被俘，被元将张弘范押至崖山，张弘范屡次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理，依然相逼，文天祥遂作《过零丁洋》为答复，张看后劝降一事不再提起。

崖山海战，文天祥作为战俘在元船上目睹全过程。当他看到宋军大败，宋室后宫及大臣纷纷跳海自尽时，悲痛欲绝，死志早定。随后文天祥在狱中度过四年时间，这期间有各色人物对文劝降，甚至还收到他女儿的信，告诉他她们姐妹二人和母亲都在宫中为奴，十分凄惨，文天祥痛哭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那时候宋朝早亡，这么大面子的事要放到今天中国人，早巴巴地改姓了。但那时的中国人显然不懂什么叫“曲线救国”，“成王败寇”也没多少市场，投降的人虽然有所谓的荣华富贵，依然自觉耻辱。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文天祥上刑场，对狱卒说：“吾事毕矣。”向南方拜后，从容就义。数日后，他妻子前来收尸，在其衣带中发现遗诗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崖山海战，赵昺的母亲杨太后在张世杰的护卫下逃出元军包围。海战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出海面，杨太后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后，亦跳海自尽。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张世杰在瓢泼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

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亡三杰”。

宋的灭亡算来也不意外，两个多世纪前的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就已在其著名的《梅花诗》里预言到赵宋王朝毙于海上的末日：“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综观宋三百年历史，真可谓窝囊到极点，但宋死得却轰轰烈烈，这一点是宋与清最大的区别。宋在亡国的那一刻，才显出这个王朝姗姗来迟的血性和尊严。

那个陆秀夫遗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宋倒数第三任皇帝），其实算不得受尽侮辱。德祐降元时只有五岁（三年前被谢太皇太后抱着出临安城投降），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德祐的一生颇为传奇，他19岁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为高僧。当他年长知晓当年荣辱写诗怀古后，被元赐死。

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宋的灭亡被后世称作：“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老衲

第二节　跪着的中国人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句话念起来有点不爽。元清不算中国也就罢了，凭什么明也不算中国？

其实算不算中国要看指标的。明虽然是华夏文明最后的璀璨，但已被蒙元搞得有点串味，以某些指标衡量，明确实不大像中国，至少不是汉唐意义上的中国。这些指标里排名第一的就是“跪”。

要谈跪，我们还是从跪的集大成者——满清说起吧。

1792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第一次派使团出访中国。英王乔治三世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委任他的表亲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乘坐当时日不落帝国最先进的军舰“狮子”号向中国进发，目的主要是开放港口，互通贸易，建立邦交等等。英国朝野对此行都寄予一种乐观的期许，没有人想到这次出访会演变为一场闹剧，缘由在于一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方礼节——磕头。

一靠上中国的码头，英国人就已发现中国人这个奇特的风俗：登上“狮子”号的大清领航员看到舱里挂着乾隆的画像，马上毕恭毕敬的跪地磕了几个头。当然，此时的马戛尔尼还没有把中国人的这一奇异癖好和自己联系起来。

东西方礼节的差异很快促发冲突：按中国的规矩，向英夷宣读圣旨的时候，英夷应该跪下领旨，并磕头高呼“谢主隆恩”；可直隶总督梁肯堂气愤地发现马戛尔尼仅仅脱掉帽子，笔挺的站在那就算领旨了，没一点教养。

英夷不懂磕头的奏折第一时间送到乾隆的手中，使乾隆意识到应该对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进行一些必要的礼仪教育。于是钦差大臣徵瑞得到旨意：要在不经意的谈话中教导英夷行三叩九拜之礼。当然这也是为英夷着想，朕八十大寿那天，有很多藩使要来磕头，英夷不磕，会被人耻笑的；英夷说他们的衣服太紧身，不便下跪，可以在觐见前先把腰带什么的脱掉，觐见完再穿上嘛。

带着圣意的徵瑞来到英国人的下榻处与马戛尔尼联络，谈着谈着忽然聊起中西服饰的优劣，说我们中国的长袍多好啊，宽宽大大想跪就跪，想磕头就磕头（原来国服长袍是为磕头设计的）；你们英国人的服装设计的就不太合理，磕头不方便嘛。不如你们觐见皇上时把腰带、吊袜带都去掉，这样磕起头来多爽啊。徵瑞越说越兴奋，最后一个劲地要教英国人磕头，也不管英国人的拒绝是多么坚定。就此，中英双方关于磕头的拉锯战正式揭开帷幕。

倒霉的徵瑞开始繁忙地奔波于乾隆和马戛尔尼之间。英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什么都能忍，磕头决不让步。于是乾隆愤怒起来：中国人见我要磕九个头，你们英夷是化外之人，朕慈悲为怀，将九个头缩减为一个头，你们还是不磕。你们究竟是来朝贡的，还是来闹事的？

很快，英国人从饭碗里感觉到“天威”的压力，大清供应的午饭只够使团四分之一的人食用，英国人以绝食抗议。至此，原本英国人想象中前景光明的破冰之旅，降格为一场伦敦剧院里天天都能看到的滑稽戏。什么贸易、外交、双边关系，统统抛到脑后，中英双方的焦点只有一个：磕头还是不磕。

最终，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行单膝下跪礼。可以想象，马戛尔尼当时遥望着乾隆的手背一定狠狠地咽了两口吐沫。按西方的规矩，觐见他国君主只需三鞠躬，马戛尔尼行跪礼已做出重大让步。但做戏要做全，见本国君主时，单膝下跪后接着是吻手礼，马戛尔尼却很遗憾地只做了一半。当然，乾隆此时的手放在椅把上一定也不自在，乾隆在会前的磋商中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吻手礼：朕乃龙体，哪里是英夷这样的小虾米想摸就能摸的。等等，他们不光要摸，还要吻，男人吻男人？果然蛮夷！

中英官方的第一次交会以这样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结束，双方都给彼此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乾隆的结论是：英夷乃蛮夷中的蛮夷。马戛尔尼的结论是：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清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不过马戛尔尼依然不想惹起战端。马曾就任大英帝国驻沙俄公使，洞悉老毛子对中国领土的野心。马认为：冒然对中国开战，可能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英国并不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

历史不幸被马戛尔尼言中（马有很多预言，除甲午战争外，中国未来一两个世纪的动荡基本都在马的意料之中），沙俄鲸吞的约四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部分都被满清割让在鸦片战争之后，再加上苏联挑唆的外蒙独立，中国因为苏俄共丢失领土五百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

言归正传，继续谈磕头的问题。1816年8月28日，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由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傲慢无理，使嘉庆皇帝和下面的奴才们都憋了一口气：这次一定要让英夷接受教化三叩九拜。于是英国的使团午夜刚到北京，气还没喘一下，就被宣召进宫。在殿外等候的时候，满清的官员们开始逼迫特使阿美士德磕头，说服教育无效便开始动手，双方在大殿外推搡起来，好不热闹。

等到嘉庆皇帝不辞辛劳，凌晨坐上龙椅，宣英夷觐见时，大殿上空空如也，阿美士德已愤然离去。嘉庆原本意欲一雪皇阿玛耻辱的愉悦心情一落千丈：英夷居然给脸不要脸，立马给朕驱逐出境。

阿美士德之后，英国人不再有兴趣陪中国人玩磕头的游戏。想来英国人也算仁至义尽，两次千里迢迢跑来中国修好，都因为磕头而灰溜溜地离去。英国人很快发现，鸦片和炮弹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无法向中国的皇帝下跪，那就让中国人向咱们下跪吧。

澹台卓尔在他的大作《历史的底气——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中详细叙述了上面一段历史，并有这样的总结：“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

我摘录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最早，而是因为它最著名，并诱发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马戛尔尼从中国归来后，英国报纸有如下评论：“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这个“昔日”指的是明，“今天”指的是清。英国使团两次国事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将一百多年前大明在西方世界树立起来的崇高形象粉碎殆尽，中国从一个原本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国度沦落为满清式卑贱蛮夷的一堆豆腐渣，中国历史任人宰割的一页就此翻开。

写到这里，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清跪，明难道不跪？为什么西方人的眼里，明在云端，清就成大垃圾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明跪，但没有清跪得那么凶，至少没在大殿上跪死过人。第二、让人跪，是要凭实力的。在中国历朝军力排行榜中，明排正数第一，清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宋）。明之所以名列榜首，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将强悍军力保持到终结的王朝。明的军力长盛不衰堪称奇迹，甚至在崇帧上吊时，明军依然坚守长城防线，若非拜李自成所赐，八旗再打一百年也未必打得进山海关。明帝国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在亡国后由余部郑成功硬生生从荷兰人那儿虎口拔牙抢下台湾。中国的官方教育一贯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要知道，台湾在郑氏之前从来不是中国领土，“收”啥个“复”？明军居然能在朝廷灭亡后还为中国添出这么大个岛来，此等壮举估计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客观地说，明初的国力与汉唐极盛时相仿，明朝中后期的国力比汉唐衰落时就高出太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谓的西方列强（在明帝国看来也就是开胃小菜，不够填肚子的）纷至沓来皆在明朝中后叶，如果明朝后期象汉唐后半程那样国家陷入政权迭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绝不可能给国际友人（或国际强盗）留下什么好印象的。

