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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为什么印度从全球中产阶层版图上“淡出”了？
1980年时，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中产阶层”里几乎都没什么存在感。
这里说的全球中产，是指收入既不在本国收入分布的后50%，也不属于全球最高10%的人。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两国都变了，但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
如今中国在较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占了不小份额，而印度在相对意义上却像是慢慢“淡出”。
这个结论藏在《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的年度报告里，乍看很让人困惑。毕竟，全球只有两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都被认为在苏联解体后通过拥抱资本主义、开放经济而获得了发展：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印度成了“世界后台”。那为什么两国普通人的结果会差这么多？
要解开这个谜，先从不在中产的印度人说起。金字塔顶端是孟买的马塞勒斯投资管理公司（Marcellus Investment Managers）称为“章鱼阶层”（Octopus Class）的一群人：大约100万超级富豪，他们的富裕程度和可支配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个小圈子靠金融市场高回报赚得盆满钵满，也通过当企业高管、银行家、律师等顶级专业人士，为彼此以及全球富裕客户服务而变得更富。
但金字塔底部则拥挤不堪，尤其是疫情之后，有8亿人靠政府免费发放的粮食维生，而且至今仍然如此。
在中国和印度，农业里的富余劳动力都按“教科书式的发展路径”流向工业化、城市化，并推动中产形成。但不同在于：中国年轻人不分男女大量进城；而在印度，主要是男性进城，许多无地农户家庭的女性只在砖窑和工地做季节性工作，其它人多留在乡村。这让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里女性劳动参与率最差的国家之一。
疫情后这一比例开始上升，但更多来自务农和自雇的增加，而这些工作收入不高。
与此同时，进城男性的机会还受到“种姓”限制。种姓是一种按出生决定的社会身份，是南亚特有现象。近年来底层向上流动有所改善，但仍被严重束缚。过去歧视群体还能在政府岗位中通过“平权措施”获得机会，但如今体制内工作越来越少。于是很多男性工人像父辈一样，仍困在低效率、低收入的工作里，比如保安、司机、园丁和杂工。
这些结论多来自班加罗尔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巴索莱（Amit Basole）团队的《印度劳动状况2023》（State of Working India 2023）报告（新版预计2026年发布）。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印度错过了本应出现的劳动力转移：
从自给式职业转向更有利润、更有效率的活动。结果是，四分之三的非农就业仍被困在非正规部门。
中产发育不良，很可能就是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直接后果。印度处在顶端的人并不把庞大底层当成有意义的消费市场，除了水电等公共服务、肥皂、短视频和个人贷款。处在底部的人又缺乏教育和技能，无法为国内外富裕群体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经济快速数字化后，需要年轻的内部流动人口去做零工，比如“10分钟送达”的快送配送。这并不是通往中产的跳板，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几乎就是全部机会。
《世界不平等报告》还指出，多读一年书带来的回报，在印度不仅低于中国，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社会顶层的流动性在全球范围都有限。今天中国精英中不少人，是1949年革命时期显赫人物的后代。印度的商业大亨，则多是1947年前英国殖民统治下繁荣的商人利益集团的延续。他们更看重短期回报。
相比中国同类人群更激进地投资科技，印度精英最“拿得出手”的制造业扩张思路，竟是游说放松劳工法，好让他们能压榨出12小时工作制。
印度最富的1%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40%。但Z世代的亿万富翁对做生意兴趣不大，更愿意把财富放进家族办公室，而不是创办新企业。在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的“苏式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祖辈为牌照奔走；如今，他们的父辈更多是在争抢有利政策，并与私人信贷机构讨价还价做再融资。
归根结底：印度被金融收益“宠坏”、缺乏雄心的精英阶层，加上受教育不足、又被种姓与性别不平等拖住的工人阶层，一起卡住了印度出现更大规模“全球中产”的道路。
而能填补这个缺口的社会变革，短期内也看不到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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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 ... ?srnd=homepage-asia
December 19, 2025 at 7:00 AM GMT+11
By Andy Mukherj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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