老衲

下面来看看和马戛尔尼相似又迥异的另一段故事吧。

1517年（大明正德12年）9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欧洲客人兼海盗佛朗机（葡萄牙）人的舰队驶抵广州码头。这支舰队受葡萄牙驻满刺加（马六甲）总督派遣，搭载着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特使托梅。皮雷斯来大明建立外交关系并欲图设立商站。所谓商站说白了就是殖民地。当时葡萄牙的称呼“佛朗机”应该是“法兰西”的音译，因为法国在欧洲过牛，南亚东南亚的商人称呼欧洲人都叫佛朗机人，于是佛朗机也有幸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的国号。

满刺加是大明的藩属国，而佛朗机与大明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上岸的皮雷斯脑筋急转弯自称是满刺加国王的使臣，来大明朝贡。但见多识广的大明官员很快看出问题：皮雷斯的高鼻深眉和羊骚味与印象中的满刺加人完全对不上号，并且皮雷斯不懂基本的天朝礼仪。再三盘问下，皮雷斯无奈承认自己是佛朗机人，并自吹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可又拿不出国书。总之，对广州官员而言这是个惹麻烦的主。

不过，鉴于皮雷斯朝贡的意愿极为坚定，广州官员还是按对待藩使的规矩来对待皮雷斯，第一件就是外国贡使必须“习礼三日”。所谓习礼就是教你怎么跪和磕头，这时候，皮雷斯和他的后辈马戛尔尼的差别出来了。与马戛尔尼眼中破败的满清完全不同的是，皮雷斯一踏上大明的国土，就像其他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后的感受一样，被大明远胜欧洲的繁华强盛所震惊，因此虽然极不情愿地第一天学会跪左腿，第二天学会跪右腿，第三天学会磕头，但还是跪下磕头了。不过皮雷斯虽然学会了磕头，等来的却是劝归，原因在于他没有大明颁发的朝贡的表文，有假冒朝贡之嫌。当然，主要是大明对佛朗机不感冒，懒得搭理。不过皮雷斯倒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赖在广州上下打点疏通关系，就这么七搞八弄还真让他搞到觐见正德皇帝的机会。

就在皮雷斯徜徉于大明的花花世界乐不思葡的时候，接连的厄运向他袭来。首先，1511年满刺加被葡萄牙人灭国时满刺加国王派出向大明求援的使者历经十年终于赶到北京，葡萄牙人殖民者的嘴脸败露，皮雷斯被驱逐出北京。然后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护送他来的葡萄牙官兵早已操起本行在东莞屯门修建堡垒，并以之为据点对附近海域的居民和商船烧杀抢掠，还附带上殖民者最令人诅咒的劣根性——贩卖人口，搞得人神共愤。于是，皮雷斯刚回到广州就被抓进监狱。这样，皮兄一口气创下数个中国纪录：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个学会跪礼磕头，还被抓进中国监狱，并最终死在中国监狱的西方外交官（有没有第二个？）。

对于皮雷斯的战友们，我只能借用老美形容韩战的话来向他们表示惋惜：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干了一些错误的事情。首先，中国不是非洲，不是印度，也不是东南亚；其次，他们早生了几百年。如果在开豆腐店的满清，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会让他们拿到屯门甚至东莞的治理权并获得大量赔款；然而十分令人遗憾，他们的对手是明，明不是卖豆腐的，谁来闹切块豆腐给你，明是开铁匠铺的，谁来撒野给你一锤子。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1521年，中西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在屯门爆发，大明水师先挫后扬，继而团团包围屯门岛，差点将葡萄牙人饿死。最后，葡萄牙人借着一场救命的暴风雨（或台风），三艘船突围逃脱，其余被歼。

屯门海战大明第一次接触到西洋火器，这时候，华夏（明）和蛮夷（清）的差别就突显无误，明军非常识货，马上组织神机营武器专家对其进行改造生产大量装备。明朝之所以长盛不衰，与他们接受新事物步步紧追世界火器的发展前沿密切相关。我说日韩像明，这点也在其中，看到好东西不管谁的马上拿过来翻版制造。

第二年，又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奉葡王之命，卷水重来，他们驾五艘军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珠江口，欲图在广东新化西草湾重新建立根据地。只是葡萄牙人做梦都没想到，这次他们面对的是MadeinChina的佛朗机铳。原本势均力敌的海战变成一边倒的歼灭战，葡萄牙战船两艘被俘，三艘逃掉，四十二人被活捉，这里面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大明对洋鬼子可没今天那么客气，嘉靖一道旨令，四十二个人头齐刷刷割下来，挂在广州城门上以儆效尤。

这两场海战把葡萄牙人彻底打蒙了，赶紧巴巴地再派人来向大明示好，没想到大明认为佛朗机乃“贼虏之桀”，根本不予理睬。葡萄牙人老羞成怒，开始煽风点火，成为嘉靖大规模“倭患”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国人对“倭寇”总有点轻视：不就几个日本武士嘛，吹那么大至于嘛。其实“倭寇”一点都不简单，那是众多以日本人、中国人为主体的国际海盗集团，里面夹杂着相当数量的西方殖民者。日本人主要是烧杀抢劫，葡萄牙人不但劫货，还大量俘虏平民到海上贩卖，属真正的罪大恶极。明朝抗倭不时能缴获佛朗机战船，甚至还有非洲黑奴。走马溪海战明军除生擒“佛郎国王（海盗头子）三名”外，还赫赫记载着俘虏“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葡萄牙是欧洲的第一个暴发户，西班牙与荷兰紧随其后，征服完大半个世界野心爆棚想来殖民中国，到了中国才发现这块最肥的肉啃起来更像骨头，而且是那种敲都敲不碎的筒子骨。大明本着见神杀神、遇魔灭魔的精神，不管你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大门牙大龅牙一律打脱让你咽回去，就这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一直到郑成功的神来之笔，把荷兰人赶走夺下台湾。

现代人都以为中国的海患始于清，其实大明的海防形势远比满清严峻得多，可大明水师在对抗西方列强上连战连捷，游刃有余，此等独孤求败式的骄人战绩居然被今天的中国人集体失忆，怪哉！我们的精英分子们有空花浓墨重笔在《大国崛起》中描绘明帝国的手下败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什么不去写写明？写明为什么强盛，清为什么衰败？没人敢写，要犯错误的。

扯那么远，你一定会疑问：这和跪有什么关系？我明白地告诉你：有关系。明时的中国人已经跪下，但那是向自己人下跪。明只有洋人向中国人跪，没有中国人向洋人下跪的。那么清呢？

老衲

我们再回到满清这个大垃圾场听听苍蝇的嗡嗡作响吧。

1676年1月，斯帕法里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到达中国境内的嫩江，满清官员赶着130辆牛车，60匹骏马和多得数不清的物资前来迎接，如此丰盛的礼物让斯帕法里瞠目结舌。要知道，清俄当时是事实上的交战国，俄罗斯远征军早已完成吃掉50多个中国边民的壮举，正一步步蚕食满清在西伯利亚的领土，屠杀当地的老百姓，残酷镇压鄂嫩河、乌德河流域的蒙古人反抗。斯帕法里此行就是要让满清承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可以想象，斯氏到达中国前生死未卜的心情。

现在，悬在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中国人向来讲究宾至如归，满清则更上一层，做到“敌至如归”。“爱你们的敌人”这一西方人看来畏如登天的信条，对满清以后的中国人简直就是无师自通。从康熙开始，满化的中国人已为世界基督徒们做出榜样：什么叫“爱你们的敌人”，怎么去爱。

满清官员看到俄罗斯使团首先要求对方出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确认身份。斯帕法里拿出来后，第二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在场中国人一律跪倒在地对着他（确切地说是对着他手上的信）进行三叩九拜，磕头对斯氏带来的震撼远胜那些眼花缭乱的礼物，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书中写道：“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

俄罗斯人原本就是豺狼的同类，一试探发现满人属猪，气焰顿时嚣张起来：既然满鞑象奴隶，就把他们当作奴隶好了。礼部侍郎马喇要求斯帕法里前去拜会，斯氏断然拒绝：“作为沙皇陛下的使节，我只能被迎接，而不该去迎接任何人。”并提出具体要求：在野外搭个帐篷，我先进去，马喇跟着才能进去，帐篷由俄国人把守，没有我们的同意，任何清人不得入内。好嘛，一进清国，就支个帐篷当租界，马喇对这样离谱的要求居然全盘接受。

有这样的开局，后面的事情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俄国人到达北京后，康熙命令每三日宴请使团一次，每日需用不得怠慢，这一来，俄国人吃香的，喝辣的，简直像被贡起来一样。接下来自然是有关礼仪的纠纷。接待官员苦苦哀求斯帕法里觐见康熙时三叩九拜，某官员甚至跪地恳求，希望斯氏看在他们卖力奉迎俄国人的份上，跪上一把，好让他们不受斥责。

这里补充一点，康熙之前，沙俄已数次遣使前往满清（或后金），每次都因拒绝磕头而吃闭门羹。斯帕法里与他的前任们不同，斯氏并非贵族，甚至并非俄罗斯人（是罗马尼亚人），而仅仅是受雇于俄外交部的一名翻译，因此斯氏对礼节并没有他的前任看得那么重，而对完成任务看得较重。个人推测，他出发前就已做好礼节上让步的准备，不过由满清的奴才们求着他让步，感觉好不说，还能狮子大开口提个天价，何乐而不为？

斯氏折磨了满清奴才整整三个月，卖足了关子才最终同意叩拜，但要求清国有更隆重的仪仗。觐见那天，斯帕法里大摇大摆地走进殿内，斜对着康熙的御座双膝跪下，象征性地低了低头，也不等喊平升，就立马站起来。上贡的时候，满清官员发现，沙俄的贡品堪称垃圾，乱七八糟的貂皮和狐狸皮，还有一些日常的玻璃器皿；康熙却欣然接受，还夸礼物隆重。等到康熙回赠时，斯帕法里又一次瞠目结舌：金银首饰，翡翠玉件，丝绸裘皮，甚至还有康熙自己穿过的一件火红狐狸皮以示亲善。而康熙赠给沙皇的礼物更让斯氏惊掉下巴：“一件钢玉雕刻，一把缀满钻石和宝石的金如意，一对象牙制品，和若干用金盒子装的龙涎香等，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抵过俄国的所有贡品。”斯氏居然要用十来个大漆皮箱才能把清廷的礼物全部装下。

此后的日子，斯帕法里爽到消受不起，康熙宴请使团十四次，其他官员的宴请不下百次，俄国人再壮也顶不住这么吃，最后不得以把官员们的宴请全部推掉。不过俄国人提出的要求却让康熙笑不出来，沙俄要吞并整个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并且拒绝遣返满清索要的叛徒成特木尔。康熙很生气，后果很轻微。最终谈判破裂，斯帕法里满载着十几个大箱子的礼物回到俄罗斯，完成他成功出使中国的壮举。俄罗斯以十倍的价格将中国带回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狠赚了一笔，彼得大帝甚至向英国大使炫耀康熙的赠品，让英国人羡慕得直流口水。

斯帕法里在他轰动俄国的中国札记中总结道：“难道这就是那个在古代传说中，强大得不可思议的东方帝国吗？他现在是那样地软弱和卑贱。”并在对沙皇的报告中写道：“这个国家不具备攻打俄国的能力，大汗的政府是一群奴才组成的，他的国民羸弱不堪，军队的武器也很一般，我们的一个士兵可以对付他四个，而且我们的大炮可以击溃他们的骑兵.....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注意，斯氏称呼康熙为“大汉”和“鞑靼皇帝”，相比现代中国人对康熙的肉麻吹捧，这样的描述要精确得多。

俄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中国，那个能把他们打得屁股开花的华夏帝国早已随着崇帧吊死在景山上。从俄国人第一眼看到满清的那刻，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随意玩弄的猎物。虽然那时候的沙俄还没有经历彼得一世的改革，在欧洲屎都排不上，被瑞典、波兰、土耳其轮着骑，但在光顾着奴役汉人的满清政府面前，已经足够作威作福。

斯氏之后，清廷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如俄国人所想得那样弱不禁风，发动了丢死人的雅克萨战役：清军包围雅克萨城近一年也没把它攻下，最后在沙皇的要求下撤围，让沙俄残军退守尼布楚。这种羞于见人的糗事居然被今天视为反抗侵略的经典战役；而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更是荒唐到开创中国历史上（亦可能人类历史上）盛世割地的先河，确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使俄罗斯正式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巨无霸，并进而演化为全人类的威胁。

有斯帕法里在满清当大爷的先例，此后的事情自然一发不可收拾。《尼布楚条约》之后，荷兰商人义杰斯率俄罗斯使团出访清国，应义杰斯的要求，清廷在他跪拜康熙时，鸣枪庆贺以示补偿。最离谱的是，义杰斯把俄罗斯带来的烂货全部赊给中国商人，自己懒得要钱却嘱咐清廷帮其收账，哪个官员收不到帐，马上跑到康熙那儿去告状。沙俄使团的其他商人虽然没本事让清廷帮他们收账，但也狐假虎威在市场上强买强卖，动不动打骂中国商人，还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们是你们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最后发展到酒后强吻良家女子，偌大个北京城无人敢管。

义杰斯二十多年之后，沙俄派伊兹玛依洛夫使团访华。觐见康熙时，俄国人依照前辈们的样子，半跪半蹲地做个样子马上起身，大臣周颐清让他们重跪，伊兹玛依洛夫当着康熙的面骂了周颐清一句（用俄语），大殿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然而康熙挥挥手说算了，俄使不懂礼数，不必相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纠缠在国人心头阴魂不散的问题：什么时候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高人一等？答案很简单：康熙。原因就是俄罗斯商人那句牛气冲天的话：“我们是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中国人见到康熙要三叩九拜，洋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中国人只能做康熙的奴隶，洋人却可以做康熙的朋友，换句话说，洋人与康熙是同档次的，反洋人等同反皇帝。国人见到洋人时，头还抬得起来吗？

谈洋人谈得差不多了，最后言归正题，来份大餐，看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使臣托时的磕头表演秀。

1730年，雍正委派礼部侍郎托时执节西行，赴俄罗斯恭祝新皇登基（原为庆贺彼得二世，等到俄国，才知道这哥么已经归西，遂变成庆贺安娜女皇登基），临行前雍正向托时提出很“礼貌”的要求：以前俄国使节到中国都非常傲慢，不肯三叩九拜，你们这次到俄罗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一切礼仪造中国的办，见到沙皇如同见朕，要行大礼，让俄罗斯人看看，我们天朝的官员是怎样的知书达理。

有这样的圣旨，托时憋足了劲准备到俄罗斯大秀一把。1731年1月14日（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托时行抵莫斯科，一见到安娜，奉上国书后，马上领着使团成员集体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女皇和群臣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仗势，惊得不知所措。当俄国外交委员会委员巴什罗夫宣读雍正国书时，托时等人依然跪着不肯起来，这时候女皇实在看不下去，打断巴什罗夫的宣读，示意托时等人站起来，没想到托时骄傲地拒绝：这是我们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强迫我们。于是女皇只好看着他们跪到国书宣读结束。当托时们跪完站起来的时候，个个红光满面，象为国争光了一样。

觐见结束后，侍从将军要带领满清使臣下去，没想到托时等人又统统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把这个将军吓了一跳，忙通过翻译告诉使团“可以了可以了”，但托时哪里肯听，最终礼毕在过把瘾的爽快心情中昂然而去。满清使臣一走，全场哄然大笑，女皇身边的小丑们纷纷学着中国人的样给女皇磕头，把场上的王公大臣们逗得乐不可支，女皇花枝乱颤地说：“这比打胜瑞典还要令人快活。”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再次觐见时，女皇看到托时等人三叩九拜不再惊讶，而是象看演出那样鼓起掌来，这下托时更来劲了，磕得满头大汗。女皇为了奖赏托时的卖力表演，赐酒给他喝，托时受宠若惊，忙跪下领酒，喝完后又磕了几个响头。

满清的使团回国后，俄国宫廷排演了一台滑稽戏《好磕头的中国钦差》。满清当时并非沙俄的藩属国，可满清官员表现出来的却是连到沙俄觐见的藩使都望尘莫及的奴颜卑膝。托时此行除恭祝安娜女皇登基外，还有一项议题，就是要沙俄在满清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中保持中立。问题是，有这样好磕头的使臣，沙俄要是还答应满清的请求，那不是一种耻辱吗？俄庭不承认准噶尔是叛乱，以准噶尔不隶属任何国家为由，没有给托时任何答复。

看完上面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人是否天生命贱，见了人就想磕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元朝以前中国君臣之间主要是揖礼，跪拜仅用于谢恩。见到上级要下跪是蒙古人带进来的。

我们将视线再转回1283年1月8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蒙元大殿上那一名垂千古的时刻。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甚至许以丞相职位，允诺文代其管理中国。

文天祥不为所动，长揖不跪。

三年前元丞相孛罗提审文天祥的时候，文昂然屹立对孛罗行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手下逼文天祥下跪，文坐在地上竭力挣扎，就是不跪。文说：“南揖北跪”，我是宋人，当然要行宋礼作揖，怎么能行你们胡人的跪礼？

三年后，文天祥站在忽必烈的面前，依然只揖不跪。忽必烈爱才心切，甚至没有迫文天祥下跪。

那时候，宋已亡国四年，所有汉人都在蒙古人的淫威下跪以偷生，关在监狱里的文天祥是一个例外。

他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中国人。

老衲

第三节、华夏的礼仪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场笑话。我们从小被告知，中华乃礼仪之邦，可现实上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缺乏最基本的教养，而且仅有的那点礼仪都来自西洋，老师也不知道哪些是华夏的礼仪。西洋礼仪属接触性，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亲密，从握手、拥抱到亲吻层层递进；东方礼仪属非接触性，如作揖和万福，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礼仪学来学去也只会握手，拥抱kiss那是会起鸡皮疙瘩的。自己的礼仪没有了，西方的礼仪又学不来，于是中国人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来的永远是呆板木呐。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华夏文明就被定以“礼乐文明”的基调而卓显于世，礼仪这个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曾无数次让外邦之人自惭形秽，如今一切成梦，华夏的礼仪随着华夏文明的陨落而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这里缅怀祖先的优雅高贵，回味那种居高临下的文明优越感。

一、都是正坐惹的祸

椅子是否舶来之物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中国出现得很晚，五代时才流行起来，至宋最终进入千家万户。五代之前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坐在席子上，不是直接坐在地上），那时候的坐姿至今依然保留在日本的榻榻米居室中，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跪坐”，其实跪和坐在古代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仪态，双膝并拢着地，臀部贴着脚后跟是“坐”，臀部离开脚后跟“引身而起”谓之“跪”，因此“跪坐”是一种极不规范的说法，但怎么将那时的坐和现在的倚坐区分开来呢？姑且采用日本人的称谓“正坐”吧。

毫不夸张地说，正坐是中国人在礼仪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们祖先的这种坐姿，形神内敛庄重，坐着抚琴弄墨，优雅恬静，执剑而坐，则如爆发前的蛰伏，透出萧萧肃杀之气，是所谓“暴力美学”的极致。正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极能锻炼身体，东方哲学素来讲究以静制动，正坐就是这种思想最完美的体现，与蹲马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曾试着正坐看一部影碟，结果脚酸腿麻，中途放弃。因此正坐无论对人的精气神，还是筋骨都有上佳的修炼作用。国人五代前虽然喜静，却阳刚霸气，与正坐有极大的关系。五代之后，国人依然好静恶动，却因为失去正坐这个日常修行的方式，而日趋萎软散漫。

我们的先人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坐姿？这是“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具体外现。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尊敬，正坐体位较低，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与高高在上的倚坐完全不同；人身上最不雅的地方是臀部，最脏的地方是足底，正坐臀部与足底相接，而以腿和足背着地，表示对大地的谦恭。因此在上古时代，正坐直接联系到一个人的修养，坐不好是要挨骂的。

孔子的老朋友原壤踞坐等待孔子。踞坐就是臀部着地，两足向前张开，两膝弓起，其形如箕，名为箕踞，是最不敬的坐姿。孔子看见，勃然大怒，骂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至阴至毒之话：“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意思是：你小时候不敬重兄长，长大了毫无建树，老了还不死，真是害人啊！边说着，还用拐杖敲他的小腿。当然，鉴于这两人的至交关系，也可能都在闹着玩。不过，一个侧面也说明坐姿的重要，否则，开不出性质如此恶劣的玩笑。

还有一个例子是被老毛封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赵佗。秦将赵佗随主帅任嚣打下岭南后，成立南越国。赵佗会见汉高祖使臣陆贾时，箕踞而坐，被陆贾当面指出，很不好意思，改为正坐后，自嘲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可见坐不好确实是件丢面子的事情。

可惜从宋朝开始，正坐就被国人遗忘。时至今日介绍正坐的文章中，大都强调这是一种日本文化，极少提及正坐其实来自中国。维基百科上甚至没有“正坐”的中文词条，而在日德英法西各语言中均有对“正坐”详细的解释。愧对祖先啊！

鉴于日本是目前唯一保持正坐的国家，有必要在这里对我们这位蹊跷的邻居废一点笔墨。遣唐使将正坐带回日本，但日本那时候和朝鲜一样是盘腿坐，正坐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十二世纪（一说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的正坐已完全被倚坐所替代，日本却开始推广正坐，而不是引进椅子。此消彼长，中国日趋重文轻武之时，日本却越来越具侵略性，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正坐惹的祸。

日本原属荒蛮之地，正坐使日本人变得典雅庄重内涵起来，使日本开始显得有文化。世人大都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菊花与刀”这样既唯美又残酷的双重性格，其实这样的性格完全拜正坐所赐。“菊花”是正坐姿态的优雅，“刀”则是正坐一触即发的气势，日本的茶道、合气道（武技的一种）、居合道（剑术的一种）、舞踊等等都是建立在正坐的基础上。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正坐，就没有所谓的日本文化。

正坐对好静的中国人是一种锻炼，对原本就躁动的日本人则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正坐为日本注入雅致，理性和纪律，将日本人的盲动调整为万众一心的力量。我们的先祖肯定无法想象，他们发明的正坐却因为在数千年后传入一个蛮荒的岛国而为他们的子孙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耻辱。

如今日本的正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日本古怪的民族特性也在一点点消退，也许是我们重拾正坐的时刻了。如果正坐能在中国成年人中（未成年不提倡）恢复起来，相信中国人的体格神貌会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老衲

二、礼贤下士的先秦


任何一个民族，最高层次的文化都掌握在上流社会的手中，中国也不例外。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因此君臣礼仪无疑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从君臣之礼的演变就能看出华夏文明的兴衰，所谓一叶知秋也。那么，我们想象里中国古代君臣会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皇帝端坐龙椅之上，大臣鱼贯而入，跪地磕头，再战战兢兢分列大殿之上。

这是清宫剧里最常见的场景，由于目前中国银屏上泛滥成灾的辫子戏天天给人洗脑，以至于现代中国人一想起古代就是长袍马褂磕头，把卑微的满清文化视作华夏文明而自轻自贱，最后的一点民族自豪感也被胡编乱造的历史剧搞得荡然无存。要重拾民族自尊心就得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在这里让我们上溯源头看看周代的君臣会面吧。

周王、大臣和侍从各就各位站立朝殿之上，周王先对职位最高的孤、卿一一作揖，再按爵位对每个档次的大夫作一次揖，然后对上中下三等的士各作一次揖，最后回头，对自己身后列于左门的侍卫作一次揖，再对自己身后右门的侍卫作一次揖。等这时候周王的揖全部作完，群臣和侍卫才集体还揖一次，结束，开始议事。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怎么可能，哪有君向臣甚至是自己的侍卫先行礼的道理？是的，这确实是周礼，就是那个“反动文人”孔子毕生推崇的封建礼教——周礼中的站立礼。

我们再谈跪拜礼。前一节说过，臀部垫着脚跟叫做坐，臀部离开脚跟叫做跪。因此双方对立时行揖礼，双方对坐时行跪礼。臣向君跪，似乎天经地义，可先秦还有不少君对臣行跪礼的记载，比如“太甲稽首（磕头）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秦昭王为求得范睢（当时乃平民，无任何官职）的指教，不惜连跪五次，并对范睢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而范睢显然“物超所值”，他先为秦王订出“远交近攻”的战略，使秦从此走上统一霸业，后又在秦赵之战中使出反间计，诱使赵王以赵括换廉颇，结果赵四十五万人被白起所灭，再无力抗秦。

依照《礼记》的记载，先秦国君接见他国的大夫时，要行跪拜礼感谢使臣屈尊来访；册封本国的大夫时，也要行跪拜礼，感谢新大夫的就任。上面说的都是国君主动行跪拜礼，而臣下向国君跪拜时，国君一般也要还拜一次“空首”，就是双手拱地，叩头至手不触地的磕头。

先秦时君主礼让臣下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降阶，即下台阶相迎或相送；抚席或撇席，用手象征性掸一下灰再请大臣就坐；离席，即离开坐席行揖礼或跪拜礼，齐桓公向曾带领他逃亡并多年辅佐他的鲍叔牙表示感激时，就曾离席再拜（跪拜两次）；兴席，即会宴结束，臣下告退时，君主起立示别。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礼节就是“国君不名卿老”，君主只能称呼高级官员的字，不能直呼其名。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先秦的礼仪总结四个字就是“礼贤下士”。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先秦这个华夏文明源头的礼制就能一眼相出，这是一个人类顶级文明的构架。秦昭王五跪范睢，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势阶层向知识分子低头，先秦如此的尊知重教，哪有不灿烂的道理？

先秦的君王有如此谦逊的礼仪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跨度时间最长的分裂和自由竞争时期。诸侯将相面对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竞争压力，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市场经济下大集团的董事长，到处招贤纳士为自己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忠君思想在先秦还未定型，能人异士普遍的想法是“士为知己者死”，而非“精忠报国”，于是但凡有些能耐的都周游列国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上位者，谋个“CEO”的位子施展抱负，合不拢就跳槽，毫不勉强。先秦就在这样一种君臣的互相寻觅和碰撞中产生出“灿若星河”的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自由竞争的封建时代落下帷幕，以垄断和大一统为特征的帝国时代终于到来。新时代的君王还需要对下属那么彬彬有礼吗？

老衲

三、秦始宋终：华夏礼仪的嬗变


先秦君臣会面的礼仪应该说大体上是对称的，君对臣作揖，臣还揖，臣对君跪拜，君“空首”还拜。华夏礼仪的嬗变从九州统一的那天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独裁者嬴政为自己取了一个牛翻天的称号“皇帝”，意思他是三皇五帝集于一身的人物，是中国这块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并要求“天下事无大小皆決于上”。先秦君王自称时一般采用“孤”、“寡人”以示自谦，或用“本王”这样的中性词，而“朕”这个字是先秦所有人包括老百姓自称的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我”。嬴政有绝对的权力，不需要再向臣下表示谦逊，当然不会再用“孤”、“寡人”这样的字眼，他是皇帝，自然也不能再称“本王”，于是规定“朕”这个原本人人都用的字从此归皇帝一人独享，谁再说就是犯上。

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有这样的背景，如果你依然认为始皇帝陛下应该象先秦君王那样对臣下作揖行跪礼，只能说明你活得够腻味，应该去阴间自个YY去。当然，嬴政向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还是会行礼，但那已非日常礼仪，而是特殊场合下的特别礼让。

秦是个短命王朝，很快被汉取而代之。汉礼脱胎于秦，并大抵沿用至五代。皇帝一般情况下不再对大臣作揖或跪拜，而一律改为“兴（起立）”。丞相觐见时，皇帝起立相迎；皇帝在车上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示敬；王公跪拜谢恩，皇帝以起立作答礼。

朝堂之上，君臣依然是“坐而论道”，大臣列坐殿上，宰相还经常有杯茶喝喝，与皇帝边茗边聊。

对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这样的顶级官员，皇帝还有很多与先秦相似的特别礼仪。比如“赞拜不名”、“诏书不名”，就是说话（包括赞礼官唱名）写诏书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应称对方的字或职位。南朝梁武帝有一次宴会时连呼吏部尚书蔡撙（其时代理宰相）的名字，蔡撙毫无反应，梁武帝改称“蔡尚书”后，蔡撙才起身应答，并当面指出：“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很尴尬。可见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在皇帝面前还是很有尊严的。

除“赞拜不名”外，三公往往还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即不需要快步上朝，而可以慢悠悠地走进去；进大殿亦不需要卸剑脱鞋，而是穿着鞋子御剑面君。可想而知，这些权臣上朝时肯定感觉好得没话说。

汉唐礼仪中最具先秦特色的当属象征敬老的“三老五更”之礼。皇帝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通常的做法是选朝中德高望重的年长大臣担当“三老五更”，皇帝亲自降阶作揖相迎，再请他们坐上席，然后行跪拜礼，聆听教诲，并亲任小二伺候酒菜，最后拜谢送老。总之，皇帝要做一回孙子以示尊老。

由此可见，从汉到五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象先秦那样对等，但仍能做到亦师亦友。

华夏礼仪的第二次嬗变从宋开始。

历史长了，总会有些不好的回忆，959年2月3日的陈桥兵变就是一例，从那一天起，华夏文明由盛及衰，这一点从礼仪的变化上也能清楚地看出。

赵匡胤是靠兵变上台的，从执政开始，他就致力于将下一个赵匡胤消弭于无形之中。政策上重文轻武，礼仪上不断拉大君尊臣卑的差距，让大臣积攒不到与皇帝相匹的威望去搞政变。

从效果看，赵匡胤无疑是成功的。宋明二朝再无武将叛乱，稳定的代价很昂贵，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覆灭。

接前一章谈坐姿。五代之前椅子尚未普及，君臣都是坐而议政。宋开始，椅子成为日常家居的标配，皇帝也不再正坐，而是高居龙椅之上，那么大臣呢？

大臣尤其是宰辅之类的大臣原本是有椅子坐的，不过很快就没有了，原因是赵匡胤觉得宰相的权力太大，要拿他们开刀。他一方面利用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一大堆官来削分宰相的权力，另一方面玩了个小花招拿掉宰相的椅子。某日早朝，赵匡胤突然对坐在椅子上的宰相王溥和范质说：我眼花看不清，你们把奏折念给我听吧（一说“你们将奏折递上来吧”）。二人站起来念奏折（或递奏折），完事后发现座椅不翼而飞，原来已经被人拿走了。从此朝殿之上，大臣只能站着，偶尔被皇帝赐座，也是受宠若惊，只敢半个屁股搭在凳子上，比站着还难受。

赵匡胤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帽子上。这位兵变上台的皇帝整天疑神疑鬼，上朝时看到大臣在下面交头接耳就如坐针毡，忍不住幻想他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于是心生一计，传旨在官帽后面分别加上以铁片或竹篾为骨架的长翅。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职位越高越长，他自己的最长。长翅成为官职的标志后，在宋的历史中越加越长。戴着这么个帽子，官员只能面对面交谈，再也不能窃窃私语，于是这位来路不正的皇帝临朝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很多。

客观地说，赵匡胤对政治、军事、礼仪等各方面做的一系列改革，为中国的灭亡提供了所有必要条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1279年，赵宋这个一心一意做王八的朝代，终于被蒙古人赶到太平洋里喂王八去了。汉民族第一次体味到，亡国奴是怎样一个“痛”字！

老衲

四、元明清：跪礼的滥觞

（一）元

1230年，蒙古人征战金国打到一半的时候，蒙古贵族就发现一件让他们郁闷的事情：中原汉人太多，牛羊太少。人肉不能吃，人皮既不如牛皮坚韧，又不如羊皮保暖，要那么多汉人有什么用？于是大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道奏章，后世很多人争论“悉空其人”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尽屠汉人还是仅仅将汉人赶走，汉人又能往哪里赶？考虑到蒙古人有大屠杀的嗜好，多数认为戮尽汉人的可能性偏大。

这时候，北方汉人的红太阳耶律楚材出场了。

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陛下南征在即，军需从何而出？对汉人征税，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够军需，怎么能说无补呢？窝阔台说你试试看吧。于是耶律楚材对汉人开始征税，一年后，征得价值约七十万两白银的财物。窝阔台检查后十分开心，当即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引为左膀右臂。

两年后，蒙古大将速不台因为汴梁（开封）抵抗剧烈，破城前向窝阔台请示攻克后屠城。红太阳耶律楚材再次出场，他“驰入奏”，力谏窝阔台放下屠刀，窝阔台犹豫不决。毕竟按照蒙古人的规矩，这种情况完全应该屠城，而且屠城是前线将士的意愿，大汗没理由回绝这样的“正当要求”。于是经济学家耶律楚材再次施展绝活，说能工巧匠都聚集在汴梁，并报出汴梁一年生产多少盔甲弓箭，可供多少军队使用；杀光就全没了。这才打动窝阔台的心，下旨除完颜家族外不可滥杀，汴梁城内一百多万汉人得以存活。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耶律楚材，北方汉人是否已被杀得绝种？

上面说的是耶律楚材对保存“汉”这个人种作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鲜为人知，意义却更加深远。那就是对跪礼的改革。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跪有点特殊——双膝下跪。因为中国人的跪源于正坐这样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其他民族没有这种坐姿，自然也少有双膝下跪。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行跪礼，站立时行揖礼。宋时中国废弃正坐，但正坐的副产品跪礼却保留下来，用于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谢恩或谢罪，不过一般场合很少使用，数隆重的礼仪。

跪是谢礼的这一“华夏”概念，到蒙古人腿上被颠覆了。

蒙古人原本和西方人一样，行单膝下跪礼。跪的适应症比中国广得多，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蒙古人入主中原，将单膝跪也带过来，两种跪礼开始发生冲突。

单膝跪为胡礼，中国人看起来不伦不类，斥之为蛮夷的标记。胡人衣裤较紧身，单膝跪还有点样子，中国人身着宽松的汉服，行单膝跪也确实怪了点，因此完全汉化的耶律楚材对单膝跪非常反感，劝说周围的蒙古贵族行双膝跪礼。

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耶律楚材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蒙古国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跪礼的滥觞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耶律楚材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却又让中国人永远地跪下去。我们该怎样评价这位“楚材晋用”的红太阳呢？

蒙元开创中国面君跪拜，并且跪着上奏的恶习。当时的礼仪是“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跪着向皇帝奏事，奏完还要趴地上才能起立，象藏民朝圣那样，真正斯文扫地。

康有为对中国君臣礼仪的演变曾总结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老衲

（二）明

1368年，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旗帜的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华夏帝国——明。这时候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蒙古的野蛮习气早在中国扎根，并深深影响了大明。于是，明这个终极版的华夏在礼仪上表现出与宋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方面，首当其冲就是跪。

明继承下元朝的跪奏，并将跪拜礼发展为五拜三扣头：俯首至手（拜）五次，叩头至地（扣）三次，用于最正式的场合，比如官员三年一次的觐见，殿试等场合。一般情况下无需那么多次，但也经常三拜四拜。

大明的野性还表现在廷杖和凌迟这两个分别出自金和辽，蒙元继承下来的酷刑。廷杖就是朝堂之上打板子，刚开始还保留厚棉底衣，从正德无恶不作的大太监刘瑾施刑开始，底裤也去掉，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白花花的屁股一棒接着一棒打，年老体弱的一顿打下来基本上非死即残。

“凌迟”一词原为契丹语，辽以前中国并无此刑，而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却能找到相似的刑罚，但比中国的凌迟要粗糙得多。这一本非中国的酷刑确象辫子、磕头一样在清末成为中国的标记，被西方人视为中国人野蛮残酷奴隶化的象征。原因在于1904、1905年法国士兵在中国拍摄下凌迟的照片，后以明信片的形式在欧洲发行引起震动，我不知道当时欧洲人看到那些毛骨悚然的照片是否象我今天看到那样，恶心欲呕，我只知道不少欧洲的艺术家居然能从中得到灵感——搞艺术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变态。

不得不提的是前面那个创造光屁股廷杖的刘瑾，死时还创下“凌迟”的世界纪录：共受四千七百刀，三天才断气。也算恶有恶报。

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礼崩乐坏的时代，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语来说明这样一个复杂的王朝。只能讲，明之所以算华夏，不在他有跪拜和酷刑，而在他对跪拜和酷刑的态度。下面说几个“反面典型”，第一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清官海瑞。

明嘉靖二十八年，海瑞中举，委派到福建南平县当县学的教谕（教委主任），海瑞自上任就订出“教约”：学生见老师只作揖，不下跪，严禁送礼。第二年，他的顶头上司延平府视学来南平视察工作，海瑞带着左右二副手前去迎接，一见面，左右二人立马跪下，海瑞傲然屹立，只拱手作揖，把视学震得又羞又怒，半天冒出一句：“哪里来的山字笔架？”

不得不承认，这个视学很有急智，一立二跪，活脱脱一个“山”字，“瑞”字里又带“山”，非常漂亮的一语双关。海瑞的道理却很简单：朝廷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我为什么要跪？从此海瑞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笔架博士”。

不久，御史前来视察学宫，南平县所有官员齐聚学宫迎接御史大人，一见到面，呼啦啦跪倒一片。海瑞除外。他依然只揖不跪。

御史大人气得火冒三丈，连饭都没吃就拂袖而去。海瑞这一下想不出名都难了。

海瑞这么一个学历低微，把上下左右得罪得干干净净，指名道姓骂过皇帝，一章奏折把朝廷大员全部骂尽的“现行反革命”，居然越骂职位越高，最后官居二品，成为黎民百姓的偶像，公务员们的噩梦。提拔庇护他的官员是不是脑袋都进水了？

脑袋进水的应该不是明人，而是我们这些看着荧屏上的和珅长大的不肖子孙。海瑞如果活在今天，他能够生存下去吗？更不要谈什么到中央做部长了。

下面介绍第二个“反面典型”：张居正的夺情案。

万历七年十一月，翰林院的两个七品芝麻官吴中行和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守孝期间出理政事）。

我一直都纳闷，明人敢情不是喝人奶而是喝豹奶长大的。七品就是个县级干部，居然敢弹劾内阁首辅（国务院总理），而且是那种大权独揽的首辅。失心疯了？

疯的不只这两人，艾穆与沈思孝随后跟进，弹劾张居正。

万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一顿暴打，瘦子吴中行几近气绝，被人以灵药起死回生；他的一条腿被医生割掉数十块腐肉，只剩白骨，落下终生残疾。胖子赵用贤受伤相对轻些，但也“肉溃落如掌”。此时，赵大人的老婆出场了：她把老公腿上脱落的腐肉制成腊肉藏在家里，留作永久的纪念。生猛啊！

更生猛的还在后面，新科进士邹元标拜别上面四具血肉模糊的身躯，于廷杖第二日，递上第五份弹劾张居正的奏折。

邹元标廷杖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不过大明就是大明，这五个大逆不道之徒居然“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

以今天的标准看，明人都有些精神不正常：弹劾国家领导人排着上，要打要杀随你便。我奇怪的是，这种变态的基因今天的中国人怎么没有继承下万分之一？

下面是第三个“反面典型”：铁铉。

靖难之役，朱棣在济南城外大败李景隆，济南成为孤城。时任山东参政的铁铉当时负责督运粮饷，听闻兵败消息后即刻奔赴济南城，与守将都指挥盛庸歃血为盟，誓死保卫济南。接下来三四个月，朱棣与铁炫斗智斗勇，就是攻不下济南，最后放砲击城，眼看将破之际，铁铉居然将朱元璋画像悬挂城头，又亲自书写大批朱元璋灵牌，分置垛口，燕军立马熄火，把朱棣气得七窍生烟，最终战败撤军。铁铉接着乘胜追击收复失地，以一介书生官至兵部尚书。

1402年，朱棣绕过铁打的山东，直取南京，夺取政权后，再发兵北上，最终擒获铁铉，押解南京。

按现代的观点，朱棣造侄子朱允炆的反，关外人什么事？都是朱家的人，谁当皇帝还不一样？你铁铉当初排错了队，现在向朱棣认个错，继续当你的兵部尚书，何乐而不为？

铁铉被执庭上，背对着朱棣立而不跪，大骂反贼，让他转过头来都不行。朱棣大怒，命人割下他的耳鼻，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问：“甘乎？”他厉声答道：“忠臣之肉，有何不甘！”

铁铉被凌迟处死，至死，骂不绝口。

朱棣见他到死都不屈服，气急败坏，命人架起油锅，将铁铉的尸首投进去煮，命内侍用铁棒夹住他的残骸翻转过来面朝北向。朱棣笑着说：“你现在肯来朝见我了？”话还未说完，油沸爆出，内侍的手都被烫烂，扔下铁棒四散。铁铉的骨架跌落油中，依然反立如前。

铁铉活着不给朱棣一个正脸，死后也只让朱棣看他的后脑壳。壮哉！

同期被凌迟处死的还有方孝孺（灭十族），黄子澄（灭三族），齐秦（灭三族），练子宁（灭族），卓敬（灭族），陈迪（灭其子）。这些当朝大臣只要在朱棣面前服个软，就会官复原职，一样的荣华富贵。

但他们选择的是千刀万剐。

后人多骂朱元璋残暴，却没人想过残暴的朱元璋怎么会教导出如此忠肝义胆之臣？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血性刚烈的一个王朝，一不搞和亲，二不签条约，谁不服，打痛为止。王朝血性是因为他有血性的臣民，血性的臣民是因为他们有血性的君王。当崇祯留下“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豪言自缢殉国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三百年后同样的亡国之君溥仪却在舔倭寇的屁眼，卖国求荣。皇帝都在卖国，匹夫有爱国的理由吗？

近几年明清之争甚嚣尘上，实在是件滑稽的事情。崇祯做人，溥仪当狗，明和清就是人与狗的差别，这两个王朝哪有一点点的可比性？

老衲

（三）清

1、跪

我们分析任何制度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素质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明朝的酷刑传自蒙元，不过效果肯定出乎鞑子们的意料，明人居然狠到“卖直求荣”，很显然，草原上的那套惩罚吓唬不了真正的汉人。同样，满清将大明的体制一股脑儿继承下来，可是执行者由汉人换成满人，效果就截然相反。

1644年，清兵入关，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调教师爱新觉罗登台亮相。

爱新觉罗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汉人而言，他是皇帝；对蒙古人而言，他是博格达汗。有以上两条已经够上李世民的标准（李被突厥尊为“天可汗”）；不过，李世民要想和爱新觉罗比称号恐怕是拍马难追，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神奇无比的称呼——“老佛爷”。

老佛爷源于女真首领的尊号“满柱”，“满柱”是曼殊或文殊的音译。满人信奉喇嘛教，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班禅额尔德尼为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蒙古可汗是金刚手菩萨，满清皇帝为文殊师利菩薩。喇嘛教的确是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满清那些老婆多得用不完，儿子多得要火拼，杀人如麻的皇帝们居然被尊为菩萨。西藏人真有幽默感。

顺便插一句，稻城亚丁（即香格里拉的原型）有三座闻名遐迩的品字形的雪山，分别叫仙乃日（观世音菩萨），央迈勇（文殊菩萨）和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恰好指的就是达赖、满清皇帝和蒙古可汗。

既然爱新觉罗氏兼任皇帝和菩萨，参拜礼就不能象明朝五拜三叩头那么简单，庙里面怎么拜佛，大殿上就应该怎么拜皇上，于是三跪九拜这一标准的佛教礼仪被搬进满清的大殿。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终于在“我大清”走到政教合一的路上——拜佛与拜皇上合二为一。

三跪九拜的清礼与五拜三叩头的明礼在安南（越南）发生不小的纠纷。安南是大明的藩属国，大明遣使出访安南时，安南国王都对代表天朝天子的龙亭和诏书行五拜三叩头之礼。受明的影响，安南国内也行五拜三叩头的拜天子礼仪。清接替明后，要求藩属国全部改行三跪九拜，安南接诏时却依旧行五拜三叩头，与清使产生冲突，双方每次都为接诏的礼仪开辩论会，好不热闹。这场纠纷长达百年之久，直到乾隆的时候才最终解决：安南不胜其烦，答应行三跪九拜之礼接诏。

满清如果光有三跪九拜倒也算了，满清的创举在于让奴才们练铁膝功，将跪拜的时间无限延长。大明虽然有跪奏，但谁奏谁下跪，奏完皇帝说起就起来了，而且明朝中后期皇帝迨政，经常不上朝，甚至几十年不上朝，大臣想跪都没地儿跪。满清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一并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倒在地，这一跪下去，什么时候起来只有天晓得，长的时候一跪就是几小时。跪可不是一件舒服事情，否则中国家长惩戒孩子也不用罚跪。跪在蒲垫上，时间长了尚且受不了，更何况大臣们都是匍匐跪在冰冷的硬地上，跪着还不能乱动，我真不知道那些老胳膊老腿的奴才们怎么受得了如此折磨。痛上加痛的是，满清的皇帝碰巧个个勤政，天天出朝享受大权在握的快感，老奴才想歇一天都不行，估计十几年朝臣当下来，膝盖没准练得比石板都硬，泰拳手碰上也要躲避三分。满清奴才们原本就芝麻大的那点自尊，在这积年累月的长跪中早被消磨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跪在零度以下的砖地上，膝腿又痛又麻又冷，跟上刑似的，以至于乾隆都觉得长跪实在是活受罪，给一品高官、年老大臣加个跪垫，算是“皇恩浩荡”。要知道，汉朝这样的宰辅大臣可是腰挎宝剑大摇大摆地走上殿，皇帝还要起立相迎；君臣就座后，给宰辅先上茶再议事。这样的礼遇满清的奴才做梦都无法想象。

礼乐是华夏文明的根基，从礼仪的变迁看，华夏文明确凿无疑地在大倒退。不过，满清已非华夏，倒退就倒退吧。

老奴才有跪垫，数小时跪下去依然吃不消，不少大臣上朝前都用厚棉花把膝盖裹起来当护膝。不过即使如此，跪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脑缺血导致头晕眼花在所难免。满清找不出几个像样的人来，荒唐事倒不少。七十高龄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养心殿跪的时间太长，站起来晕晕乎乎踩到自己衣服，一跤摔下去因公殉职，死在乾隆的御座前。

刘于义是所有奴才们学习的榜样。

满清觐见皇帝行三跪九拜，上奏时长跪，告退时还要“跪安”，即退几步再跪下祝圣安，然后退出。满清将跪发展到人类所能想象的极限：能跪着就别站着。

当世界已经苏醒，大踏步向前的时候，汉民族却死死地跪在爱新觉罗的脚下，眼巴巴地望着“友邦”一个个超越，愈行愈远。

2、奴才

清以前从无朝臣自称奴才，清却规定：满人上折时自称奴才，汉人只能称臣。原因无它，八旗乃变相的奴隶制，所有满人实质上都是爱新觉罗的家奴。奴才这个称谓说明爱新觉罗与满人是主奴关系，换句话说，满人是自家人；而汉人只能称“臣”，说明汉人是外人，再引申就是潜在的敌人。事实上，乾隆以后，汉人已完全满化，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都是逆来顺受的哈巴狗，争着向满大人邀宠，但满人却从不视自己为中国人，明证就是文字狱时将金宋书籍里所有的“中国”字眼一律删除。

满清两个半世纪的统治，防汉制汉为重中之重的基本国策。宁可亡国，也要拉汉人陪葬。西太后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是一个中国人说得出口的，甚至连殖民者都难以启齿。历届港督，没有哪个敢说“量香港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虽然英国是美国的跟屁虫。西太后说出这句话，说明她从未将自己看做中国的主人，相反是一种寄生虫的心态：反正自己不是中国人，把中国全败光，只要满人多撑一天就行。维新变法时，满人的集体态度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弹劾变法“保中国，不保大清”，将自己完全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上。

中国的敌人统治中国，中国能不亡吗？

再谈“奴才”这个称谓，满人署名“奴才”，汉人署名“臣”，那么满汉一块怎么办？乾隆三十五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折，二满臣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乾隆看后马上变脸，斥责周元理不肯当奴才，有意立异，把周元理吓个半死。三年之后，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另一道奏折，马人龙有前车之鉴，便跟在天保后面一起署名为“奴才天保、马人龙”。没想到乾隆看后又是勃然大怒，斥责马人龙冒称奴才。总之，变着法子整汉人。乾隆认为“奴才”是个神圣的称谓，汉人不配，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发圣谕满汉今后上奏折一律称臣。宁可满人降格称臣，也不能让汉人做奴才。

上面说的是奏折里的正规署谓，口语里直到清末，依然一口一个奴才表忠心。清朝今天被归类为封建社会，我一直对这个分类表示怀疑。清人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我大清”动辄上千人匍伏于地跪拜的壮观场景，怎么看都是奴隶制的标记。真正的封建社会西周，从无此类场景。相反是天子先向臣下作揖，臣下最后才还礼，与满清真有云泥之别。我们那些吃皇粮的学者们，能不能不要辱没“封建”这两个字。

3、辫子

我在前文《汉服的伤逝》里谈到，电视上天天看到的麻花辫实际上只存在于清末，清初的辫子是“金钱鼠尾”。所谓金钱鼠尾有两层意思：一、辫子象老鼠尾巴那么细，要能穿过铜钱中央的方口，穿不过，接着剃；二、要想有那么细的辫子，只有一个办法，把头几乎全部剃光，只留铜钱那么大的一撮毛。清兵在广州颁布剃发易服令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把丑陋到无法想象的金钱鼠尾居然说成“新朝之雅政”，满人真不知道“雅”字怎么个写法。

后金时期的金钱鼠尾是脑后留细溜溜的一绺小辫，与之相配的是下颌的胡须全部剃光，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胡子。这是汉人归降的标记，象卖牲口插标签一样。

入关后汉人爆发反剃发的斗争，虽然最终不得已都剃了，但蓄发的部位却从脑后移到头顶。虽然仍为金钱鼠尾，从前面看依旧搞不清是和尚还是秃子，但至少头从侧面看上去不至于象老鼠屁股。

那么这样的老鼠尾巴清人究竟留到何时？

前一阵子我看到马戛尔尼访清时随行画师所绘的中国场景，画上的中国人赫然留着金钱鼠尾。就是说，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清人都是大光头上顶着一条细溜溜的老鼠尾巴在那晃来晃去。

中国的电视编导们，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敬业一点，拍康熙乾隆的时候让他们拖一根金钱鼠尾？你们用清末的麻花辫顶替你们祖先“精美绝伦”的老鼠尾巴，不怕主子们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们晦气吗？

清人的头发直到嘉庆年间，满清的统治衰落后才开始变化。蓄发的部位从一枚铜钱扩大为几枚铜钱，直到清末留一半剃一半的“半拉儿瓢”。

中国人心理的奴化从对辫子和满服的态度上能看得清清白白。清初“留发不留头”到清末视辫子为国粹；清初抵死抗拒剃发易服，到今天视唐装旗袍为国服。证明鞑虏并没有被驱逐掉，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已变成鞑虏。

文字狱的巅峰之作《四库全书》，所有的“中国”和“夷狄”字样全被删改。与之相对应，今天你用搜狗拼音，会惊讶地发现词库里居然没有“鞑虏”和“驱逐鞑虏”这么常用的词。

我们至今依然象满清那样在避“鞑虏”的讳。

谈辫子不得不谈到王国维，这位被捧为国学大师的满清遗老，直到民国十六年投湖殉清的时候，依然留着小辫。辛亥革命后，他应召任清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时，他就急着要跟几位遗老投金水河殉清，被家人拦住没死成；三年之后，终于还是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昆明湖自尽。

我一直都奇怪，王国学大师钻研的究竟是哪一国的学问？王是甲骨文、金文和汉简方面的泰斗，从殷商到汉，中国人什么时候留过辫子？女人都没留过！为什么他非要拖着那条象征奴役的小辫被别人“辱”？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难道忘了，两百多年前，他的祖先曾为留发不留辫与清兵抗争，多少人肝脑涂地！

王国维今天被越捧越高，成为“国学”的象征。这位留着小辫，甘愿为主子而死的好奴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精彩的写照。

老衲

原帖由 老衲 于 2012-2-14 13:44 发表
这位留着小辫，甘愿为主子而死的好奴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精彩的写照。

最认同这一句

wulinxiaoxiao

宋朝的儒教变得太变态了
所以以后中国人都变成了奴才

radar1016

good one!

mark!

大成若缺

写的不错。有两点我不敢苟同。

在中国历朝军力排行榜中，明排正数第一，清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宋）。

要单是从军事战绩上来说，秦汉的军队就比明朝的强。秦在国内横扫六合，统一中原。对外北击匈奴，南至岭南基本上没有败绩。汉家铁骑至西汉刘彻那会儿荡平漠北，征服西域。即使隋唐鼎盛时期的军力也不低于明朝，隋朝历时太短，要不是自己后院着火，朝鲜已经入了中国的版图。唐朝耗时几十年灭了东西突厥，西突厥可在此之前搞定了拜占庭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明朝军力长盛不衰是真的，要说强？土木堡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很强的军队了。当然比起那个割地赔款的猪尾巴朝代，节气上那是强的太多了。至少明朝没有签订过任何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场笑话。我们从小被告知，中华乃礼仪之邦，可现实上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缺乏最基本的教养，而且仅有的那点礼仪都来自西洋，老师也不知道哪些是华夏的礼仪。

称古代的中国为礼仪之邦并非扯蛋。中国历代就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这些在‘仪礼’‘周礼’‘礼记’中都有记载。直到宋代，礼仪才和礼教相融合，成为中国的治人之道。对君王士大夫来说，他们有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行揖拜礼。公候相见行两拜礼。平民相见依靠长幼行礼，幼者施礼。我们现在给新生儿做满月也是古代‘诞生礼’中一个环节的延续。以前的婴儿自出生后要历经‘三朝’-‘满月’-‘百日’-‘周岁’。成年后行成年礼，即‘冠礼’。结婚时还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号称婚嫁六礼。这些礼数上不免有封建社会愚昧落后的影子，但也有让我们汗颜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大成若缺 于 2012-2-14 16:20 编辑 ]

dootbear

2007年， 文学城就有了这篇文章：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2710/200709/

写得不错 ！

mlstring

还记得看萧让的一篇关于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考据文。。。

原话出自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http://www.tanghistory.com/bbs/v ... page%3D1&page=1

mlstring

所以，很难理解为毛现代人还要把马卦旗袍当国服。。。汉民族自己的服装呢？？？

ivorsyd

原帖由 mlstring 于 2012-2-14 22:47 发表
所以，很难理解为毛现代人还要把马卦旗袍当国服。。。汉民族自己的服装呢？？？

因为满屏幕的辫子戏，尽眼的遗老遗少
提着鸟笼在胡同吹自己是哪个旗的牛b

ztuibe

好文。。顶下。本人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老衲

原帖由 mlstring 于 2012-2-14 22:47 发表
所以，很难理解为毛现代人还要把马卦旗袍当国服。。。汉民族自己的服装呢？？？

政治上的东西太高深，我们有时难以理解。
个人理解，一个人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就失去继承先父遗产的合法性，国家应该也是如此。

kimi

原帖由 大成若缺 于 2012-2-14 16:17 发表
写的不错。有两点我不敢苟同。要单是从军事战绩上来说，秦汉的军队就比明朝的强。秦在国内横扫六合，统一中原。对外北击匈奴，南至岭南基本上没有败绩。汉家铁骑至西汉刘彻那会儿荡平漠北，征服西域。即使隋唐鼎盛时期的军力 ...

隋朝的陆军是很强悍的，但辉煌的时间太短了。

ioovy

其实明朝的灭亡完全是天意，干旱，水灾，难民，战争不断。
不过明朝的后期也非常的混乱，宦官当道，党政不断。

ivorsyd

原帖由 kimi 于 2012-2-15 12:30 发表

隋朝的陆军是很强悍的，但辉煌的时间太短了。

基本上唐朝辉煌的基础是隋奠定的
历史上的科举和三省六部制也是隋文帝创建的
隋朝短期衰弱的原因和巧合太多了
百家讲坛有专门几期就是介绍这个短命王朝

mlstring

其实应该这样子说，隋朝唐朝的基础是西魏宇文泰和北周宇文邕打下来滴。。。不管怎么讲，隋唐强悍的军力的基础便由宇文泰创下的府兵制以至强势的关陇门阀的关陇本位制。。。杨坚确实捡了个现成的大便宜，宇文邕实在是太短命了点。这个倒是让人想起了后来后周的周世宗柴荣，两个人都辛苦了半天，却都让旁人捡了便宜，当然捡柴荣便宜滴便是大名鼎鼎滴宋太祖趙匡胤同学啦。。。

隋文帝为人怎么样嘛。。。这个有争议。。。不过著名滴名相房玄龄不太看好他，在隋时便说了些大逆不道滴话。。。不过也可能理解为后来以谨小慎微滴左仆射房乔同学那时还处于奋青时期。。。

“隋帝盗有天下，不为后嗣长计，混淆嫡庶，使相倾夺。今虽清平，其亡可翅足而待。”这话是跟房老爹房彦谦说滴。。。真够狠。。。

“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远大之略。今虽少安，吾忧其危乱矣。”这句是说给友人李少适滴。。。

mlstring

唐末同样也是宦官擅权--自唐宪宗李纯之后唐帝的继任基本是由宦官们操控滴。唐文宗李昂奋力一搏的甘露之变又以失败告终。宦官又借此机会大肆屠杀朝官，唐朝便在唐文宗时期转入没落滴。同样唐末朋党也不差--李党牛党之争。。。当然唐代最大的结症是藩镇，这个明朝便是没有。。。

kimi

原帖由 ivorsyd 于 2012-2-15 16:41 发表


基本上唐朝辉煌的基础是隋奠定的
历史上的科举和三省六部制也是隋文帝创建的
隋朝短期衰弱的原因和巧合太多了
百家讲坛有专门几期就是介绍这个短命王朝

关于科举的创始人，普遍的说法是杨坚，但也有专家认为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
包括前面有同学提到差点兼并朝鲜的也是这个“六短之君”。

sidney

先把中国的定义是啥搞清楚再讨论各个朝代不迟。。

toolaa

明朝灭亡可不是天意，主要是朱家子子孙孙太多，跟他们有裙带关系的更多得不得了，土地兼并太严重，搞得太多人没法活，只能造反。另一个原因也是明武官地位太低，很多时候打仗都是文官统帅，太监监军，除了真的有文武双全的，要不根本就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明军事真正强也只是初期，土木堡之变后就一落千丈了。不过有骨气倒是真的，至少还有“天子御国门”的口号。

shellte

原帖由 toolaa 于 2012-2-16 06:50 发表
明朝灭亡可不是天意，主要是朱家子子孙孙太多，跟他们有裙带关系的更多得不得了，土地兼并太严重，搞得太多人没法活，只能造反。另一个原因也是明武官地位太低，很多时候打仗都是文官统帅，太监监军，除了真的有文武双全的，要不根本就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明军事真正强也只是初期，土木堡之变后就一落千丈了。不过有骨气倒是真的，至少还有“天子御国门”的口号。

同意。在后期对后金转入战略防守的时候，已经说明明朝的军事能力衰退的利害，否则以后金这种类似以前蒙古的那种游牧民族，在明朝早期那是一打一个准啊。不过当时明朝其实内部问题很多，各种势力互相制衡，军事自然就衰退了。

上书房行走

原帖由 大成若缺 于 2012-2-14 16:17 发表
写的不错。有两点我不敢苟同。要单是从军事战绩上来说，秦汉的军队就比明朝的强。秦在国内横扫六合，统一中原。对外北击匈奴，南至岭南基本上没有败绩。汉家铁骑至西汉刘彻那会儿荡平漠北，征服西域。即使隋唐鼎盛时期的军力 ...

从朝代来比 似乎不公平. 毕竟游牧民族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刚开始秦朝的敌人可能比较弱.

最近看到有讨论秦朝的军事动员能力，似乎确实比宋朝要强很多.是一种举国皆兵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